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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對歷史學家而言，尤其是研究近代史的學者，是否會有一種社會責任感？
蘇成捷：我覺得是這樣。我研究歷史，同時也關心當今中國的發展。不過你如果問我面對諸如婦女自殺、歧視女性、性別失衡等問題時該怎麼辦，我不知道。但我認為，決策者至少應該了解歷史，盡可能多地探尋一個問題的社會根源。理解歷史對理解現實至關重要。中國不乏聰明、有責任感的決策者，但他們也許不知道，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已經有歷史的參照，而對歷史的深入了解一定會有助於決策。
我曾經接觸過中國一些人口與健康方面的研究人員。中國婦女自殺率一直是個大問題：中國婦女人數約佔全世界婦女人數的五分之一，但中國自殺婦女的人數卻佔世界自殺婦女人數的一半。中國是少數婦女自殺人數超過男性的國家之一。為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來改善這個狀況？這不是一個容易得到的答案。但其實這是中國由來已久的問題，通過考察中國近代歷史，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線索。
拿法律體係來說，中國現在有很多關於法制改革的討論。這其中死刑改革是一個沉重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其實，清代在死刑制度上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比如，它有很完善的上訴、複審制度，每個重大案件都要經過從地方衙門到中央政府的多次審理和判決，當然最後還要由皇帝審查。在清代要判死刑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中國近現代的法律體系基本上是沿襲蘇聯，現在蘇聯解體了，大家更多轉向歐美國家，希望能有所借鑒。在我看來，中國大可不必跟從西方，中國自己的法制傳統中就有很多可供參考的地方。在18世紀，清朝在明律的基礎上發展出非常完備的律令和法制體系，它對證據的重視和案件審理程序的嚴謹，在當時世界上都是非常先進的。事實上，從明代以來到清代、到民國時期，中國的法制體系和司法程序都很經典，它從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社會形態發展而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法制傳統。
蘇成捷：除了美食之外，中國文學也和歷史一樣吸引我。《水滸》和《金瓶梅》都是我很喜歡的作品。尤其是《金瓶梅》，它是一個社會新貴走向腐敗、頹廢、消亡的故事，同時也是關於明朝整個社會分崩離析的寓言。閱讀這部作品，總是不斷地為其中包含的社會生活的廣闊、豐富性和力量感到震驚。《紅樓夢》對我就沒有這種吸引力。不過，我的確做過關於《紅樓夢》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其在清朝本是列為“淫書”，後來因為魯迅、胡適為其正名，才成為古典小說經典的這段歷史。可能有些紅迷都不太清楚這些歷史。中國很多其他經典，例如《牡丹亭》、《西廂記》等都有類似的經歷。所以，文學作為歷史也是很有意思的課題。現在也有很多學者通過文學作品來考察當時的社會生活和風俗人情。但對我來說，文學作品畢竟是社會精英階層寫給精英階層看的文字，離佔社會更多數的普通平民的生活還很遠，所以我寧願從歷史保存下來的原始資料來解讀過去。文學更注重語言修辭和文本，歷史則是努力通過證據來接近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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