王汎森先生對於西方的學問，還是皮毛，讀者可試試Wikipedia 的 prosopography 詞條：prosopographically 。Personal Knowledge 講的是認識論.....
我那本很不成熟的英文書《傅斯年》，當年有一個閱讀評論說，傅斯年使他想起1940年代的路易斯•納米爾(Lewis Namier)在英國提出的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趙尋注：原句應為“taking ideas out of history”，“把心性從歷史拿走”作為傅斯年的理解固然不錯，但Namier的意思是排除歷史中的“觀念”影響以作客觀研究。)。納米爾活著的時候，是英國最有名的史學家之一，提倡群體學(Prosopographical Study)的研究，就是把大群人、上億人做群體學的研究。這個字是非常難懂的，我也是看Lawrence Stone(勞倫斯•斯通)的文章才知道，這是文藝復興的一個字，後來被Lewis Namier和Lawrence Stone復活了的一種Prosopographical Study(人學研究)、一種群體學。所以，他認為個人、尤其個人的內在世界對歷史研究是不好的，所以要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從歷史中拿掉)。
當然，傅斯年不是那麼簡單，他也不像納米爾那麼極端。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以解決問題為本位的史學，個人是它研究的範圍，但並不是它最終研究的主體。它不像傳統史學那樣，一切以人或是一切以書為本體——不是研究一本《史記》或者《戰國策》，它是以問題為本位。胡適在他的《胡適文存》的序裡面說，有人認為我不太重視個人——傳統派史學就覺得他研究問題、做歷史考證的時候，不重視個人，但他覺得不是，他說，只要你們看看看《胡適文存》裡面的文章，我是多麼重視個人。有這一句辯解，就說明當時傳統史學派，覺得他太問題取向了，好像把人丟掉了。後來翦伯讚也批評胡適，然而是從另一個角度——太重視個人。歷史是由無名群眾所形成的，怎麼會像你講的，個人有這麼大作用呢?所以，這裡面就可以看出史學觀念的更迭。
有一對波拉尼堂兄弟，他的堂弟Michael Polanyi由物理化學家而成為哲學家，寫過一本Personal Knowledge(《個人的知識》)。我個人認為，他是在講知識裡面有一種個性化或個人化的知識。
他的堂兄弟Karl Polanyi(卡爾·波蘭尼)寫了一本書叫《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巨變》，我想各位有沒有讀過?他認為，好像18世紀歐洲有一個市場的革命、市場機能、市場形式散佈到各個領域裡，形成一個巨大改變。布羅代爾說，沒有這個東西，人沒有這麼大力量可以一下子造成一個市場。上次我們提到韋伯的《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布羅代爾完全反對，他認為沒有這個東西。好像人可以造成一個資本主義，因為基督新教然後配合什麼什麼，從而形成一個資本主義，他認為沒有這些東西。他認為，這些形式本來都存在，只是它什麼時候成為一個dominant決定性的，什麼時候還是邊緣。他還是長時段的這個看法。他認為，歷史上的個人，沒有像《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講的那樣，沒有那些新教徒如何能夠改變人類這種模式。布羅代爾認為，人是歷史的囚徒，人有作用，但是人是有限的，這些是泡沫。----王汎森 | 反思二十世紀史學研究中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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