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這樣教余英時寫文章
2014-09-01 錢穆
錢穆（左）與余英時（右）
編者按：兩封（節選）錢穆先生寫給已在美國讀書的余英時先生的書簡，其中一封是回應余先生所寫《漢晉之際士的新自覺與新思潮》初稿的，除了論及文章本身的問題外，錢先生還說到了怎樣寫作學術文章，對先哲與時賢之為文特點都有所點評，很有生趣，在今天同樣不失參考意義。
此信寫於1960年5月12日，其時錢先生正盡力寫作《論語新解》初稿，這裡所引，截頭——專門就余先生所寄文章的回應，去尾——相對私人間的問候與惦念，所剩即為學與為文的內容：
關於撰寫論文之體例方面，穆別有幾項意見，供弟採擇：一、在撰寫論文前，須提挈綱領，有成竹在胸之準備，一氣下筆，自然成章。弟之原文，似嫌冗碎軟弱，未能使讀者一開卷有郎然在目之感，此似弟臨文前太注意在材料收集，未於主要論點可以沉潛反復，有甚自得之趣，於下筆時，枝節處勝過了大木大幹，此事最當注意。二、弟文一開始即有近人言之已詳可不待再論云云，此下如此語例，幾乎屢見不一見，鄙意此項辭句，宜一併刪去。三、附註牽引別人著作有一零七條之多，此亦是一種時代風尚。鄙意凡無價值者不必多引，亦不必多辨，論文價值在正面不在反面，其必須稱引或必須辯白者自不宜缺，然似大可刪省，蕪累去 (面？)精華見，即附註亦然，斷不以爭多尚博為勝。四、正文中有許多枝節，轉歸入附註，則正文清通一氣，而附註亦見精華，必使人讀每一條注語，若條條有所得，則愛不釋手，而對正文彌有其勝無窮之感，萬不宜使人讀到附註，覺得索然少味，則專減卻其先讀正文之影響。何者宜從附註轉歸正文，何者宜從正文轉歸附註，何者宜直截割愛，何者宜加意收羅，當知正文附註只是一片文字，不宜有所輕重。
……
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近人論學，專就文辭論，章太炎最有軌轍，言無虛發，絕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搖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體最當效法，可為論學文之正宗。其次是梁任公，梁任公於論學內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則長江大河，一氣而下，有生意、有浩氣，似效太炎各有勝場，即如《清代學術概論》，不論內容，專就其書製言，實大可取法。近人對梁氏書似多失持平之論，實則在“五四”運動後梁氏論學各書各文均有一讀之價值也。其次陳援庵，其文樸質無華，語語必在題上，不矜才，不使氣，亦是論學文之正軌。如王靜庵則為文有大可議者，當知義理考據文章，義各有當。靜庵之文專就文論，不在章梁之下，而精潔勝於梁，顯朗胜於章，然其病在不盡不實。考據文字不宜如此一清如水，繁重處質以輕靈出之，驟讀極易領略，細究實多罅漏。近人(宜？)此譏任公，不以此評靜庵，實則如言義理，可效王氏，若言考據，不如依梁較合。又如陳寅恪，則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至三四始為可誦，且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穆前讀弟討論陳氏所作關於《再生緣》一文，甚為欣賞，當時即覺弟不僅能發表陳氏之內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陳氏回環往覆之情味。然此種文字，施於討論《再生緣》、《紅樓夢》一類，不失為絕妙之文，而移以為嚴正之學術論文，則體各有當，殊覺不適。弟此一論文就穆直感觀之，似受陳君行文之影響實大，此或穆一時覺其如此，弟或不在下輩前有此意想，然弟文之蕪累枝節，牽纏反覆，頗近陳君，穆亦有意為弟下筆刪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達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減，並益見光采，此層大可留意，不知弟以為如何也。胡適之文本極清朗，又精勁有力，亦無蕪詞，只多尖刻處，則是其病。穆此條只論文字，不論內容，弟諒不致誤會，然文字亦大須注意。
上所論者乃大體，此一條乃論文之字句章節，與文體略有辨。穆平常持論，為學須從源頭處循流而下，則事半功倍，此次讀弟文時時感到弟之工夫，尚在源頭處未能有立腳基礎，故下語時時有病。只要說到儒家道家云雲，所討論者雖是東漢魏晉，但若對先秦本源處留有未見到處，則不知不覺間，下語自然見病，陳援庵、王靜庵長處，只是可以不牽涉，沒有所謂源頭，故少病也。弟今有意治學術思想史，則斷當從源頭處用力，自不宜截取一節為之，當較靜庵援庵更艱苦始得耳。陳寅恪亦可截斷源頭不問，胡適之則無從將源頭截去，此胡之所以多病，陳之所以少病，以兩人論學立場不同之故。弟今採取之立場，則萬不可截去源頭者，此層盼試細思自可得其意。弟之才性，為文似近歐陽，不近韓柳，盼多讀歐陽公文字，穆於歐陽公，常所深契，然韓柳境界萬不宜忽，歐陽不從韓公入門，絕不能成歐陽也。清代文字，最盼能讀《碑傳集》。弟之文路，多看《鮚奇亭集》為近，自全祖望上參黃宗羲《明儒學案》各家之序，此是絕大文字，以黃全為宗，再參以清代各家碑傳，於弟此後治學術思想史行文，必有絕大幫助。治學當就自己性近，又須識得學術門路，穆前舉葉水心、王船山兩家乃參考其意見，至於行文，弟似不宜學此兩家耳。弟之行文，似是近於清深喜往覆之一路。弟近洪，不近龔(？)，此兩家亦多妙文，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盼弟能勿忽之。
下面一封信根據書中說沒有具體日期，推測當寫於1950年5月底6月初，余先生自言這兩封信對自己有“振聾發聵的震撼力”，可見其中意見多麼值得細思量，以下依舊是節選：
細思弟文缺點還是行文方面，作考據文字較易，作闡述文字較難，專從一點說之易，而兼綜並包者難，有蕪累處，亦有闡發未盡處，有輕重詳略斟酌不盡，有頭緒條貫組織未善，此皆在作文工夫上。昔崔東壁有意作考信錄，因從頭專讀韓文三年，此事大可思。關於附註體例，盼仍再看前書，鄙意並非不要有附註也。治學必求有所入，先有了根基，由此逐步擴大融化。弟在此大部時間治西史，尤注意思想史方面，此亦一基址，斷不會工夫白化。此後唯須寬其程限，緊著工夫，卻不宜先有顧慮。《莊子》一書必須誦郭注，郭注雖非《莊子》之正解，然其書實宜精讀也。經學亦不必畏難，《試經》(？)可先看朱子，《易經》兼看伊川，《左傳》與《小戴禮》必讀，唯《尚書》《儀禮》不妨擱下不看。清人治經須讀乾嘉以前，雖有未精，然元氣淋漓，乾嘉以後便趨瑣碎，不妨先看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胡朏明《禹貢錐指》，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讀過此等書始有氣魄寫大部專著，否則總是零碎文字，不能成大著作。古人精神，必能兼顧到全書，決不草草，多讀自見。總之勿心慌，須以安閒沉著之心情讀之，讀一書自可得一書之益，只積三五年工夫，便可確立基礎矣。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盼細讀。又《龠篇》諸篇，雖篇幅不多，亦須精讀，為學門徑與讀書方法，穆之所知，已盡此兩書中。以弟明快之姿，上了道路，即可深造自得，不煩常有人指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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