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我不久前為新發現的清人詹鳴鐸的《我之小史》寫過一篇序。詹鳴鐸是個徽商，他用小說體寫了個自傳。他是個與時俱進的人。在中國有很多這樣與時俱進的邊緣 人，站在邊緣想進入主流立場。一方面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比如喝花酒、參加科舉考試，但是新的東西來了，又趕快去擁抱。.........這就好比我們原來只看到紅顏色，可是現在發現，還有綠顏色或其他顏色。我們應該把各種顏色找出來。順便說一 句，我和汎森兄略有區別的地方是，我的興趣是在主流思想背後，發現有一點像在丹納《藝術哲學》裏說的那種“嗡嗡”的背景音樂。這個背景音樂跟主旋律是吻合 的，使主旋律越來越強。比如剛才說到的《我之小史》的作者，雖然不起眼，但其實就是主流的、激進的、隨著時代潮流與時俱進的思潮中“嗡嗡”的背景，不了解 背景，就無法說明主旋律何以成為主旋律，這就更像汎森兄說的彌漫的“風”。我和汎森兄可能側重點不同，但共同點就是，不要只關註主旋律。
王汎森：法國年鑒學派對心態史的研究特別有心得：“心態史”就是愷撒和他的士兵共同分享的嗡嗡聲。是胡適的，也是詹鳴鐸的。
模糊而又清晰的心態史
歌達耳
來自: 歌達耳(萬物皆備於我) 2008-12-12 20:10:46
題名: 模糊而又清晰的心態史
作者: 周啟琳
何謂心態史學?
“心態”一詞原是17世紀英國哲學的產物，指的是集體心理學。但在20世紀初，由於受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心態”一詞的含義在法語中就表示“原始後期”人們的心理，它是一種無意識的集體現象。心態研究被廣泛的運用到歷史領域，是隨著年鑒學派的產生發展而萌生勃興的。雖然心態史學在法國已經熱鬧了很多年，至今仍然沒有人能對此作出明確而又被認為權威的界定。也正是由於它的模糊性，勒高夫說：“心態史最吸引人之處就在於它的模糊性：可用之研究他人置之不顧的資料，即史學研究分析中由於難以闡明含義而置之不顧的資料。”應該說，這樣做比常規歷史研究要困難的多，它需要歷史學家具備更多的睿智和機敏，需要他們從大量日常重複出現的現象中捕捉其隱含的象徵意義。史學界對心態史的研究物件及其界定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大體上使用了年鑒學派的一些看法。可見，由於心態史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致使對其概念的界定十分模糊。目前，得到大多數研究者認可的一種概念可以總結為：心態史是研究一定時代群體心理表現和大眾意識狀態結構及其演變過程和趨勢的史學分支。它注重的是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識，並著重考察特定歷史環境下物質生活條件與這種觀念和意識的關係問題。
由於心態史研究的物件比較獨特，各種歷史因素都可能在此找到匯合點，這也要求心態史學具有跨學科的綜合研究能力，必須與一些相關學科交叉與滲透，如人口學、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符號學等。另外，勒高夫認為，“心態史的特徵表現在方法上，而不是在資料上，所以什麼資料都可以使用”。從食物、服飾、習俗、神話、信仰、舉止到碑文、建築、災害、祈禱詞、赦免證書以及書籍、畫像、雕刻、武器、隨葬品等，不一而足。正是這些文物資料，才從“整體表達了以往社會的精神”，同時也適應了現代社會物質生活豐富的現實。
年鑒學派艱難的發展心態史是年鑒學派首先祭起的一面大旗，如果按照布羅代爾的三層次說，那麼心態史是歷史研究的第三層次產物。然而心態史並不是第三代的新創。年鑒學派的創始人布洛赫和費弗爾在偏重社會經濟研究史的同時，也非常注重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的研究，布洛赫的最後兩部著作的核心是論述封建制度的精神，他多次提出“歷史的事實本質是心理的事實”這一論斷。然而，由於社會經濟大背景等方面的原因，兩位創始人此時的研究成果畢竟以社會經濟史方面的力作居多。
到了20世紀50年代，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所領導的社會人類學向歷史學家提出了挑戰，“它旨在突出結構，而這裏的結構一詞是指真正的結構，即固定的整體。這樣，它便把慣時性、時間的作用，也就是歷史置於次要的地位。於是，遭到結構主義否定的法國歷史學家便不得不接受挑戰”。一些歷史學家開始非常認真地閱讀人類學家的著作。然而，列維·施特勞斯影響下的社會人類學家主要是研究神話。即非物質的、屬於心態的東西，一個社會通過這些因素形成對世界及其自身的表像。通過閱讀人類學家的著作，歷史學家發現他們也有必要加強對心態和精神世界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發生著的事物的研究，他們還感到有必要指出，人們精神世界發生的事物和結構主義宣稱的不同，他們不是靜止的，而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因此，許多歷史學家在上世紀50年代末提出研究心態史的建議。
另外，隨著社會的發展，研究越來越精細，人們逐漸發現布羅代爾所宣導的包羅萬象的“總體史”不僅很難做到，而且也有缺乏事件和事物不能引人入勝的缺點。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以勒高夫為首的年輕一代的年鑒學派歷史學家開始主張恢復年鑒學派創始人注重精神狀態史研究的傳統，將研究重心逐步由社會——經濟史為主轉向以研究人們的心態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文化史，反對把文化和心態看作是屬於第三層次的次要因素，將研究領域由經濟轉向心態這一更為深層結構。蜜雪兒·伏維爾更把它視為史學從經濟、社會到心態的三層次發展中的最後一個階段，他把這一轉變稱為“從地窖到頂樓”的進步，是年鑒派史學整體研究發展的最後一個層次。它意味著對過去歷史整體架構的把握，歷史的認識也更為全面真實。
許多早年以研究社會經濟史聞名的歷史學家，也受到了這種潮流的影響，在某種“心態”的作用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到了心態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顯的例子是一度聲稱要固守“地窖”、堅持經濟史研究的歷史學家勒華拉杜裏。其代表作是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這部著作最終標誌了心態史的誕生。勒華拉杜裏大量運用富裏埃主教審判記錄的寶貴資料來反映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正如他說的，“我的目的依然是通過倫理和信仰，研究村民們的內心世界和社會學物件”。
解決社會發展所面臨問題的新式武器
那麼，在面臨危機時，又是什麼促使新史學家們把目光投向心態史的呢?
當今社會，隨著科技的進步，醫學的發展等，造成世界人口的激增，對於人口史的研究也逐漸興盛起來。而人口史的發展恰恰是打開心態史的契機之一。史學家們在研究了家庭和人口變遷之後，直接遇到了心態的問題：例如在17、18世紀為何人們的生育觀念會發生變化?為何人們會採取避孕措施?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研究人們觀念的變化，也就是心態的變化。文化史構成了通向心態研究的第二個途徑：宗教問題、掃盲過程、文化的普及，出版物反映了人們的興趣愛好、欣賞標準等的變化等，均直接與心態研究有關。社會史、經濟史也打開了通向心態史的道路：人們對政治、政權、財政制度、稅收、金錢等的觀念直接影響了社會運動和競技運動，這是不容忽視的。而人們對巫師、民間信仰、猶太人、異教徒、流浪漢等社會邊緣階層的態度與觀念，更是理解社會史這一重要領域所不可缺少的。同時，由於社會心理學和符號學的蓬勃發展，特別是由於心理分析學的風靡一時，對歷史學有了巨大的影響，這些正好為心態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之門。
正是由於心態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年鑒學派史學家對此作出了大量研究，並視之為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從新史學家們的研究實踐和發表的著述來看，一般所說的俗文化是他們注意的中心。如人體、服飾、死亡、恐懼、婚變、家庭、節日、禮儀、書籍、信仰、迷信、神話、傳說、民俗、想像等，無不成為專題研究的物件，可謂事無巨細，包羅萬象。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究其原因大致有兩個重要方面。
首先，隨著當代技術革命的飛速發展，人們在加深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識的同時，迫切要求認識自身及其主觀的精神世界，“人”的問題幾乎成為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核心。歷史學家要繼續保持對其他學科的領導地位，無法繞過這一問題。歷史學家要積極面對挑戰。新史學家之所以熱衷研究各種心態問題，是因為他們意識到急待深化對自身的認識，史學不是對過去的消極記錄，它需要研究自身。“我們始終認為經濟是最重要的，但是它並不能解釋一切。我們感到，心態史應該義不容辭的彌補社會史過於注重物質生活條件的不足，我們用這些理由很快說服同行”。心態就是認識人的精神演化及其與物質生活的關係的最佳手段。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勒高夫說：“心態史實際上是一所特別好的學校，從中可以認識到線性史觀的不足，惰性是十分重要的歷史力量，更多的體現在通常發展緩慢的人們的心理方面，而不是物質方面。”可以說心態研究是歷史學家試圖從歷史最深的沉澱層中開掘對人的自身認識的嘗試。
其次，當代物質文明的極大豐富是與“精神危機”孿生的，特別是在西方發達國家或是一些國際化的大城市中。在鋼筋水泥面前的無能為力感以及在日益興盛的速食文化的衝擊下，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厭倦了單調枯燥的現代生活並缺乏安全感，出現了所謂的“精神危機”。隨之，許多反映都市人群精神壓力的文學作品應運而生。如拉爾夫·艾裏森的《隱形人》、索爾·貝婁的處女作《晃來晃去的人》、亞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特別是最後這部戲劇給人的印象深刻，該劇描寫了推銷員威利洛曼為推銷商品奔波一生，卻很不成功，作者以人道主義的視角批判了社會拜金主義狂潮下金錢萬能的現實。另外，以中國為例，一份調查顯示，20到30歲的人群成為現代社會的“年齡壓力”之首，按壓力均值計算，這個年齡段的人們的壓力均值為71分；其他三個年齡段的壓力均值依次是：31-40歲為67分；41—50歲為66分；51—60歲為68分。20—30歲的人群一走上工作崗位就處於激烈競爭的環境中，他們除面臨工作的壓力，還有成家、購房、子女撫養、管教和社會交往等諸多壓力，還存在缺乏社會經驗、應對能力不足等問題。在這種種壓力下，越來越多的人們渴望返樸歸真，重現工業化之前的那種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
然而，正如伊壁鳩魯所說的，“關心自己的靈魂，從來不會太早，也不會太晚”。心態史學較好的適應了當代西方社會這種懷疑現代文明，懷念過去古樸自然的生活方式，探尋人們觀念的意識的歷史與演變的“尋根熱”的需要。《蒙塔尤》出版後，一版再版，這個小山村竟成為人們旅遊嚮往的聖地，從中可見一斑。
有待解決的問題
雖然心態史的興起順應了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也適當地緩解了一些都市人的壓力。但是，畢竟心態史研究的歷史不長，研究方法也在不斷的探索與改進過程中。當代的心態史的研究實際上不知不覺地把重點從年鑒學派的第二個層次轉向了第三個層次，注意力逐漸集中在反映民眾意識的短期事實上。結果，在舊範式中本來已經劃分得非常清楚的社會結構和個人行為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隨著這樣的轉變，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漸用定性的描述取代量化分析，在表達方法上自然造成敍事式取代分析式的結果。例如《蒙塔尤》在表達方式上純粹是敍事式，被認為是敍事史的復興，這是對年鑒範式的一次衝擊。同時，心態史的研究沒有一個確切的範圍，其結果是出現了“史學爆炸”或“史學碎化”的現象，這就對於分析整個社會人們心理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困難，這種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出現，到如今是有增無減。新出的層出不窮的歷史著作研究的問題越來越廣泛，也越來越細微，從人的飲食、起居、舉止、服飾到民俗、信仰、死亡、恐懼、節慶、禮儀、夢境、想像，不分巨細，史學的綜合功能和獨立地位面臨危險，總體史概念本身也成為問題，在新史學家內部對之產生了多元化的不同的認識。如何在解決總體史學與專題研究之間的關係，避免心態史研究中的愈益分散的現象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不管怎樣，新史學所作出的每一個努力和嘗試都是值得尊重的，因為史學正是在不斷地逐步解決困擾自己的矛盾的過程中得到發展、趨於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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