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4日 星期五

程天放(1899-1967)、李書華、羅家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代表們. 胡適與朱利安·赫胥黎....

不知怎麼回事 胡適的日記缺1945年
1945年11月初 中國派到倫敦 去制定UNESCO 憲章的代表團的
首席代表是胡適 其他代表為 李書華(潤章) 程天放 羅家倫(志希)和趙元任
李書華先生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前後五次的回憶" (未讀)
  程天放先生說與胡適相處四周 第一次了解他
羅家倫先生至少也有一篇他們(未說訪者)會後去"一次訪問 一次觀摩"泰晤士報的精彩記錄



程天放寫過"我所親炙的胡適之先生" (1962.2.28 中央日報)


程天放(Tien-Fong Cheng (aka Cheng Tianfang 1899年-19671129),中國江西人,五四運動知名領導人,後進入中華民國政府擔任官員。
生平

19185月在江蘇的教育會杜威演講 胡適擔任翻譯(長衫態度和藹,不像留學生)
1919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公學的程天放為五四運動上海學生領導人之一。畢業後,赴多倫多深造,並獲得博士學位。各省公費留學  哲學門由胡適口試



返回中國後,投入中華民國教育體系,1929年擔任安徽省政府教育廳長(到上海出差到胡適家拜訪請益) 及代理省主席,

1931年升至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33年任浙江大學校長與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1935-1938年任駐德國大使,辭職後在倫敦與胡適相會一天

回國後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江西地區立法委員,1946年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

1949.9 參加聯合國第四屆大會3個月到紐約胡適家多次
1950年,因國共內戰因素隨中華民國政府前往台灣,
1950年-1954年擔任中華民國政府移往台灣後的首任教育部部長。此期間胡適回台灣兩次
 胡適博士,於1954.3.17昨(十七)日下午七時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九十次座談會中,以「美國的民主制度」為題,發表演說。座談會由程天放主持。

任滿後則轉任考試院副院長,
1958.4 胡適回台灣定居 他比較閒 所以常到南港請益


 美國論程天放|正中|封面于右任題字|民國49/1960 年再版|胡適在病中寫篇三千多字的讀後記

並於任內的1967年去世。
日文的wikipedia 相對豐富

程天放曾留學美國及加拿大,分別在伊利諾大學及多倫多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及國際政治學博士,歷任大學教授、所長、駐德大使、大學校長、教育部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等職,著有《美國論》、《使德回憶錄》等書,是個守正不阿,很有原則的學者,致力於為國育才,政大教務長朱建民教授和程建人大使都曾受他的栽培。


程天放 - 著作《歐亞歸途》、《美國論》、《二十世紀之科學(四):社會科學之部政治學》、《使德回憶錄》、《程天放早年回憶錄》、《胡適與中國》1968;編有《國父思想與近代學術》。現存有《程天放先生紀念集》;另外,王家瑩著有《樂育菁莪--程天放傳》。其藏書捐贈政大,政大亦將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命名為"天放樓",以茲紀念。程天放多年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亦為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候選人。 1967年11月29日卒於美國紐約。


On Jan. 10, 1946, the first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ed in London.
待查此時胡適的地點


2008/9/2

The Story of a Grand Design: UNESCO 1946-1993-People, Events and Achievements

Michel Conil Lacoste (著) The Story of a Grand Design: UNESCO 1946-1993-People, Events and Achievements (UNESCO Reference Books) Unesco (1995/05)
宏圖大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年史(1946-1993)》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6

宏圖大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年史(1946-1993)

p.204 英文有錯
應該是VENICE RESTORED: UNESCO Twenty-fiv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4 November 1966, the day when Venice was flooded ... Publication Date, 11-03-1991 10:00 am. Publication Location, Paris ...

 胡適與朱利安·赫胥黎
    
朱利安·赫胥黎

    
朱利安·赫胥黎贈胡適的著作上的題詞。

    
週運

    
□編輯,北京

    
2004年,我買到了史學家姚從吾的一部分藏書,其中有朱利安·赫胥黎送胡適的《論革命中的生存》(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1944),扉頁上的英文題贈翻譯過來是

    
胡適博士(Dr.Hu Shi)致以最衷心的祝福朱利安·赫胥黎贈1945年11月倫敦。

    
朱利安·赫胥黎這本簽贈本書脊的編號是:代1750,估計是姚從吾從自己的老師胡適手裡借去的。書後封三有三行鉛筆字: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by HDSmyth(南方都市報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這是著名的說明美國發展原子彈情況的《史密斯報告》。當時胡適對中國研製原子彈非常熱心,1947年7、8月間他給白崇禧和陳誠寫信,提議在北大召集一流物理學家,作最新研究並訓練學生,以為國防之用(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181頁),看來這些字跡是胡適寫下的。 “處於戰爭世界中的哲學”一篇在“補償心理”、“我們創造自我價值”和“基於哲學的科學態度給人的三點建議”等處有鉛筆劃線,可能也是胡適的閱讀痕跡。

    
《胡適日記全集》(曹伯言整理,聯經2004年版)第四冊提到:1926年10月17日(在倫敦)“去看Dr.Delisle Burns……又遇見Julian Huxley(引者按:即朱利安·赫胥黎),是THHuxley的孫子;Huxley的子孫只有他繼續科學方向的遺風(引者按:實際上後來還有一位諾獎得主Andrew Huxley,是朱利安·赫胥黎的同父異母弟弟),他在King's College教生物學。”(第514頁)在此前不久(10月2日),也是在伯恩斯的家裡,胡適遇到過朱利安的父親Leonard Huxley,他寫的《赫胥黎略傳》胡適幾個月後(12月7日)半夜失眠時還看過(同上書,第596頁)。這應該是他們初次見面。

    
和胡適見面時,朱利安·赫胥黎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動物學講席。 1927年,他參加韋爾斯《生命之科學》一書的編輯工作,因為這個項目負擔沉重,竟辭去了教職,專注於此書。他寫了這三大卷原創作品的大部分,並於1930年完成,獲得極大的成功。他當時已是知名人物,給《觀察家報》寫稿,經常出席BBC的節目。 1942年,他離開倫敦動物協會,以演講和在BBC做談話節目為生。與很多高等教育團體和委員會來往密切。這些團體中的一個參與製定了聯合國有關文化、教育事務的準備計劃。他和李約瑟領導並推動與科學領域有關的工作,為他們以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1944年,朱利安·赫胥黎訪問蘇聯,應邀參加科學院二百週年慶典。他對蘇聯遺傳學的狀況感到驚駭,因為其在李森科掌管下飽受可怕的摧殘,因而在《蘇聯遺傳學和世界科學》(1949)一書裡堅定批評斯大林主義,呼喚學術自由。

    
陳源於1943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事務給胡適寫過幾封信(見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5冊)。 1944年10月6日信中談到籌備會議的情況,提到李約瑟提議把“科學”一詞加入組織名稱:“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信中建議胡適他們參會時該穿什麼樣的禮服好,因為那個高檔飯店Claridges Hotel要求客人穿晚禮服,否則不讓去餐廳用餐。

    
胡適於1945年10月28日晚到達倫敦,11月1日至16日率李書華、程天放、羅家倫和趙元任一行參加籌備教科文組織會議,制定組織章程。胡適為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年譜長編初稿》,第1899頁)。當時赫胥黎從蘇聯返回後,取代生病的齊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籌備會的全職秘書長。他很快寫了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宗旨與目的》,宣布未來聯合國組織並非基於宗教教義或學院哲學的矛盾體系,而要在“科學人文主義”框架下開展工作。其觀點被認為是掩飾無神論而受到攻擊。委員會成員們決定不接受他這一文件。

    
朱利安·赫胥黎和胡適同為委員會成員,而且胡適受他爺爺老赫胥黎影響很大,這期間往還,朱利安送他這本書的因緣也就清楚了。

    
據羅家倫日記記載,中國代表團10月30日赴英國文化協會招待會,31日胡適率全團拜訪英國教育部長威爾金森女士。 11月1日會議開始,在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11月2日出席英政府的雞尾酒會。 11月15日由陳源、葉公超出面舉辦答謝雞尾酒會,回請英國朝野名流。與Webster面談。 11月17日胡適赴牛津獲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八冊第63頁)。估計赫胥黎送胡適書的時間應該在這幾天。

    
1945年12月3日陳源、趙元任於巴黎給胡適發來電報,提到美英對教科文組織秘書長人選相持不下,美國極力反對赫胥黎。他們都願意擁護第三者,因而理事會不止一國提名胡適,只是要他本人同意。胡適一口回絕了此事(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51頁;另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5冊第138-139頁)。 (南方都市報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隨後朱利安·赫胥黎被推選為第一任總幹事,任期只有兩年(1946-1948),而不是章程上的六年。據說是美國起的作用,也是受他左派傾向所累。

    
胡適在1948年8月12日《獨立評論》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談到,二戰勝利時,英國工黨政府上台,他們要把英國由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而且五年內無法推翻他們(見《年譜長編初稿》第2046頁)。看來他對當時英國政治的巨大變化有些擔心。

    
人類科學與文化發展史國際委員會是1946年時任教科文組織籌備委員會執行秘書長的赫胥黎提議創立的,經委員會副主席赫胥黎同意,胡適於1952-1954年間被任命為通訊委員。 (見 會議主席Paulo E.De Berredo Carneiro的叢書序,載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Volume II The Ancient World 1200 BC to AD 500,George Allen & Unwin,1965,p.xix)儘管他和赫胥黎都列名委員,因為政見不同,那也是和平共處,井水不犯河水了。

    
1952年9月2日胡適致信楊聯陞,談到牛津的斯帕爾丁東方哲學與宗教教授一職因為Radhakrishnan回國做副總統了,故提早於當年10月2日選舉。牛津主管漢學的德孝騫教授早在1951年寫信給胡適勸說他申請候選,又托房兆楹來勸駕,他本已決定考慮,“但後來我同幾位老朋友(其中多數向來是英國同情者,也有牛津畢業的)談談,他們都不贊成,都說我他受不了此時英倫的'空氣',一定要感覺精神上的苦痛。我也曾留意我的英國舊友如CK Webster、Julian Huxley、Joseph Needham(引者按:即韋伯斯特、朱利安·赫胥黎、李約瑟)等人的議論,的確有點受不了。所以最後決定去信說明不願考慮。”(見《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聯經1998版第136頁;另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796頁)當時英文信這樣寫的:I might find it painful to have certaintly to differ with the prejudiced opinions of so many of my old friends in England.(《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第798頁)看來是無法認同他這些英倫老友的左傾“偏見”。

    
1953年4月27日胡適致信楊聯陞說:“前函中說到劍橋大學的事(按:指1952年劍橋大學中文講座教授之聘),我贊成老兄的卻聘。近來看到Joseph Needham' Certfying'美國Germ-warfare的舉動,頗深覺英國學人實在有點不像從前的gentleman的風格了!”(《論學談詩二十年》第150頁)

    
胡適稱赫胥黎為“舊友”,而且考慮到當時英國和中國大陸建交,赫胥黎、李約瑟等都有明顯的左派傾向。艾倫(Garland E.Allen)指出赫胥黎宣布德國納粹為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時,卻認為蘇聯更人道,設立模範以為激勵團體勞動生產之所需(見Julian Huxley,p.211) 胡適當然看不過去,所以不應牛津的教授之聘。劍橋那裡也是左派的大本營。後來他跟楊的通信裡對李約瑟的唯物史觀很有看法,他對李的態度,也是對赫胥黎等人的態度。楊聯陞談他的劍橋之行時,鄭德坤對他和李約瑟的關係用了一個詞“冷和”(cold peace),不是“戰”,而是“和”,相安無事而已。 (南方都市報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迪瓦爾(Colin Divall)教授分析說赫胥黎處於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他受孔德實證主義影響,是一個唯理論者,如HG威爾斯、西德尼·韋布等(上書第31頁)。而左傾的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為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家貝爾納(JDBernal)、霍爾丹(JBSHaldane)所持有。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下會讓科學的真正的潛能扭曲變形,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方可實現。而赫胥黎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在《如果我是獨裁者》(If I were Dictator,1934)一書中坦率發表了對計劃社會的看法,強烈反對斯大林主義。他的理想是平和的資本主義,其看法有強烈的愛德華時代唯理論者色彩(第36頁)。他是一個命定生活在現代社會的維多利亞時代思想家。

    
他並不像霍爾丹或李約瑟那樣左翼或激進,西斯曼(Adam Sisman)在《羅珀傳》裡提到李約瑟組織英中友協並自任會長,1965年9月中旬把羅珀等四人送到中國大陸來參觀,羅珀回來後調查發現協會直接或間接由中國政府資助,因而在報章上披露了此事,被李約瑟等人罵為“麥卡錫分子”。但赫胥黎無疑深深地受其左傾同人的影響。他多數時候都在兩可之間,他從未讓自己捲入激進活動中,如霍爾丹參加英共。任何時候他從未贊成一貫的社會主義路線。他更多把馬克思主義當成理解過去是為了改變未來的一種手段的科學觀點而已(見Julian Huxley,pp.216-217)。

    
所以赫胥黎頂多算個中間人士,而胡適當時不承認有所謂中間派的“第三勢力”(見《年譜長編初稿》第2229頁),所以他會對赫胥黎有看法。而當時大陸在1951年8月中旬以後,北大文、法兩學院率先討論“胡適思想問題”,並使中文、哲學、史學、圖書館四系聯合舉行控訴胡適大會。其自稱有多年友情的朋友們“帶頭控訴”。而胡適對此說:“我一百分同情這些可憐的人,可憐他們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一點不怪他們。”(見上書,第2333頁)他跟這些國際和大陸的左派舊友處於很冷淡的狀態,也就清楚了。

胡适与朱利安·赫胥黎

摘要:周运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朱利安·赫胥黎

    朱利安·赫胥黎赠胡适的著作上的题词。
    周运
    □编辑,北京
    2004年,我买到了史学家姚从吾的一部分藏书,其中有朱利安·赫胥黎送胡适的《论革命中的生存》(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1944),扉页上的英文题赠翻译过来是:
    胡适博士(Dr.Hu Shi)致以最衷心的祝福朱利安·赫胥黎赠1945年11月伦敦。
    朱利安·赫胥黎这本签赠本书脊的编号是:代1750,估计是姚从吾从自己的老师胡适手里借去的。书后封三有三行铅笔字: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by H.D.Smyth
    这 是著名的说明美国发展原子弹情况的《史密斯报告》。当时胡适对中国研制原子弹非常热心,1947年7、8月间他给白崇禧和陈诚写信,提议在北大召集一流物 理学家,作最新研究并训练学生,以为国防之用(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181页),看来这些字迹是胡适写下的。“处于战争世界中的哲 学”一篇在“补偿心理”、“我们创造自我价值”和“基于哲学的科学态度给人的三点建议”等处有铅笔划线,可能也是胡适的阅读痕迹。
    《胡 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联经2004年版)第四册提到:1926年10月17日(在伦敦)“去看Dr.Delisle Burns……又遇见 Julian Huxley(引者按:即朱利安·赫胥黎),是T.H.Huxley的孙子;Huxley的子孙只有他继续科学方向的遗风(引者按:实际上 后来还有一位诺奖得主Andrew Huxley,是朱利安·赫胥黎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在King‘s College教生物学。”(第514页)在此 前不久(10月2日),也是在伯恩斯的家里,胡适遇到过朱利安的父亲Leonard Huxley,他写的《赫胥黎略传》胡适几个月后(12月7日)半夜 失眠时还看过(同上书,第596页)。这应该是他们初次见面。
    和胡适见面时,朱利安·赫胥黎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动物学讲席。 1927年,他参加韦尔斯《生命之科学》一书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个项目负担沉重,竟辞去了教职,专注于此书。他写了这三大卷原创作品的大部分,并于 1930年完成,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当时已是知名人物,给《观察家报》写稿,经常出席BBC的节目。1942年,他离开伦敦动物协会,以演讲和在BBC做 谈话节目为生。与很多高等教育团体和委员会来往密切。这些团体中的一个参与制定了联合国有关文化、教育事务的准备计划。他和李约瑟领导并推动与科学领域有 关的工作,为他们以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4年,朱利安·赫胥黎访问苏联,应邀参加科学院二百周年庆典。他对苏联遗传学的状况感到惊骇,因为其在李森科掌管下饱受可怕的摧残,因而在《苏联遗传学和世界科学》(1949)一书里坚定批评斯大林主义,呼唤学术自由。
    陈 源于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给胡适写过几封信(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1944年10月 6日信中谈到筹备会议的情况,提到李约瑟提议把“科学”一词加入组织名称:“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信中建议胡适他们参会时该穿什么样的礼服好,因为那个高 档饭店Claridges Hotel要求客人穿晚礼服,否则不让去餐厅用餐。
    胡适于1945年10月28日晚到达伦敦,11月 1日至16日率李书华、程天放、罗家伦和赵元任一行参加筹备教科文组织会议,制定组织章程。胡适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年谱长编初稿》,第1899 页)。当时赫胥黎从苏联返回后,取代生病的齐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的全职秘书长。他很快写了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与目的》,宣布未来联合国组织并非基于宗教教义或学院哲学的矛盾体系,而要在“科学人文主义”框架下开展工作。其观点被认为是掩 饰无神论而受到攻击。委员会成员们决定不接受他这一文件。
    朱利安·赫胥黎和胡适同为委员会成员,而且胡适受他爷爷老赫胥黎影响很大,这期间往还,朱利安送他这本书的因缘也就清楚了。
    据 罗家伦日记记载,中国代表团10月30日赴英国文化协会招待会,31日胡适率全团拜访英国教育部长威尔金森女士。11月1日会议开始,在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11月2日出席英政府的鸡尾酒会。11月15日由陈源、叶公超出面举办答谢鸡尾酒会,回请英 国朝野名流。与Webster面谈。11月17日胡适赴牛津获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八册第63页)。估计赫胥黎送胡适书的时间应该在 这几天。
    1945年12月3日陈源、赵元任于巴黎给胡适发来电报,提到美英对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人选相持不下,美国极力反对赫胥 黎。他们都愿意拥护第三者,因而理事会不止一国提名胡适,只是要他本人同意。胡适一口回绝了此事(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51页;另见《胡适遗稿及 秘藏书信》第35册第138-139页)。


    随后朱利安·赫胥黎被推选为第一任总干事,任期只有两年(1946-1948),而不是章程上的六年。据说是美国起的作用,也是受他左派倾向所累。    胡适在1948年8月12日《独立评论》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谈到,二战胜利时,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他们要把英国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而且五年内无法推翻他们(见《年谱长编初稿》第2046页)。看来他对当时英国政治的巨大变化有些担心。
    人 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国际委员会是1946年时任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的赫胥黎提议创立的,经委员会副主席赫胥黎同意,胡适于1952-1954 年间被任命为通讯委员。(见会议主席Paulo E.De Berredo Carneiro的丛书序,载 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Volume II The Ancient World 1200 BC to AD 500,George Allen & Unwin,1965,p.xix) 尽管他和赫胥黎都列名委员,因为政见不同,那也是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了。
    1952年9月2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谈到牛津的斯帕 尔丁东方哲学与宗教教授一职因为Radhakrishnan回国做副总统了,故提早于当年10月2日选举。牛津主管汉学的德孝骞教授早在1951年写信给 胡适劝说他申请候选,又托房兆楹来劝驾,他本已决定考虑,“但后来我同几位老朋友(其中多数向来是英国同情者,也有牛津毕业的)谈谈,他们都不赞成,都说 我他受不了此时英伦的‘空气’,一定要感觉精神上的苦痛。我也曾留意我的英国旧友如C.K.Webster、Julian Huxley、 Joseph Needham(引者按:即韦伯斯特、朱利安·赫胥黎、李约瑟)等人的议论,的确有点受不了。所以最后决定去信说明不愿考虑。”(见《论学 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联经1998版第136页;另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96页)当时英文信这样写 的:I might find it painful to have certaintly to differ with the prejudiced opinions of so many of my old friends in England. (《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98页)看来是无法认同他这些英伦老友的左倾“偏见”。
    1953年4月27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说: “前函中说到剑桥大学的事(按:指1952年剑桥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之聘),我赞成老兄的却聘。近来看到 Joseph Needham‘Certfying’美国Germ-warfare的举动,颇深觉英国学人实在有点不像从前的gentleman的风格 了!”(《论学谈诗二十年》第150页)
    胡适称赫胥黎为“旧友”,而且考虑到当时英国和中国大陆建交,赫胥黎、李约瑟等都有明显 的左派倾向。艾伦(Garland E.Allen)指出赫胥黎宣布德国纳粹为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时,却认为苏联更人道,设立模范以为激励团体劳动 生产之所需(见Julian Huxley,p.211)。胡适当然看不过去,所以不应牛津的教授之聘。剑桥那里也是左派的大本营。后来他跟杨的通信里对 李约瑟的唯物史观很有看法,他对李的态度,也是对赫胥黎等人的态度。杨联陞谈他的剑桥之行时,郑德坤对他和李约瑟的关系用了一个词“冷和” (cold peace),不是“战”,而是“和”,相安无事而已。(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迪 瓦尔(Colin Divall)教授分析说赫胥黎处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他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是一个唯理论者,如H.G.威尔斯、西德尼·韦布等 (上书第31页)。而左倾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贝尔纳(J.D.Bernal)、霍尔丹(J.B.S.Haldane)所持 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会让科学的真正的潜能扭曲变形,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方可实现。而赫胥黎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在《如果我是独裁者》 (If I were Dictator,1934)一书中坦率发表了对计划社会的看法,强烈反对斯大林主义。他的理想是平和的资本主义,其看法有强烈的 爱德华时代唯理论者色彩(第36页)。他是一个命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
    他并不像霍尔丹或李约瑟那样左翼或激 进,西斯曼(Adam Sisman)在《罗珀传》里提到李约瑟组织英中友协并自任会长,1965年9月中旬把罗珀等四人送到中国大陆来参观,罗珀回来后 调查发现协会直接或间接由中国政府资助,因而在报章上披露了此事,被李约瑟等人骂为“麦卡锡分子”。但赫胥黎无疑深深地受其左倾同人的影响。他多数时候都 在两可之间,他从未让自己卷入激进活动中,如霍尔丹参加英共。任何时候他从未赞成一贯的社会主义路线。他更多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理解过去是为了改变未来的一 种手段的科学观点而已(见Julian Huxley,pp.216-217)。
    所以赫胥黎顶多算个中间人士,而胡适当时不承认 有所谓中间派的“第三势力”(见《年谱长编初稿》第2229页),所以他会对赫胥黎有看法。而当时大陆在1951年8月中旬以后,北大文、法两学院率先讨 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系联合举行控诉胡适大会。其自称有多年友情的朋友们“带头控诉”。而胡适对此说:“我一百分同情这些 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不怪他们。”(见上书,第2333页)他跟这些国际和大陆的左派旧友处于很冷淡的状态,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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