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作者：[胡適]
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裏支撐門面。古學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所以有許多老輩遂說，“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
在這個悲觀呼聲裏，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有些人還以為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他們至今還在那裏抗拒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為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至於那些靜坐扶乩，逃向迷信裏去自尋安慰的，更不用說了。
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為，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國學還是淪亡了更好！
我們平心靜氣地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我們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無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自從`?，這三百年，誠然可算是古學昌明時代。總括這三百年的成績，可分這些方面：
（一）整理古書。在這方面，又可分三門。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訓詁；第三，真偽的考訂。考訂真偽一層，乾嘉的大師（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但方法還不很精密，考訂的範圍也不大。因此，這一方面的整理，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與訓詁兩方面的成績實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都有相當的成績。重要的古書，經過這許多大師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們試拿明刻本的《墨子》來比孫詒讓的《墨子閑詁》，或拿二徐的《說文》來比清儒的各種《說文》注，就可以量度這幾百年整理古書的成績了。
（二）發現古書。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為古學復興時期，不單因為訓詁校勘的發達，還因為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書局，都提倡刻書。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來的影印本。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著不少的詞集；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卻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翻刻古書孤本之外，還有輯佚書一項，如《古經解鉤沉》、《小學鉤沉》、《玉函山房輯佚書》和《四庫全書》裏那幾百種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
（三）發現古物。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風氣所被，遂使古物的發現，記載，收藏，都成了時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之類；雖缺乏系統的整理，材料確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捨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功。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裏去。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卻回到兩漢的“道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禮》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曾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章學誠生當乾隆盛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00），大聲疾呼的警告當日的學術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他又說：
“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與汪輝祖書》）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只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偽《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啟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彌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資料。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從《禮記》裏抬出來，尊為《四書》之一，推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卻不知道近視而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資料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著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著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裏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只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鑒于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1）擴大研究的範圍。（2）注意系統的整理。（3）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
（一）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為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基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裏，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二）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部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消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劃，每部的字也依筆劃），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仇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幾席之間，非校仇之良法歟？（《校仇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于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抄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為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少數有天才而又有閒空工夫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若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人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帳式的整理。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帳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帳的必要。學術上結帳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裏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帳是（1）結束從前的成績，（2）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長增高的。古代結帳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注疏》，如朱熹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帳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帳，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說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嘆”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匯纂”，便又可以明白結帳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為二千年的《詩經》爛帳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為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帳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歎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為，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帳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帳。《詩經》的總帳裏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樅、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帳。
（B）古韻的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帳。
（C）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帳。
（D）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姚際恒，崔 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迷的帳。
有了這一本總帳，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帳裏未曾解決的懸帳：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閑詁》、《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帳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帳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專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帳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民族史
（二）語言文字史
（三）經濟史
（四）政治史
（五）國際交通史
（六）思想學術史
（七）宗教史
（八）文藝史
（九）風俗史
（十）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三）怎樣“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呢？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余，墨家的“鉅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於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元（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 Karlgren，如 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裏，朝鮮語裏，安南語裏，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裏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瞭解中國禦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瞭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裏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系辭傳》裏“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裏“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斯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的。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鑒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采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返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署國學研究的資料。
第三， 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1923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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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著漓江出版社. “胡適中國研究小叢書”包括《說儒》《禪宗是什麼》《中國中古思想小史》三本﹐是胡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成果。
《說儒》一書包括《說儒》和三短篇. 定價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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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一篇移到此文可以更了解此主題在胡適之先生的學術歷程......
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
胡適 研究國故的方法
(--------選自「東方雜誌」第18卷第16期（1921年8月25日上海出版）。這事在南京大學的演說詞，由枕薪記錄。又收入「國文學會叢刊」第1卷第1期及范壽康編「我們怎樣讀書」（1931年6月上海開明書店版）。
在胡適日記 1921.7.31 附此文—發表在8月4日《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並有附”此記多誤，不及改，適” 。修改稿見1922年11月《國文學會叢刊》第1卷第1期。換句話說，下文不理想，待抽換。)
研
究國故，在現時確有這個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對於中國本來的文化和學術，都缺乏研究的興趣。講到研究國故的人，真的很少，這原也怪不得他們，實有以下兩種
原因：（一）古今比較起來，舊有的東西就很易出現破綻。在中國科學一方面，當然是不足道的。就算（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覺（得）淺薄的很，這樣當然不能引
起青年們底研究興趣了。（二）中國的國故書籍，實在太沒系統了。歷史書一本有系統的也找不到，哲學也是如此，就（算）是文學（這）一方面，「詩經」總算是
世界文學上的寶貝。但假使我們去研究「詩經」竟沒有一本書能供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的。原來中國底書籍，都是為學者而設，非為普通人一般人底研究而作的。所
以青年們要研究，也就無從研究起。我很望諸君對於國故，有些研究的興趣，來下一番真實的工夫，使它成為有系統的。對於國故，亟應起來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
的興趣，並能使有研究興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國故」底名詞，比「國粹」好的多。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後，這「國故」底名詞於是成立。如果講是「國粹」，就有人講是「國渣」，「國故」（national
past）這個名詞是中立的。我們要明瞭現社會底情況，就得去研究國故。古人講，知道過去才能知道現在。國故專講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種方法：
（一）歷史的觀念：現在一般青年，所以對於國故沒有研究興趣的緣故，就是沒有歷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他作歷史看。清乾隆（1736～1795）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來說：「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本了歷史的觀念，就不油然而然的生出興趣了。如道家煉丹修命，卻是很荒謬的，不值識者一笑。但本了歷史的觀念，看看他究竟荒謬到什麼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舊書當作歷史看，知它好到什麼地步，或是壞到什麼地步，這是研究國故方法的起點，是「開宗明義」第一章。
（二）
疑古的態度：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譬如「書經」，有「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之別。有人說，「古文尚書」是假
的，「今文尚書」有一部份是真的，餘外一部份，到了清時，才有人把他證明是假的。但是現在學校裡邊，並沒把假的刪去，仍舊讀他全書，這事我們應該懷疑的。
至於「詩經」，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刪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關雎」這一首詩，孔子把他列在第一首，這首詩是很好的。內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
伊做妻子，但這事不易辦到，於是男子「寤寐求之」，連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呢！這能表現一種很好的愛情，是一首愛情的相思詩。後人
誤會，生了許多誤解，竟牽到旁的問題上去。所以疑古的態度有兩方面好講：（1）疑古書的真偽。（2）
疑真書被那山東老學究弄偽的地方。我們疑古底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錯了，亦沒有什麼要緊。我們知道，那一個科學家是沒有錯誤的。假使信而錯，那就上
當不淺了！自己固然一昧迷信，情願做古人底奴隸，但是還要引龐仁義入於迷途呢！我們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就要懷疑，庶能不上老當呢！如中國底歷史，從盤古氏
一直相傳下來，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來很是可信。但是我們要懷疑，這怎樣來的呢？根據什麼呢？我們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究其來源怎
樣，要知道這年月的計算，有的是從偽書來的，大部分還是宋朝一個算命先生，用算盤打出來的呢。這那能信呢！我們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
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後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貢」這一章書，一般學者都承認是可靠的。據我用歷史的眼光看來，也是不可靠的，
我敢斷定它是偽的。在夏禹時，中國難道竟有這般大的土地麼？四部書裡編的經、史、子三種，大都是不可靠的。我們總要有疑古的態度才好！
（三）
系統的研究：古時的書籍，沒有一部書是「著」的。中國底書籍雖多，但有系統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們研究無論什麼書籍，都宜要尋出他底脈絡，研究他的系
統。所以我們無論研究什麼東西，就須從歷史方面著手。要研究文學和哲學，就得先研究文學史和哲學史。政治亦然。研究社會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尋
出因果的關係，前後的關鍵，要從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等等裡邊，去尋出系統來。
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進步，這話荒謬的很，足妨害我們研究的興趣。更有一外國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說中國自從唐代以後，就沒有進步了，這也不對。我們定要去打破這種思想的。總之，我們是要從從前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裡邊，以客觀的態度，去尋出系統來的。
（四）整理：整理國故，能使後人研究起來，不感受痛苦。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兩方面講：
（1）
形式方面：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
（2）
內容方面：加上新的註解，折中舊有的註解，並且將上新的序跋和考正，還要講名書底歷史和價值。
我們研究國故，非但為學識起見，並為諸君起見，更為諸君的兄弟姊妹起見。國故底研究，於教育上實有很大的需要。我們雖不能做創造者，我們亦當做運輸人--------這是我們底責任，這種人是不可少的。
*****
“整理國故”是民國八年（1919年）五月《新潮》雜誌針對國故、國粹研究提出的主張。其後經胡適提到“新思潮的意義的高度”作為對待處理傳統學術思想的態度方針。由此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規模較大的“整理國故運動”。
胡適在1919年7月就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1923年
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他更系統的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胡適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
度’。”“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也就是尼采所說的“重新評價一切價值”。他認為，這種“評判的態度”主要是對制度風
俗、聖賢遺訓和社會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這三方面作以理性為標準的重新評估。這三方面的重新評估，與中國舊有的學術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我們對於
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這三項中，“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
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
個真價值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不講究學術淵源和思想的前因後果，“大
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有種種武斷的成見”和“可笑的迷信”。針對這些，他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四個具體步驟：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
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
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綱領
對
於“保存國粹”的主張，胡適作出激烈批評：“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
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幾年後他寫道：“中國的一切過去
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
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
這
些可說是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本意，也可說是“整理國故”的綱領。亦即要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這一思
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卻意在創新，相當平穩。因此，人們不應指責這是復古、守舊，是對新文化運動的背叛；更不應以“全盤、激烈、徹底反傳統”
的“文化激進主義”來批評胡適。
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
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胡適還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
一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突破傳統樸學僅把義理之辨的儒學經典作為研究對像的狹窄範圍，將一直被視為不入流的古代各類稗官野史、街談巷議、“三教九流”與這些經典一樣作為歷史研究的物件，這就使研究物件極大地豐富，並且必然填補許多研究的空白。
二
是“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具體提出“索引式整理”、“結賬式整理”和“專史式的整理”。這種專史研究又細分為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
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和制度史這十個方面。也只有分專史研究，國學研究才能深入。
三是“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即要借鑒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則，許多問題就無法解決。- 胡適講國學--新編胡適文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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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條評論) - 胡適著/2012-08-01/ 文化藝術出版社
- 《胡適講國學》為“新編胡適文叢”之一，以全新的編排體例，讓人們得以通過與以往不同的角度解讀胡適。 收錄了胡適對於國學的經典文章，勾勒出胡適在這個領域中開創性的面貌。 這些文章縱橫捭闔，深入淺出，
【本書目錄】
新思潮的意義——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論國故學——答毛子水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
“研究國故”的方法
再談談“整理國故”
古史討論的讀后感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中國思想史綱要
《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
先秦名學史（節選）
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
諸子不出王官論
說儒
孔子——應運而生的圣者及其偉大貢獻
論孔老關系及老子是真正的儒
論墨學
漢初儒道之爭
井田辨
書院制史略
論《春秋》答錢玄同
讀《呂氏春秋》
淮南王和他的著書
讀《北史》雜記
司馬遷替商人辯護
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爭自由的名言
記李覯的學說——一個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顧炎武——反理學的思想家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
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擬“整理國故”計劃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
編后記
- 胡適論名著
作者：胡適 著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ISBN：7503953802/9787503953804
出版時間：2012-7-1
叢編項：新編胡適文叢
主題項：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其他國學啟蒙讀物
更多同類圖書：人文社科»歷史»風俗習慣 - 胡適談世相
作者：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ISBN：7503953810/9787503953811
出版時間：無。
叢編項：新編胡適文叢
主題項：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其他國學啟蒙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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