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辨白：《水經注》藏本的播遷流散(陳以愛)

胡適研究《水經注》案之辨白，應該遠早於1942。

……我覺得此案太離奇，多不近情理之處，其中也許有別情，為考據家所忽略。——1943年11月8日，致信王重民

《戴東原的哲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戴震，字東原，是清代乾隆年間百科全書式的著名學者、大思想家。


1942年，胡適自美歸國後開始進行《水經注》的研究，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並澄清了“《水經注》案”。

“《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一些學者指責戴震剽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一直以來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書。

胡適用十幾年的時間，搜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最終推翻了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

研究戴東原案，胡適有一個很深刻的感想：造謠容易，掃淨謠言難。

http://www.cciv.cityu.edu.hk/publication/jiuzhou/txt/14-6-149.txt

胡適的《水經注》藏本的播遷流散
陳以愛

一、前言：1948年12月14日半夜的清點

1948年12月14日，星期二，晴天。北平圍城中，偶聞炮聲隆隆。 東廠胡同一號北京大學校長胡公館，清晨忽接南京陳雪屏打來電話，力勸主人胡適南行。陳雪屏前一天還在北平，特奉總統蔣介石命令，勸胡適早日南下。胡適說：此時情況與抗戰不同，怎麼好丟開北大不管！ 翌日，陳雪屏飛返南京覆命，再次致電敦促胡適南下。胡適說：這幾天都沒有飛機來北平了。陳雪屏說：今天會有飛機接胡先生南下。十點鐘，胡適到達北京大學，陳雪屏又來電報，說請胡先生和夫人即日登機，萬勿遲疑；將有人來洽商登機事，請充分利用。北大祕書長鄭天挺、同事周炳琳都勸胡適走，胡適指著天說：「從今早到現在，沒有一隻飛機的聲音，飛機已不能來了！」 
隨後，胡適又接到南京教育部長朱家驊的電報，說已派專機北上，請胡先生和夫人連同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一家一起南下。胡適立即給清華打電話，清華那邊說：陳先生已經進城，卻不知住在哪裏。中午，胡適返東廠胡同一號住宅，又接南京來電報。他走進院子對門校長秘書鄧廣銘家裏，告訴鄧廣銘：他決定要走，不知現在能找到陳寅恪先生否？鄧廣銘說，他去陳先生大嫂那裏找找看。鄧廣銘走後，胡適開始收拾行李。不久鄧廣銘回來，說已在東四禮士胡同陳先生大嫂那裏找到陳先生。陳先生說：等睡了午覺，馬上搬來東廠胡同。胡適一聽不禁焦急起來，因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簡稱「剿總」）下午一點半來過電話，要他們三點鐘到中南海勤政殿會合，現不知陳先生要睡到甚麼時候？說話間，陳寅恪一家到了，於是馬上就走。這時，鄭天挺也趕來送行，一行人遂乘北大的兩輛汽車出發。離開中南海後，只見滿街都是軍車，行路遲緩， 好不容易開到宣武門，只見城門緊閉，守門士兵不肯放行。胡適給「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打電話，辦公室和家裏都找不到人，只好折返東廠胡同。 
當天夜裏，北平城內出奇的寧靜。 胡適不斷的與傅作義聯繫，始終都聯絡不上。晚上十一點多鐘，電話鈴響起，卻是傅作義本人打來電話，說是總統有電話來，要胡先生南飛，飛機明早八點可到，請胡先生務必要按時到達機場。 胡適提到車子出不去的事，傅作義說：明天你們先來中南海司令部，換我的軍用車子出去。我保證，明早一定下令給宣武門的守門部隊開門放行。胡適向傅作義表達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傅作義表示能夠諒解。 
電話掛上，胡適看看離出門時間還有幾小時，遂決定再收拾一下家中物品，主要是他的藏書。環顧書房內書籍，他想起後院還有五大庫藏書，不禁想道：當了三十年大學教授，累積一、二萬冊書，現在要走時，卻沒法全部帶上飛機。想到這裏，胡適決定將自己藏書中最珍貴的一部《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帶走，作為對家中那一、二萬冊藏書的紀念。 《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只有四冊，放進提箱後還有空位，他遂揀出幾部隨手可及的書，多半與《水經注》研究相關，一一放進箱內。此時，又想起書庫裏還有一部《中國思想史》稿本，乃是最重要的，只是急切間想不起放在何處，只好作罷。好在可以委託北平的朋友幫忙，替他把家中藏書、函稿全部裝箱，暫時存放北大圖書館，將來有機會再提取。北大是個教育機關，外人進去想來總有所收斂；何況各單位主管都是他的舊交故友，把書籍存放北大，最為妥當。於是安排了一下，聯絡幾個相關人等，並委託住在對門的鄧廣銘從旁協助。
距離出門時間不到幾小時，此時只有一件事，還需要胡適作最後的處理。那就是前一陣子，他為了北京大學五十週年校慶展覽會，把自己搜集及借來的多部《水經注》，各抽出幾本拿去展覽；這些《水經注》現在都還在展覽場上，一時來不及收回。但是，那些從南北藏書家及圖書館借來的本子，都須要歸還原主。至於他個人收藏的各種本子，也必須從會場取回，與家中原書合璧。此時必須要做的，就是趕緊列一份清單：註明哪些書要還給誰，哪些書是他自己的藏本而應予取回。因為家中《水經注》版本甚多，放在櫥中整整佔滿了三大櫃，胡適馬上讓人幫忙抄寫，並囑咐抄手說：清單要分兩份繕寫，一份題作〈水經注櫥內藏書單〉，一份題作〈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胡適吩咐道：抄寫時，除了註明作者、版本外，還要列明函套、冊數，以及版本展覽時所定編號。 這樣，他日取回書冊時，就可以據單查對，不至產生混淆了。
於是，抄手按胡適的指示，一部部抄錄、註明。此時，胡適也親自檢視那份應送還的本子清單。他見排在最前面的三個本子：一是王國維校過的四部叢刊本《水經注》，一是吳氏拜經樓鈔本《水經註釋》，一是譚獻過錄的何焯校本《水經注》，都從北平圖書館借來，遂指示這些須一一歸還。接下來，是一部從上海張約園處借來的抄本《全氏七校水經注》，胡適囑咐抄手在單子上寫下：「應還給光華大學張芝聯先生」。再來則是一部《宋本水經注》，以及一部孫潛、袁又愷校本《水經注》，都是藏園老人傅增湘的藏本，胡適叫抄手註明：「還傅沅叔先生殘宋本七冊，孫潛校本八冊」。下一部是明練湖書院鈔宋本《水經注》，以及從天津圖書館借來的寫在趙一清本子上的全祖望《五校水經注》，那更是天底下獨一無二的孤本，遂叫抄手註明：「全氏五校本八冊，練湖書院鈔宋本四冊，送天津圖書館，北平圕代保存。」另有一函朱之臣的明刻本《水經注刪》，應送還北京大學圖書館。又有一部許瀚藏鈔本《全祖望水經注題辭與序目》，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藏本；史語所即位於東廠胡同，可交鄧廣銘秘書白天送還。再有一部孔繼涵《水經註釋地》稿本以及戴氏自定《水經注》，都從北大圖書館借來，應該與拿去展覽的數冊合璧，一起歸還北大。又櫃子裏還存放戴東原手鈔《春酒堂集詩》及清宗室敦誠的《四松堂集》稿本，都是很珍貴的本子，胡適想了一想，令抄手寫下：「贈與北京大學」幾個字。 

附圖一：〈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原件
（胡適紀念館提供）

胡適將三櫥《水經注》本子逐一點清註明後，總算鬆一口氣。 他把單子交給抄手，囑咐說：天明以後，你拿這份書單到北大展覽場，務必照上面所錄，逐一辦理；北大負責《水經注》展覽的人是王重民，他會幫你的忙。
這時天色漸亮，胡適一行人必須出發了。他和夫人江冬秀，連同陳寅恪一家四口，一起坐車到勤政殿。早上八點鐘，到達勤政殿，那邊卻說飛機未到，請耐心等候消息。下午兩點鐘，「剿總」說南苑機場可以起降了，但前往機場的交通已不安全，傅作義特別指派部隊護送胡適一行人出發。下午三點多，胡適等人終於到達南苑機場，已有兩部飛機在待命，每部分載二十五人。胡適登上飛機後，機師把飛機直接開往南京。三個多小時後，順利降落南京明故宮機場。這時，已是晚上六點半鐘，有許多朋友來接。
這天夜裏，胡適夫婦下榻南京赤峰路教育部安排的一座招待所。 這天正是舊曆十五日，夜裏月明如晝。臨睡前，胡適依慣例在略記當日行程，最末一行他寫道：
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沒有同行。 
這一夜，北平城外清華園中，清華教授浦江清在日記中寫道：
北平城是被包圍了。平綏、平古、平保、平津諸線同被切斷。國軍撤在城裏的軍隊有六萬至十萬人。西苑及飛機場均失。飛機場已炸毀。玉泉山、頤和園均駐有共軍……。 
至翌日，北平城內外交通更是「完全斷絕」了，「郵信電話都不通」， 北平已成名副其實的圍城。

二、北大五十週年校慶《水經注》版本展覽

翌年1月4日，在南京的胡適，收到北平寄來包裹。打開一看，卻是十多冊《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的排印本。這本〈展覽目錄〉，是胡適為北大五十週年紀念日「《水經注》版本展覽」而寫；而他編寫這份〈目錄〉，則是應前一年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子水的要求。

附圖二：胡適手題《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封面書影
（胡適紀念館提供）

那一年，北大為盛大慶祝五十週年校慶，籌辦多場學術展覽；其中由北大圖書館負責的部份，除了決定從館藏善本書選出約五百種展示以外，校長胡適五年來搜集的多種《水經注》版本，也一併陳列。 校慶展覽前，協助「圖書展覽」的王重民在1948年11月19日來信說：
子水先生擬將展覽善本編一目，下月初付印，則　尊處擬展覽之《水經注》，亦須於月底編一目，昨已與子水兄言及，如有需重民等協助之處，則下禮拜內可開始矣！ 
看了王重民的信，胡適隨即將擬送展覽的《水經注》本子整理一番，註明各種版本的來歷。可是一路寫下來，他覺得還是以編寫詳目為宜，遂告知王重民他的想法。王重民閱後回信說：
展覽《水經》寫詳目，最好！今日上午和李續祖先生說好，印刷各種展覽目錄，版式要一樣，十二月十日以後可加夜工。
先生十日前後寫好還不遲！ 
於是，胡適遂在12月初集中心力寫此展覽目錄。 12月8日，展覽目錄終於撰成，共列九類四十種版本，都有詳細的校注，即付印刷部加工印製。
據北大校慶紀念會籌備委員早前決定：12月17日乃是北大的校慶正日，16日學校將舉行預展，只招待學術界人士；17-19日再公開展覽三天。 然而，因著北方局勢的急劇變化，16日早上，北大召開預展會時，校長胡適人已身在南京。這天，受到時局不穩的影響，到場採訪的北平《益世報》記者發現：這天的預展活動，來者只有二十幾人。每一個展覽室的內容，因部份借展品已還物主，未能如預期充實。各部門原來預備發刊的小冊子，也因停電關係而不能如期印出，整個展覽顯得非常之蕭條。 
《益世報》記者注意到部份借展的物品，因為時局不穩已歸還原主，很可能就包括了校方原本大力宣傳的校長胡適借出的各種《水經注》版本在內。因為經過12月14日半夜的清點，胡適已託人將他借來的《水經注》送還原主。也許就是在12月15日，那位繕寫〈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的抄手，依照胡適的指示，找到了北大主持圖書展覽的王重民；王重民即依照書單所錄，一一檢出本子歸還。
有意思的是，王重民接到的那份〈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原件，如今已收入1968年台北胡適紀念館（以下簡稱胡館）出版的《胡適手稿》第四集中冊卷一。細閱這兩頁書單，可見天頭上有幾行注記：「已還北平圕」、「由趙斐雲親手送還傅家」、「已送北平圕錄存，並已函知河北教育廳」、「已交鄧恭三先生」，細細比勘之後，乃知這幾行字，正是出自王重民的手筆。從王重民有點潦草的字跡，我們可以揣想出當時情景：就是王重民手執書單，逐一提書。他把各本檢出後，乃依胡適的指示做了一番安排。同時他也深知，自己確是處理此事的合適人選。因為北平圖書館正是他服務的另一個單位，自袁同禮館長乘機南下後，他即以副館長身份兼代館務。至於那些須還給藏園老人傅增湘的本子，則可以託他的老友、北平圖書館善本室主任趙萬里（斐雲）代還。至於要還北大圖書館的書，那更不成問題，展覽完畢後即自動歸藏。其中惟有王國維校閱的那一部《四部叢刊》本《水經注》，是要還給北平圖書館的，而胡適此前卻未將是書送來展覽。這部書，當時或許由抄手親自帶到會場給王重民。在此之外，單子上註明要送給北大的那兩部書，也可能是由抄手帶到會場，再由王重民代贈北大。
王重民為各本子的歸還做過交代、處理後，隨即在單子上註明：「從北平圖書借來」的三部書上方，寫下：「已還北平圖書館」幾個字。又在其上註明：「須還傅沅叔先生」的兩個本子上方，寫下：「由趙斐雲親手送還傅家」。再於註明：「送天津圖書館，北平圖書館錄存」的本子上方，寫下：「已送北平圖書館保存，並已函知河北教育廳」。再下來是史語所收藏的本子，因抄手告以是書已交鄧廣銘送還，他即寫道：「已交鄧恭三先生」。 至於註明要還北大圖書館的五種本子，因為展覽後即自動歸藏，遂未作任何注記。如此，〈水經櫥藏內應送還書單〉上所列舉的本子，除了胡適指示「應還給光華大學張芝聯先生」的那一部書外，其餘都遵照胡適的指示，或是歸還原主，或是歸藏或留贈北大圖書館了。
這一份帶有王重民親筆注記的〈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隨後是如何轉到胡適手上，今已無法考知。或許抄手取回書單後，即把書單逕寄胡適。又或許是王重民作過注記後，隨即連同那新印成的十多冊《水經注》展覽目錄，一併郵寄胡適了。無論如何，這份書單與那份〈水經注櫥內藏書單〉，後來都被胡適收進他的《水經注》文件篋，取名〈我的三櫥水經注〉，復添上各種注記。其中，在〈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末尾，就有胡適的硃筆題記：

以上均係我十二月十四夜半夜後點清註明的。
　適之 
今觀胡適用硃、墨筆圈改這兩份書單上的多處筆誤、闕漏，以及書單上字形的漸趨潦草，可以揣想到1948年12月14日那夜抄寫的緊張情形。又翻閱這兩份書單，可知胡適後來曾多次重閱。某一次重閱，胡適復在〈水經注櫥內藏書單〉篇末，用硃筆書寫道：

尚有東原手稿渭水篇一葉，即展覽的「壬四」，不知今在何處了。　適之
另有薛刻全校第一、十二冊，在思杜處。　適之 
附圖三：〈水經注櫥內藏書單〉原件
（胡適紀念館提供）

上云：「薛刻全校第一、十二冊，在思杜處」，這條注記，透露出《胡適手稿》及日記所未顯明的一段往事。好在這一段往事，在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曾保留下一點蛛絲馬跡。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48年12月17日條下記載：胡適生前跟他提起過，1948年12月15日他離北平前，極想取回仍在北大展覽場的幾部戰前日記，以及一部特別重要的《水經注》，曾委託北大教授某君（居正的親戚），「將此日記和另外兩本《水經注》從展覽室取回帶走」。 這位教授趕到會場時，知日記和《水經注》在不同的展覽室展示：前者是作為「校史及已故教師遺著展覽」，在北大圖書館二樓西首期刊閱覽室展示；後者是作為「圖書展覽」的一部份，在北大圖書館二樓東首參考閱覽室展示。好在兩個地點於同一層樓，距離甚近。 這位教授在順利從會場取走日記及兩本《水經注》後，趕赴機場，不料途中受阻，未及趕到而胡適搭乘的專機已經飛離北平。
現查這一位北大教授未及送到胡適手上的那些戰前日記，正是胡適日記中的1921-1922年部份，因其中多敘北大往事，遂被胡適作為「校史」史料拿去展示。然則那「兩本《水經注》」，又是怎麼一回事？它們是何版本？是否就是胡適在〈水經注櫥內藏書單〉末所記的：「在思杜處」的「薛刻全校第一、十二冊」？雖然，胡頌平未說明那兩本《水經注》究竟是何版本，但從胡適的日記及書信綜合看，它們的確很有可能就是胡適屢屢提起的、列在〈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中的：
（辛六）原十二冊，其上有過錄「五校本」全文，其中2-11冊，臧暉帶出了。尚餘1、12兩冊，因在展覽，未取出。似尚在思杜處。 
上述〈展覽目錄〉編號（辛六），是一部清末薛福成刻的《全氏七校水經注》四十卷。 胡適後來每次提起此書時，總說：「似尚在思杜處」， 似乎那位從機場折返城內的教授，回去後就把兩冊《水經注》交給校長公子胡思杜了。這事後來也為胡適所曉得，才會在日後提起此二冊書時，總是強調：似仍在思杜處。


三、東廠胡同一號胡宅藏書的裝箱運送

胡適飛離北平後，北平城內外議論紛紛。人們對北大校長離平前的情形，有各種的傳言。其中，在清華園內流行甚廣的一則消息是說：
胡適飛京，在南苑機場未失之時。據雲傅作義不願其離開，雖當面給予一手諭，準可出城，及胡走出後，又以電話通知守城，告以今日戒嚴，雖有我手諭，亦不准放行。因此胡氏在城門口被留有四個小時之久。胡適告人說，我並不飛走，乃是送陳寅恪先生南行云云。後來又辦交涉，方始出了城門。 
這一則傳聞，在胡適日記中未見記載，而後來也被認為情形不盡如此。惟按諸史實，這則傳聞可能保留了當時一些實際狀況，只其中誤把1948年12月14、15兩天的事混為一談了。總之，北平學界對於胡適離平前的驚險情形，有各種繪聲繪影的傳說。至於報上消息，則有1948年12月17日的北平《益世報》記者報導：
聽說胡適校長臨行前，態度非常從容，……現在校方已著手把胡適藏書集中，這方面由校長秘書鄧貢〔恭〕三負責。 
 《益世報》記者看來是一個「消息靈通人士」。他雖然誤記校長秘書鄧廣銘的名字，但北大校方在胡適離開北平後，的確就有派人整理東廠胡同一號宅中藏書的動作。由鄧廣銘（恭三）「負責」其事的說法，也並非空穴來風。
關於胡適離開北平後，東廠胡同一號胡宅藏書的整理狀況，據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主任沈乃文撰文指出，1948年年底胡適離平時，將他的私人藏書、信件全部託付、寄存北大圖書館了。沈乃文為了弄清胡適藏書的來龍去脈，多方調查與此事相關的當事人，並訪問包括鄧廣銘在內的知情者，最後得悉以下情節：
胡先生在倉促乘飛機去南京時，指派兒子胡思杜主持，後有毛準、王重民參加，由北大圖書館的郭松年、張光則、王幼忻等人將胡家的全部私人藏書和書信文件裝成102箱，寄存於北大圖書館。 
沈氏還特別引用當年在東廠胡同一號目睹全部裝箱過程的鄧廣銘回憶說：
胡氏的藏書、手稿以及來往的書信等等，一律存放在東廠胡同一號後院的五大間書庫內。到1948年年底，當時北平和平解放的局勢已定，但解放軍尚未進城。北京大學派遣圖書館的管理人員郭松年等人到東廠胡同一號把胡氏書庫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書籍等一律裝箱，共裝了102箱（木箱都是胡氏抗日戰爭期內，把所有藏書送往天津銀行保險時所做的），全部運往松公府北大圖書館存放。此情此景因我當時仍然住在東廠胡同一號，所以全得親眼目睹。現雖已事隔四十多年，但我的這一記憶必不至有誤。 
鄧廣銘作為北大校長秘書兼歷史學者，當年又住在東廠胡同一號院子內，他的證詞可信度自然是極高的。另據沈乃文說：鄧廣銘追述此事時還特別強調，北大圖書館派來的人裝箱完畢後，「連一張紙都沒有留下」。沈乃文補充道：北大圖書館的老館員王幼忻先生當年亦參加裝箱工作，他的回憶與鄧廣銘完全一致。 
在當時一片兵荒馬亂中，胡適吩咐將自己的私人藏書、手稿、來往書信等，全部裝箱寄存北大圖書館，是很合情理的一個安排。因為北大圖書館館長是毛子水（毛準），同時王重民也在館內工作。毛、王都是胡適的學生兼徒弟，私人情誼十分深厚，胡適將自己的藏書、文稿存放北大圖書館，等於將藏書交託他的學生兼友人保管，考慮是很周到的。再者，今檢1951年9月7日胡適致楊聯陞函，提到他有《降魔變文》一書，「留在王重民處，托他保存。」可見胡適離平南下前，把他留在北平的藏書，主要交託王重民保管。在王重民安排下，胡適的藏書遂全部裝箱寄存北大圖書館。而考胡適是1948年12月15日離平，共軍進城是在1949年1月31日，中間相距一個半月。王重民和北大圖書館的人的確有充裕的時間，把他們校長的藏書、函稿，「連一張紙條都沒有留下」的全部裝箱運走。
事實上，胡適作為一位學者，對自己書籍的保存向來十分注意。十年前，抗戰軍興，他在匆忙中將自己的藏書託親友保管，最後在夫人江冬秀主持下，把書籍放進一種特製的木箱，帶到天津銀行存放。在這樣的妥善安排下，胡適的七十箱藏書，在戰時保存完好，期間甚至還能調取一部份運送美國，供他研究時使用。 這次戰亂又起，只是亂生於內而非外而已。就出走的倉促來說，這次固是不減上回；但有了上次的經驗，這次雖走得匆忙，胡適對自己宅中藏書的安排，卻似是成竹在胸。請看他前腳一走，北大圖書館就派來幾位館員，在校長公子胡思杜「主持」下，將五大庫藏書兼私人文件，裝進一百零二個箱子，全部運送北大，最後「連一張紙條都沒有留下」。胡適藏書的裝箱、押運過程，真可說是一次極其乾淨利落的行動。北大員工對於他們校長的託付，能夠這樣毫不含糊的完成任務，胡適的「知人之明」，以及他對自己藏書的重視，於此亦可得見。
 

四、政治風暴中的胡思杜

又據沈乃文記述，在這次裝箱運送的過程中，除了四位北大圖書館館員之外，尚有四人參與其事，他們或許都被胡適委以裝箱運送之事。此四人分別是胡思杜、毛子水、王重民和鄧廣銘。這其中，胡思杜作為胡適的兒子，後來因為撰寫了批判乃父的文章，多年來被外界責以「涼薄」等惡名。經過大半個世紀，人們仍對胡思杜之撰寫批判文章，究是全出中共授意？抑其中也有本人的意願在？依然是眾說紛紜。
有關胡思杜的政治傾向，以及他在1948年年底為何滯留北平，未隨父母親南下，胡適的日記未有片言隻語交代。不過，缺乏相關記載，不代表胡適對兒子就漠不關心。今查胡適日記1950年1月7日條下，就有一則關於胡思杜的記載，其上寫道：
徐大春寄長信，談他從香港到天津北平，由天津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天津趁船回香港，兩個月中的觀察。他說的很有趣味。
他見著思杜了。 
徐大春是胡適一家的密友，他在北平「見著思杜」後，兩人有怎樣的交談？胡思杜的近況如何？只惜日記中未透露半點消息。或者徐大春函中所述，使胡適讀了之後，頗有一言難盡之慨？
又查胡適日記1950年6月1日條下，知徐大春這次到北京，除了「見著思杜」外，還見著一位與胡家關係密切的人，此人即江冬秀的堂弟江澤涵。這一年5月4日，有一位托名「圭」者，寫了一封信給徐大春，隨函附寄兩封分別寫給「四哥」和「姊姊」的信，請徐大春分送。 檢胡適日記1950年6月13日條下，遂知這位托名「圭」者，就是江澤涵。至於那兩封信，則是分別寫給胡適和江冬秀的。 江澤涵之所以托名「圭」，想是由其夫人蔣圭貞之名而來。而江澤涵寫給「四哥」的那封信，裏面是這樣說的：
民德兄回來，說起你的近況。這是第一次最可靠的音信，我們都高興的很。但盼望你的身體果真很好。 
下面，他說到北京一年多來的情形，其中有：「現在世事變得太快，我們已趕不上」一語，最後寫道：
我們在北京平安。朋友們也如此。現在一切比較安定，還可以做本行的工作。……
小三平安。 
「小三」，正是胡思杜的小名。胡適從前寫信給兒子，又或兒子寫信給父親，都是以此相稱的。
除了這封信外，江澤涵還寫了一封給江冬秀的信。寫給江冬秀的那封信，其中除了提到「現在寄信不便」外，對於「小三」的近況有更多的交代。江澤涵說：
小三的情形請你千萬放心。他看明瞭情勢，一定要離開，去華北研究部。當時朋友們都替他反覆考慮，可沒有反對他去的意思。我起初有點擔心。他得的津貼，可以維持相當好的生活。我常見著他，覺得他相當快樂，身體也似乎好些。現在反覺得他的原來的辦法是相當有遠見的。他也快畢業了，畢業後可以就一個適當的事。現在去研究部的人更多，如游國恩，韓壽萱夫人等。 
這封信相當寶貴，使我們得悉胡思杜在當時情況下的種種考慮，只可惜過去並未受到研究者注意。至於江函提到的「畢業」，則是指從「華北研究部」畢業。「華北研究部」的全稱，是「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所」，即今中國人民大學前身。據胡思杜同年稍後寫給父母親的信，知他是1949年9月進入該校學習的，至1950年9月始畢業，中間經過十一個月的訓練。 從江澤涵的信函看，當時胡思杜之所以決定要到「華北研究部」，乃是一種「審時度勢」的考慮，最終作出一個讓他的親友一度覺得頗「有遠見」的選擇。
關於胡思杜的「審時度勢」，自己決定要去「華北研究部」，在同年9月19日江澤涵一家的來信中，說得更為明白。江丕恆的信上說：
三哥還是那個樣子，胖得很。他起始在圕做事，後來自己要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新知識及革命理論。現在已經畢業了，要到唐山去教政治學。 
信上的「三哥」，即指胡思杜。江丕恆的意思說得十分明白，他強調胡思杜之所以要到華北革大「學習」，乃是他自己做的決定。至於蔣圭貞的信，則多敘胡思杜的生活細節說：
小三說他有一個女朋友，現在貴州，明春可能回來，希望他明年能結婚。
您直接寄信來也可以，還快些呢。您的地名告訴我們，也可以直接寄給您。 
蔣圭貞的信頗富樂觀氣息，似乎她當時覺得外面氣氛已經較前緩和，故特函告胡適夫婦，日後寫信不妨直接寄來。至於江澤涵的信，則特別提起胡適的一位老朋友、前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的近況，他說：
聽見陳垣先生講演一次，他確實不同了。 
總括江家三位成員的來信，提到未來都微露樂觀之意，彷彿先前壓在大家心頭的重擔，此時已稍為放鬆。或許這與胡思杜已從「華北研究部」畢業，順利分配到一份新工作也不無關係。
至於胡思杜該年9月11日的來信，同樣流露樂觀氣息，他寫道：
從去年九月起，我就在學習，學了十一個月以後，上個禮拜畢業了。……
在這裏舅舅叔叔他們照應我很周到，希望你放心。我從下個星期起（九月十六日）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學去教書。那裏有不少熟人，學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別掛念。……
希望你在美國很快的就習慣下來。爸爸希望他少見客，多注重身體。聽說前一向他的身體不大好。書都還存在北大，安好無恙，請放心。 
從信上措辭看，這封信是寫給母親江冬秀的。但從函中提及「爸爸」的部份，知道兒子對父親也頗為掛念，既關心到父親的健康，又叫父親不要擔心藏書的保存問題。只是胡思杜似不知道，就在他寄出此函時，他此前所寫的一篇思想檢討文字，即將由左派媒體向外發佈，結果是造成了一場掀然大波，對於他及父親所造成的衝擊，迄其一生未已。
1950年9月23日，國際媒體廣泛報導：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刊出一篇署名「胡思杜」的文章，標題是：〈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文章一開頭說：

在舊社會中，我看我的父親是個「清高的」「純潔的」好人。解放後，有批評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總理到北大講話說：「胡適之根本不認識甚麼是帝國主義」，心中反感已極；以為以我父親的淵博，竟不知甚麼是帝國主義，寧非侮辱。在華大時，仍以為父親「作惡無多」。學社會發展史以後，想法稍有轉變。…… 
文章接著敘說他的觀念是如何逐漸轉變，又分析胡適是如何逐漸走上與人民敵對的立場上，然後說明：

今天，受了黨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甚麼進步性。 
文章最後總結說：

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經過長期的鬥爭，我以為在階級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朗割開的地方。除了自己隨時警惕這種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並要求自己樹立起工農大眾的感情來。在瞭解工農的偉大，自己勝利的參加土改後，我想一定會決絕這種狹隘的非無產階級的□性感情的。 
附圖四：《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9月28日條下

這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在香港《大公報》刊出時，末尾還附錄一段說明文字：「作者現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二班七組學習，本文是節錄他的《思想總結》第二部分。」可見此文是胡思杜在華北革大寫下的思想檢討文字，是他結業時的思想總結，據說還曾刊在華北革大《校刊》上。 胡思杜寫過這篇檢討文字後，順利從學校畢業，分配到一所高校工作。就職前，他還高高興興的給父母寫信，說目前一切安定，請父母不必為他掛心。不料就在一個月內，有關當局把他這篇聲明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文章對外公佈，由此所引起的震盪，以及在國際社會上所激起的極大反響，恐怕也不是他自己所能逆料的。
這篇文章發表後，國際媒體迅速作廣泛報導，批評、譏刺、責罵、同情的聲音，都衝著這對父子而來。事件發生後，胡適每天留意外電報導，把相關新聞都剪貼在日記本上，並加以批注說：
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變成了「新聞人物」！此當是共產黨已得我發表長文的消息之後的反攻。 
胡適所說的長文，指的是日記1950年9月19日條下記載他將發表的一篇文章「China in Stalin's and Strategy」。這一篇文章，發表後被認為是批判共產陣營的重要文字，連蔣介石也注意到此文。胡適本人的推測是：兒子的文章被拿到中共喉舌上對外發表，乃是對方針對他這篇文章所作的「反攻」策略。至於兒子對他的批判，他認為並非發自內心，而是外力強迫下的結果。他在回答記者訪問時就強調：
過去我們注意到，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是沒有言論自由的；但現在還可以看到，在這些國家中也沒有「沉默的自由」。 
胡適又說：他認為最近有關胡思杜的報導「非常有趣」，他「並未被它所嚴重困擾，他希望朋友們也不會為此感到困擾」。 及至9 月25日，前駐蘇代辦吳南如又寫信給他，提及當年蔣經國在蘇俄時，也給父親蔣介石寫過一段文字，裏面提到：「蔣介石是人民的敵人，故也是我的敵人。」 這使胡適更加確認：兒子批判他的文章，當是類似情況下的產物。

五、父與子

雖然，胡適相信兒子批判他的文章，乃是共產世界沒有「沉默的自由」的表現，但外界的質疑未即消除。在外界的紛紛議論下，胡適的學生兼朋友傅斯年忍不住挺身而出，於1950年9月28日寫了一篇致台灣《中央日報》社的聲明，詳述他對胡思杜的認識，以及胡思杜與胡適的父子關係。這篇旨在為胡適辯駁的文章指出：
近日臺北報紙刊載路透社香港電，胡適之先生之子思杜在香港匪區《大公報》作文詆適之先生一事，友人頻來詢問，我以適之先生友人之資格，就我所知，聲明如下：
適之先生有兩子，長名祖望，曾在美國某大學工科畢業，現在曼谷經商。次子思杜，在小學時連患結核病多年，時輕時劇，前後失學數年。故別人進大學時，彼仍在初中。因失學之故，養成不讀書之習慣，對於求學一事，無任何興趣，且心理上亦不無影響。然其為人，據我所知，尚屬天性醇厚。後來適之先生在美期間，彼曾赴美就學，連轉兩個大學，均未畢業，並於適之先生回國後，染上吃喝之習慣，遂於三十七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國。以後彼在北平家中，似不甚愉快。然適之先生對之仍保持其一向對人之涵養，並託毛子水先生管教。前年〔按：指1948年〕十二月，政府派飛機接適之先生離北平時，通知到後，與飛機起飛僅有四五小時，思杜不及同時南來。下次飛機，彼將胡先生夫婦常用衣服檢出三數箱帶來，並無考證《水經注》糾紛之稿，因他於學問全然無干；然其所寫之信，情感真摯，只是文理不通。以後住親友處，未得閒出來。我的看法，此人讀書雖不成，世事也不解，但天性並非涼薄。匪黨《大公報》所載之文，我未見到，但路透社原電及《香港時報》所引之原文，則絕非思杜之混混沌沌者所能作出。如謂……「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等類話，純是老共產黨的語調，思杜今生是寫不出來夢想不到的。……此文一定與其他共產黨譭謗讀書人的文字一樣，是共產黨自己把文章寫好，最客氣是強迫別人簽名，更可能簽名也是代勞的。 
等到10月初，傅斯年終於看到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全文，讀後他向記者表示：更相信此前所說的話不錯，「這篇文字除去第一段戀戀父子之情的幾句話，像胡思杜寫的以外，其他事情，胡思杜作夢也不會知道。」 
姑不論傅斯年強調胡思杜的文章是出於別人代撰一說，究竟是否屬實，至少他的聲明有幾點顯然與事實不符：首先，胡思杜是在1947年秋回國，而不是傅斯年所說的1948年夏。據胡適日記1947年10月12日條下記：「思杜明天上午可自美國到上海。」 知胡思杜是1947年秋天回國的。其次，傅斯年提到胡適夫婦登機前後情狀，敘述頗為詳細；但查1948年12月中旬，也就是胡適夫婦離平之際，傅斯年其實人在南京，故上述情形不是他親眼目睹，而是聽別人的事後轉述。轉述自然有可能失真，朋友間的記述也可能因私人情誼而避重就輕。尤其傅斯年提到胡適飛離北平後，尚有「下次飛機」北上接人，這時他避開胡思杜為何沒有登機的問題，而是強調胡思杜的「天性醇厚」，為其父母「常用衣服檢出三數箱帶來」。關於此事，倒是當年住在東廠胡同一號的鄧廣銘，在多年後仍有清楚的憶述，他指出：
當時思杜不願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甚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結果胡適夫婦就把他留下來了。 
12月14至15日那幾天，鄧廣銘每天出入胡宅，對胡家的事最為清楚，他的回憶顯然較傅斯年所說要可靠多了。
另一方面，傅斯年在提到胡思杜檢出其父母衣物交人時，特別註明其中「並無考證《水經注》糾紛之稿」，解釋這是因為胡思杜「於學問全然無干」，這話也有須要辨明之處。按照傅斯年的說法，胡思杜是一個對學問沒有太大興趣的人；胡家的親戚也指出：思杜是一個「平時不好讀書的人，他喜歡交朋友，喜歡玩。」 似乎很難把胡思杜和學問聯想在一起。然而就事實說，胡思杜對學問也許興趣不大，對其父親的研究卻並非「全然無干」。抗戰時期，胡思杜留學美國，有一段時候與父親同住，就曾為胡適「執清錄之役」。至他離去後，「清錄之役」才轉由王重民的夫人劉修業代勞。 後來胡適先回國，胡思杜也確如傅斯年所說，染上一些不良習慣，以致胡適最後只得託朋友把兒子帶返中國。 但檢1948年11月19日，也就是胡適離平前一個月，王重民在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上，提起胡適不久前從李玄伯處借來的「《東潛詩稿》第三、四冊已於兩禮拜前鈔好，並已由思杜世兄用硃筆詳校一過」 ，可見胡思杜對父親的學術工作，或許興趣不大，卻絕非「全然無干」。
再者，上引王重民給胡適的信，也間接證實傅斯年所說：胡思杜回北平後，胡適曾將兒子「託毛子水先生管教」一事。按毛子水是北大圖書館館長，與胡適一傢俬誼甚厚，以經常出入胡家，被外界戲稱「胡宅行走」。 胡適將兒子托毛子水「管教」，或者兼指安排胡思杜進入北大圖書館工作，請毛子水就近照管一事。關於胡思杜進北大圖書館的原委，鄧廣銘也有一段憶述如下：
一九四八年夏〔按：應是1947年夏〕，思杜從美國回到北平後，因他在美國是學歷史的，又是胡適的兒子，所以不少人看重胡適的面子，紛紛要給思杜介紹工作，或請思杜到大學任教，其中山東大學歷史系最為積極。這件事為胡適所拒絕。他知道這是朋友們在看重他的面子，怕思杜日後毀了這種友好的情份。只好說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當然，朋友們也知道胡適這是怕思杜不成器，有傷他胡適個人的聲望。後來，胡適只同意讓思杜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明白到胡思杜進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原委，則前面傅斯年所說：思杜回國後，「在北平家中，似不甚愉快」的原因，也就較為明朗了。同時前引江丕恆的來信提到中共接收北平後，胡思杜「起始在圕做事」，知其指的即是北大圖書館。至於王重民寫給胡適的信上，提到思杜為父親校對《東潛詩稿》一事，大概也有借此替胡適訓練兒子的用意。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胡適雖不肯讓胡思杜到大學教書，對於這個讀書不成的兒子，卻未有疾言厲色， 而是如傅斯年所說：「仍保持其一向對人之涵養」。之所以如此，或許與他十年前的一次「覺悟」有關。1939年，胡適正任駐美大使。有一天，接到夫人江冬秀從國內寄信來，嚴詞責備正在美國讀書的長子祖望，信件是讓胡適轉交的。胡適閱信後，寫給江冬秀一函，裏面說：
冬秀，你對兒子總是責怪，這是錯的。我現在老了，稍稍明白了，所以勸你以後不要總是罵他。你想想看，誰愛讀這種責怪的信？……
我和你兩個人都對不住兩個兒子。現在回想，真想補報，只怕來不及了。以後我和你都得改變態度，都應該把兒子看作朋友。他們都大了，不是罵得好的了。你想想看，我這話對不對？
高夢旦先生待他的兒女真像朋友一樣。我現在想起來，真覺得慚愧。我真有點不配做老子。平時不同他們親熱，只曉得責怪他們工課不好，習氣不好。
祖望你交給我，不要罵他，要同他做朋友。
你把這最後幾段話給小三看看。 
自那以後，胡適對於兩個兒子的確鮮少責罵。即使胡思杜讀書不成，有負他的期望，回國後見面，胡適也未有一語責怪，而只是把兒子交託老朋友照管。於是，就有胡思杜進北大圖書館工作，王重民來信建議讓思杜替父親校對等種種安排了。
不過，胡思杜既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館長又是毛子水，王重民讓他替胡適校書，是否有「越俎代庖」之嫌？這事卻得由王重民的身份說起。1946年，胡適剛接下北大校長職務，即聘王重民為北大教授，負起創辦北大圖書館學系的責任。當時北大校方決議：圖書館學系成立之前，先辦圖書館專修科，附屬於北大文學院。王重民入北大後，復兼圖書委員會委員，並為圖書館所藏善本書編目，幾乎天天都在圖書館工作，在館長毛子水之下實有一特殊地位。 再就學術關係說，胡適自從1942年返回學術岡位，王重民就一直在他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是胡適的徒弟兼得力助手。 如胡適的重審《水經注》案，就是由王重民的一封信引起的。胡、王回北平後，王重民的這一徒弟兼助手角色未變，仍時時替胡適搜集、抄錄材料。到1948年，胡適將新近歸國的兒子託付毛子水「管教」，或許也有讓王重民就近照顧的用意。尤其他知王重民與胡思杜本是舊識，當年胡思杜留美，就是由胡適託王重民把他從上海帶出來的。兩人出國之後，在太平洋船上同住一艙，頗不寂寞。 因此，胡思杜進入北大圖書館後，王重民等於順便肩負起照顧及訓練「校長公子」的責任。也因此，當胡適借來《東潛詩稿》後，王重民就建議不如由思杜替父親校對。由此可見，胡思杜對於胡適的學術工作，並非沒有親身的接觸和體會。
或許正因為如此，胡適離開北平後，才有由校長公子胡思杜「主持」宅中藏書裝箱運送的說法在外流傳。不過，與其說此事是由胡思杜「主持」，不如說胡適真正委託的對象是毛子水、王重民、鄧廣銘幾位。只是這幾個人中，就身份來講，胡思杜既身為「校長公子」，在不明就裏的外人看來，自然就具有「主持」的意味了。但就實際情形說，五大庫藏書裝箱運送的事，恐怕毛、王、鄧才是實際負責人。惟毛子水在胡適離平後不久，也登上專機南下， 所以胡適藏書的裝箱運送，或許是由校長秘書鄧廣銘負主要責任的。等到書籍運送北大後，照管之責就轉由王重民主力承擔了。更何況胡適此前拿去展覽的《水經注》本子，本來就由王重民保管。明白到此中情形，則胡適後來每回索書時，為何總是提到王重民，其原因也就不難索解了。


六、索書不獲可奈何？

胡適離平後，國共內戰雖持續擴展，南北消息卻非完全斷絕，一般郵件仍照常來往。就如1949年初，鄧廣銘就曾將一份由胡適撰寫、黎錦熙增補、他自己再作補訂的《齊白石年譜》稿本，由北平寄到南京去。胡適收書後，將書稿拿到上海商務印書館，成為胡適離大陸前最後出版的一冊書。 此時，胡適若請人將各冊《水經注》郵來，也並非不能做到。只是他離平後心緒不佳，根本沒有想到這些事。
事實上，當時不少南北親友仍透過各種管道向對方傳遞信件、物品。不過，由於胡適的敏感身份，朋友們即便有信給他，很快的就改用間接轉達的方式了。如胡適日記1950年9月25日條下，即記袁同禮向他轉示王重民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寫於1950年7月7日的，其中說：
思杜即畢業。……張約園抄本酈書，已與張芝聯通信說明，有妥便人即帶往上海。 
這封信說明兩事：一是胡適離開北平後，王重民仍不時與胡思杜保持連繫。二是胡適此前拿去展覽的那些《水經注》，其中未歸還原主的部份，此時似由王重民代為保管，否則就不會提到「張約園抄本酈書」的事。
再查王重民寄出此函時，胡適人已身在美國。胡適初到美國，心情至為惡劣。1949年5月，他注意到北大的領導班子做了一次調整，學校行政由新的校務委員會集體負責，文學院院長湯用彤出任校務委員會主席，圖書館館長由向達接任。 同時報紙上還報導：最近北平各大學充滿學習政治理論的「新氣象」，不少教授、同學都想參加南下工作團，又或是轉到華北大學或革命大學學習。 6月間，朋友又紛紛告訴胡適：一篇題為〈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的文章，在香港公開發表。胡適讀後甚不愉快，時時與友人揣測公開信的可靠性。到了1950年，胡適才稍為定下心來，重心檢起他的各種《水經注》文稿繼續研究。
重拾《水經注》研究後，胡適越來越想得回他留在北平的《水經注》本子──即使冒一點風險也在所不惜。尤其1955年春天，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在夏天三個月內結束這項持續多年的研究。到了6月中，胡適甚至做到「發憤擺脫一切，專整理《水經注》文件」。 但是一路研究下來，胡適發現到基於借書不便，再加上「材料的丟在北平」，使結案工作難以進行。到了7月初，胡適終於按捺不住了，他決定要寫封信給王重民，看看是否有可能把他留在北平的《水經注》抽出幾種寄來。胡適日記1955年7月4日條下記：
忽然決心寫一信給王重民兄，托他從我的「三櫥《水經注》」中寄我三件：
1.週一良家贈我的東原《自定水經》一卷。
2.我過錄的「全氏五校本」首尾二冊。（似仍在思杜處）
3.我過錄的「殘宋本」全部（在《永樂大典》本之上）。
我說，如（一）件已歸北大，可抄一本，用北大本一校。（二）件如在思杜處，可由他直寄。（三）件如不能覓人抄錄，可不必寄。
此信託丁關樹莊轉交丁梧梓，不知她敢寄去否。 
胡適信中提到的三種《水經注》，都是他自己收藏或是別人贈他的本子。從信函可知，這時他不太清楚這些本子究竟存放何處？是與宅中一百零二箱藏書一起存放在北大圖書館呢？還是存在王重民身邊？其中，唯有胡適過錄的那部「『全氏五校本』首尾二冊」，胡適寫道：「似仍在思杜處」。他之所以把這封信寫給王重民，或許是因為他認定上述《水經注》藏本不論存放何處，王重民都應該是知情者，也是他最能信任的人。即便《水經注》不放在王重民處，至少王重民也能告訴他本子下落，甚至從中抽取一部份寄出。同時，心思細密的胡適也考慮到寄送不便，故只選出三種對於他最有用的本子，逐一吩咐該如何辦理。由這封來信來看，胡適的確是個體貼的人，他雖然急於得回本子，卻還處處考慮到友人的處境，一切以不造成別人的不便為主。
不幸得很，這次索書的嘗試，從一開始就「出師不利」。因為過了幾天，胡適就在日記添上幾行字說：
幾天後，她〔按：指丁關樹莊〕回電話，說去年她已去信說起我要點材料的事，梧梓回信不提此事。故此事最好等她自己回去面談。 
從這段話可以知道，在此之前一年，也就是1954年，胡適已委託過關樹莊帶信給北平的友人，提起他想「要點材料」的事。所謂「材料」，大約就是指他的《水經注》藏本，不料對方未有回音。這次他給王重民的信，同樣未能馬上寄達。由此可見，在大陸已掀起陣陣「胡適批判」的風暴後，胡適其人其書，實已成絕大「禁區」。在一片風聲鶴唳下，胡適想要取回他的《水經注》藏本，即便只是聊聊數冊，實在已是絕難辦到了。
就在這年稍後，胡適更生氣的發現到：中共新印行的三大冊《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共974頁），第三冊收有侯外廬的一篇文章，長七十頁，小注百餘條，其中竟用到「胡適未發表文件，自編號……」以及「胡適存件，自編號……」等等， 胡適據此推測：
大概這幾年之內，有人把我的一百多箱書打開了，把箱角的雜件（收到的函件、電報，……）都檢出編了號，──所謂「自編號」！連我留下的兩大冊日記（1921-1922），以及「胡適給江冬秀函件」，都赫然在侯外廬的小注裡！ 
看到自己的私人信件被人取出編號，胡適這次真的生氣了。
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廬引用的胡適留在北平的兩大冊日記，正是胡適未及取回的戰前日記。前面說過，這兩冊日記，此前有「北大教授某君」受胡適所託，連同另外兩冊全氏「五校」過錄本，從北大展覽場取出帶走，只是未及送到胡適手上。後來，這兩冊日記和另外兩本《水經注》，似乎都交給胡思杜了。不料胡適這次卻在侯外廬的文章中，赫然發現這部份日記被人大量引用，心中震驚、氣惱可知。 或許那位教授把日記交給胡思杜後，胡思杜在替父親的藏書、函稿裝箱時，順帶把它們放進那一百零二箱裏頭。當然，也有可能這些資料，根本就沒有交到胡思杜手上，而是由這位教授又送回展覽場。無論如何，到了1954年，中共中宣部資料室為了編印批判胡適的資料，打開那存放在北大圖書館的一百零二箱，抽走胡適的大部份書信、文件、日記，從中編選《胡適思想批判參考資料之一》和《之四》。 胡適的部份日記和函稿，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流入侯外廬文章的註腳中。
細閱侯外廬文章的那百餘條小注，胡適氣惱之餘，也終於明白到他留在北平的那一百多箱書，可以說是「全丟了」的。1955年8月31日，他寫信給楊聯陞時，就感慨無比的說：

我在國內混了二十多年，總是租房子住，故幾次政治大變故，都沒有房產可沒收。──最後一次，竟把一生收集的一百多箱書全丟了。 
函中雖勉強自嘲道：

可惜北京屢次大水，都浸不到東城，否則書與函件都浸壞了，也可省一些人整理編號之煩。 
強作幽默的筆調，仍難掩心頭的忿懣之情。
畢生搜集的書就這樣「全丟了」，胡適不免越想越是不甘心！三天後，他在一個夜裏心生一計，決意把他的想法函告楊聯陞，看看是否有實行的可能。這封過去未刊佈過的胡適信函說：

今日忽起一念，請你切實批評，但請勿告他人。
我想寫一信給王重民，請他把我的三櫃《水經注》之中，提出幾種（1.周一良的父親送我的戴震自定《水經》一卷鈔本，2.我在《大典》本上過錄了殘宋本的十幾卷，3.我在刻本《全校水經注》之上過錄了「謝山五校本」的第一與第十二兩冊〔其2-11冊，我已帶來了〕），寄到香港交我的朋友轉寄來。並請他將北大藏的戴震自定《水經》一卷的乾隆三十七年秋改定本，也影抄一本寄出。
此信上擬囑他不妨將此意直告向覺民與馬寅初，如必要時，竟不妨直告毛澤東。

我想此信由香港友人看了，轉寄北京。
我盼你想想，此意是否可行？是否值得一試？
當時北大五十年紀念，有「水經注版本展覽」一項，故我的「寶貝」全都抽出一部分展覽了。我走時，不願意把各書的剩餘各冊帶出來。其實我走後還可以讓他們交郵寄出，但那時心緒不佳，故沒有想到。 

附圖五：1955年9月3日胡適致楊聯陞函原件影本
（胡適紀念館提供）

上函最末一段，說明胡適在獲悉自己的一百多箱書就這樣「全丟了」之後，甚懊惱當年何以未曾想到請朋友將書寄出，以至於今日索書為難！
現不知楊聯陞對於上函的答覆為何？也不知胡適後來是否真有據此想法，寫信給王重民？更不知王重民若是收到此信，有否有照胡適所說，向北大校長馬寅初以及圖書館館長向達轉達其意？更無從知悉馬、向兩位是否按照胡適的想法，向毛澤東轉達他的請求？然而，從胡適為了索回那三種《水經注》，竟至想到那最後一步：「如必要時，竟不妨直告毛澤東」，可見他為了取回自己的《水經注》藏本，是如何的迫切，又是如何百籌莫展了！
雖然如此，胡適所想到的那一步：「如必要時，不妨直告毛澤東」，倒不完全是憑空臆想。因為根據報導：1956年2月某天，毛澤東在會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曾作這樣的表示：

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道他到底貪戀甚麼？批判嘛，總沒有甚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 
從現存資料看，中共託人傳話給胡適的做法，試過不止一次。 可是這些傳話的動作，始終未獲胡適正面回應。雖然如此，中共託人傳話的舉動，或許使胡適產生一線希望，認為對方對他的態度，非無迴旋餘地。因此，他在1955年9月份「索書無門」的情況下，遂一度想出這一個他認為或許尚可一試的辦法。
1955年的再次索書不順──證據是胡適終未獲寄他的《水經注》本子－─對胡適來說肯定帶來深重的失望。自那以後，不再見他有索書的嘗試，只見他在1960年9月17日致袁同禮的信上，曾再次提起自己的《水經注》本子。這封信這樣說：

謝謝你寄示Photostat一頁。
此頁上沒有我的藏本。我的三櫃《水經注》可能仍在北大圖書館，或仍在有三家。…… 
從是函隨後的敘述看，袁同禮寄給胡適的那頁書目，很可能是北京圖書館新編藏書目錄中，有關《水經注》的一頁。袁同禮得到書目後，馬上影寄一頁給胡適，請他檢查內裏有無他的舊藏？今觀胡適連自己的《水經注》藏本究竟存放何處都無法確定，足見他此前的幾封去函全都石沉大海，未獲得半點回應！
再者，台北胡館保存的一封未曾刊佈的1960年9月25日袁同禮致胡適函，其中似是對1960年9月17日胡適來函的回覆。袁氏寫道：

賜書敬悉，尊藏《水經注》多種，既未列入館目，想仍在有三處，前向渠索取〈水經注展覽目錄〉，迄未寄到，近又託吳世昌君以牛津名義，代索一份，不識能如願否？ 
這封信函透露一個有意思的訊息，就是袁同禮和王重民的聯絡，直至1960年仍相當暢通，這與胡適幾次去函都未獲回應實在好得太多了。大約當時胡適真是政治上的絕大禁忌，以致每次去信都落得沒有下文的收場。此外，袁同禮據新編北京圖書館館目未收胡適藏本，推測胡適的《水經注》本子大約「仍在有三處」，可見他們始終弄不清楚這些藏本的下落，更不用說取回或是抄錄藏本內容了。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新出的《胡適全集》卷26，其中收錄一封1960年9月17日胡適給袁同禮的信函，末端附錄了一段截去頭尾的文字，似是一封信函的殘片。其內容如下：

（乙二）永樂大典影印本
（辛四）王梓材重錄本（張約園藏）
（辛六）薛刻「全校本」（初刻校改本）
（壬二）戴震自定水經一卷
（壬三）戴震自定水經一卷（北大圕藏）

此目中（乙二）有過錄宋本，似應保存。若能郵寄來，最好。（只寄有過錄宋本的各卷，以減重量。）
此目可否寄二三十冊？北大展覽《水經》各本之中
（辛四）似仍在思杜手中，可取出交還上海張芝聯先生。
（辛六）原十二冊，其上有過「五校本」全文，其中2-11冊，臧暉帶出了。尚餘1、12兩冊，因在展覽，未取出。似仍在思杜處。可付郵寄，或協和醫生帶來。
（壬二）如在北大館，可否寄來？（薄薄一小冊）
（壬三）能否影鈔一本寄來？（同上）
《東潛詩稿》鈔本四冊，可否寄來？ 
《全集》編者收錄這封信函，卻未加任何說明，使人頗難知曉其中情況。惟從信函內容推斷，可以知道兩事：第一，這封信恐怕不是寫於1960年，而應在更早時段。第二，這封信的寫作對象，恐怕不是袁同禮，而是留在北平的王重民。
下面略說明上述推測如下：首先，之所以推測此函不寫於1960年，主要據函中提及可否從《水經注》本子中「寄二三十冊」的樂觀態度可知。至於確切的寫信日期，疑是1949-1950年之間。這從函中提到張約園藏本的歸還，比較前引王重民1950年7月7日的來信，其中交代：「張約園抄本酈書，已與張芝聯通信說明，有妥便人即帶往上海」，推測本函約寫於1950年或更早。另從函中兩次提到「此目」，而函中列舉的（乙二）、（辛四）、（辛六）、（壬二）、（壬三），又都是胡適〈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所定編號，頗疑此函當是胡適收到王重民寄來的〈展覽目錄〉之後所寫，即1949年1月稍後。此外，從函中兩度提到「此目」，推想此函之前應附一份〈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或〈我的三櫥水經注〉書目。再觀函中述及《水經注》的本子，總計不過十來冊，這與函中提及「可否寄二三十冊」的數目不符，因此推想前面應該有一更詳細的書目，才在後面列舉幾種最重要的本子，請收信人設法寄出。
至於此函的收信人，之所以推測是王重民，又或是一位能將口信帶給王重民的人，原因有下列幾點：第一，北大五十週年校慶期間，王重民是《水經注》展覽的負責人；胡適離去後，王氏似自動肩負起保管這些《水經注》本子的責任。第二，胡適離平前，王重民已是北大圖書館中地位僅次於毛子水的人物；毛子水離去後，他很可能在一段時間裏代理館務，直至向達接任為止。但即便是向達接任後，以王、向的多年交誼，王重民在館內仍具有「通天」本領，託他查詢《水經注》藏本的下落，最是合情合理。第三，王重民與胡思杜關係匪淺，由他向胡思杜索取或許放在思杜處的《水經注》本子，並不突兀。第四，胡適函中提起「《東潛詩稿》鈔本四冊」，又問對方是否可以寄來？查這部「《東潛詩稿》」，就是王重民1948年末找人鈔寫，同時胡思杜也參與校對的那部書。查這四冊《東潛詩稿》，胡適離平時未能攜出，是因此書鈔校時，後三冊先鈔校畢，第一冊因上闌有補抄的詩，草字非抄手所能抄校，由王重民自己拿去校勘了，最終四冊都留在北平。 今觀函中談到此書，說是「鈔本四冊」，又可見胡適南下後，仍與王重民保持連繫，故能知道四冊此時已鈔校完畢。

總而言之，這封《全集》編者附錄在1960年9月17日胡適致袁同禮信函末的信函殘片，現推定寫作時間在1949-1950年左右。它有可能是胡適首次索要《水經注》藏本的信函（或信函副本）。而從胡適後來的再三致函看，這同樣是一封未獲回應的信。又觀胡適函中以「臧暉」自稱，可見他這時已充分意識到自己的敏感身份，遂傚法當年七七事變後南下，他寫信給北平友人時以「臧暉」自稱的故技，以避開有關單位的檢查。
同時，上函也說明一件事，就是張約園藏本原來是由胡思杜保管的，後來胡適得知此書遲遲未還，遂託王重民從兒子處把書「取出交還」張家。至於函中提及全祖望的「五校本」第1、12冊時，胡適特別註明此書的第「2-11冊，臧暉帶出了。尚餘1、12兩冊，因在展覽，未取出。似仍在思杜處。」可見這部書就是胡頌平前面所說，北大某教授為胡適從展覽場取出帶走的那「兩本《水經注》」。從信函的敘述看，胡適認定這兩本《水經注》，當時應在胡思杜手上。雖然這部全氏「五校」過錄本是一個殘闕的本子，但正如前面所說，它乃是胡適離平前夕，唯一決定要帶走的一部《水經注》校本。我們從胡適離開北平時，三櫥《水經注》中只帶走這一個本子，就知它在胡適心目中所佔的特殊地位。
幾次索書未遂，使胡適1962年逝世前，終未能獲睹他生前最珍視的三種自藏《水經注》。這三種《水經注》分別是：1.周家贈胡適的東原《自定水經》一卷。2. 胡適過錄的「殘宋本」全部。3.胡適過錄的「全氏五校本」首尾二冊。


七、半個世紀後的尋覓
1962年到2005年，四十一年過去了。上述胡適念念不忘的三種《水經注》藏本，卻逐漸重現人間。首先，原由周氏家藏的東原《自定水經》，在1993年週一良撰寫的〈追憶胡適之先生〉中，交代了此書的最終下落。周一良於是文「補記」中說： 

戴震自定《水經》鈔本今藏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編號18235。適之先生在書尾跋云：「民國卅五年八月我才看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的李木齋舊藏的戴東原自定《水經》一卷。我在八月裏寫了兩篇文字，指出這稿本的重要。卅六年一月十日周一良先生來看我，把他家叔弢先生收藏的一本東原自定《水經》一卷帶來給我研究。我今年才得空寫成兩篇文字，其中一篇是比較這兩個本子的。簡單說來，周本是從東原在乾隆三十年寫定本抄出的精抄本。……周本抄寫最精緻可愛。今年一良奉叔弢先生命，把這本子贈送給我，我寫此跋，敬記謝意。胡適，卅七、八、十二。」 
周一良的敘述，使學界得悉這部胡適生前珍愛的東原自定《水經》，在半個世紀中，已輾轉流落到「北京圖書館」，也就是現今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善本室。周家贈送胡適的這部「最精緻可愛」的東原自定《水經》，之所以最後由國家圖書館收藏，其原因大致與胡適生前也很珍愛的一部《四松堂集》稿本同一原委。

紅學研究者都很清楚，清人敦誠的《四松堂集》，是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文獻。1922年，胡適傾全力研究《紅樓夢》作者問題，對於有幸購得此書十分興奮，並據此寫出考證文章。 二十多年後，在燕京大學就讀的周汝昌，於燕大圖書館又發現了敦敏的《懋齋詩鈔》稿本，對雪芹家世有更深入的瞭解，並據此而寫出一篇文章。周汝昌的文章在1947年發表後，始終關心紅學發展的胡適看了十分欣賞，特地去函嘉許。在雙方的來往書信中，周汝昌向胡適表示：很希望借閱他那部珍藏多年的《紅樓夢》最古抄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以及《四松堂集》稿本。周汝昌寫道：他深知這兩部書都是「海內孤本，希世之寶，未知先生肯以道義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 胡適收信後，隨即檢出二書，託人帶給這位相識不久的年輕後進。周汝昌得書後十分感激，既深知此二書的珍貴性，遂於借閱鈔錄後，即請小說考證名家、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孫楷第，把《四松堂集》稿本先行歸還。 惟周氏將書交孫楷第時，已是1948年的10月底。這時，北平的空氣已日趨緊張。周汝昌還書後，一直未獲胡適回函。一個多月後，胡適就離開北平，從此未再北返。因此，周汝昌始終不能確定胡適臨走之前，是否確實收到他所歸還的《四松堂集》稿本。

就這樣，五十七個年頭過去了，當時的少年已成白髮蒼蒼的老人。2005年，周汝昌出版新著《我與胡適先生》，對《四松堂集》稿本的下落，猶言之耿耿。書中特闢「《四松堂集》的意外曲折」一節，交代此事的原委。周汝昌說：不久前，他在一位朋友告知下，得知《四松堂集》稿本已歸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周汝昌為了弄清狀況，特地讓女兒赴館調查，最後得悉該書收藏情況如下：

收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善本部，其書號為：18229。
一、題跋首頁有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章和胡適之印記；二、有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註銷章和註銷號；三、後有國立北京圖書館的印記。在胡適簽名處亦有胡適之印記。 
周汝昌據此推斷：「此書由北京大學圖書館清理藏書『註銷』後，始歸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時間不詳）。」他並進一步推測，在那個極不平靜的1948年年底，他將書交給孫楷第後：「孫先生當時或許未及捎還給胡先生。此後，燕京大學合併於北京大學，成為一校，故此孫先生於兩校合一之後，此書方由他（或家屬，或他人）親手交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周氏最後說：「這一件曲折的事實經過，幸已清楚，今特將事實之真相公之於眾。」 
其實，周汝昌晚年試圖澄清史實的說法，並未真正弄清胡適善本藏書在政局更迭後的遷轉情形。這從他提及胡適藏書轉至北京圖書館的過程時，用到「清理」二字，即顯示他未弄清其中原委。此事當依現任北大圖書館古籍特藏部主任沈乃文的調查為準，沈氏查知：

當在1962年第四季度，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決定將胡先生寄存北大的105種善本古籍交北圖，……其餘藏書留北大圖書館。 
有意思的是，沈乃文這篇發表於1999年的文章，特別提到周汝昌借閱的那部《四松堂集》稿本。沈氏說：
我查到1963年11月28日鄧〔廣銘〕先生寫給北大圖書館的信，文如下：在準備撥交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中，《四松堂集》有稿本、印本各一，建議印本仍留北大圖書館……。 

鄧廣銘提到的《四松堂集》稿本，就是胡適借給周汝昌的那部書。因此，包括《四松堂集》在內的原屬胡適收藏的105種善本古籍，其所以歸藏北京圖書館，並非北大圖書館將其「清理」掉，而是出於1962年中共文化部的一紙命令。

再者，《四松堂集》稿本的歸藏北京圖書館，其過程也非如周汝昌所推測的：由孫楷第處輾轉流入北大，最後再歸藏北京圖書館；而是出於胡適的刻意安排。今查台北胡館收藏的胡適晚年藏書，其中有一冊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此書1953年出版後，友人從香港郵寄一冊給胡適。胡適面對這一冊紅學新著，饒有興致的展卷細讀。他翻開書首周汝昌的序言，又讀到書末周緝堂（周汝昌兄）寫的跋，見其中敘及他們兄弟之所以起意考證曹雪芹家世，是由「一九四七年秋天種因」而起，乃提筆在書中留下一段題記：

「一九四七年秋天種因」一事，詳見本書34-36頁。

跋中「一九四七年秋天種因」即是那時他發見了敦敏的《懋齋詩鈔》稿本。他〔按：指周汝昌〕寫了一篇文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七十一期）。我讀了此文，寫信給他，（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八十二期）他來看我，我把「脂硯齋評甲戌本」借給他，他拿回家鄉去，同他哥哥緝堂兩人合作，影鈔〔按：應作錄副〕了一本。《四松堂集》稿本也是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按：「十五」應作十四〕夜故意留贈北京大學，使他可以利用的。　適之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夜
附圖六：胡適手批周汝昌著《紅樓夢新證》書影
（胡適紀念館提供）

1960年11月19日，胡適寫給高陽的信中也提到：

關於周汝昌，我要替他說一句話。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四松堂集》稿本是我臨時故意留給他用的，此時大概還在他手裏。 
由此可見，《四松堂集》稿本的留存北大，乃是出於胡適的刻意安排。這部書在周汝昌託孫楷第歸還後，一直存放在胡適的三櫥《水經注》櫃子中。到1948年12月14日的半夜清點中，被胡適刻意留下來，與另外一部戴震手鈔的《春酒堂集詩》，一起「贈與北京大學」。 
只是胡適的這一番好意，後來顯然完全落空了。而周汝昌雖讀到上引胡適寫給高陽的信，卻未從那一句：「《四松堂集》稿本是我臨時故意留給他用的，此時大概還在他手裏」，悟出胡適當年早已收到此書，只是為了供他使用，才特意留贈北大的，最後輾轉歸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另一方面，胡適之所以作出《四松堂集》大約還在周汝昌手上的推測，是據書中頁三十至三十七的敘述。周氏在頁三十四提到：「敦誠的《四松堂集》底稿本為胡適所得，……這個寶貴的孤本經過不少的周折，總算被我讀到了」。頁三十又表示：「諸收藏家對我的慷慨和厚意我永不能忘懷，而我的感幸，也遠非言語所能表達。」胡適讀後對高陽說：「《新證》裏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看他對此稿本的記載（頁三四），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了。」 

附圖七：胡適手批周汝昌著《紅樓夢新證》書影
（胡適紀念館提供）

胡適看出周汝昌在《新證》中向他委婉道謝，是不錯的。只是他不知道他所留下的《四松堂集》稿本，周汝昌根本未有一日享用。《新證》引及《四松堂集》的地方，都是周氏過去閱讀留下的筆記。胡適當然更不會想到：五十七年後，周汝昌還對於該書的是否歸還耿耿於懷，且在得悉該書已歸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後，費了一番心力推測其間的可能遷轉情形。

綜合上面所說，不論周家贈送胡適的東原自定《水經》，抑胡適珍藏的《四松全集》稿本，在1962年第四季度──也就是胡適逝世後幾個月──都因文化部的一紙公文，移交給北京圖書館了。然而，胡適生前懸切掛念的那另外兩部《水經注》，即過錄了殘宋本的《永樂大典》本《水經注》，以及過錄了「五校本」的全氏七校《水經注》，目前又存放在天下何處？這兩部胡適生前始終弄不清究竟「仍在北大圖書館，或仍在有三家」的本子，究竟流落在天下何處呢？

2004及2005年的兩個秋天，我兩度來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查閱館中收藏的《水經注》，期望其中或許有一度為胡適所收藏的本子。2004年，我在副研究館員於義芳女士指示下，找到八種原本為胡適收藏的《水經注》本子。2005年，我再次到館中查閱，見一張目錄卡片上，記錄著一部《水經注》，註明是《永樂大典》影印本，索書號是：SB981.341/1731.7。我馬上請館員調出此書。翻開函套，見幾冊封面上，赫然呈現胡適用墨筆書寫的：「用殘宋本校……」、「用殘宋本校……」。

附圖八：胡適手校《永樂大典》影印本《水經注》封面書影

翻開第一冊，裏面有胡適清秀、工整的墨筆題記：

民國卅五年九月十二日用殘宋本校此本。卅六年四月一日重校，參用黃省曾本，吳琯本，朱謀□本，及趙一清戴震諸家校本。　胡適
附圖九：胡適手校《永樂大典》影印本《水經注》內頁書影

是書最末一卷，復有胡適的墨筆眉批：
民國卅六年三月卅一夜，用殘宋本，黃省曾吳琯朱謀□諸本校畢。胡適

附圖十：胡適手校《永樂大典》影印本《水經注》內頁書影

我回去翻檢「卅六年」，也就是1947年胡適日記，見3月31日條下記：

今夜校完殘宋本《水經注》。此事起於去年九月十二日，迄今半年，都偷閑為之，往往一個月中不得校一次。 
胡適說他校閱這部殘宋本《水經注》，乃是「偷閑為之」，是完全符合實情的。因為從日記可知，他在那段日子裏，為了國事及北大未來的發展，不斷南北奔波。在煩重的工作中，胡適依然找出時間來校對此書，有時一夜只校得兩頁， 有時則校到深夜兩點。 如此忙碌的生活，如此煩重的校對，胡適對自己校勘的成果，多年後猶珍而重之，是可以理解的。只可惜這部過錄了殘宋本和黃省曾等諸家校本的《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始終未能讓他再獲一見。

同樣是2005年秋天，我在北大圖書館古籍特藏部繼續查閱其他目錄卡片，忽爾注意到一張卡片上寫明：

水經注　四Ο卷　補遺一卷　附錄二卷
（後魏）酈道元注　（清）全祖望校
清光緒一四年（1888.序）無錫薛氏校刻本
十六冊（二函）
這段文字引起我的注意。因為2003年春天，我開始應台北胡適紀念館楊翠華主任之邀，參與胡適中、日文藏書的整理。胡館的胡適藏書，絕大部份是他離開北平後陸續添購的，其中屬別人贈送的也很不少。接下這一份工作後，我花了一年多工夫，在幾位研究生的幫忙下，整理出一份中、日文藏書目錄（未刊），總計這部份藏書約三千種。參與整理工作後不久，我注意到館中有一套藏書，它看來極其殘破，其中卻密佈胡適用各色筆墨寫下的校記、批語。這部書，乃是一套全祖望校《水經注》，為清光緒十四年（1888）無錫薛氏校刊本。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書第二冊封面有胡適的兩行硃筆題記，上面寫道：

胡適抄全祖望「五校」稿本
此本第一、十二冊留在北平　胡適
附圖十一：裱褙過的胡適手批《全氏七校水經注》第二冊封面書影
（胡適紀念館提供）

我稍為翻查，見全書果然只有十冊，闕第一、十二兩冊。而胡適就在這個本子上，詳細過錄了全祖望的「五校」稿本。
隨後，我再翻閱胡適留下的眾多《水經注》研究手稿，知道胡適過錄的這個全氏「五校」稿本，乃是他考證《水經注》案過程中，一個極為興奮、至感得意的發現。他在多篇文章中，反覆說明他是如何發現原藏天津圖書館的全氏「五校」稿本。胡館收藏的這部薛刻《全氏七校水經注》，就是胡適用來過錄全氏「五校」的本子。查胡適日記1948年1月3日至5月16日條下，曾多次說明他是如何過錄這個「五校本」，日記1948年1月10日條下云：
這部真的全氏校本，是我從天津圖書館借來的。我用來校在薛刻本之上。凡全氏校語，都用紫筆；我的判斷，都用綠筆。 
胡適過錄「五校本」的工作，是從1947年5月底開始，至1948年5月16日始完事，費時將近一年。之所以如此耗費工夫，是因他過錄這個本子時，不只是比勘字句，而是逐條加上他的意見。 完工當天，胡適興高采烈的在日記中，詳述他校勘的辦法及情形說：
去年五月初，我從天津圖書館借得全謝山五校《水經注》。五月底，我開始把這裏面的全氏校記完全過錄在薛刻本之上，用紅筆（後用紫筆）抄全校，用綠筆記我的說明或判斷。我用東潛書的刻本作參校，又比勘戴東原校本，看時須比較沈繹旃校本。這工作很費時間，有時一天只能過錄十多頁。今天全部過錄完畢，費時近一年，中間往往有間斷的時候，如最近南行，停了五十天。 
我翻閱這部胡館收藏的全氏「五校」過錄本，發現後來胡適又陸續增添新的校記，且不少校語是寫於1948年下半年，也就是華北局勢已呈現空前緊張之際。胡適在如此嚴竣的情勢下，仍想辦法擠出時間來從事校勘，的確是一件令人驚異的事。
到了1948年年底，胡適應北大舉辦校慶展覽的需要，把這部批得密密麻麻的薛刻《全氏七校水經注》，抽出第一、十二冊拿去展覽了，其餘十冊則仍放家中。不料情勢急劇變化，使他在「毫無準備」下， 必須於1948年12月14半夜清點家中藏書，選出幾部來隨身帶走。12月14日夜半的清點，想必是胡適一生中至為難熬的夜晚之一。那一夜，胡適完全沒有閉目；時間緊迫，已不容他細細思量。最後，他在書籍方面只帶走下列諸冊：

一，《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四冊　現由胡適後人保存
二，趙一清的《東潛詩稿》三冊〔闕第一冊〕　已還李玄伯
三，趙一清的《東潛文稿》兩冊　現藏胡館
四，《全祖望七校水經注》十冊（闕第一、十二冊）　現藏胡館
五，《於文襄手札》兩冊　現藏胡館
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五冊　現藏胡館
七，《胡適論學近著》一冊　現藏胡館
八，胡適的《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一冊　現藏胡館
上列諸書，當時大抵皆存放書房，隨手可及也隨手可帶。 至於後院書庫的一、兩萬冊藏書、文稿，即使是胡適十分看重的《中國思想史》稿本，都已來不及檢出帶走了。在帶走的書籍中，唯一由胡適隨身攜走的一部《水經注》，就是一部過錄了全氏「五校本」的薛刻《全氏七校水經注》。
2005年9月上旬，我在秋意漸濃的北京，繼續翻閱卡片上的各種《水經注》版本，揣想其中有無胡適不及帶走的那兩冊全祖望「五校」過錄本。忽然，我的眼睛被一張卡片吸引住，因為那上面記錄一部清光緒十四年無錫薛氏校刻的《水經注》，索書號是：SB981.341/1731.16 c2。這部書的版本，與台北胡館所藏一致；只是卡片上註明館藏二函十六冊，卻與胡館所藏不合。然而，卡片上接下來的幾行字，卻使我生出一線希望，因為那上面寫著：

胡思杜過錄胡適用
「約園本」
「硃筆或紫筆是天津全（五）校本」
卡片背面，也詳錄書中題記，其上說：
封面背牌記處題：民卅八〔年〕六月廿七日　胡思杜過錄一遍　旁有胡思杜印
書皮題：初刻校改本，所謂「全氏七校水經注」
原序後：民國卅六年五月初借得天津圖書館藏的全謝山五校本，過錄在此本上。
這幾行字，充分顯示這套薛刻《全氏七校本》，正是當年胡適用來過錄「五校本」的那個本子！

我即請館員調閱此書。書調出來後，一看卻是二函十二冊，乃知卡片上的「十六」，原來是「十二」之誤！揭開第一函第一冊，內頁有兩行硃筆題記：

民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過錄一遍。
附圖十二：「胡思杜過錄本」內頁書影

再翻到〈原序〉卷末，又有兩行硃筆題記，字跡也是胡思杜的，內容卻說：
民國卅六年五月初借得天津圖書館所藏的全謝山五校本，過錄在此本上。　胡適

附圖十三：「胡思杜過錄本」內頁書影

我再翻到是書第十二冊卷四十末，見其上又有胡思杜過錄的幾行硃筆題記：
民國卅七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四八）胡適用天津圖藏的全謝山五校本過錄在這薛刻本上，今天全部過錄完畢　胡適

附圖十四：「胡思杜過錄本」內頁書影

我仔細翻檢全書，知是書第二至十一冊，未有一字校語；僅第一、十二兩冊，則入目都是胡思杜用硃、墨筆過錄的胡適校記、批語，甚至連字跡也都是仿「胡適之體」；乍看之下，一時會令人誤以為是本人所書，只是細閱後方知不然……。
翻閱這一部胡思杜過錄的胡適批校《全氏七校水經注》，我一方面興奮莫名，一方面不禁產生新的疑竇：這一部全氏七校本，顯然就是胡適多次索而未得的那部全祖望「五校」過錄本，然則胡適親筆批校的那個本子，又到哪裏去了？為何胡思杜會替父親過錄這個本子？胡適知道兒子為他過錄「五校本」嗎？又書中註明胡思杜過錄的日期，是在1949年6月27日，他何以在此時過錄這書？是王重民叫他這麼做的嗎？還是這他自己的決定？他如此細心過錄此書，是想把過錄好的本子寄給父親，以免寄出時遺失嗎？至於原書，則暫時存放他那裏，等時機合適時再託人帶出？又或是他想要把原書寄給父親，副本則留存北大圖書館或是他那裏，好使一旦寄失仍有副本存留？這一連串疑問，我一時都沒有辦法獲得解答。至於這一部過錄好的本子，為何又存放在北大圖書館？也是我猜不透的問題。
雖然我無法馬上獲得解答，但是翻閱這部「五校」過錄本，可以確知胡思杜謄錄時頗為用心，他一筆一劃描摹父親的筆跡，得此副本，無異親見胡適的手批校本。 


八、撲朔迷離的胡思杜形象

關於胡思杜的為人為學，海外多年來都受傅斯年那篇致台灣《中央日報》的聲明影響。據傅斯年的描述，胡思杜是一個對學問沒有太大興趣的人，與他父親的《水經注》研究也「全無相干」。然而，近年出版的周汝昌新著《我與胡適先生》，卻為這位校長公子留下一副與前迥異的形象。

周汝昌回憶道：1948年初冬，他見時局日漸緊張，想早日歸還胡適借他的那部抄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天，他特地攜書從北平西郊燕園進城，借宿在朋友家。不料進城才隔一天，城門即因共軍逼近關閉。周汝昌趕緊找到此前造訪過的東廠胡同一號胡公館，在木柵前叩扉恭候。那天，胡適卻未像往常般親自應門：
過了好一會兒，卻見一個中年人前來開門。他問我有甚麼事，我說蒙胡先生惠借甲戌本《石頭記》，今特到府送還，還有一部錄副本，胡先生答應給寫序跋題記，今一併拜見先生，懇煩踐諾。然後自報了姓名。那中年人氣質厚重，彬彬有禮，聽後抱歉地說：對不起，他有事，不能與您會面了，家父的書請留下，其他以後再說吧。
我便問：您是胡先生的甚麼人？他躬身回答：那是家嚴。您把書交給我，不會錯的。這樣，我遞與他甲戌本原本，他收了，並說了客氣的詞意。他樣子匆忙，我就不便多言，告辭轉身回「七條」借寓了。 
這位口稱「家嚴」的「中年人」，便是胡思杜。那年他其實才二十八，只因身體微胖，人看起來顯得稍近中年。

附圖十五：1947年秋胡適全家在東廠胡同一號自宅前合照
（胡適紀念館提供）

上面這幅1948年的胡適全家合照，最近被收入《遠路不須愁日暮──胡適晚年身影》，照片標題是：「離平前夕」，下附說明文字：「1948年北平淪陷前，胡適全家在東廠胡同一號自宅前院合影。前排左為妻子江冬秀；後排左為長子胡祖望，右次子胡思杜」云云。 不過，「離平前夕」，並非指1948年12月15日前一天或前數天，而是一種形容性的說法。因為從照片中人衣著來看，再考慮到北平的早涼天氣，照片應攝於初秋時分，亦即9-10月左右，且很有可能是攝於1947年的秋天，而不一定在1948年。那時，原本在南方工作的胡祖望，特地到北平看望父母，一家人在北平團聚，遂在自家宅前留下這張難得的合照。1948年，胡祖望再一次赴平，其時在夏天時分，逗留時間約一週，其後就未再北上了。 
有關周汝昌還書的日期，據他自己憶述：是在1948年「初冬」。至於確切日子，或可從他進城後才隔一天，「北平便關了城門，不准出入了」一句話， 推斷時間當在該年11月下旬，並即共軍已十分逼近之際。若再細考城門關閉的日子，或可從該年天津《大公報》的報導看出一點端倪。據天津《大公報》報導：11月22日，「華北戒嚴，今晨零時起開始（北平、通縣、大興）」；11月27日，「〔北〕平決實行戰時體制」；11月30日，「整飭紀律確保治安，傅（作義）書告平津同胞」；可以揣想城門關閉的日子，應在11月下旬左右。再從胡適收書之後，12月1日於書中留下題跋， 可以推知還書日期必不會晚於12月1日。至於周汝昌還書之日，在胡宅門前見到的那位口稱胡適為「家嚴」的「中年人」，則應該是胡思杜無疑。
從周汝昌的回憶看，可知胡思杜當時給這位年輕學者留下的，乃是一副「氣質厚重，彬彬有禮」的印象，這與傅斯年的描述頗有落差。其實胡家親戚早就說過，胡思杜在居北京的十幾位堂兄弟姊妹中，為人「最幽默風趣，會說俏皮話」， 頗有乃父之風。同時，周汝昌的回憶也說明一件事：就是胡適的部份待客事宜，這時已交胡思杜辦理。這其中，或許也有借此訓練兒子的意思。胡適既在離平前讓思杜承擔待客事務，他在離平後將藏書託付兒子辦理，就不是那麼令人驚訝的了。
不但如此，待我再反覆細看1948年12月14日夜半胡適請人抄錄的那兩份書單〈水經注櫥內藏書單〉及〈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一天忽爾恍然道：這兩份書單上的字跡，原來都是胡思杜的！原來思杜就是在那個緊張的夜裏，被胡適委以抄錄之責的抄手。他為父親抄錄《水經注》本子，一則為程度所限，一則因時間緊迫，導致筆誤不少，有賴父親日後一一代為訂正。

附圖十六：胡適手校〈水經注櫥內藏書單〉原件
（胡適紀念館提供）

抄錄完這兩份書單後，父親囑咐他：天亮以後，你拿著這份〈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到北大圖書館找王重民先生，他會幫你的忙，將應送還的書一一歸還。到了白天，胡思杜即到北大圖書館，也就是他每天上班的地方，照父親的囑咐辦理。他沒有隨父母南下，是因為他以為像他這樣不問政治的人，新政權不會對他怎麼樣。他留在北大，至少還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更何況父親宅中藏書這麼多，也需要他留下料理。江澤涵夫婦後來回憶：當時江冬秀對胡思杜的這個決定，感到非常難過，捨不得扔下兒子，卻又沒有其他辦法，最後只得留下許多細軟和金銀首飾，說是給思杜日後結婚用。 相較之下，胡適未勉強兒子同行。鄧廣銘揣測：這是因為胡適考慮到南下後「前途未卜，他不願意把這個包袱背走」。 畢竟抗戰期間，胡適起先也只安排胡祖望赴美，沒有讓思杜一起出來。之所以如此，據胡適自己解釋：除了費用上的考慮外，也是為了「減輕身上的累贅」。 
胡適離平後，胡思杜在幾位北大教授幫忙下，順利把父親留在東廠胡同一號的藏書、函稿，全部裝箱寄存北大圖書館。唯有那部張約園藏本《水經注》，他不知如何寄去，後來還是麻煩王重民安排送還。另外就是父親最為看重的那部全氏「五校」過錄本，他最後感到還是應該盡快謄錄一個副本，免得夜長夢多。1949年6月，也許是在王重民提醒和幫忙下，胡思杜取出一部薛刻《全氏七校本》，將父親手批的兩冊「五校」過錄本，細細謄錄一過。因為胡適在書上批注甚多，故他很可能費了不止一天過錄。過錄時，一些技術上的困難，也需要他一一克服。例如胡適批注此書，用硃、紫、綠各色筆墨。等胡思杜謄錄時，一時找不到這麼多種筆，往往以硃、墨兩筆謄錄之後，再於旁邊註明父親原來所用墨色。

附圖十七：「胡思杜過錄本」內頁書影

由此可見，胡思杜謄錄此本時，的確是力求貼近原貌的。
此外，胡適批注時，於心得較多的地方，往往另紙書寫，再黏貼或夾附書中。凡屬此類，胡思杜也照樣另紙謄錄。值得注意的是，這部「胡思杜過錄本」卷一〈河水一〉頁二十一上，夾有五張筆記紙，字跡卻是胡適本人的。

附圖十八：「胡思杜過錄本」所附胡適的筆記紙五頁

這五頁筆記，乃是全書唯一保存胡適字跡的地方。據我猜想：胡思杜過錄時，凡屬父親另紙黏貼書上的，他怕撕下來會破壞原書，遂都另紙謄錄，再依原樣黏貼在過錄本上。然而這五頁筆記，卻是胡適夾附而未黏貼書中，胡思杜遂可以於另紙謄錄後，將謄錄本夾附原書之中，而移此數頁於過錄本內。
　　在揣想胡思杜的這些舉措時，我忽然悟道：胡思杜當時想要寄出的，大抵就是這一部由他過錄的本子，否則他不必把父親的筆記紙從原書抽出，夾附於此冊內。他之所以不欲寄原書，很可能因該書已歸北大圖書館保存，不容他隨意帶走。但他畢竟任職館內，有機會閱讀及過錄此本，遂於父親離去半年後，決定將這部父親亟欲得回的校本謄錄一過。等謄錄完畢後，他高高興興的在書末寫下：「民卅八六月廿七日胡思杜過錄一遍」，然後加蓋印章。又翻到第一冊內頁，再書：「民卅八六月廿七日胡思杜過錄一遍」，再一次加蓋印章。謄錄完這個副本後三個月，胡思杜就離開北大，進入「華北研究部」學習了。
不管胡思杜在胡適離平後，為父親做了多少事；胡適似乎一直到兒子離世，都未獲悉其中的原委經過。他屢次索書未得，又聽說此前存放在思杜處的張約園藏本，一直未歸還張家，心中不無生氣。某次重閱〈水經櫥內應送還書單〉時，即用硃筆大力寫下：「此書未還，至今耿耿！」後來再次重閱，又添上兩個字：「此書聞尚未還，至今耿耿！」粗重深紅的字跡，似乎也流露了對於兒子辦事不力的不滿。
1957年8月，海外盛傳一則消息：就是胡思杜已在東北自殺身亡。 胡思杜去世前半年，曾寫了一封四頁紙的信給「媽媽」，這是七年來的第一封信。 不料半年後，胡思杜即因「反右」運動而自殺。據胡家親戚胡思孟說：胡思杜從華北革大畢業後，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工作，擔任歷史系副教授。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胡思杜很快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嚴厲批判，最後上吊自殺。胡思杜死時，沒有留下任何子嗣，因為他終身未聚。之所以未娶，是因為女方一聽說他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都不願意嫁給他。 胡思孟到唐山料理後事時，把胡思杜留下的衣物及書，一架子車運回北京。等到文革起來，胡思孟害怕會出問題，把胡思杜留下來的書，舉凡有胡適父子簽的名、寫的字，全都撕下燒了。 
胡思杜死後，外界普遍都認為：胡思杜的死，與中共掀起的「胡適批判」風暴有關。消息傳出後，胡適一直不肯相信，認為是中共造的謠， 然而事件卻漸漸被證明屬實。今天翻閱胡適的日記，卻不見他對兒子的死，留下若何想法。一般人多以為，胡適日記記錄了他的生平要事，實則胡適生命中的許多重大事件，日記中往往不見蹤影。胡思杜的死，就是一個明顯例子。胡思杜逝世五年後，胡適在中央研究院一次酒會上心臟病發，當場猝逝，享年七十二歲。據說逝世前兩年，他在一次與友人的談話中，忽然問起對方：「你相信胡適的兒子在大陸會罵他的老子嗎？」友人被這個問題弄得不知所措，倉促間只能答以：「當然不會。」事後回想，卻能感受到老人心中所含有的隱痛。 

九、尾聲

2005年9月10日，我從北京乘飛機到香港，兩天後轉往台北。9 月12日，一個艷陽高照的下午，我從桃園機場坐車抵達台北東郊，來到位於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下了公車來，我發現自己站在中央研究院的側門，這裏多年前是研究院的正門。馬路對面，是一座名叫「胡適公園」的小山，山坡上正埋著胡適夫婦的骸骨。四十多年來，墓木已拱。從側門進去，走在人行道上，頭頂上太陽正烈。我一步步往前走，手裏提著的電腦覺得格外沉重。下午將近四點，我來到胡適紀念館側門。這個側門，是胡適當年隨員的出入之地，如今是胡館人員進出之所。門鈴響過，館中人員鄭鳳凰小姐從內院出來應門。門打開後，我指著手中電腦對鳳鳳說：「胡思杜過錄的那個本子，就在這部電腦中，我覺得他不應該從側門進來，請妳為我開前門。」

前門，就是胡適故居的正門，當年是胡適書房側旁通往後院的出入之處。鳳凰應說：「好！我馬上給妳開前門，妳等我一下。」移步前門，鳳凰很快從裏面把木門打開，如今我們只隔一道鐵柵了。「唉呀！鐵柵鑰匙不在我這裏，洪阿姨今天不上班，怎麼辦！？」我看看鐵柵，見其中隔著一條條不小的縫隙，就試著把電腦從柵縫遞進去。真的遞得過去！我一面遞，一面對伸手來接的鳳凰說：「妳拿著這部電腦，馬上直接走進胡適的書房，把電腦放在他書桌上。」鳳凰進去，我走回約百米外的側門，看了看手錶，指針對著四點零五分差一點。隨後鳳凰來開側門。我從側門進去，穿越過好幾道門扇，終於走進故居的客廳，再左轉進陰暗的書房。這個書房，胡適當年頗不喜歡，說外面做了水泥窗框的書房，對他就似是牢房。進入書房，我見電腦已放在桌上。這時鳳凰說道要到後面辦點事，遂留下我獨自一人。我開啟電腦，走到前面一排書架上，取下那部《全氏七校水經注》輕放桌上。再拿起《七校本》第二冊，在昏暗的燈光下，我仔細端詳封面上早已嚴重褪色的一行硃筆題記：

第一、十二冊留在北平了。
這時電腦已然開啟。我按進存放了胡思杜手跡的圖片檔，瑩幕上浮現：「初刻校改本，所謂『全氏七校水經注』」的字樣。字是兒子的，內容卻是父親的。再按到圖片檔封面一頁，「胡思杜過錄」幾個字，赫然出現瑩幕。我把《七校本》放回桌上，沉默片刻，此時心中只浮起一句話：如今全書合璧，父子團圓。

附圖十九：裱褙過的胡適手批《全氏七校水經注》第二冊封面書影
（胡適紀念館提供）

附圖二十：「胡思杜過錄本」內頁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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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月後，胡館館員從胡適檔案中，為我找出徐大春1949年12月28日寫給胡適，說他「見著思杜」的那封信。信中敘及胡思杜的段落，是目前僅見詳敘胡思杜在「華北研究部」中生活和思想狀況的一手紀錄，使我們得以從近距離一瞥胡思杜當年的身影。徐大春說：

看到小三，他還好，請您放心。他如今已離開北大〔，〕報名加入中共辦的政治研究所唸書，即所謂研究馬列主義中共思想那一套〔。〕這研究所在北京城裡一所廟裡面，受訓的多是過去國民黨的官員如前北平市長劉瑤章，受訓期間為八個月。訓練方式是集體住在一起，研究討論，三二天有中共的人來參加小組研討，看看思想方面搞通了沒有。我看見小三，他穿了一套藍灰色的制服，他說他錢夠用，能照顧自己，也許訓練完畢之後可以有機會去新疆教書，他很希望能因此學些俄文或去莫斯科走一遭。他興緻並不高，不過很現實，過下去再說，離開北京出來也沒有甚麼辦法。
小三要我對您說：「America is Your home. 您一生努力介紹到中國的那一套，至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他不勸您回來，這我也完全同意。他還說，曾有人要他寫信給您勸您回來參加「人民中國」的工作。
……
小三還說最初解放他在北大頗感到點pressure，學校當局有一般人覺得留他在校頗有不便〔，〕故最後表示請思杜走。他還說起，投機人滿地都是。像朱光潛等人lie low〔，〕內心都很痛苦。不多久以前北京報上載有朱光潛的文章，題為自我批評，小三說是當局受〔授〕意叫他寫的。 
看了徐大春的信，我才明白1950年9月江澤涵一家寫給胡適夫婦的信上，說胡思杜之所以要到「華北研究部」，是因他「看明瞭情勢，一定要離開」，原來不是指離開北平，而是指離開北大。思杜的這次離開，使他對「現實」有很深的體認，知道他在北大既留不下去，到別的地方也是沒有辦法，所以就「自己要去」學習政治。他入華北革大後，對「現實」有更深的體認，知道自己若能在此「過下去」，或者可以得到一個教書機會。他知道中共正全面清算父親的思想，知道父親回來一定不能適應， 知道現在很多人都是投機分子，知道很多人內心其實很痛苦，卻不得不撰寫那些當局授意的自我批評文字……。
徐大春後來沒有再見到胡思杜。胡適也沒有再見到他的兒子。他後來不知是否接受兒子給他的勸告，一輩子沒有回到中國。

陳以愛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005年10月10日初稿
2006年2月20日定稿

* 本文的發軔及構思，承胡適紀念館主任黃克武先生、前主任楊翠華女士支持；在資料搜集及觀點建立上，則蒙於義芳、柯月足、鄭鳳凰、王信凱、陳漢伯諸位大力協助，謹致謝忱。
  12月13日，共軍林彪的部隊已攻到北平西郊，火線離清華園不遠，園內已有落彈，師生且聞機槍聲。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訂本）》，1948年12月13-14日，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249-251。至於北平城內，金毓黻日記當日記載：「夜聞炮聲甚厲，應在西郊，聞南口已不守。」金毓黻，《靜晤室日記》，1948年12月13日條下，第9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頁6738。又據天津《大公報》1948年12月14日報導：「〔北〕平西北郊竟日炮戰」。12月15日報導：「〔北平〕市內聞炮聲」。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48年12月13日條下，第6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73，頁2061。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8年12月14日條下，第16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無頁數。
  金毓黻當天日記：「上課，兵車塞路，行旅甚艱。」金飽黻，《靜晤室日記》，1948年12月14日條下，第9冊，頁6738。
  鄧廣銘口述、蘇敏整理，〈胡適與北京大學〉，《傳記文學》，第54卷第2期，1989，頁31。鄧廣銘這段回憶，在日期上略有小誤；其對過程的描述，則與其他資料大致相符。另參：鄧廣銘口述、聞黎明記錄，〈我與胡適〉，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218。鄭天挺，〈鄭天挺自傳〉，收入：馮爾康等編，《鄭天挺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1，頁397。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1948年12月14日條下：「夜間甚安靜。」第9冊，頁6738。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6冊，1948年12月15日條下，無頁數。
  鄧廣銘口述、蘇敏整理，〈胡適與北京大學〉，頁31。鄧廣銘口述、聞黎明整理，〈鄧廣銘，〈我與胡適〉，頁218。據鄭天挺回憶，12月14日胡適前往機場受挫，情急下也講過：「今天走不成，我就不走了」。鄭天挺，〈鄭天挺自傳〉，頁397。
  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頁324-325。
  〈水經注櫥內藏書單〉及〈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均收入：胡適，《胡適手稿》，第4集卷1，台北：胡適紀念館，1968，頁245-252。
  見〈水經注櫥內藏書單〉上抄手及胡適的注記，頁251-252。
  〈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末有胡適硃筆注記：「以上均係我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夜後點清註明的。頁252。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8年12月15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另胡頌平編著的年譜長編，謂胡適當天夜裏十時才到南京機場，與胡適日記所記不符，今從日記。參見：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48年12月15日條下，第6冊，頁2063。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8年12月15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訂本）》，1948年12月15日條下，頁253。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訂本）》，1948年12月16日條下，頁253。
  〈北大五十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四十七位名教授將演講〉，均收入：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1086、1090。
  王重民，〈致胡適函〉（1948.11.19），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132。
  王重民，〈致胡適函〉（1948.12.2），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頁133。
  胡適撰寫的目錄，初稿似據此前寫成的〈《水經注》本子簡目〉，擴大後成〈研究《水經注》的各種本子〉（標題為後人所加），最後才定稿為〈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前二稿，均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冊，頁315-336。
  1948年12月13日北平《益世報》報導：「四十七位名教授將講演」，收入：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頁1089。
  1948年12月17日，北平《益世報》報導：「北大今日校慶　炮聲中展覽蕭索　胡適臨走時還有段感言」，收入：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頁1090-1091。
  見〈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上的毛筆注記，頁251-252。
  〈水經櫥內藏應送還書單〉，頁252。
  〈水經注櫥內藏書單〉，頁250。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48年12月17日條下，第6冊，頁2064。
  〈北京大學五十週年校慶舉辦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一覽〉，收入：國立北京大學編，《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北京：國立北京大學，1948，頁4-5。
  胡適信函殘片，收入氏著，《胡適全集》，卷2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500。
  胡適，《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水經注版本展覽》，北京：北京大學，1948，頁26。
  除上述胡適信函殘片外，胡適日記1955年7月4日條下也提到此書，且說此書：似仍在思杜處。《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無頁數。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訂本）》，1949年1月29日條下，頁282。
  1948年12月17日北平《益世報》報導，「北大今日校慶　炮聲中展覽蕭索　胡適臨走時還有段感言」，收入：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頁1091。
  沈乃文，〈關於《岳飛傳》與胡適藏書──沒有實現鄧先生心願的兩件事〉，收入《仰止集──紀念鄧廣銘先生》，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462。
  沈乃文，〈關於《岳飛傳》與胡適藏書──沒有實現鄧先生心願的兩件事〉，頁463-464。
  沈乃文，〈關於《岳飛傳》與胡適藏書──沒有實現鄧先生心願的兩件事〉，頁463-464。
  胡適，〈致江冬秀〉（1939.4.23），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1冊，頁487。抗戰期間，有關胡適藏書裝箱運送的情形，具見他與夫人江冬秀的通信。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1月7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6月1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6月13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6月1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6月1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6月1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思杜的信函，收入：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10月7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10月7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10月7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10月7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10月7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9月28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該年9月23起，胡適把相關報導剪貼在日記本上。不過應注意：胡適所用的日記本，是逐頁另起日期的，故所黏貼的報紙日期，不一定對應日記上方所題日子。本註腳及下列註腳所題日期，姑使用日記本所題日子，謹此說明。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9月28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9月28日條下，無頁數。
  鄧廣銘口述、蘇敏整理，〈胡適與北京大學〉，頁31。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 1950年9月24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這段文字，未見此前出版的《胡適日記全編》，也未見《胡適全集》，倒是台灣最新出版的《胡適日記全集》，補正了這段闕漏。參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517。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9月23-24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9月24日條下，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9月25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傅斯年，〈致《中央日報》社的聲明〉，轉引自：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頁2150-2151。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6冊，頁2150-2152。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7年10月12日條下，第15冊，無頁數。此條資料承曹伯言教授提示，經柯月足小姐轉告，謹致謝忱。這則胡適日記，因只是短短一句，容易為人忽略。但這條第一手記錄，足以糾正傅斯年記述之誤。
  鄧廣銘的回憶，見：沈衛威，〈胡適小兒子思杜之死〉，《傳記文學》，第58卷第2期，1991，頁57。
  這是胡思杜遠房堂弟胡恆立的描述，見沈衛威，〈胡適小兒子思杜之死〉，頁57。
  王重民，〈致胡適函〉（1943.9.29），未刊，藏胡館，館藏號：HS-USO1-055-022。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5，頁177-178。
  王重民，〈致胡適函〉（1948.11.19），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頁132。
  鄧廣銘口述、蘇敏整理，〈胡適與北京大學〉，頁27。
  鄧廣銘的回憶，見：沈衛威，〈胡適小兒子思杜之死〉，頁57。惟胡適日記1948年8月30日條下記：「思杜今天到北平圖書館去做工。」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6冊，無頁數。這一則記載，與其他人皆雲胡思杜回國後入北大圖書館工作，兩說顯然不符。至於原因所在，或許有兩種可能：一是胡適的筆誤。二是胡思杜確實先進北平圖書館工作，但不久就轉入北大圖書館。另鄧氏說胡思杜是1948年夏回國，此說似沿傅斯年之誤。
  胡適晚年向秘書胡頌平提過，當年兒子在美國欠了一身債，後來是由他的一個朋友營救出來的，帶返國內。回國後父子見面，他也沒有責備兒子。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177-178。
  胡適，〈致江冬秀函〉（1939.9.21夜），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1冊，頁503-504。
  王重民，〈致胡適函〉（1948.8.17），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頁122。其實胡適尚在美國時，一度有意讓王重民接北大圖書館主任，此事後來未成。王重民，〈致胡適函〉（1946.2.14/1946.4.30），收入同前書，頁56、73。
  胡適和王重民在美國的學術交往，詳參：陳以愛，〈胡適、王重民論學信札中的勵耘書屋主人〉，收入黎明釗等編，《史學傳薪──社會．學術．文化的探索》，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307-355。
  王重民，〈致胡適函〉（1941.5.19），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頁144。
  沈衛威著《胡適傳》，說毛子水與胡適同機南下。惟查胡適南下後，傅斯年等人籌劃接運北平學者的電報中，提到：「因政治關係必離者，如朱、雷、劉、毛、梅、齊等」，可見毛子水是稍後才離開北平的。參見：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頁1105。沈衛威，《胡適傳》，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頁259。
  胡適，《齊白石年譜．序一》，收入：《胡適全集》，第19卷，頁301-307。鄧廣銘，〈我與胡適〉，頁219。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0年9月25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剪貼5月10日香港《大公報》報導，1949年5月14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剪貼5月10日香港《大公報》社評，1949年6月15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致楊聯陞函〉（1955.8.31），收入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台北：胡適紀念館，1998，頁245。
  胡適，《胡適的日子（手稿本）》，1955年7月4日條下，第17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5年7月4日條下，第17冊，無頁數。
  胡適，〈致楊聯陞函〉（1955.8.31），頁244。
  胡適，〈致楊聯陞函〉（1955.8.31），頁244。
  侯外廬，〈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收入：三聯書店編輯，《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第3冊，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79-82。
  沈乃文，〈關於《岳飛傳》與胡適藏書──沒有實現鄧先生心願的兩件事〉，頁463。
  胡適，〈致楊聯陞函〉（1955.8.31），頁244。
  胡適，〈致楊聯陞函〉（1955.8.31），頁244。
  胡適，〈致楊聯陞函〉（1955.9.3），未刊，藏胡館，館藏號：HS-LSO1-005-028。劃線處為胡適本人所加。
  朱莊，〈毛澤東與胡適〉，《人物》，1991年第11期，轉引自：孫玉明，《紅學：1954》，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281。
  孫玉明，《紅學：1954》，頁280-281。
  胡適，〈致袁同禮函〉（1960.9.17），收入氏著，《胡適全集》，卷26，頁499。
  袁同禮，〈致胡適函〉（1960.9.25），藏胡館，未編號。
  胡適信函殘片，收入氏著，《胡適全集》，卷26，頁500。
  胡適，〈致楊聯陞函〉（1954.12.12），收入：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頁240。又觀〈水經注櫥內藏書單〉提到《東潛詩稿》新抄本時，也只註明：「二三四冊」，頁249。
  週一良，《郊叟曝言》，北京：新世紀出版社，2001，頁5。
  事詳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頁190-200。
  周汝昌，〈致胡適函〉（1948.6.4），收入氏著，《我與胡適先生》書前影本，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頁3。
  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頁194。
  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頁194。
  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頁194。
  沈乃文，〈關於《岳飛傳》與胡適藏書──沒有實現鄧先生心願的兩件事〉，頁462。
  沈乃文，〈關於《岳飛傳》與胡適藏書──沒有實現鄧先生心願的兩件事〉，頁462。
  轉引自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頁152。
  〈水經櫥內應送還藏書單〉，頁253。
  轉引自：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頁152-153。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7年3月31日條下，第15冊，無頁數。
  胡適手批《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賄」〈水經四〉，眉批云：「卅五，十一，二夜，校至此。今夜只校二葉，然用黃吳朱趙戴五本參勘，所得甚多。胡適」頁五上。藏北京大學古籍特藏部。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7年2月20日條下，第15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8年1月10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8年2月1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48年5月16日條下，第16冊，無頁數。
  胡適出發前，留給北大同人的便條上有：「今日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的走了」一語。收入：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1946-1948）》，頁1104。
  外界一般都依胡適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所云，以為胡適離平時，「只帶出來了先父遺稿的清鈔本和這個甲戌本《紅樓夢》。」《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台北：胡適紀念館，1975三版，無頁數。其實此說不確。關於胡適離平時，倉促下帶出那些書，他自己屢次有不可靠的回憶，後來也自行糾正一部分。參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216。
  2005年秋天，我在北大圖書館見到原屬胡適收藏或批注的《水經注》，共是十二部。加上2004年見到的八部，共二十種本子。如果再加上胡思杜過錄的這個本子，則合共二十一部。
  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頁120。「七條」即東四牌樓七條胡同，頗靠近東廠胡同，步行就可到達胡公館，周汝昌當時借寓於此。另周汝昌在1990年代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回憶他到胡宅還書一事，敘述的時間及人物，卻與《我與胡適先生》不同。還書時間，該文說是1949年；人物方面，周氏說在胡宅前應門的一位中年人，「問明是胡公長公子」。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1輯，頁226。惟周氏的憶述，既與其後來的回憶有異，按諸史實，亦與真相不符。可見這一類回憶文字，使用時須審慎考察，否則不免多誤。
  楊翠華、龐桂芬編，《遠路不須愁日暮──胡適晚年身影》，台北：近代史研究所，2005，頁47。
  此據2005年11月26日胡祖望夫人曾淑昭在電話中憶述，經柯月足小姐轉告，謹致謝忱。
  周汝昌，《我與胡適先生》，頁119。
  這段跋文，不見1961年5月台北胡館影印出版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參見：〈附錄二：影印甲戌本上被胡適刪去的跋文〉，收入：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頁355-356。
  這是胡恆立的描述。轉引自沈衛威，〈胡適小兒子思杜之死〉，頁57。
  江澤涵夫婦的回憶，見沈衛威，〈胡適小兒子思杜之死〉，頁57。
  鄧廣銘口述、蘇敏整理，〈胡適與北京大學〉，頁31。
  胡適，〈致胡思杜函〉（1940.3.21），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1冊，頁583。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譜長編初稿》，1957年8月條下，第7冊，頁2594。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7年3月24日條下，第18冊，無頁數。
  胡思杜從華大畢業後的遭遇，以及他在1957年自殺的情形，參見沈衛威，〈胡適小兒子思杜之死〉，頁57-60。
  沈衛威，〈胡適小兒子思杜之死〉，頁59-60。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譜長編初稿》，1958年5月3日、5月13日條下，第7冊，頁2680、2690。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4，頁328-330。據說胡適某次與蔣介石談話時，提到兒子批判他的事，直謂：「思杜是個傻瓜，不如經國聰明，知道改悔。」語見：耿雲志，〈學人本色，史家風範〉，收入《仰止集──紀念鄧廣銘先生》，頁325。據雲胡適以此觸蔣經國之忌。此事頗難證實，姑存此一說。
  徐大春，〈致胡適函〉（1949.12.28），藏胡館，館藏號：HS-NK02-005-034。徐大春函中提及胡思杜進華北革大後，「興緻並不高，不過很現實，過下去再說，離開北平出來也沒有甚麼辦法。」這與坊間流傳1949年後，胡思杜在政治上表現積極的說法，有明顯的落差。但對照前引1950年6月1日江澤涵給江冬秀的信，說思杜「看明瞭情勢，一定要離開，去華北研究部」，其審時度勢的現實態度，卻是頗為吻合。可見這些未經轉述的一手資料，或者更令人貼近胡思杜當時的真正想法和心情。
  在華北革大學習期間，胡思杜曾向人坦承：他進華大一個多月後，見過一位從香港來的友人〔按：似指徐大春〕，向對方表示他父親「恐怕永遠不會習慣集體主義，還是住在美國罷。」上頭對他的說法頗不滿意，以致他日後在檢討書中，承認自己所犯的認識錯誤，轉而呼籲：只要父親能「承認自己的錯誤，向人民低頭，回到人民的懷抱裏來，人民是會原諒他的錯誤，並給以自新之路的」。見：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無頁數。然而，觀胡思杜從學校畢業後，家書中未有一語勸其父母回國，反而對母親江冬秀說：希望她在美國能「很快的就習慣下來」。足見那篇批判文字，實在是他的「應付之作」，未能反映他心底的真正想法。至於他後來是否真的出現「思想上的轉變」，以致「積極要求加入共產黨組織」，則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