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序
千家駒教授是當今大陸上數一數二的老牌經濟學權威，也是30年代"文運""學運"時代為那時青年馬首是瞻的"老北大"--胡適的學生。1981年夏季，我返鄉葬母，順便應約在蕪湖的安徽師範大學講演，那時赤日炎炎，校方用四架大電扇向我直吹，仍是汗下如雨，當時大禮堂講台之下則擠得水洩不通，熾熱之情，更難忍受。看到當時聽眾的熱情，又想到"大躍進"時，我們安徽的"貧下中農"餓死，兒時農村夥伴幾乎死亡殆盡，一時悲從心中起，乃提出大膽的批評，說得我自己也聲淚俱下。好在天氣太熱，用手帕在臉上擦個不停，別人看來也不知道是汗是淚。講演既畢，聽眾學生對我起立歡呼，久久不停。講後心情稍安定，深覺情緒過分激動，可能使居停主人和招待我的朋友們為難。當我向他們提出歉意時，孰知安徽師大的朋友們頗為開朗，說我雖然情緒激動，內容倒並不"過火"，原因是前不久千家駒教授曾來講演，也是對經濟工作上的錯誤的批評--內容和我講的"大致差不多"。這一消息，當時對我倒是個不小的震撼--大陸上竟有如此教授，敢講我這個華僑所敢講的話！千家駒教授我在大學時代便心儀已久，但對他老人家脫帽致敬，這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這樣的老知識分子"有種"！今年4月中，李又寧教授打電話給我說，千家駒教授抵紐約訪問，並指名要約我碰碰頭。我想與又寧聯合做東，請他伉儷午餐，而又寧不許--她堅持"獨請" ，不過她倒要我開車去接他們一下。我因為知道千君是胡適之先生的得意門生之一，所以就順便帶一本拙著《胡適雜憶》請他指教。千公伉儷訪紐時間短促，我們都忙亂不堪，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共同時間向他再次請益了。孰知別後踰月，忽然收到千教授自東京寄來的長函。讀之大喜過望，讀後等不及吃午餐便執筆寫此短序；也來不及向千先生寫信請示，便把他的長函寄給新聞出版界的朋友們發表了。這點我得向千教授道個歉。千教授這位胡適的"大門生"（一個老"猶大"），在這封信對我這個胡適的"小門生"實有無限的啟發，也證實我對胡先生很多點重要的看法。
人無十全，樹無九枝，胡適之先生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再者，人心之不同、人識之不同，亦各如其面，張三說美，李四則不一定也認為是美。30年代中的青年，對"胡適"的看法已是"兩極分化"。當時的左翼青年如千家駒者，便認為胡適"臭名昭彰"--原因是：胡適對社會的觀察不夠深刻，對社會的實況不了解，他就無法使青年思想從"左"變"右" 。但是胡適是歷史中人，而歷史卻不是只局促於二三十年的社會現象。起胡適、魯迅等於地下，讓他們在80年代再開個社會現象辯論會，其結論又何於歟？這就不是三兩萬字所能說得清的了。這是學術界、思想界的大事，同蘇雪林教授、胡頌平先生等哪能說得清呢！
不管我們這些"胡適的學生"對我們共同的老師的看法是怎樣的不同，但是我們都有個共同的結論：適之先生為人之高風亮節，對學術研究之忠貞不貳和尊重，對門生後輩之愛護提挈，看看千家駒這位胡學"叛徒" 這封信--山高水長，這樣的學者老師，中國歷史上究有幾人！？1985年5月17日下午1時唐德剛附志於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辦公室
千家駒函
德剛先生： 紐約一聚，快慰平生，惜以時間短促，未能暢所欲言。拜讀尊著《胡適雜憶》，對胡先生的評論，可謂入木三分。胡先生是個書生、學者，但非政治家，更不是政客。我對胡先生的了解，自然沒有您那麼深刻。但胡之於我，卻有知遇之恩，使我終身難忘。1932年，我將在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我在學生時代，就在一些當時二三流的刊物上寫點文章，以騙取一點稿費。一次我寫了一篇題目為"抵制日貨之史的考察並論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文章，發表在某一刊物上，大意是說，從海關報告冊上考察，大凡抵制日貨的第二年或第三年（當時因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經常發生抵制日貨的群眾性運動），日貨輸入反而激增，這不能怪中國國民的"五分鐘熱度"，實因中國工業不發達；所以根本之圖，應該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使中國工業化云云。主辦這個刊物的是一個姓凌的小政客。有一次，胡先生剛好在去南京途中與凌某同坐一個車廂，胡無意中讀到我的文章，他就問凌某："千××是誰的筆名？"凌答："這不是筆名，他本姓千。"胡又問："千在哪兒工作？"凌答："千是北大學生，還沒有在大學畢業。" 胡大為驚訝，認為一個大學生有這般水平，實在了不起，他回北平後一定要找我。後胡回到北平，與吳晗談起（吳是胡的高足），吳晗是我同鄉、同學，又同年，與我為莫逆之交。吳就介紹我去見胡適。胡問我畢業後準備去哪里工作，我說，我工作還沒有著落呢！胡自告奮勇，主動介紹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社會調查所是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陶孟和氏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他對胡一向尊重，經胡一介紹，當然就成功了。但後來陶孟和一打聽，我是北大學生會的一個頭頭，是北大著名的搗亂分子，可能是共產黨。陶先生便躊躇起來了，他又去問胡適，胡回答說："搗亂與做研究工作是兩碼事，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況且一個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經胡這麼一說，陶無話可說，於是我的工作便定下來了。可見胡是明知道我的政治立場而堅決介紹我進研究所的。
後來他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駁斥"畢業即失業" 之說，認為一個人只要有本領，大學畢業絕不會失業，並舉兩例來證明：一是某人大學未畢業即被一研究所定去；一是某人大學未畢業就有兩個大學搶著要。前例指我，後例指吳晗，雖未指名，實則影射我和吳晗，人皆知之。這就未免以偏概全，以個別事例否定整個社會現象，胡氏這種邏輯，是為我所不能同意的。我進社會調查所後，我建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以翻譯世界名著為務）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當時--1933年--中國尚無《資本論》譯本，不但沒有全譯本，節譯本亦沒有）。胡亦同意，並由吳半農譯第一卷，我譯第二卷，均由英譯本轉譯，譯好再互相校對。吳譯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譯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因編譯委員會與商務印書館訂有統一合同，所有譯書均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們擬分卷出版。哪知譯稿交去後，商務印書館老闆王雲五怕國民政府禁止，吳譯稿已印就而不敢發售，我的譯稿已校對清樣而未予付印。現在吳譯本存在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圖書館，已成海內孤本，鮮為世人所知，僅於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時，將我寫在吳譯前面"校對者的話"複印幾份，分送有關方面。1934年，胡又主動介紹我去北京大學任兼任講師，當時北大經濟系主任趙乃搏認為我在北大畢業不過兩年，怕我"下不了台"，而且趙也嫌我思想"左" 傾，不肯同意。
為此我寫信給胡，對此事大發一頓牢騷（原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此書已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但由於胡適的堅持，趙終於讓步，我在1935年還是當了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兼任講師，離我北大畢業不滿三年，所教的是經濟系四年級的學生，均為我的老同學。我去北大教書一事，並非出於我的要求，乃胡主動向北大蔣夢麟校長提出，其中經過都是陶孟和先生轉告我的。以上經過說明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立場上我們是不同的，我堅決反對國民黨，但他並不以此而歧視我，而且處處提拔我、幫我的忙；他從沒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強加於我或企圖影響我，而處處表現出一種寬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謂"恕道"，這也許就是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作風"吧！這種"民主作風"是目前台灣或大陸所最缺少的。胡先生當時雖名滿天下，但他一點不擺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我與前妻楊梨音女士結婚，是由胡先生證婚的，時間是在1936年1月1日，他拿出一本《鴛鴦譜》來，要我們夫婦在上面簽名，據說最早簽名的是趙元任夫婦。在舉行婚禮時，他致辭和我開玩笑說："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搗亂頭兒，但看今天的婚禮卻一點革命氣息都沒有，大概從今起千家駒已變成楊家駒了。" 胡先生在北平辦《獨立評論》時，他向我約稿，我給他寫過兩篇稿子，署名為"一之"。當時在《獨立評論》上撰稿的多為名流學者，如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等，在該刊上發表文章，頗有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之感。但我不願署真名，因為胡先生在進步青年中是"臭名昭彰"的（所謂"譽滿天下，毀滿天下"）。胡明知我不願署真名之故，卻絕不強我之所難，對我的稿子，他也不改動一字，表示"文責自負"。這種精神，我認為也是應該提倡的。以上關於我和胡先生交往的詳細經過，我從沒有公開披露過；因為在解放以前，如談這些，在一部分人看來，不免有" 我的朋友胡適之"之嫌；在進步青年看來，則未免思想不夠"進步"。解放以後，全國掀起批胡運動，我如果把這些發表出來，則我自己亦難免挨批挨鬥；如我把胡臭罵一通，又難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緘其口，因此在數百萬字批胡論文中，你們找不到我的片言隻字。 今天，由於讀了尊著，才引起我的往事回憶，把這些詳詳細細告訴您，希望您作為一種史料保存下來。自然，我對於尊著對胡的一些過高的評價是不敢茍同的。胡在中國文化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此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殺的，但所謂"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之說，則似過於誇大。依我之見，胡適之洞察力，其深刻度遠不能與魯迅比。魯迅觀察問題之深刻，在現代文人中罕有其匹，胡則受杜威實驗主義哲學影響，難免流於浮淺。茲舉一例來說明：1931年，我在北大學生會主編一 張周刊，叫《北大新聞》，登了一篇文章（未署名），說法西斯主義就是"獨裁"。胡先生看後在《獨立評論》上寫了一篇文章詳細考據了法西斯主義發源於意大利棒喝團，引經據典，謂法西斯主義與獨裁為風馬牛不相及，而譏北大學生"淺薄無知"（大意）。現在看來，究竟是胡適"淺薄"呢，還是北大學生"淺薄"呢？當然，魯迅與胡適各有千秋，見仁見智，不必強同。拙論僅供參考而已。 我於離開紐約後，即去芝加哥、舊金山、休斯敦等地參觀訪問，於4月30日離開舊金山返國，途經東京，因東京有學術團體邀我講學，兼之小女在東京工作，故擬在東京稍作停留，可能要在7月以後回國。 交淺言深，不當之處，幸希教之！（此函請轉李又寧教授一閱）
順頌教安！
千家駒
5月11日
千家駒簡介
千家駒，清宣統元年（1909）生於浙江省武義縣，家境不裕，十二歲 金華第七中學，與吳晗（辰伯，清華畢業，史學家，曾任中共要職，後為"四人幫" 迫害致死）同班同鄉且屬同庚，此後結成莫逆之交。一年後轉入師範就讀。1926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1932年夏畢業。家駒讀書時即在報刊撰文，所撰《抵制日貨之史的考察並論中國工業化問題》一文，為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所激賞，經吳晗介紹相識，此後受知於胡氏，介紹家駒至陶孟和主持之社會調查所工作。1933年夏派赴廣西調查經濟，結識桂省政界、學界重要人士，為其後任教廣西大學及任桂省公職之重要原因。1934年兼任北大講師，講授"中國近代財政問題"。1936年社會調查所與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併，隨同遷往南京，此時曾被邀為馮玉祥講課數月。家駒在南京因參加"救國會"活動，引起政府注意，後避居青島，旋轉往廣西大學任教。1940年西大當局及教育部認為家駒有共黨嫌疑並做反政府宣傳而解聘。中山大學曾聘其為經濟系主任，未到校即發生"皖南事變"，家駒不得已走香港，直至港九淪陷，始再回桂林，初以賣文為生，後一度任黃姚（廣西昭平縣屬市鎮）中學校長。家駒畢生從事財經問題研究，曾主編期刊多種，專門著作達十數種之多，為當時著名經濟學家。抗戰勝利後，家駒在香港正式參加"民主同盟"實際工作，任"民盟南方總支部"秘書主任。1948年北上投靠中共政權，參加政協籌備會，並出席第一次大會。先後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及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等職。家駒雖在大學時代即醉心馬克思主義，並曾譯《資本論》，對中共政權成立也立過不少"汗馬功勞"，但"文化大革命"期間竟不能免於被批鬥的命運。據家駒自述： "文化大革命"後，我靠邊站了，去五七幹校勞改三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叛徒"、"反動學術權威"，挨了群眾的批鬥。他們認為我的著作都是"放毒" ，我氣憤之餘，就把我全部著作燒掉，有的當廢紙賣掉。因此我現在手頭連一本我自己的著作也沒有，上述我所列的書名（略）是憑記憶的，錯誤與遺漏在所難免。在解放以後，我還和範文瀾、陳翰笙同志"以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的名義主編過《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一套叢書，材料來源主要是海關所存的英文檔案，已出版了十多種（中華書局出版）。這些材料是極有價值的，因為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一職由帝國主義的洋人擔任，我國關稅收入佔全國收入百分之三四十左右，總稅務司控制中國的財政、金融、貿易，操縱中國的政治，有太上財政總長之稱。這些檔案都是第一手資料，這是首次發表。範文瀾同志對這批材料評價極高，謂為經濟史資料中之瑰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這項工作也受到批判，謂為替帝國主義做宣傳，這項工作也早就停止了，至今沒有能恢復起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在某一次全國政協大會上，我們有幾位研究經濟的朋友（陳翰笙、彭迪先、沈志遠、吳半農等）在大會上做過一次聯合發言，我們主張開放農村集市貿易以活躍經濟。這個聯合發言稿是由我執筆，並且由我代表他們上台去講的。哪知過了三年之後，當全國政協大會1965年開會時，有一領導同志被授意發言，說有民主黨派成員上次借政協大會講談發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要挖社會主義經濟的牆腳。他雖未點我的名，但大家都知道這是針對我而說的。從此以後我就再也不寫經濟方面的文章了，因為經濟領域的禁區是很多的，經濟問題是很敏感的，如果談經濟問題而不合領導上的意圖，有時是會被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的。馬克思在批評19世紀30年代後期英法資產階級經濟學時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丐的鬥爭，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的壞心惡意。"（見《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馬克思稱這種經濟學家為"庸俗經濟學家" 。如果我們把上面馬克思所說"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這句話中的"資本"改為加引號的"無產階級專政"，那是完全可以適用於我國的某些經濟學家的。為什麼我國的經濟比例長期失調，經濟問題堆積如山，"左"傾路線長期得不到清算和克服，長達二三十年之久，而始終看不到一篇高水平、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濟文章，這與我國經濟學界的庸俗作風是分不開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們寫經濟文章，所考慮的首先是政治上不要犯錯誤和如何更好地配合當前的宣傳工作，而不是研究客觀的經濟規律，或根據調查材料實事求是地提出科學的建議或意見。同一個人今天這麼說，明天那麼說，矛盾百出，而社會不以為怪，反被捧為經濟學權威。要使中國的經濟研究有一個飛躍發展，非拋棄這種庸俗經濟學不可。當然，這在某些時候是要冒一定的風險的。但真理與科學是不應該怕風險的。我寧可效金人之三緘其口，也不願做一個庸俗經濟學家。（本簡介摘自《千家駒自傳》，原載《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二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10月）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六卷第六期 傾路線長期得不到清算和克服，長達二三十年之久，而始終看不到一篇高水平、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濟文章，這與我國經濟學界的庸俗作風是分不開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們寫經濟文章，所考慮的首先是政治上不要犯錯誤和如何更好地配合當前的宣傳工作，而不是研究客觀的經濟規律，或根據調查材料實事求是地提出科學的建議或意見。同一個人今天這麼說，明天那麼說，矛盾百出，而社會不以為怪，反被捧為經濟學權威。要使中國的經濟研究有一個飛躍發展，非拋棄這種庸俗經濟學不可。當然，這在某些時候是要冒一定的風險的。但真理與科學是不應該怕風險的。我寧可效金人之三緘其口，也不願做一個庸俗經濟學家。
傾路線長期得不到清算和克服，長達二三十年之久，而始終看不到一篇高水平、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濟文章，這與我國經濟學界的庸俗作風是分不開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們寫經濟文章，所考慮的首先是政治上不要犯錯誤和如何更好地配合當前的宣傳工作，而不是研究客觀的經濟規律，或根據調查材料實事求是地提出科學的建議或意見。同一個人今天這麼說，明天那麼說，矛盾百出，而社會不以為怪，反被捧為經濟學權威。要使中國的經濟研究有一個飛躍發展，非拋棄這種庸俗經濟學不可。當然，這在某些時候是要冒一定的風險的。但真理與科學是不應該怕風險的。我寧可效金人之三緘其口，也不願做一個庸俗經濟學家。
（本簡介摘自《千家駒自傳》，原載《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二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10月）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六卷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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