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徵(王文伯)

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files/20140102151329265.pdf
胡適與王徵 頁28-31

王文伯現在還沒專文

美國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期間，王文伯作為學生，曾擔任翻譯。

胡適藏杜威書How to Think本书所钤印章“ 王徴 ”，应即王文伯，早年留美时与胡适结识，

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 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


查胡適日記，在1919年12月20日下午6時的日程表中，有“請客，為高、王餞行（浣花春）”的記錄。4這裏的高、王，就是即將赴日本訪學的北京大學同事高一涵和王文伯，

1921.5.21 王文伯新銀行團秘書 定努力周報


1922年2月10日，嚴敬齋約胡適吃飯，不料到了席上，宋伯魯沒有來，來了一班俗客。出了門，胡適對王文伯說：“和這一班人作無謂的應酬，還不如聽兩個妓女唱小曲子！” (日記)

我們的政治主張

簽名者包括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朱經農、張慰慈、高一涵、徐寶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適。

陸小曼的經濟問題希望靠胡/王兩人之幫助

1922.7.26 胡適日記談到"前年借得文伯在日本買的天保七年翻印乾隆辛酉武原張宗松刻的本子( 王荊公詩注) 很喜歡他; 不知宗松即(張)菊生六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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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2.14 杜威80歲生日論文集送文伯祝他同高壽

1951 年 1 月 1 日今年過年最不愉快。傅孟頁之死( DeC . 20 ) ,王文伯之被燒傷,都是最使我不能高興過年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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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2月胡適致王徵 的信 很值得一讀
此文指是要點

胡适来往书信选- 胡适- Google 圖書

books.google.com.hk/books/.../胡适来往书信选.html?... - 頁庫存檔

周粳生致胡适9月2曰972朱家骅致胡适月3曰电973 胡适致朱家骅9月3日电稿974江泽涵致胡适9月3曰31. 2. 胡适致王征2月3日稿0 1. 3 ...

第 頁
胡适致王征〔 2 月 3 日,稿) ^ 0 1 〕 952 ^翁文瀬致胡适〔 2 月 7 曰) ... ... : ...
' ; ^〔 3 ^附:翁文灝致蒋介石签呈( ^ ^ ) ... - ^ " ...〔 5 ^ 953 .朱家骅致胡适〔
2 月 21 曰) .二― : ?々, ^ " .

第 7 頁
敬颂撰祺弟朱家骅二月二十一曰 954 ,王征致胡适
适之老兄大鉴:在纽接到你的别赠,满意〔拟〕归国之前与以答谢,不意在纽收拾行李与归国之情绪种种,到华盛顿后几乎卧倒,见刘
自如商量,又去 8& ^〜 0 〜医治,始将大决心变成大犹疑。最近在华盛顿觅斗室二间暂行 ...

第 10 頁
弟王征罪言二月卄八 

3 955 ^周鲠生致胡适适之兄:星期二又去拔了一颗牙,出血一晚,次早
便止了,希望这次是在美国最后一次的为牙齿吃苦。金甫二十八日到纽约,不久将往华盛顿并
转道来波士顿、剑桥。宗武夫妇前天亦到了纽约,可住一星期。

胡适的商人朋友（一）

“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作者：张书克 发布于：2009-6-11

胡适

王 徵和胡适是多年的老朋友，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们就认识。在胡适留学日记中，留有返国前赠给王徵和朱经农的一首小诗。二人交往最多的时期，大概 是1919年到1923年。那时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球（台球）、谈天、逛公园（中央公园）、游西山，惬意自在，无忧无虑。这大概也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 的时期。

二人都是幼年丧父，由寡母拉扯成人。不过胡适比王徵强一点，留学回国后还能见母两面，并且胡母亲见儿子完婚，总算是完了一点心愿。 王徵10岁时就死了父亲，他母亲努力供他进学堂，并送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9年4月，王徵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返乡，下了火车，离家还有60里， 他的兄弟来接他，说他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出洋的第二年她就逝世了，这个坏消息一直没有告诉他。这的确是很悲惨的人生境遇。

王徵，字 文伯，黑龙江省宁安（旧名宁古塔，清朝时流放远戍之地）人，1887年出生，长期服务于银行界，历任美国新银行团秘书、天津交通银行副经理、中国实业银行 总经理等职。1928年孙科任铁道部部长时，王徵出任常任次长。30年代，王徵等人筹划成立渤海银行，未成。1948年，国民党行宪后新一届政府成立时， 王徵列名政务委员。
上世纪50年代，二人不约而同选择了流亡美国，并且都卜居纽约。有一次，王徵喝醉了酒，躺在床上吸烟，不小心烧着了床上 的枕头被单之类，结果烧成了重伤。得知消息后，胡适很难过，经常去医院看他，并为他募借医药费。胡适一生从来不记账，这次为了王徵的医药费，他记了好几个 月的详细账目。
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王、胡二人的友谊，始于二人留学美国时期，终于二人流亡美国时期，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反认他乡是故乡”。

胡适故居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两次比较大的举动，王徵都参与其事。1920年8月1日，胡适和王徵等人（其他还有蒋梦麟、陶孟和、张慰慈、李大钊、高一涵），在北京《晨报》增刊上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

《宣 言》开头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宣言》还说：“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 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宣言》明确指出，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言论自 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
1922年5月14日，胡适、王徵等16人（其他14人为：丁文江、徐宝璜、高一涵、张慰慈、 朱经农、陶孟和、李大钊、梁漱溟、王伯秋、陶行知、汤尔和、罗文干、王宠惠、蔡元培）联合在《努力周刊》第2期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此前，根据胡适 日记的记载，胡适和王徵等人多次见面交谈，交换意见。《主张》虽然由胡适起草，但毫无疑问也吸纳了王徵等人的意见。
《主张》认为，中国政治 改革的目标，现在应该以“好政府”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好人们”应该同心协力地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内的恶势力作战。“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 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 展。”

《我们的政治主张》对今后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对当时政治问题的具体主张是：由南北两方早 日开始正式议和，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大大地减少国会 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财政公开”等等。《主张》要求当时的“好人们”应该放弃“自命清高”的想法，因为“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凡是社会上优秀 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主张》最后几句话是“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 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这种态度真诚，平和，不自以为是，最符合自由主义的客观气质。后世有学者朱学勤指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 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1922年的这个文件比80多年后的另一个类似的文件更实际且更有深度。换句话说，在政治常识方面，我们还没有达 到80多年前胡适王徵们的水平。

王徵经常说“Hu shih can do no wrong”，这句“胡适错不了”大概是从英国谚语“The king can do no wrong”来的，用安徒生童话中的说法来说就是“老头子做事总没错”，有点调侃的味道。

1945 年2月，也是在美国，王徵和胡适之间发生过一次小争论。当时，抗战胜利前夕，王徵即将回国，胡适写信告诫他：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不要太沉迷于 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信奉政治无为主义的胡适指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人多注重“不漏”两个字，而忘了“恢恢”和“疏”。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 宽，这样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发展。胡适还以自己家乡安徽绩溪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为例，认为老百姓有自我恢复的能力。真正 让人担心的则是“天网”太密。

胡适的这些意见王徵显然没有听进去。学经济出身的王徵很是自信，有点瞧不起“外行”胡适的上述说法，他反而奉 劝胡适留心读读经济学的论述，少听那些无根的滥言，少发那种语录体的政论。王徵这样说道：“倘若一个不懂考据的人来驳你的《水经注》（胡适当时在研究《水 经注》），那不成大笑话了吗？”

在王徵看来，计划经济在当时已经成了世界不可移易的方针。这一方面是苏俄的战绩，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战时计划 的成功和战前罗斯福新政的成绩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要回归“无为”与传统的农业自由经济，几乎是不可能了。王徵还为中国当时的统制经济进行辩 护。其实，当时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都被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表面的魅力给迷住了。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唱赞歌的大有人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统制 经济、计划经济成了很时髦的东西。

多少年以后，我们回过头去看，在这个问题上，是外行胡适对呢，还是专家王徵对？答案已经很清楚。外行胡适的取胜之道无非是两条：第一是坚持常识；第二是不赶时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坚持常识，不赶时髦的胡适“can do no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