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我所承受的五四遺產
2015-05-04 19:48:32
多維人文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曾說：“若說這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贊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它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我是絕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然而人類生活的發揮，全以責任心為基石。”另一位五四運動的領袖、《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者羅加倫則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概括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決的精神”。胡適後來評價說：“這裡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這似乎才是值得我們喜聞樂見的紀念五四的理由所在。五四運動在“反帝、反封愛國運動”這頂大帽子之下，實則是公民在社會責任的感召下，進行的一場有見識與擔當的社會運動。余英時先生則認為五四運動是一次啟蒙，“我們今天似乎不必再'神化'它”。
余英時
關於“五四”，我先後已不知道寫過多少篇經念性的文字了。但那些文字都是從整體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觀點寫成的，不免流於空泛，其中並無切己之感。這次《中國時報》和《晚報》提出“五四”和個人的感受問題，我覺得是一個頗為別緻的構想。這種寫法事實上等於是寫個人思想成長過程中的一個側面，帶有濃厚的“自傳”意味。在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不是一個籠統的“思想運動”，而是因人而異的“月映萬川”了。雖然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中自有不同的面目。下面我將簡單地說一說我個人所感受到的“五四”。
我是出生在“五四”發生的十幾年以後的，根本沒有受到“五四”的直接衝擊。抗戰八年正是我從七八歲到十五六歲這一階段，我能明確記憶的個人生命史大致是從抗戰第一年（1937）開始的。那一年我上小學一年級，從安慶逃難到故鄉潛山縣官莊鄉，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那是在萬山之中的一個農村，和外面的世界是完全隔離的。我在那裡整整地度過了八年的歲月。那裡不但沒有現代式的學校，連傳統的私塾也不常有，因為師資難求。所以在十六歲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所謂“五四”其事，更不必說什麼“五四”的思想影響了。
從民國二十六年到三十五年，我完全是一個鄉下孩子，從未接觸到現代的知識和思想。事實上，現代的正規教育和我是絕緣的，我只在私塾、臨時中學等處斷斷續續地上過兩三年的學。臨時中學設在鄰縣舒城的曉天鎮上，步行要走一整天，極不方便。我只在十三歲時去過半年，然後便因病休學，等於什麼也沒有學到。讀書識字大概主要是從看舊章回小說中得來，這是舊社會中兒童所共有的經歷。此外所接觸的則是一些片斷的中國文史知識。抗戰的末期，我曾在桐城縣住過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惟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完全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柚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於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但是我從來沒有聽人提到過“五四”。當時無論在私塾或臨時中學，中文習作都是“文言”，而非“白話”。所以我在十五六歲以前，真是連“五四”的邊沿也沒有碰到。
抗戰勝利以後，我才真正從“鄉下人”變成了“城里人”，先後住過的城市包括瀋陽、北平、上海，而大致以北平對我個人思想的形成最關重要。這當然便逃不開“五四”的影響了。最初一兩年中，因為要補上抗戰八年的教育空白，以爭取考大學的機會，我的時間大都用在補習英文、數、理等科目方面，沒有餘暇來注意新思想、新文學之類的問題。但當時我也讀了一些梁啟超、胡適、魯迅等人的作品。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梁啟超給我的影響最深，胡適次之，魯迅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刺激。這大概是因為我所生活的社會已和“五四”前後大不相同。魯迅所譴責的“正人君子”以及其他具體對像對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無法引起我的共鳴。梁啟超和胡適的影響主要也限於中國學術傳統方面。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他一方面批判舊傳統，一方面又激動讀者熱愛中國文化。這是一個很微妙的“矛盾的統一”。但是對我個人而言，他的熱情似乎偏向於“求知”的一面。我從他那裡得到一種啟示：我必須去真正理解中國歷史，特別是學術思想史。這種理解，和為理解而從事的研究，必須是超越現實效用的。我們決不能為了任何眼前的利害而曲解歷史。
這一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在胡適那裡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胡適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在梁啟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真正要理解中國的傳統，我必須同時要對西方傳統和現代世界有深入的體認。這便把我推向另一個知識的領域。
現在回想起來，“五四”對我的影響大概以“求知”這一點為最深。但“求知”並不排斥“道德”，因為推動“求知”的仍是一種巨大的首先力量。我很同情“改造中國”的理想，但我始終相信“改造”必須以可靠的“知識”為起點。“求知”的精神在“五四”運動中其實不占主流的地位，不過對我而言，這是最主要的影響。
現在大家都說“五四”是反傳統的運動，“打倒孔家店”、“禮教吃人”、“全盤西化”等代表“五四”的主要精神。這大概是不錯的。但是對於我這個出生在“五四”以後十幾年的人，這些口號則從來沒有在我心中發生過激動的力量。我在典型的舊鄉村中度過了八九年，那裡並沒有“禮教吃人”的事。中國農村其實是充滿了人情味的，特別是過年過節的時候。用“禮教”或“孔家店”壓迫人的情形至少並不嚴重。“愚昧”倒是事實，思想封閉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我相信“知識”是現代中國所最為需要。但要真正求得“知識”，我們首先便要建立起“為知識而知識”的嚴肅態度。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知識界最流行的雜誌大概是儲安平所創辦的《觀察》，此外還有比較偏右的《獨立時論》等。但當時“五四”的潮流已轉入馬克思主義一途了。胡適早已被暗中“鬥垮、鬥臭”，不但不再是“五四”的象徵，而且是“反動”、“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了。他在青年群中，特別是在北大、清華學生們的心中，早已成為一個“反面教員”了。但是左派的猛烈攻擊並沒有對我的思想發生什麼重要的影響。他的“自由主義”還是比較能博得我的同情的。這是“五四”對於我的另一面的啟示。
總之，我所隨的“五四”的遺產是很有限的，這當然和我的生活經驗的限制是分不開的。由於以“知識”和“自由”為核心，我對於中國舊傳統也產生不了激越的“打倒”情緒。因為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怎樣去認識傳統的真面目。沒有知識的基礎，我便不敢提出任何“改造中國”的構想。
我現在當然更能認識到“五四”的限制。“五四”是一種“啟蒙”的心態。即使以“知識”而言，“五四”也偏於實證主義一路。所以我們今天似乎不必再“神化”它，當然更不必“醜化”它。以我個人而言，我對於“五四”還是希望求得更深的“理解”。但這也正是“五四”所賜給我的一種“遺產”。
(小枝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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