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馬相伯在他的《一日一談》中說，在抗戰爆發前夕，日本已經把勢力擴張到了華北地區。有一次胡適到北平辦事，當地的長官邀集了北平各大學的一些教職員和地方教育界領袖共商國是，當然也邀請了胡適。在這次會上，這位長官說，某國――當然指的是日本――的駐華北軍隊司令部給他們遞交了一份名單，要他們立即逮捕。名單上一共有二十多人，都是北平教育界的名流。日本方面認為他們的言論有反日嫌疑，所以才要求中國的地方當局嚴辦。這位長官告訴大家這件事，一方面當然是示好，表示他們不會按照日方的意願做這件事，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在座各位要謹言慎行，多少有提出一些勸告和警示的意思。
沒想到他講完後，胡適立刻發言且聲色俱厲，他說，「我們到你這裡來，就是準備被你們逮捕的，並且準備你們把我們送到某國司令部去！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保衛國家的領土。」馬相伯說，他平時對胡適的言行並未太注意，但是這件事令他對胡適刮目相看，他認為這簡直就是「一鳴驚人」之舉，「使我老人復感覺周身熱血沸騰，覺得中華民國前途，還有希望。尚望適之本此精神努力奮鬥，並希望平津一班教育家均與適之戮力同心，共此艱難，勿讓適之獨為君子。」---- 王丹／勿讓適之獨為君子 2016-07-20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1012837
1928年5月6日，蔡元培、于右任、胡適之等人發起，在徐匯公學為馬相伯慶九十壽辰。蔡元培祝辭謂中國科學發展出於宗教家，盛稱馬相伯早年提倡科學有力。
胡適對記者說 :"馬相伯先生是我們的 "國之瑰寶 " 他的一言一行 應該有一個人在他的身旁 隨時把它記下來"---此語啟發胡頌平記《胡適晚年談話錄》。
《胡適日記》：.....他們要我演說，...我提議馬先生留一部紀錄給我們，使我們知道這九十年的社會的生活的片段。
他生於一八三九*，這九十年為社會史上重要時期，更為中國史上最重要的過渡時期。
*另外資料為1840
1929年，經國民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輔仁大學正式成立，由陳垣擔任第一任校長，
馬相伯
他生于1840年, 死于1939年。在馬相伯100年的生命历程中，历经这百年中所有的外侮。
馬 相伯（ば しょうはく）は清末民初の教育家。清朝の洋務派官僚として知られる馬建忠は弟である。名は建常、のちに良と改めた。字は相伯、湘伯、薌伯など。晩号は華封老人。クリスチャンネームはヨセフ。
馬相伯（1840年4月17日－1939年11月4日）[1]，原名建常，後改名良，字相伯，又作湘伯或薌伯，教名若瑟，晚年號華封老人。他是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動家，以及震旦學院、復旦公學、輔仁大學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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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生平
[編輯] 神父
1840年4月17日（清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馬相伯生於江蘇省鎮江府丹陽縣北鄉的天主教村落馬家村，一個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2]（其先祖於明末在江西南昌加入天主教），名建常，洗名若瑟，為家中的第四子。父馬松岩在鎮江府城業醫兼營商，母親沈氏。出生不久即遷居丹徒縣（鎮江府城）。1851年（清咸豐元年），馬相伯秘密離家，就學於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上海郊外徐家匯創辦的聖依納爵公學（後徐匯公學，今上海市徐匯中學），學名斯臧。數年後太平天國戰亂波及鎮江，馬家遂輾轉移居上海。1862年5月29日（同治元年），耶穌會在徐家匯設立初學院，22歲的馬相伯為首批11名見習修士之一。在見習期間，他被派往蘇州、太倉救護難民，感染嚴重的傷寒。1864年6月3日，馬相伯完成見習，發初願，獻身教會，後升入大修院，研習神學、哲學、數學及天文等。1869年（同治八年），馬相伯獲得神學博士，並晉陞神父，隨後被派往安徽寧國府（宣城）及江蘇徐州一帶傳教。
馬相伯任神父期間，與耶穌會發生數次衝突。當時，馬相伯的大哥馬建勛成為李鴻章的淮軍糧台，又是中外交往的紐帶，不久馬家成為上海的名門望族。馬相伯在徐州傳教期間，未經教會同意，用大哥馬建勛的捐款救濟災民，違反耶穌會會規，被要求回到上海反省。馬建勛率兵至耶穌會交涉，要求放人。1872年（同治十一年），馬相伯任徐匯公學校長兼任耶穌會編撰。馬相伯強調國學（經史子集），不少學生參加科舉考試考取秀才，因而與耶穌會的培養目標發生衝突。1875年被調往天文台。
1876年（光緒二年），馬相伯被耶穌會調往南京，任耶穌會編撰，翻譯外國著作，馬相伯因以往翻譯的《數理大全》未能出版，對會長高若天不滿，於8月15日退出耶穌會還俗。
[編輯] 從政
36歲的馬相伯退出耶穌會以後，由長兄馬建勛薦于山東藩司余紫垣，擔任幕僚，投身洋務運動，調查礦務，並娶妻王氏。後至天津李鴻章為幕僚。1881年（光緒七年），馬相伯任駐日使館參贊，次年改派至朝鮮任職。十一年1985，任台灣巡撫幕僚。十八年再度赴日本先後任長崎、橫濱等地領事及駐日使館參贊。
1893年，馬妻王氏和兒子回山東探親，因輪船失事遇難。1897年，馬相伯通過補贖，獲得耶穌會的赦免。
[編輯] 興學
馬相伯在重返教會後，熱心於教育事業。於1900年，將他名下的財產，松江等地3000畝田地，和大量銀兩，捐給耶穌會，要求用作興辦大學的學生助學金。1902年冬，徐家匯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發生學生集體退學事件，蔡元培介紹其中的部分學生向馬相伯學習拉丁文。1903年3月1日（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三），馬相伯於上海徐家匯老天文台（位於今徐匯區第二中心小學）創辦震旦學院（後改名震旦大學）。這是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馬相伯擔任監院（校長），校政實行學生自治。耶穌會決定將馬相伯創辦的震旦學院變為一座完全的教會學校。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耶穌會派法國籍耶穌會士南從周任震旦學院教務長，廢除學生自治，引發學生集體退學。馬相伯得嚴復等人相助，各省官紳捐資，率學生於9月13日在吳淞另創復旦公學（即復旦大學前身），取意「復我震旦」，馬相伯為首任校長，延請于右任、邵力子等任教。此後耶穌會重新開辦震旦，並於1908年遷入盧家灣呂班路（數年後劃入法租界），馬相伯仍然捐資為其建造校舍。
1912年民國成立以後，馬相伯出任江蘇都督府外務司長等職及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馬相伯還參與創建了輔仁大學，他向教宗提出申請，終於獲得批准。
此外，他又計劃成立以法國人文科學院（L'Académie française）為模式的「函夏考文苑」。後來，由好友蔡元培實現了這一宏偉計劃（中央研究院）。
[編輯] 退隱
1917年，馬相伯退出公職，離開北京，退隱上海土山灣徐家匯孤兒院的三樓（今蒲匯塘路55號），翻譯聖經（《新史合編直講》，《福音經》），譯著天主教書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年逾九十的馬相伯投身救亡運動，呼籲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並提倡民治及人民自救，發起組織中國民治促進會和江蘇國難會等。1935年與沈鈞儒、鄒韜奮等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次年與宋慶齡、何香凝等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時年已95歲，仍發表文章與演講，勉勵同胞共赴國難，人稱「愛國老人」。1937年3月列為南京國民政府委員。
1937年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馬相伯應李宗仁之請移居桂林。1938年又應于右任之請移居昆明，道經越南諒山一病不起，次年11月4日病逝，虛歲一百歲[3]。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2年，上海市長陳毅將其靈柩從越南運回上海，安葬於虹橋天主教息焉公墓。1966年文革期間，息焉公墓被紅衛兵砸毀。1984年遷葬於宋慶齡陵園。
馬相伯生前譯著甚多，後人編有《馬相伯先生文集》、《馬相伯國難言論集》。
[編輯] 參考文獻
[編輯] 參見
相輝堂
相輝堂位於復旦校園邯鄲路以北校區的中西部，原名登輝堂。登輝堂是在男生第一宿舍的廢墟上建造起來的。一九二零年，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下南洋募捐資金在江灣建造校舍，一九二二年春基本建成，其中就有第一學生宿舍。這是一幢相當精美的建築，為二層樓房，有房間九十七間，可住同學二百四十九人，價值銀元四萬五千元，是複旦當時最大的宿舍。兩次松滬戰爭，男生第一宿舍遭日寇轟炸成為空殼。
抗戰時，復旦大學西遷，先至廬山，因戰事緊張，未幾即內遷至重慶。但當時，復旦仍有一部分師生滯留在上海。1939年春天，登輝堂的名字第一次被使用，因抗戰而西遷的複旦重慶北碚校部行政樓被命名為登輝堂。如今，他依然矗立在北碚。
1946年，抗戰勝利，上海江灣校區、重慶北碚校部終於團聚復旦，重慶復旦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合併，成為國立復旦大學。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李登輝執掌復旦以後，要以耶魯模式，把復旦辦成“與歐美第一流大學並躋”的高等學府，在復旦校園里首倡“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學術風格，要把學生培養成具有獨立人格、獨立工作能力的實用之才。為報答恩師李登輝為複旦傾其所有的一生，時任校長章益向各地校友募集了三十餘兩黃金的頤養金，獻給已近晚年的老校長。李老校長知道後堅決拒絕。後經協商，決定擴大募捐，用這筆錢修建登輝堂。
1947年初夏，登輝堂在第一宿舍的廢墟上展現新容，是一幢青瓦白磚、紅色窗格的兩層樓建築。最先登上講台的人，正是李登輝老校長。1947年7月5日，他對當時所有復旦學子講的那段肺腑之言令人銘記在心：“你們現在穿的是學士制服，你們穿過了以後，應當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應當從此對國家有所貢獻，一個大學畢業生，應當為社會服務，為人類犧牲。服務、犧牲、團結，是複旦的精神，更是你們的責任。”這也是老校長的最後一次演講，抵制了當時國民黨當局要把復旦遷校台灣的圖謀，護衛著復旦在新中國懷抱中成長。
登輝堂落成以後，一直是全校師生集會的主要場所。據不完全統計，僅在解放後來登輝堂作報告的國際知名人物，就先後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法國總統德斯坦、法國共產黨總書記馬歇、美國總統裡根、微軟總裁比爾•蓋茨等。當年為了迎接美國總統裡根的到來，大禮堂內築起了斜坡，並換掉了使用了三十多年的長條椅凳，改成一張張嶄新的座椅；頭上的大吊扇也被空調代替，相輝堂成了全國高校裡第一家擁有空調的禮堂。
在“文革”中，登輝堂被改名為大禮堂。復旦校慶八十週年來臨時，大禮堂於一九八四年進行了大修。學校為永遠紀念馬相伯和李登輝兩位先生，將其改稱為相輝堂。馬相伯創立了復旦，李登輝兩次赴南洋籌集資金，建設了復旦。馬相伯是複旦的創始人，李登輝是複旦的重要建設者，相輝堂是對他倆永恆的紀念。相輝堂的堂額由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教授題寫。相輝堂正面是校園裡最大的一塊草坪。相輝堂見證了復旦近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寒暑春秋。她是複旦最具歷史意義的建築，是複旦人共同的精神家園。
作為複旦大學的標誌性建築之一，相輝堂人文底蘊渾厚。雖然面積不大，僅容納千餘人，但它見證了復旦絕大多數歷史性事件，與其說相輝堂是一棟具象的建築，不如說她更像是一個標誌，是複旦人的精神家園。1947年修建至今，已經歷了60多個春秋。因為年建造年代久遠，內部設施陳舊，已不能滿足學生開展活動的要求，其修繕工作迫在眉睫。2009年9月18日，相輝堂修繕募捐項目啟動。復旦大學校黨委書記秦紹德、校長楊玉良、原校長王生洪、復旦大學校董陳曾燾、李達三以及來自世界各地複旦校友會的會長和校友代表、上海市青聯委員中的複旦校友代表等近兩百餘位複旦校友出席了這次啟動儀式。本次修繕本著“保持風貌、提升功能”的原則，為更高規格的學校慶典、大型會議、文藝表演及影視觀摩等重要活動提供場地。修繕後的相輝堂還設有演出準備廳、多功能活動廳等，以此作為複旦建校105週年的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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