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翔對1948年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制度有佳評:
2011年6月號的《社會科學論壇·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一份重要參考資料---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錄
第一輯評介》月刊，這是河北近20年的聯合刊物 頁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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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9.23 第一屆院士會議 年譜長編初稿缺
胡適日記: 院士80人安徽只他一人的各省分布: 浙19人蘇15人廣東江西湖北各7人福建6人....
胡適日記全集, 第 8 卷: 1940-1952
1948年9月23日-24日 頁361-62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時，“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週年紀念會暨第一次院士會議”在南京雞鳴寺中研院禮堂舉行。
1948-09-23，胡適(左二)參加中研院成立二十周年第一次會議，地點在南京首都，這也是最後一次的大陸會議，之後，開始分裂了，於1949年時，只有少數院士來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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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右四是胡適--注意他是極少數穿長袍的院士 我認為這是宣示
會後，胡適同張元濟一道回去。 胡適還怪張不應該在此喜日談些掃興的國是......
看看68年前，張元濟講了什麼：
「元濟幼年讀過的書，記得《春秋左傳》有個向戌，《孟子》上有個宋牼，這兩位和平使者有很大的志願，留傳了很高尚的道德。元濟有無窮的期望，寄托在今天在座的諸位學術大家。」
按，
向戍，宋國大夫，為弭兵之盟而奔走。
又，《孟子》：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向戍，宋國大夫，為弭兵之盟而奔走。
又，《孟子》：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
（1948年9月23日）
今天中央研究院開第一次院士會，到會的都是國內著名的學術大家。元濟老朽，一無所知。在這裡濫竿，實在慚愧，但是借這個機會能夠對諸位說幾句話，也是平生的幸事。前個月波蘭召集四十五個國家的代表，都是很有名的科學家藝術家，開了個和平大會，發表了一篇保衛和平的宣言。今天我們開會，到會的都是國內有名的科學家藝術家。元濟因此有一種感想，要把這個半世紀的經歷和當前的時事，向諸位貢獻一些意見。
五十多年前元濟正在北京，我們因為朝鮮的事和日本打仗，這就是所謂甲午中日戰爭。我們被日本打敗了。大家從睡夢裡醒過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那時在上的是前清德宗皇帝，最難得的是這位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的專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見解。那時元濟正在總理衙門供職，有兩件事可以來證明，德宗喜歡看新書，差不多天天都有條子到衙門裡要書，都是我承辦的，這是一件。那時我們已經承認朝鮮國自主，派公使去，要遞國書，總理衙門進呈國書的稿子，將大清國大皇帝高一格寫，朝鮮國國王低一格寫，被德宗批駁，斥為腐敗，不合對自主國的體制，這硃批是我目睹的。這又是一件，這樣看來，德宗對於中國是有希望的人，同時還有幾位明通的大官和具有朝氣的新進，都想起來挽回我們的國運，元濟當時也是一個搖旗吶喊的人。
同時，那班新進有開會的，有辦報的，有上書的，德宗陸續的擢用，我們正在熱心的希望。誰知道出來了西太后和那些頑固昏庸的大臣，聯合著把德宗拘囚起來，硬說他有病，不能聽政，把那時的所謂新黨殺的殺，下獄的下獄，充軍的充軍，革職的革職。不到幾天，將德宗在一百天裡舉行的新政全部推翻，這就是所謂戊戌的政變。假使沒有這政變，就不會有庚子的義和團，因為這義和團完全是西太后和那些頑固昏庸的大臣製造出來的。倘然沒有戊戌的政變、庚子的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併和割據。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我想並且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一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這一部傷心史，回想起來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
抗戰勝利，我們以為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們的國家了，誰知道又發生了不斷的內戰，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鬩子牆。我以為這戰爭實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說來都是想把國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謀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徑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麼不可以坐下來商量的。但是戰端一開，完全是意氣用事，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情。
打的時候並沒有多久，已經鬧到所謂四海困窮，人民有些受不住了。報紙所載，那邊的佔領了東九省，圍攻了太原，打破了開封，現在又進逼濟南。關外、山西流亡的學生，成千成萬的到了平津武漢和南京，吃沒有好好的吃。住沒有好好的住，哪裡還說什麼入校求學呢。前幾天我聽到李潤章先生說，他原籍昌黎縣，一年之內兩方的軍隊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躪也就可想而知了。這邊不受戰禍的地方，應該可以安全些了，其實不然，到處徵兵徵糧，也弄到雞犬不寧，民不聊生。即以學校而論，教師所得的薪水幾乎不夠生活，有人告訴我，胡適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飯，晚上都是喝粥，我聽見十分難過。
近來還有一件可慘的事情，政府新定了一個名稱叫做職業學生。拘捕的拘捕，傳詢的傳詢，尤其是在大學校裡，凡是大都會都是如此，人心惶惶，真可謂草木皆兵。前幾天報紙登了劉不同先生一封信，給行政院翁先生的，說得很明白了，這與流亡的學生不同，但苦痛是一樣的。這個癥結都是為了戰事，戰事不到兩年，已經成了這個現象，倘若再打下去，別的不用說，我恐怕這個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關門。
有人說戰爭不一定是壞，世界兩次大戰有了許多新發明，學術上有很大進步，但是我們的戰爭非但沒有什麼發明，就是諸位研究所得的一些萌芽，所造成的一些基礎，恐怕還要遭到毀滅。人家一天天的猛進，我們一天天的倒退，我想兩方當事的人，一定有這樣的目標，以為戰事一了，黃金世界就在眼前。唉，我恐怕不過是一個夢想，等到精疲力盡，不得已放下手的時候，什麼都破了產，那真是萬劫不復，永遠要做人家的奴隸和牛馬了。
我們要保全我們的國家，要和平；我們要復興我們的民族，要和平；我們為國家為民族要研究種種的學術，更要和平。
波蘭的和平大會剛剛過去，現在聯合國在巴黎開會，法國總統和臨時主席也都在那裡呼籲和平。元濟幼年讀過的書記得春秋左傳有個向戌，孟子上有個宋牼，這兩位和平使者有很大的志願，留傳了很高尚的道德。元濟有無窮的期望，寄托在今天在座的諸位學術大家。
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1948年9月，國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邀請新當選的首屆院士到南京參加第一次院士會議。此時，遼沈戰役已經打響，有的當選院士是在炮火紛飛中從東北、華北坐船到的南京。儘管一路擔驚受怕，但多數人的情緒未受大挫。（來源：時代週報）
中研院是國民政府“最高學術研究機關”，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首任院長蔡元培。總辦事處設在南京，研究所在南京有氣象所、天文所、自然歷 史博物館、社科所、地質所、史語所，在上海有物理所、化學所、工程所，心理所在北平。有人曾這樣評價當時的中研院：“生物組接近世界最高水準，數理組與世 界頂尖水準不相上下，人文組幾乎達到世界一流水準。”中研院評議會于1935年6月成立，至1948年9月的13年間，成立了三屆評議會，遴選了第二任院 長人選，設立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獎，改選了各屆評議會聘任評議員。尤其是在1948年，本著“公平公開”的原則，經過評議員幾輪投票，選出了中央研究院 第一屆院士，完成了國家科學院以院士為構成主體的學術體制建設。
1935.6.6-1935.7.5 胡適可能內憂國事等 (北大不遷移 "做個中國魯文Louvain有何不好" (6.20給王世杰書二). 日記從缺. 不過寫了不少信.
6.12 再與希聖書和其回信年譜 pp.1379-81 很感人
盛宴驚雷
1948年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佈了81位首屆院士名單。最長者為83歲的吳稚暉，最年輕的是37歲的陳省身，皆為國中望重之士。如數理學組微分 幾何的開拓者蘇步青，微分幾何的奠基人陳省身，國際公認的數論權威華羅庚，在臨床生化、免疫化學、營養學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貢獻的吳憲，有機化學的微 分析奠基人莊長恭，對於地質學和古生物學貢獻卓越的李四光、翁文灝、楊鍾健、章鴻釗等，中國氣象學與氣候學的創始人竺可楨，中國最有名的橋梁專家茅以升， 研究制鹼堪稱世界一流的化學工程師侯德榜等；生物學組有我國藥理學研究的創始人、以研究麻黃素聞名的陳克恢，體質人類學家吳定良，生物學家童第周等；人文 組有哲學家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政治學家蕭公權、錢瑞生，其中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當選的有史學家陳寅恪、傅斯年，語言學家李 方桂、趙元任，考古學家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等人。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時，“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週年紀念會暨第一次院士會議”在南京雞鳴寺中研院禮堂舉行。蔣介石在陰雨朦朦中前來主 持典禮，政府要員何應欽以及教育界名流張伯苓、吳貽芳等也參加了開幕禮。8l位院士中只有51位出席。會場佈置簡樸，未擺設鮮花，天氣很陰，亦未開燈。此 次民國史上最重要的科學盛會，頗有些“美人遲暮”的意味。
院士代表發言，推舉年長的張元濟和望重的胡適。83歲的張元濟為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大半生主持商務印書館，是清末民初中國出版界的龍頭。他對硝煙 瀰漫的國共內戰憂心忡忡，他說：“倘若再打下去，別的不用說，我恐怕這個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關門。”這番話使在場者相顧失色。
當晚，舉行宴會。據史語所考古組石璋如回憶：
從總辦事處到地質研究所前頭的空曠處，桌子一路排開，放上酒跟點心，夜裏燈火通明，稱作遊園會。剛開始的時候人很多，愛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響雷下起陣雨，大家就集中到總辦事處的講演大廳去……
緊急應對
首屆院士會議閉幕前，國民黨軍隊已在山東濟南的防守戰中潰敗，防線退到淮海地區。朱家驊預感到下一步的戰局將持續惡化，長江天塹難恃，寧滬都將不 保，於是考慮再度將中研院搬遷到安全地區，當時擬定的目的地是廣州、桂林、重慶和台北四地。他曾以中研院代院長兼教育部長的身份“視察台灣教育”，確定應 變策略：以台灣大學為基地，安排由內地遷臺的研究院所和專家、教授等，並初步考慮傅斯年為台灣大學校長人選。
到了1948年11月，淮海戰役勝敗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驊出面，在雞鳴寺一號中研院總辦事處連續召開“在京人員談話會”，中研院總幹事兼物理 所所長薩本棟主持會議，在南京的七個研究所的負責人姜立夫、陳省身、張鈺哲、俞建章、羅宗洛、趙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與會，商定了緊急應對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華山中研院的數學、化學和物理三個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將裝修房屋的木料改釘木箱以備搬遷之需。二是各所儘快徵詢同人意見，眷屬可 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內遷往上海，可能出國者儘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區文物、圖書、儀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組封存，再伺機南運。四是搬遷經費，一 個月前國民黨當局實行金圓券改革，提撥了400萬圓供中研院使用，決定用這筆錢作搬遷經費。隨即，朱家驊以教育部部長之名義，任命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兼任台 灣大學校長。
九華山物理所工地，寄託著國民黨當局建立核科學的夢想。1946年年初，美國宣佈將在太平洋比基尼島試爆原子彈，朱家驊派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趙忠堯 前往參觀。參觀後轉往美國本土，設法購買近代物理研究所需的圖書、儀器和設備。趙忠堯曾是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葉企孫的助手，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 學位。抗戰中回國，任中央大學物理系主任。作為觀察員趙忠堯在比基尼群島參觀了美國在太平洋上進行的原子彈試驗後，又到美國的一些核物理實驗室訪問，了解 核物理實驗的新進展，並做一些研究工作。1948年院士選舉告一段落後，總幹事兼物理所所長薩本棟也急赴美國考察原子能研究，尋求技術支援。但不久國民黨 當局已如風中殘燭，薩本棟也在1949年底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國的趙忠堯決定不去台灣，返回中國大陸。後來他成了中共核彈研究的領軍人物。
倉皇去鄉
1948年秋冬之交，國內戰爭的焦點逼近長江，國民黨當局的機關單位紛紛南遷。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李先聞院士率家人首先離去。臨行前，他告別同仁時， 幾乎所有的人都勸他不要走，認為國民黨失去政權只是改朝換代，共產黨來了也同樣要從事科學研究，沒有必要千辛萬苦地離開。其實，他的走是為了去台灣研究熱 帶植物，他在臺試驗推廣甘蔗的新品種已有數年，被台灣人譽為“甘蔗之神”。
11月，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長翁文灝在其南京住宅召開談話會，研究文物去向，與會者有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以下簡稱“中博院”）的理事 朱家驊、傅斯年、李濟、徐森玉、杭立武等人，會議作出了選擇精品文物運往台灣的決議。初步決定精挑文物600箱，後擴大挑選範圍，選出文物3824箱，其 中北平故宮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還有中央圖書館及北平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和外交部條約檔案等。與會者還商定利用此便，將史語所和數學所的圖 書、文物和儀器也遷移到台灣，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銅器、漢代居延漢簡、宋代以來的善本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拓片7萬紙、民間文學逾萬冊，和中西文圖 書約15萬冊，裝了兩千多箱。所有物資，分三批陸續運往台灣。
當時，中博院總幹事曾昭燏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博物館協會，聽說文物將運往台灣，她認為十分不妥，于12月7日致函籌備處主任杭立武：
此次遵照理事會決議……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臺之後，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職對此事雖無責任，然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對於諸物有濃厚之感情，知有各種危險，豈可緘然。12月22日，國民黨海軍首次派出“中鼎”輪裝載文物起航，由李濟督運開往台灣，于28日抵基隆港。1949年1月6日，運載文物圖書資料的“海滬”輪起航，9日駛抵基隆港。
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陶孟和得知文物圖書運臺的消息後，在1949年３月６日的《大公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圖書》。他說，對於這種搬遷，“我們 積極地反對，我們嚴厲地予以斥責。我們主張應該由政府儘速將它運回”，“這些古物與圖書決不是屬於任何個人，任何黨派”，“它們是屬於國家的，屬於整個民 族的，屬於一切人民的”。
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易轍之時，史語所人心惶惶，就是傅斯年也曾一度動搖。據陳槃回憶：
自三十八（應為三十七—作者注）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為計。一日，師（傅斯年）召集同人會議，慘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終 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雖欲再將研究所遷至適當地區，使國家學術中心維持得以不墜，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劇矣。今當籌商遣散。雖然如此，諸先生之工 作，斯年仍願盡其最大努力，妥為介紹安置。”
同人此時，以學術自由之環境已受威脅，于多年生命所寄託之研究所，亦不勝其依戀可惜。一時滿座情緒，至嚴肅悲哀，有熱淚為之盈眶者。
師於是不覺大感動，毅然曰：“諸先生之貞志乃爾，則斯年之殘年何足惜，當力命以付諸先生之望耳。”
本所遷移之議，於是遂決。
史語所歷史組王叔岷在渡海前夕寫下自己的感受：
史語所連同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珍貴文物搬運上船，由下關出發，駛往台灣，茫茫滄海，碧鷗繞檣翔舞，久久不去。去鄉之情，情何以堪!
狂飲佳釀
史語所大部分人已遷臺，手忙腳亂的朱家驊又讓傅斯年臨危受命，負責搶運平津的一批學人。當時運輸工具十分緊張。1948年11月10日，傅斯年直接 面見蔣介石。蔣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陳雪屏、蔣經國三人共同負責。當時他們商定，要接的學者分四類：各院校館所的行政負責人；因政治關係必須離開者；中研院 院士；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史語所秘書那廉君參與此事，據他後來回憶：
1948年末，北平局勢緊張，孟真先生那時在南京，千方百計聯絡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學人……而替他辦事的，卻只有我一個人，因為那時候史語所同仁早已到了台灣……
我跟孟真先生東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國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勞情形除非實際參與其事者，無法加以想像。有時候跑到中午，趕不及回去吃 飯，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籠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對坐悶吃，默默無語。一直到最後一批飛機從北平飛到了南京，我們招待這些學人住在史 語所的大樓裏面，這才松了一口氣。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錢思亮、陳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數是知名學者。
12月17日，在南京的中研院禮堂，從北平倉皇出逃的胡適出席了北大同學會五十週年校慶大會。胡適在會上痛哭致辭，據次日《申報》報道：
胡氏之報告，一再說明渠如一逃兵，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難。……且稱“乃一不名譽之逃兵”。聲淚俱下，與會者幾同聲一哭。……旋復由朱家驊、狄膺致詞後，即至隔室痛飲佳釀，據校友會報告，所儲佳釀共計百斤，但願狂飲，不欲剩餘……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一派死寂。胡適與傅斯年共度歲末，置酒對飲，瞻念前途，潸然垂淚。1月５日，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即致電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臺大，“共負鉅艱”。離開南京的那個寒夜，胡適、傅斯年夫婦在前，那廉
君隨後，相繼走出史語所的紅門，眾人心事重重默然無語，工友老裴紅著眼圈，對他們說：“等著你們快些回來！”
被列為學人搶救頭號人物的史學大家陳寅恪，離開北平後先到上海，後留在廣州，再沒有繼續南下。
棄暗投明
“棄暗投明”，是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陶孟和的公開宣稱。他反對遷臺，主張留守南京。1948年11月30日，他參加在京人員談話會時就義正辭嚴地提出，“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
12月9日，朱家驊主持臨時院務會議時，陶孟和彙報說，社會所以“全所人員多一票”的結果決定不遷。朱家驊以“出席人員中包括助理研究員不符合規 定”為藉口，企圖否定陶孟和的意見。陶孟和針鋒相對，批評朱家驊推翻社會所多數人不同意搬遷的決定，是置多數人的意志和權利於不顧。
朱家驊下令陶孟和率社會所遷桂林。陶孟和置之不理，既不組織遷桂林，也不做遷上海的準備。他患心臟病，單身住在研究所辦公室主持所務，給所裏工作人員打氣。他對大家說：“朱家驊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敢把我怎麼樣。”
4月20日，“國共和談”破裂。4月24日，代院長朱家驊召集院務會議，在會議上，中研院的成員同意了遷臺的決議。但會後不久，情況生變。就在朱家 驊南下廣州期間，原來願意撤退遷臺而集中在上海的中研院人員約40余戶全改變了主意，決定留在大陸。除了史語所和數學所外，所有的研究所都拒絕遷臺。
地質所所長李四光與朱家驊的關係甚佳，同是地質所創辦人。1948年2月，李四光出席在倫敦召開的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偕夫人許淑彬赴英，並經挪 威接受奧斯陸大學授予的哲學博士學位。當時，朱家驊越過李四光，直接要求地質所南遷廣州。地質所代所長俞建章以國民黨黨部區部書記之身，服從了朱家驊的決 定。但研究員許傑、趙金科等密擬了“反對搬遷誓約”，簽字的有11人，並密告在英國的李四光所長。1949年1月末，李四光給俞建章發來專電，他認為搬遷 “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為地質所同人避亂似無多大意義，我個人絕不贊成。”
史語所整體遷臺，但也有一批人選擇留下，其中不乏傅斯年的親朋故舊。
傅樂煥是傅斯年親自養育的親侄子。他在傅斯年的資助下，于1947年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進修。以往他給伯父的信，只談學問、家事和所務，從不涉及政治。1948年4月3日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說：
昨間接聞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講，協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傾學生，頗為失望。今日政府之頹局，全他們自己造成，不值得為之過分分神也。
兩年後，傅樂煥以論文《捺缽與斡魯朵》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很快就從英國直接回到紅旗下的北京。
最後遺響
1949年12月18日，解放軍的炮火已威脅到成都機場，蔣介石不得不在匆遽之中搭乘專機離開。同天稍早，朱家驊率同國民黨當局行政院官員飛離成都抵達台灣，繼續以行政院副院長身份代理中研院院長。
隨國民黨當局到台灣的院士一共只有淩鴻勳、林可勝、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王世傑、吳稚暉、朱家驊、李先聞等9位，另外去了美國的有陳省身、李書 華、趙元任、汪敬熙、胡適、吳大猷等12人，其餘50多位院士留在大陸。中研院原有500多人，除了總辦事處、史語所和數學所三個單位共50余人以外，其 餘各所全都選擇留在大陸。數學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員18位，去臺的也僅4位研究人員和1位行政人員，所長姜立夫完成搬遷任務後，堅辭所長之職，返回大陸廣 州任教職。史語所原有41位研究人員，也僅20位去臺(另有2位赴美)，規模基本上維持完整。
1957年4月3日台北，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在第三屆評議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及院務報告中，總結回顧了搬遷失敗的原因：
當時幣值日日下瀉，無法保證計劃運用，達于極點。然經多方奔走設法，各機關若肯幫忙，尚不至陷於全無辦法之處境。乃和談之議，既鋻於已往西遷八年播 徙所受之艱苦，復困到臺後之同人，生活起居亦十分困難，安土重遷，自難免存觀望之念，不立即設法啟程……本人之一切努力，至此悉成虛擲。1949年6月9日，在新生的土地上，一批留在上海的研究人員發起召開了中研院成立21週年紀念會。中共高級將領陳毅蒞會。先是竺可楨半個小時的發言，報告中研院的歷史，提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楊杏佛的篳路藍縷之功。
6月17日，中研院被軍管會正式接收。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在政務院之下設“科學院”，為負責組織全國科學工作的行政部門。
11月1日，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院”）在北京成立。首任院長郭沫若，副院長陳伯達，另外三位副院長分別是原中研院地質所所長李四光、社會所所長陶孟和、氣象所所長竺可楨。中研院的大部分人員、圖書、儀器等，成了新中國發展科學事業的基礎和重要力量。
1949年12月，李四光正在做回國的準備。一位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職務，否則就要被 扣留。李四光當機立斷，隻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兩星期之後，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義大利 開往香港的船票，于啟程秘密回國。1950年4月中旬蒞臨上海，中科院華東辦事處各研究所人員熱烈歡迎李四光，並召開了座談會。
下午，全體人員舉行簡單的歡迎會，由李亞農主席主持，他說：“我們中國科學院同人，每天都在熱烈盼望李副院長回國。李副院長經過種種困難，尤其是國 民黨反動派深恐他回國增加人民的力量，不惜勾結英帝國主義阻撓，但仍阻止不住李副院長投向祖國的熱情。這是值得敬佩的。相信他回國後對國家社會一定會有更 大的貢獻。”
1949年如一柄歷史的長劍，最終切割了中研院厚重的過去；最終劃開了中研院同仁間那道洶湧澎湃的海峽。所謂最終，對於中研院來說，永遠不復過去的使命與輝煌；對於走的人來說，那是最後的機會；而對留下的人來說，無疑亦是新的開端……
本文寫作參考了李揚編著的《國立中央研究院史》（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情報工作雜誌社1998年內部資料），台灣“中央研究院”編寫的《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謹此說明，並向作者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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