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樸安，胡道靜（1913—2003）《新校證 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

(1)胡樸安，胡道靜（1913—2003）《新校證 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但此書也有不少的毛病"

1961.5.20 星期六
道安和尚和胡松泉來談影印《續藏經》的事。胡松泉是胡樸安的本家。先生問起胡道靜，胡松泉說：道靜是胡寄塵的兒子，樸安的姪子。先生說：「胡道靜最近校正沈括的《夢溪筆談》是一部很夠標準的書。」---相關的讀書筆記 ，參考胡適日記1956.11.18/20 三天末行。"但此書也有不少的毛病"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胡道靜文集

《新校證 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補校證》2011，16開，9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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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道靜（1913年2月－2003年）
 胡道靜是我國著名古文獻學家、科技史家，以畢生精力在上海歷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夢溪筆談校正等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其主要學術成果已匯集在此次整理出版的《胡道靜文集》之中。文集包括《上海歷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夢溪筆談研究》等，共7卷，約400萬字。

  胡适口述自传（顾廷龙题，胡道静题签，馆藏一版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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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道靜先生和《夢溪筆談》校證    白撞雨　15年前的重陽節，我接到了胡道靜先生從上海四平路寓所寄來的航空郵件和一封航空掛號信。一是問起我的《古詩文與現代科學》一書的寫作情況，一是談了他的《夢​​溪筆談校證》專著的再版情況，並寄來了他剛剛出版的《沈括詩詞輯存》。信中說：“您是我認識的從事科普工作並重視祖國古典科技成就的同誌中年齡最年輕的一位，是我們寄託希望的第三梯隊隊伍中的優秀的一員，所以感到高興。”在胡先生的鼓勵下，我寫出了《水滸與蒙汗藥》並於87年公開發表，通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結合《夢溪筆談》的記載和《水滸傳》的描述，對蒙汗藥進行了分析和論證，並得出了一個令學術界比較滿意的結論。 94年，胡先生傾心關注的《古詩文與現代科學》正式出版。胡道靜先生是蜚聲中外的大學者。在1981年，法國巴黎召開的國際科學史研究院會議上推選胡先生為該院通訊院士。其緣由在於胡先生對《夢溪筆談》這部受到世界重視的中國優秀的科學文化遺產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貢獻。胡道靜先生研究《夢溪筆談》用了近50年的時間，早在他上中學的時候，從所學的英語教科書中得知，活字印刷術是德國一位印刷工人發明的。以後讀了美國學者卡特寫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一書，才驚訝地知道，這一重大發明，發源於十一世紀的中國。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匯成一股內心的熱流，迴盪在胡先生的胸中，久久不能平靜。卡特在他的著作中高度評價了《夢溪筆談》這部書，可是在當時出版的《四部從刊》和《四部備要》這兩部叢書中，卻找不到《夢溪筆談》的影子，只是在《四部叢刊續編》中才將《夢溪筆談》作為“筆記”收入。由此可見當時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影響之深。從這時起，胡先生便立志一定要把中國的科技古籍整理出來，讓世界震驚。胡先生花了30年的時間，收集、整理研究了有關《夢溪筆談》的資料。跡涉疑似，縱貫古今。最後，他選用清朝陶氏愛廬刻本為底本，並採用影刻宋乾道本，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詩原》本，《四部叢刊續編》本，《匯秘笈》本，以及各家校證和宋元故書雜記所徵引的文字校勘。一九五六年春天，他撰寫和校注的《夢溪筆談校證》出版了。胡道靜先生的校勘在原則上不囿於一種​​版本，不主一家之說，取各家所長，成一家之言。所引書目逾數百種之多。胡先生校注《夢溪筆談》，不同於以往的“集注”文體，那些著作，在得到集注之前，各自都已有過不少的詮注本子，所以“集注”主要是匯集先前各家的註解而成。而胡先生校注《夢溪筆談》，則先前無任何注本。因此，所有註釋，都是從雜陳的典籍中東尋西覓而得，只有在博覽勤讀的過程中，緩緩地發現和積累起來，而“積腋成裘”的。可見其來之不易。《夢溪筆談校證》出版時，胡先生的老師——國學大師、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已從上海到北京定居了。胡先生就把印本郵寄給老師以求誨正。不久得到老師的示教。這是一封長信，大約有兩千字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是議論注體，就其內容翔實和超過原著篇幅幾倍而言，顧先生多有獎掖。說這個注本“有似裴松之注《三國志》”。這是大出胡先生意料的。因為在整個校注的過程中，他根本沒想過要學裴松之。可見，顧頡剛先生以其歷史學家的特禀，從注體的比較之中，察覺到了這一現象，並不是從鼓勵的角度而是較為客觀地說下這句話的。1957年，胡先生在《夢溪筆談校證》的基礎上，又出版了《新校正夢溪筆談》一書。這兩部書的出版，被學術界公認為建國十年中古籍整理的重大成就。國際學術界也予以普遍重視和高度評價。據胡道靜先生85年給我寄來的資料中記載，在海外的胡適博士在讀到《夢溪筆談校證》後，曾對人說：“此書作者造詣甚深，算了不起。”法國巴黎出版的《科學史評論》（1957年第10期）中的評論寫道：“這兩卷本的校證，對於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學史著作來說，無疑是匯集了最豐富的文獻。”曾把《夢溪筆談》譽為“中國科技史上的座標”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說過：“胡道靜是當代著名的科學史學者，他對沈括和《夢溪筆談》的研究贏得了很大聲譽。”（李約瑟：《傳統的中國科學》第一講）。在日本，由19位各學科專家組成的翻譯小組（以內清博士為顧問，梅原鬱教授為領譯）費時15年才把《夢溪筆談》全部議成日文。在日譯本的“例言”中，強調說明譯註是以《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證夢溪筆談》為根據，並稱讚“胡道靜氏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者”。《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證夢溪筆談》在國際科技史學術領域裡獲得了重要地位，使國外學者都知道中國這一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這部著作告訴世人：在八百多年前，中國人民創造的科技文明是歐洲人所望塵莫及的。據胡道靜先生講，《校證》一書至“文革”前共印了6版，他是“經營著路軌延伸的操作”。到1966年春，又寫成了40萬字的《夢溪筆談補證》一稿，由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先生題簽。可惜這部重要的文稿在十年浩劫中被付之一炬，化為灰燼了。胡先生在86年給我的一封來信中說：“'文革'中，我遭'四人幫'的嚴重迫害，人身坐牢九年，著作被禁發行，文稿被抄焚毀”，至今讀來，倍感心酸和齒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先生被任命為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為中國的古籍整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最近從胡先生的公子胡小靜同志的電話中得知，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名著全譯》中，胡先生又有新的成果面世。我們期待著胡先生有更多學術精品與讀者見面，並遙祝胡先生健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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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贯中西 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静先生

2003-11-26 9:31:54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施宣圆 |||IC(031126_hdj.jpg)

     11月6日上午七時半，胡小靜來電沉痛地告訴我，他父親胡道靜先生昨夜九時逝世了。道靜先生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柳亞子創辦的上海通志館至今最後的一位編輯，他是一位博學多才、德高望重的學者。他的逝世，是上海歷史學界的重大損失，也是我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

    道靜先生今年九十高齡。年初，他所在的單位上海人民出版社為他祝壽，在南國飯店辦了四桌酒席，宴請他在滬上的親朋好友。出席祝壽會的人都準備好賀聯、賀詞、賀文，有的稱他是“學界泰斗，人間祥瑞”；有的稱他是“博學貫中西，精思著妙文”；他的好友、著名學者王元化教授因有小恙，未能參加祝壽會，特地託人送來賀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胡先生看在眼裡，喜在心頭。他站立起來，激動地向大家鞠躬致意並講話。大家都祝賀他長命百歲，他自己也有這個信心。但是，萬萬料不到他竟這麼突然地永遠離開了我們！

    我認識道靜先生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時上海市統戰部有關部門召開一個遭受“四人幫”迫害的專家學者座談會，胡先生在會上控訴了“四人幫”對他的迫害。他說，“文革”中，“四人幫”大抓“炮打張春橋”的革命群眾，他的大兒子（即小靜）是上海的大學生，參加“炮打”，被隔離了。 “四人幫”為了挖出“長鬍子的後台老闆”，把他也抓了起來。這件事在“文革”中鬧得滿城風雨，家喻戶曉。後來“四人幫”為掩人耳目，把他們父子監禁起來，對外界封鎖消息。所以，胡先生一發言，就引起我的注意，他個子不高，瘦瘦的，穿一身舊的藍色中山裝，身體虛弱，講話聲音細細的。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胡道靜先生呀。聽了他的控訴，人們真相大白了：胡先生經歷了整整八年的鐵窗生活，更為好笑的是在他鎖​​進班房一年以後，逮捕證才送到他老伴手中。胡先生在監獄裡受盡折磨，摔了一大跤，腿骨受傷，沒有及時醫治，從此他變成了一個瘸子。釋放出來後又下放到裡弄監督勞改，掃馬路、洗廁所、通陰溝……胡先生的控訴令人動容。

    從此，我對胡先生產生了敬佩之情。那時，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班，不久落實政策，他家搬到四平路。我正在為江蘇古籍出版社撰寫一本《徐光啟》小冊子，胡先生是中國科技史和上海史專家，對徐光啟很有研究，所以，我就到他府上求教，每次他都是那麼熱情、那麼認真地幫助我，為我提供資料。胡先生待人誠懇，樂於助人，所以，我經常去拜訪他，在他的“海隅文庫”裡聊天，於是，我漸漸地走近了胡先生。

    胡先生的老家是安徽涇縣，遠祖胡承珙是嘉慶朝的皖系漢學名家，父親胡懷琛、伯父胡樸安也是漢學名家，尤其樸安以治文字、訓詁而聞名於學界。胡先生從小聰明好學，讀中學時就學習古典目錄學。不僅師承家學，而且師從一代名家顧實先生，不到20歲，就撰寫了一本《公孫龍子考》，顧先生為之撰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當時“商務”給了他稿費200元銀元。第一次得到一大筆錢，他欣喜若狂，首先想到的是買書。胡先生說，他一生唯一喜歡的是書，小時候就開始做一個藏書家的夢，而對吃的穿的，滿不在乎，只求果腹蔽身。他念了一首順口溜：“鞋子破，帽子破，身上的褂兒破。只有架上的書兒多。”念罷，他笑了起來。胡先生的家住在上海閘北花園路18號，是一幢三樓三進的住宅建築，他擁有一個書齋，自己題名為“朝宗樓”。 “朝宗”二字出典於《禹貢》“江、漢朝宗於海”句。後來他改為“海隅文庫”，解放後，他請周谷城先生為他書寫，掛在書房牆上。
 可是，好景不長，美夢未圓，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的戰火燒到閘北，胡先生住宅附近的閘北很快成為一片廢墟，他苦心收藏的圖書化為灰燼。他經受不了這個沉重的打擊，生了一場大病，差一點死去。不久，他大學畢業了，經朋友介紹，進入柳亞子先生創辦的上海通志館，參加編修《上海市通志》。 “通志”的重點是寫“十里洋場”的上海，需要發掘和整理大量的外文資料。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他開始從鑽線裝古書到啃洋書、洋報刊，英語還能對付，日語過不了關，他就請人補習。胡先生在通志館，默默無聞、兢兢業業，做了許多工作。

    1937年“8·13”日本侵略者進攻上海，上海通志館不得不被迫關門了，人員各奔“前程”，柳先生去了香港，胡先生則進入新聞界，先是在上海租界的《中美日報》、《大晚報》任編輯，同柳先生還有書信來往，後來，他到了浙江金華，任《東南日報》編輯，同柳亞子中斷了聯繫。有一天，柳亞子無意中在《大公晚報》上看到“一段驚心動魄”的消息：“《東南日報》由金華西遷江山、衢州之時，中途全車被炸，損失慘重，該報編輯胡道靜氏有不幸消息。”柳先生說他看了這則新聞，“非常驚駭、恐怖、痛心。”於是，他寫了一篇《懷念胡道靜》的文章，發表在1942年11月4日桂林出版的《野草》雜誌上。文章中說，所謂“不幸消息”，到底正確與否，他是無法打聽的。不過，“在我的感情方面，實在非常牽掛，不能忘懷的。”他回憶胡道靜在通志館的情景：“此時，道靜年齡很輕，新從持志大學畢業出來。但他聰明而又努力，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在館中的同事是沒有一個不敬佩他和愛慕他的。因為他待人接物，又是非常的懇摯，非常的和藹。在幾個老朋友中每談到道靜時，大家總說，真是'雛鳳清於老鳳聲'呀！”柳先生又充分肯定了胡先生在通志館的工作，他寫道：“通志還沒有辦成功，積積累累，道靜的成就最多。出版了三本《上海市通鑑》，四本《上海市通志館期刊》，中間執筆的，在質在量，道靜也都佔據著很重要的地位。”柳先生特別表彰道靜為通志館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淞滬淪陷後，他在離開上海時，委託道靜把通志館的一部分藏書，“運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現在胡先生是死是活？柳先生未得到確證，所以最後他寫道：“希望道靜還在人間，或者見了我這篇文章而給我來信吧，那就是非常的幸事了。”青年的胡道靜，在柳亞子先生和他的同事心目中已經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後起之秀！

    胡先生沒有死！ 《大公晚報》的這一則關於胡道靜的“不幸消息”是一則假新聞。他還在《東南日報》。解放前，社會動盪不安，物價飛漲，為了養家糊口，胡先生顛沛流離，到處找工作，但無論到什麼單位，做什麼工作，他都離不開書，遇書必校，有得必箋，已經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閱覽的書籍很多，範圍很廣，尤其對《夢溪筆談》和古代農書，他最有興趣。 《夢溪筆談》是宋代大科學家沈括的一部論述科學的專著，胡先生在青年時代就很喜歡讀，做了許多讀書筆記，但因當時生活不安定，一直沒有整理成書。

    新中國成立後，胡先生先是在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處理本大區圖書館業務調整工作。 1954年調至新文藝出版社，專門做古籍出版編輯工作，特別是編印目錄學方面的工具書。胡先生如魚得水，在做好編輯之餘，他繼續整理《夢溪筆談》。 1956年，胡先生校注的《夢溪筆談校證》問世了。一炮打響，很快就引起學術界的注意。顧頡剛先生寫信給他，稱讚“校證”可與裴松之注《三國志》媲美。法國巴黎出版的《科學史評論》在1957年第10期上發表書評，對“校證”做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校證”對於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學史著作（指《夢溪筆談》）”來說，“無疑是匯集了最豐富的文獻。”1959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評述建國第一個十年我國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別提名兩部書：一部是顧頡剛先生主持標點的《資治通鑑》，另一部就是《夢溪筆談校證》。

 “校證”蜚聲海內外。著名作家、學者曹聚仁先生聽說老朋友出版《夢溪筆談校證》，非常高興。在他看來，沈括在“中國史上，也是世界上稀有的一通才，對於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和歷史、考古，他都有深刻的研究，並且在各方面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他對天文、曆法和算術，都能精通，並且有重要的發明。”而胡先生“把古今中外學人對沈括之學的研究，作了有條理的比次……我相信道靜兄不僅善讀文學，也必重之不朽了。”曹先生說他“曾推許胡道靜和錢鍾書為新一代的學人。”這件事，胡先生從來沒有同我講過，也鮮為人知，我是聽一位朋友說的，後來，我問胡先生，他才取出一份曹聚仁先生文章的複印件給我看。這篇文章題目是：《胡道靜——新一代的學人》，發表於1961年11月22日香港《大公報》第3版。我說：曹聚仁先生把您與錢鍾書先生相提並論，不簡單呀。他說：“聚仁兄對我過譽了。錢先生是大家，我怎麼好同他比，慚愧、慚愧！”胡先生的謙虛是有名的，於此也可見一斑！ 1981年3月，院部設在巴黎的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選舉新院士和通訊院士，胡先生因為“校證”一書在國際科技史界的重大影響，被推選為新的通訊院士。也是這部“校證”，他和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交上了朋友，李約瑟​​博士每次抵滬訪問，總要拜訪胡先生，在“海隅文庫”親切交談。他說：“胡道靜是當代著名的科學史學者，他對沈括和《夢溪筆談》的研究贏得了很大的聲譽。”

    正在胡先生致力於整理古籍，出成果的時候，“文革”浩劫歲月來臨了。他和家人都遭殃了，胡先生已經完稿的40萬字的《夢溪筆談補證》，連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先生為之題寫的封面，以及100多萬字的《中國古農書總目》和《南方草木狀》三卷等數百萬字文稿通通被火葬了，胡先生幾十年的心血付之東流！多麼令人痛心，令人惋惜！

    但是，胡先生並沒有從此罷筆，他常常說，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要讀書，就要抄書。他自稱是“兩腳書櫥”，意思是說他一生以書為伴，以書為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的文化學術又迎來了春天。胡先生已經年近七旬，但他心情舒暢，意氣風發，更加勤奮地埋首於故紙堆中，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研究成果。 1982年初，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新恢復，他是小組成員。他寫了一篇論文《談古籍的普查和情報》，古籍出版規劃小組首次舉行大會，他向大會提出建議。他的這一建議引起了規劃小組領導的重視。學術界的朋友都稱胡先生是“兩棲動物”：既精通目錄學，又精通科技史，尤其是農業史。這在中國學術界是很難得的通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胡先生研究成果迭出。他主編影印《道藏》卷、影印《藏外道藏》36卷，他主編《國學叢書》，參與主編《周易十談》、《十家論易》、《十家論莊》等等。在農業史研究方面，他出版了《農書·農史論集》，書中不僅介紹了我國稀見的古農書版本、內容、價值，又論述了古代農家的學術思想及其貢獻。這部論文集傾注了胡先生畢生研究農業史的心血，贏得了我國農業史界專家的高度評價。

    胡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通志館編寫《上海通志》，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有關上海近代史的資料，雖然以後一段時間他轉入目錄學和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但卻奠定了上海史研究的地位。他對上海的歷史瞭如指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上海通”。為了搶救和保存上海史史料，他和另一位上海史專家方行同誌等編輯影印了《上海文獻叢書》。他關心上海的地方誌編纂工作，參加上海郊區十縣縣志的評審。研究上海史志的青年學者經常去請教他，他總是不厭其煩，有問必答，有時還提供自己珍藏的資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討論上海建城700年的時候，他曾經和我談了上海歷史上的五次開放。第一次是在南宋末年，朝廷在上海設立市舶分司，正式宣布港口開放。第二次是在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鎮升格為上海縣，脫離了松江府華亭縣而獨立。第三次是近代中國被迫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之後，上海作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上海發展為東方的大港口。第四次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當時國民政府中一些志士仁人，試圖限制租界中帝國主義的勢力，築起中山環路，1935年又有上海新市區和虯江碼頭的建設計劃。但是，隨著8·13的砲聲，這一規劃很快就夭折了。他說，這一段歷史，很少人提到它，我們不要因為它是發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去迴避它。第五次就是今天我們的改革開放，這是主動的、真正的、也是最重要的開放。談起第五次開放，胡先生神采飛揚，格外興奮，因為這一次開放，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胡先生和中國知識分子真正獲得了新生。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煦沐黨的溫暖，書巢托身，抄校寄娛。我這個平凡的書生，受到人民的關懷，而我所能報答於人民的，始終只是'兩腳書櫥'所能做的一點事，並且也未必做得好。不過，我所感受到的，卻正是我們廣大的知識分子所普遍感受到的。”這是胡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們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心聲！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上海：商務，1937；台灣商務1968臺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