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9日 星期五

Sir Harold Acton 艾克敦；朱光潛《詩論》、胡適與朱光潛 (林建剛)。



 《白話文學史》 1928  第3章   漢朝的民歌 頁19： 古人說詩三百篇有"興"的一體，就是這一種無意義的起頭語。   

朱光潛 《詩論》台北：正中，1962 (序寫於1948北京大學)，頁66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 ......
月沒參橫，北斗闌甘.....

起首兩句引子都與正文毫不相干，它們的起源，與其說是"套"現成民歌的起頭， 如胡適，如胡適所說的，不如說是沿用國風以來的傳統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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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嚴選：若問道術多變化，請向興亡事裡尋 —— 胡適與朱光潛

林建剛 2014年06月15日 05:20127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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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嚴選：若問道術多變化，請向興亡事裡尋 —— 胡適與朱光潛
胡適與朱光潛一生交誼，學問與政治心向接近，在在1949卻選擇不同的路子，然而一路走來終究証明是非之所在 。（騰訊大家網）
晚年的馮友蘭，自我反省之餘，曾寫下「若問道術多變化，請向興亡事裡尋」的詩句。胡適與朱光潛的關係，似乎也可以用這句詩來形容。兩人關係也隨時局的變幻而多次變化。

當胡適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提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口號時，朱光潛對新文化運動充滿了反感。畢竟，朱光潛是安徽桐城人，從小接受的就是桐城派古文的教育。不過，他很快適應了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也開始動手寫起了白話詩。對此，朱光潛回憶說：「我看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章，心裡發生過很大的動盪。我始而反對，因為自己也在『桐城謬種』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轉過彎來了，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學著寫起白話來了。」

逐漸適應寫白話文的朱光潛，很快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震動了文壇，他的文字娓娓道來、筆法深入淺出，很快成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此時的朱光潛，正在歐洲留學，並完成了《詩論》的初稿。而恰恰就是憑藉《詩論》，朱光潛贏得了胡適的青睞。對此，朱光潛回憶說：「我的一位高師同班友好徐中舒把我介紹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胡適，並且把我的《詩論》初稿交給胡適作為資歷的證件。於是胡適就聘我任北大西語系教授。」

1930年代，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希望在文學院推進新文化運動，他解聘了老輩學者林隕，將周作人、梁實秋、徐志摩等人聘為研究教授。在胡適看來，朱光潛無疑是繼周作人之後非常優秀的文藝理論家。

朱光潛到北大後，在胡適的支持下，很快成為了《文學雜誌》的主編，他們所組成的京派文學家團體，與上海的以左聯為首的海派作家遙相對抗，成為1930年代頗有影響力的文學派別。

1934年，北大法文系教授梁宗岱婚變，梁宗岱的妻子在胡適的幫助下，與梁宗岱打官司。這一時期，胡適成為梁宗岱妻子的代理人，而朱光潛則是梁宗岱的合法代理人，兩人曾就梁宗岱的問題進行商討，使事情順利解決。事後不久，梁宗岱被北大解聘。

1932年12月9日，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針對學生的反日愛國行為，胡適有保留地支持。在胡適看來，盲目地罷課行為，不但不會救國，還有誤國之嫌。對此，北大校長蔣夢麟於1932年12月31日展開北大全體學生會議。會議上，胡適苦口婆心地勸誡學生，結果卻遭到了有政黨背景的學生的噓聲。當時，朱光潛也在現場，他站在胡適一邊。1951年11月26日，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文中說道：「記得抗戰前有一次胡適在北京大學三院演講，勸學生不要罷課，當場就有許多學生在下面噓，我心裡很不舒服，以為簡直是胡鬧。」

與胡適一樣，朱光潛似乎在群情激奮的時刻保持清明的理性與睿智的判斷。不過，在1949前後的去留問題上，兩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

1937年的舊曆新年，朱光潛去胡適家拜年，當時胡適剛看了曹禺的《雷雨》與《日出》，兩人就這兩本戲劇展開了討論。隨著七七事變的爆發，胡適前往美國尋求美援，後來擔任駐美大使，而朱光潛則先後擔任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武漢大學教授，抗戰期間，他被介紹加入了國民黨。抗戰勝利之後，朱光潛拒絕擔任安徽大學校長，他繼胡適之後，成了北大文學院院長，而此時的胡適，則是北大的校長。國共內戰時期，兩人在很多問題的看法上都不謀而合。此時的胡適，創辦了獨立時論社，朱光潛是獨立時論社的社員。

這一時期，朱光潛在《中央日報》發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國的出路》。文中說道：「說得具體一點，美國在治政方面代表民主自由，在經濟方面卻代表資本主義；蘇聯在經濟方面代表共產主義，在政治方面卻代表集權專制。……民主自由在美國和資本主義聯在一起，共產主義在蘇聯與集權專制聯在一起，都是極不幸的錯亂的結合，目前世界分裂和衝突，禍根也正在此。世界的唯一出路就在糾正這種錯亂的結合，使民主自由與共產主義能攜手並進。」

朱光潛的這一認知，與1920年代時期的胡適思想是相通的。但問題是：當朱光潛所夢想的民主自由與共產主義不能得兼時，是寧願選擇美國呢、還是選擇蘇聯呢？在這一問題上，朱光潛似乎沒有給出答案，而胡適則「兩者相權取其輕」，選擇了美國。

1948年年底，隨著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國民政府開始搶救平津知識分子。在國民政府的搶救名單上，胡適名列首位，而加入國民黨的朱光潛則名列第三。在兒子胡思杜堅決不走的情形下，胡適依然堅決地選擇了離開，朱光潛則選擇了留在大陸。

朱光潛之所以做出留下的選擇，可能與他女兒的身體有關。在接受陳遠採訪時，朱光潛的女兒朱世樂回憶，朱光潛之所以不走，主要是因為她患了骨結核，不能動，只能靜養。也恰恰是在這一期間，蔣介石派飛機來接一些教授離開北平。權衡了利弊得失之後，為了自己的女兒，朱光潛選擇了留下。

選擇留在大陸的朱光潛，因為跟胡適的關係以及國民黨員的身份問題，在建國初期不得不與胡適劃清界限。這一時期的朱光潛，多次寫文章批判胡適。1951年12月1日，朱光潛在《新觀察》第三卷第九期發表《澄清對於胡適的看法》。遠在海外的胡適很快看到了這篇文章，他將文章粘貼在了自己的日記中，並題注曰：「此文是一個會做文章的人寫的。」文中，朱光潛寫道：「陳援庵給他的信他在報紙上看到之後，硬不相信那是陳援庵寫的，理由是陳援庵一向不寫白話文。他的兒子胡思杜寫了一篇檢討他的文章，他在美國看到了，也硬說這不能是出於他兒子的本意，說在共產黨之下沒有『緘默的自由』。」

上面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對於胡適海外的相關言論，朱光潛其實是非常清楚的。文章最後，朱光潛寫道：「拿他這面鏡子照一照我自己，我竟是一個胡適的『具體而微』。我有封建意識的包袱，也有買辦思想的包袱。他所走過的路，我也都走過，走的遠近容略有不同。我也宣傳過帝國主義的文化，也主張過緩步改良，也曾由主張學術不問政治的冬烘教授轉變成國民黨的幫凶，站在反動的維護封建權威的立場仇視過學生愛國運動。」

這段文字被胡適重點劃線了，或許在胡適看來，這段文字是朱光潛聯繫胡適來自我批判的畫龍點睛之筆吧。朱光潛批判胡適之後，我們不知道胡適的內心想法，不過在公開場合，胡適公開宣稱自己理解朱光潛的處境。據周策縱回憶：「20世紀50年代，朱光潛先生被逼發表一篇文章批評胡適，說以前有一天，他去看胡適，見他書房桌上到處攤開著許多書，這就證明他平日無實學，臨時東抄西摘。這篇文章，紐約華文報紙也有轉載，我的一位熟人去問胡先生，讀過有什麼反應？胡先生大笑說：『朱光潛先生文章寫得很好！在那種環境裡他怎能不寫？我非常同情他。』」

1981年，留美學者周策縱回到大陸拜訪朱光潛，將胡適的這段話告訴了朱光潛，而朱光潛的反應也很有意思：「他（朱光潛）望了望陪我（周策縱）去的那位年輕人，然後低下頭來，用十分富於感情的音調說：『你知道嗎，我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大學教書，我如果不到北大來，還不知終生會怎麼樣了。我到北大就是胡先生盡力介紹來的！』他說到這裡就嚥住了，沉默了許久，說不出話來。」

從朱光潛的這一回應看，此時的他，早已完全拋棄了1950年代初期對胡適的那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只是特殊年代下知識分子心靈扭曲的時代寫照，一旦一個正常的時代來臨，胡適的印象終究會得到恢復與修正。

考察朱光潛筆下胡適形象的變遷，也正應了文章開頭馮友蘭的那句詩：「若問道術多變化，請向興亡事裡尋。」

＊作者為專欄作家，胡適迷。（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goo.gl/h0yeXm，責任編輯：趙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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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世襄Shih-Hsiang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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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Acton

 Sir Harold Mario Mitchell Acton CBE (5 July 1904 – 27 February 1994) was a British writer, scholar and dilettante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1050000/newsid_1055800/1055801.stm
 2000年12月05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2:03北京時間20:03發表

艾克敦： 胡同裡 的最後貴族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趙毅衡
英國貴族文人哈羅得艾克敦爵士(Sir Harold Acton) 是一次大戰後牛津大學青年文人中“最有希望的人物”。
一九三二年艾克敦離歐到日本。日本不對他的口味，軍國主義氣焰囂張。他雖是遠離政治的人，但不能在這種氣氛中欣賞日本文物。因此他立即轉到中國，發現中國的一切都很熟悉，因為他早就熟讀韋利譯的白居易，翟理斯譯的莊子，理雅各譯的儒典。
北京大學的溫源寧和張歆海立即把他帶入了北大的知識份子的圈子，過從者梁宗岱、袁家驊、朱光潛等人皆為一時之選。一九三三年起他受聘於北大，教英國文學， 立即與學生中的一批青年詩人教上朋友。當時二十歲左右的陳世驤、馮廢名、林庚、李廣田、何其芳、陳夢家都在北大。其中十八歲的卞之琳給艾克敦的印像最深， 卞體弱、□腆、矜持，只有談詩論文時才激動得滿臉通紅，但艾克敦認為卞的詩最有氣質。
艾克敦教英國文學，在北京的英國人中也引出很多非議，他教的是“有修養”的教授們認為是走火入魔的艾略特的長詩《荒原》和勞倫斯的小說《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並鼓勵學生寫論艾略特的論文，這是第一次有人在中國認真地宣講歐美現代派文學。
艾克敦聲稱他不愛古人愛今人，在Cathay 與China 中他選擇後者。從試譯卞之琳的詩開始，艾克敦與陳世驤合作翻譯了中國現代詩的第一本英譯。這個選本的確獨具慧眼，尤其詩人們還都那麼年輕，剛開始寫作生涯，這是往往使編者受到歷史的嘲笑最難的事。
但是從今天回顧，艾克敦的批評眼光極準。而且據一些評者看來，艾克敦基於自己丰厚的文學修養，"譯出"了一些中國詩人的風格淵源，徐志摩的《雪花的快樂》譯文讀來酷似濟慈，而邵洵美的詩譯文幾乎可以出自道森手筆。
英語系主任溫源寧與文學院院長胡適不合，溫辭職。據慣例，全體教授應辭職以示“共進退”。但艾克敦太熱愛這工作，未提辭呈。胡適給艾克敦留了點面子，把他的任課壓到了一星期一堂。但不久胡適親自訪問了艾克敦，請他將英國詩。
艾克敦在京時據說同時進行六項翻譯，他與美國的中國戲劇專家阿靈頓(L.C.Arlington)合作，把流行京劇三十三折譯成英文，集成《中國名劇》一 書，1937年出版，收有《長□坡》、《汾河灣》、《法門寺》、《群英會》、《奇雙會》、《金鎖記》、《捉放曹》等。這工程很困難，但艾克敦是京戲迷，與 程硯秋、李少春等人交往。美國女詩人、《詩刊》主編哈麗特．蒙羅二度訪華時，艾請她看京戲，鑼鈸齊鳴，胡琴尖細，蒙羅無法忍受，手捂著耳朵倉皇逃走，艾克 敦對此有一解：西方人肉食者鄙，因此需要安靜，中國人素食品多，因此愛熱鬧。“我吃了幾年中國飯菜後，響鑼緊鼓對我的神經是甜蜜的安慰。在陰暗的日子裡 只有這種音樂才能恢復心靈的安寧。西方音樂在我聽來已像葬禮曲。”
一九三六年左右，艾克敦開始寫長篇小說《牡丹與馬駒》（Peonies and Ponies), 在京英美人的生活，寫得入木三分。小說中的美國婦人“不遠萬里住到中國來，卻整天泡在西人的雞尾酒會裡，似乎唯一的目的是等待又一次拳亂，過過性虐待 癮”。小說中說：“真應當再來一次拳亂，清清氣氛。”
不可否認此書有洩憤情緒，正如艾克敦自己承認，他後來寫《一個愛美者的回憶錄》，也是為了回答英人圈子對他“生活放蕩不規”的指責，這種指責使英政府在二次大戰中不敢派他回重慶擔任外交職務，艾對此十分氣憤。
一九三九年回到英國。七年的中國生活使他的親友發現他“談話像中國人，走路像中國人，眼角也開始向上飄”。
離開中國使艾克敦結束了“一生最美好的歲月”。二次大戰後艾克敦移居意大利，潛心做那不勒斯波爾旁王族的歷史研究。他傷心的看到“這一番輪回中已回不到北 京”去國之思，黍離之悲，使他找到陳世驤共同翻譯《桃花扇》以排遣懷鄉病。他們的翻譯直到七十年代陳世驤作古之後才由漢學家白之整理出版*。
“愛美者”(Aesthete)是旁人調侃艾克敦的稱呼，自王爾德之後，這個詞在英國尤其是在文化人中已有同性戀的暗示。艾克敦自號不諱，並認為北京是愛美者的最後的樂園。的確，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化人的圈子沒有西方那種道德上的矯飾和苛刻，而中國文化的確會令他心醉。

 *The Peach Blossom Fan (with Ch'en Shih-Hsia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http://big5.dushu.com/news/2007/07-21/14131.html
 　１９３２年，廢名在完成長篇小說《橋》和《莫須有先生傳》以后，轉入散文創作和新詩研究，并身體力行地創作了一百多首新詩。１９３４年廢名曾以 “新詩問答”的形式散布了他的新詩觀點。１９３６年，在一本英譯的《中國現代詩選》（ Harold  Acton、陳世驤編譯）中，即已收入廢名的詩，并將 《論現代詩》一文（即“新詩問答”）用作附錄，作為此書宣揚中國現代派詩的理論文章。最近從胡適密藏書信中發現一封廢名致胡適的佚信，其中有關于新詩的認 識。據考證寫于１９３３年或１９３４年２月１日，這比“新詩問答”還早。此信尚未引起學界注意，亦未曾收入《廢名文集》《廢名年譜》等書中，全文將近四千 字，可謂迄今為止發現的廢名最長的一封信。
　 　信中闡述了以下觀點：一是明確指出“我們今日的新詩是中國詩的一種”，“白話詩不應該說是舊詩詞的一種進步，而是一種變化，是中國詩的一種體裁。今日的 新詩，并不能包羅萬象，舊詩詞所能表現的意境，沒有他的地位，而他確可以有他的特別領域，他可以表現舊詩詞所不能為力的東西。”二是在將舊詩詞與新詩作了 質的區分之后，繼而指出語言形式的文言與白話并非新舊詩的區分標準，“舊詩之不是新詩，不因其用的不是白話，就是有許多幾乎完全是白話句子的詞，我也以為 不能引為我們今日新詩的先例。新詩之不是舊詩，不因其用的是白話，而文言到底也還是漢語。”三是指出當下詩壇的困窘境地，“今日做新詩的人，一方面沒這個 體裁上的必然性的意識，一方面又缺乏新詩的生命，以為用白話做的詩就是新詩，結果是多此一舉。他們以為是打倒舊詩，其實自己反而站不住腳了。”四是對自己 的新詩充滿信心和對其晦澀的解釋，“我自己所做的一百多首詩，自以為合乎這個新詩的資格。我用了我的形式表達出了我的意思，他是站在舊詩的范圍以外，能夠 孑然而立了。若說他不好懂，那我覺得這本是人類一件沒有法子的事情。藝術原則上是可通于人，而事實并不一定是人盡可解；恐怕同戀愛差不多，我所見的女人我 未必都與之生愛情了。”以上四點還沒有明確說出廢名在“新詩問答”、《談新詩》中提出的根本觀點：新詩要有“散文的文字，詩的內容”。廢名又在信中大談溫 庭筠的詞、莎士比亞的戲劇、陶淵明的詩，來說明他們在藝術表現上的自由活潑，充盈著美麗的想象，似有引為今日新詩前例之意，但廢名又在《談新詩》中指出 “我的意思不是把李商隱的詩同溫庭筠的詞算做新詩的前例，我只是想推想這一派的詩詞存在的根據或者正有我們今日白話新詩發展的根據”。同時廢名自己作的新 詩也并非是要為其它詩人立一個做詩的榜樣，他只是說：“我用了我的形式表達出了我的意思。”他以他的詩實現了他的主張，而更希望別的詩人從他們自己的詩來 實現新詩的品質：要有“散文的文字，詩的內容”，因此極為推崇劉半農、卞之琳、林庚、朱英誕、沈啟無、馮至等人的詩歌，而很討厭新月派的格律詩，如“商籟 體”等。廢名平素對胡適的“談新詩”的觀點極為不滿，而這封信恰好是針對胡適的詩論的。１９３４年，廢名講教“新文藝試作·散文習作”，次年開講“現代文 藝”。據說廢名在講新詩以前曾問過胡適這門課怎么上，胡適叫他按照《新文學大系》上講，意若按照胡適的“談新詩”一文講即可，廢名卻在課堂上大說胡適的不 是，一口一個胡適之（馮健男：《廢名與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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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球在"陳世驤著《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陳世驤古典文學論集》2015"的"代序"一文中，對 Harold Acton 有進一步的介紹。
這兩本書，相隔四十多年。
http://hcbooks.blogspot.tw/2010/12/blog-post_6076.html


更詳細的資料，請參考Wikipedia：
Sir Harold Mario Mitchell Acton CBE (5 July 1904 – 27 February 1994) was a British writer, scholar and dilettante. He is known for being believed to have inspired the character of "Anthony Blanche" in Evelyn Waugh's novel Brideshead Revisited (1945). Waugh himself wrote, "The characters in my novels often wrongly identified with Harold Acton were to a great extent drawn from Brian Howard". In a letter to Lord Baldwin, Waugh says, "There is an aesthetic bugger who sometimes turns up in my novels under various names – that was 2/3 Brian [Howard] and 1/3 Harold Acton. People think it was all Harold, who is a much sweeter and saner man [than Howard]."[1] Waugh, like many other writers, peopled his novels with composite characters based upon individuals he personally k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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