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庚堯（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
我初次走進文學院二樓的這間研究室，還是歷史系大學三年級的學生。當時大學部同學有歷史學會的組織，由三年級的同學承擔。這年學會的會長是同班同學周天瑞，到下學期，他籌劃了一次「我所認識的傅孟真先生」紀念演講會，於民國58年3月26日傅斯年校長七十四歲冥誕的當晚，在農推一教室舉辦。他找我和同班另外兩位同學王月英、楊素卿擔任記錄。應邀在這次紀念演講會中發表談話的有7位先生，其中包括在系中任教的沈剛伯、姚從吾、傅樂成3位老師。會後周天瑞要我把這3位老師談話的紀錄稿呈交給他們核閱，為了見姚老師，我走進這間研究室。在上學期，我已上過姚老師講授的「史學方法論」，對他並不感覺陌生。這在當時是一門一學年的必選課，上、下兩學期分別由姚老師和杜維運老師講授，學生必須在這門課和另外兩門課「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之中必選其一。進了研究室，我的印象是三面的書櫃裡都擺滿書。姚老師很和氣，我也順利地完成將紀錄稿呈交給他的任務，隔了幾天再去取回他的修訂稿。這場演講會的完整紀錄，後來周天瑞安排刊登在校內學生刊物《大學論壇》第27期，我至今仍然保存有這期刊物。沒想到20多年後，我也使用了當年姚老師使用過的這間研究室，而且用了有二十年之久。
過了一年，也就是在我大四那年的下學期，忽然聽到姚老師在研究室中逝世的消息。後來讀王德毅老師編著的《姚從吾先生年譜》，才比較清楚事情的經過。姚老師在研究室中倒下是在民國59年4月15日，在這前幾天，他到臺南成功大學講學三天，逝世前一天才返回臺北，第二天沒有休息，早餐後就照常到研究室中工作；到了中午，突然心臟病發，倒在坐椅上昏迷，不久後學生進入研究室發現，送醫院急救已無法挽回生命。南北奔波而未休息，顯然是當時已經76歲的姚老師病發的誘因。那時還沒有比較妥善的大學教師退休制度，所以一些師長常年事已長，仍繼續在為教育奉獻，而姚老師在治學上的成就與不懈，也足堪肯定他有足夠的學力繼續奉獻。他不僅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身分，而且這時依舊治學勤奮。我曾聽說他每天早餐後就到研究室來工作，中午回家用過午飯後又來，傍晚回家用過晚飯後再來。即使在他逝世這一年，以76歲的高齡，仍然有〈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這篇長達50頁的新論文，刊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19期，不過刊出已在他過世之後兩個月，成為他的遺作。這些就是後來系裡在這間研究室門上釘上一方橫寫兩行的「姚從吾教授紀念室」木額的緣由。每當我走過這間研究室，以至於後來進出其中，看到這方木額，就會想到姚老師持之終身的治學精神，是系裡永遠的無形資產。
我從民國66年開始在系中任教，到民國102年退休，36年間，先後用過三間不同的研究室。最初是和蕭璠、胡平生、黃俊傑等幾位老師同用一間，他們都是在大學部讀書時比我高一屆或兩屆的學長。這間研究室在文學院的側樓，隔了道路對著當年的工學院樓。大約在民國73年，在蔣孝瑀主任的任內，安排我改換到另一間，和徐先堯老師、高明士老師同用。這間研究室在文學院的後樓，隔了道路對著普通教室和小福利社。到徐老師退休，成為高老師和我兩人共用；不過隨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永發老師受系裡合聘，獲安排使用這間研究室，仍然是三人共用。大約在民國82年，在張秀蓉主任的任內，我再遷到在文學院前樓的第三研究室，和王德毅老師共用，一直到退休為止。當時即使是系中資深的師長輩，也只能兩人共用一間研究室。第三研究室剛好在這時空出一個位置，張主任來問我是否願意遷去。我回想起當年看到滿室的書，問張主任，姚老師的書是否還在室中，因為我想到姚老師研究遼金元史，和宋史關係密切，其中一定有不少宋史研究者也可以使用的書。張主任說書都還在，於是我決定遷入。後來才知道，這些書大部分是姚老師用當時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的經費買的，所有權屬於學校，所以書脊上貼有學校圖書館編號的標籤，也有一些可能原本就是學校的書。姚老師去世前後的那個年代，歷史系圖書室仍然存在，文學院圖書室尚未成立，系裡的書除放在圖書室外，也有一部分放在一些研究室中。
當我遷入這間研究室時，室中的陳設似乎和我當年在大三時初次進入所見到的並無明顯差異。除了內側的窗前 擺著兩張書桌和兩張靠背坐椅之外，其他三面都是書櫃。靠門口一側的窗、牆為書櫃所遮蔽，和這排書櫃隔著一條可以容人走入的狹小走道相對，是另外兩排背對並列的書櫃，僅是這一面的書櫃就有三排之多。書櫃除了放置有書之外，也有一個存放的是姚從吾老師的手稿，包括書信、日記、講義原稿等，這個書櫃是鎖起來的，鑰匙由王德毅老師保管。這些書櫃有些是木製的，已經陳舊，卻仍然耐用，而且顯得有古意。我後來才注意到，有兩個書櫃上釘了有「臺北帝國大學」的小牌子，那更是歷史長久，有紀念的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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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5年，本文作者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曾瑜先生在歷史系第三研究室合照，靠門口站立的是四川大學歷史系胡昭曦教授。當時兩位先生與其他幾位大陸宋史學者，來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的學術會議，順道訪問本系。本文作者背後的木書櫃中，平疊擺放的是姚從吾老師的手稿。旁邊下層的書櫃中，為王先生身影所遮住的部分，有《全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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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書櫃外，還有一個卡片櫃，裡面放的應該是研究室中藏書的登記卡片，這個櫃子也是木製的。三面書櫃圍著的空間，擺著一張長方形木桌，和那些木書櫃同樣已經陳舊，有一隻支腳還有點損壞，但也同樣仍然耐用而顯得有古意。大木桌的周圍，擺著十一、二張椅子。由於書櫃大多已放置有書，能夠讓我用來擺放自己書籍、講義或其他物品的，只有在我的坐椅後面的兩落櫃子，其中一落是上下相疊的三個書櫃，另外一落則上面一個是書櫃，下面一個是一邊有幾個抽屜、另一邊有一面對號鎖門的櫃子，空間並不多。不過我因為這些年來一直和其他同事共用研究室，已經養成在家裡做研究的習慣，自己的書大多放在家裡，用起來比較方便，研究室中放書的空間較少，對我來說並不構成太大的影響。這樣的陳設，大體上一直維持到我退休時，比較特別的改變，是當學校開始為教師添置電腦設備時，增加了兩張電腦桌，擺在書桌的外側，放置電腦和印表機。
雖然習慣在家做研究，我仍然常來這間研究室。除上課、開會外，有時要到研究室或圖書館找資料，或是和學生相約見面談話、討論，或是有國外的同行學者來訪，都會來學校，進入研究室。尤其是當年承擔的教學時數較多，除了授足教授所需的鐘點8小時外，還有夜間部的兩小時課，授課時間往往分散在三或四天。當來到研究室，坐在書桌前看書或休息，我也感受到這間研究室的外圍環境有不同於以往所用兩間研究室的特色。
門外是走廊，隔著走廊的窗外，斜對的是椰林大道中央的傅鐘。每當上、下課的時刻，可以清楚地聽到響亮的鐘聲一聲聲傳來。書桌旁的窗外，是靠歷史系這一側的前、後、側樓和居中連接文學院前、後樓的穿堂所圍著的中庭草地。靠近穿堂的一側，有一棵與二樓樓頂爭高的大雀榕，基幹粗闊，上方枝葉扶疏，綠意盎然，四向伸展，直至研究室的窗前。坐在書桌前，不時可以聽到傳自樹上悅耳的鳥鳴聲，此起彼落，或是看到樹枝上跳躍的松鼠。每當看書時間稍久，眼睛覺得疲勞，抬起頭來看看窗外樹上茂密的綠葉，倦意漸消。這裡和普通教室旁的小福利社相距較遠，中間還隔著後樓，中午比較聽不到社前學生活動的喧鬧聲。我有午休的習慣，當中午吃過從小福利社買回來的盒餐，坐在椅子上閉目休息，由於比較安靜，常可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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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坐在窗側的書桌前，窗外是大雀榕伸展開來的枝上綠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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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研究室中的藏書，確實給我不少幫助。特別是在新圖書館建好，文學院圖書室撤消，原來的藏書都集中到新圖書館之後，有些書在研究室中就可以找到，不必從文學院走一段路到新圖書館去。研究室藏有一些家中比較不容易自備的大部頭古籍，例如線裝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初編續編三編、《冊府元龜》、《全唐文》等。我用得最多的，是《四部叢刊》初編、續編、三編中的宋人文集與筆記，留在研究室時，往往就把時間用在查閱《四部叢刊》中的一些書上。學者都知道，《四部叢刊》本在版本上要比《四庫全書》本來得好，比較沒有遭到刪改。不過我在這間研究室中，才首次對這一點有比較深切的體認。我比對《四部叢刊》本所收明弘治刻本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中的〈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二〉，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止齋集》中的同一篇奏劄，認識到前者中的「故夷狄之禍起」、「且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國哉」兩句裡的「夷狄」，在後者中都被改為「邊兵」了。陳傅良文中的「夷狄」是指滅亡北宋的金國，宋人視之為來自境外的夷狄，可是這種用詞對修《四庫全書》的清朝政權來講，就不免覺得刺眼，所以要改為「邊兵」。這樣一改，卻不免扭曲了陳傅良的時代觀點。除了《四部叢刊》本中的宋人文集、筆記之外，到後來我的研究從宋史擴及唐宋之際社會經濟的延續與變遷，必須要搜尋一些唐、五代的史料，這部叢書中的唐人文集，以及《全唐文》、《冊府元龜》等書，也讓我獲益不淺。
這間研究室也是我指導後進的地方，包括我指導的研究生，還有其他的一些年輕學者。大約在遷入這間研究室的前後，我開始指導研究生。在學生還沒有開始寫論文之前，我和他們討論研究方向，開始撰寫論文之後，仔細閱讀初稿，加以指點，都在這裡。通常是坐在研究室中大木桌的角落，兩人各據一邊，書籍或文稿攤放在桌上。我一向要求學生在寫好一章之後就先給我看，到全部完成之後再將論文全稿給我看一次。這樣前面的章節如果有問題，可以及早修改，後面章節的寫作方向也就能夠事先調整；到最後再完整地看一次，是為了看前後是否連貫，也藉此機會看看是否有原先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學生們有論文寫得好的，我固然很高興；即使論文寫得並不是那麼好，我也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指出其中應該改進之處，盡一位指導教授應盡的責任。也有學生一開始論文的問題很多，經過一番指點之後，潛力激發出來，到後面的章節愈寫愈好的。這些研究生大部分是本系的學生，也有4位來自外校。在這間研究室中和我討論比較多的，還有兩位本系的研究生和一位藝術史研究所的研究生，雖然不是由我指導，卻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就幫他們看過全部或部分的初稿；再有兩位校外的年輕學者，由於他們執行的提升研究能力諮詢輔導計畫或博士後研究計畫由我指導，曾有一段時間定期到我的研究室來。
除了個別的指導外，在研究室中也有我帶領下的群體切磋。大約是在民國97年，我參與了由黃寬重教授總主持的「年輕學者論文精進計畫」，共同推動的學者還有柳立言先生、劉靜貞教授。這項計畫由國科會補助，目的在協助研究9至14世紀中國史的年輕學者，增進他們的論文寫作能力。在計畫執行進入第二年，成員們分成幾個小組討論，由四位主持人分別帶領。我帶領的一個小組，就在這間研究室進行討論。參加這一小組的成員，有系裡的博士班研究生，也有些來自其他學校或機構。大家在每隔三週的星期五上午，聚會3小時。考慮到成員們的研究方向，以「北宋的儒學與社會文化」為討論主題。他們分別就自己的研究題目主讀原典文獻，事先印發給小組成員，見面時大家再各自就文獻內容或主讀者的報告提出意見。這個小組的討論只進行了一個學期，到暑假就因為我診斷出攝護腺癌，必須動手術而停止，成員併入黃寬重教授帶領的小組。
▲大木桌全貌及圍繞的椅子，靠門口站立的是方震華教授。本文作者左手側的書櫃中，平疊擺放的是線裝百衲本《二十四史》，旁邊是卡片櫃；前方的書櫃中，有《四部叢刊》、《宋史資料萃編》、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等書；《冊府元龜》在靠近卡片櫃下側的書櫃中，為桌椅所遮掩；這面書櫃背面的書櫃中，有《宋會要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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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前幾年，系裡規劃由研究生的指導教授分別開一個學分的「專題研究」課，如何運用則自行決定。我在和學生商議後，決定用這一個小時來共讀《宋會要輯稿》，希望能透過閱讀史料，增進他們在研究時觸類旁通，以及於史料細微處看出重要歷史問題的能力。於是以後每星期四上午有一小時的時間，我指導的幾位研究生聚集在這間研究室一起讀書。他們每週輪一人主讀，查索資料，解釋詞義，並闡釋所讀史料所含蘊的歷史意義。到我退休前，我們先後讀過《宋會要》的〈刑法．禁約〉和〈食貨．賦稅雜錄〉，他們課前準備的認真，超出我原初的期望之外。逐漸也有一些校外年輕學者來參加，幾位參加過而已取得學位的學生，也繼續回來出席。資歷較我為深的美國學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研究唐宋史頗有成績，在我即將退休這一學年的上學期，到臺灣來訪問，也來參加過幾次。這雖然是一門課，參與的學生和年輕學者們已視之為讀書會。我退休之後，仍然以兼任老師的身分開這門課，不過已改在星期四下午在歷史系研討室舉行，去（103）年又改讀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無論是「年輕學者論文精進計畫」的分組討論，或是「專題研究課」中共讀《宋會要輯稿》，都是大家圍坐在大木桌四周進行。在這兩項研讀活動中，我的發言並不多，參與者的收獲，其實主要來自在閱讀、討論過程中所得到的知識擴增和思考激盪。
也大約在我退休前2、3年，我開始想到這間研究室中所藏的書籍，還有姚從吾老師的手稿，將來要何去何從。王德毅老師這時已經退休約有11、2年，他曾經親炙姚老師，和姚老師感情深厚，退休後仍不時到研究室來。我由於在大學部和碩士班時都上過王老師講授的課，也能體會他關心姚老師留下的書籍和手稿能否繼續保存在研究室中的心情。在當時系裡的教師中，我和趙綺娜老師、林維紅老師，已經是見過姚老師或曾上過他講授的課最後一屆的學生了，古偉瀛老師還比我們3人高一屆。其他的同事，年齡最長的也比我們幾個小了6、7歲，他們不可能見過姚老師，和他之間更不可能有任何師生感情。在我退休之後，使用這間研究室的教師，將會如何看待這些書籍和手稿？何況如今年輕一輩的同事，和我們早年的時代已有不同，他們多已養成在研究室中做研究的習慣，需要有空間來存放他們的書籍和資料；而將來是從事那一個領域研究的教師遷入這間研究室，又不可知。在一次系務會議中，我提出心中的疑慮，於是甘懷真主任決定要整理第三研究室中這批資料。過了一段時間，系裡開始著手進行這件事情，先向王老師取回存放姚老師手稿櫃子的鑰匙，然後派系辦公室的楊霈琳小姐到研究室來整理手稿和書籍。考慮到我要用研究室，都是利用我不在的時間來做。她細心地將手稿加以分類，書籍也一本一本地點檢。系裡並且帶圖書館人員來看過，準備將來把這批資料移到圖書館保存。
▲本文作者坐在大木桌前，右手側上鎖書櫃中的卷宗，是已經整理分類的姚從吾老師手稿。冷氣機下的桌椅，是王德毅老師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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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同事之中關心這間研究室的，並不只我一個人。也是在我退休前約一兩年，研究金史的徐秉愉老師，有一天中午來到我的研究室。她說這間研究室自從研究遼金元史的姚從吾老師以後，系裡師長使用過的，有研究宋金史的陶晉生老師、研究北朝史的鄭欽仁老師、研究宋史的王德毅老師，稱得上是一間宋遼金元史兼北亞史研究室。除了姚老師早已過世之外，其他幾位師長都還健在，她想要提一項口述歷史的計畫，分別訪問這幾位老師，請他們談談這間研究室的過去，留下一點紀錄。不過徐老師隨後辦理提前退休，她的構想也就沒有付諸實行。我想徐老師一定也已預見第三研究室用為一間宋遼金元史兼北亞史研究室的任務，將要告一段落，才會有這樣的構想。
終於到了我退休前的一個學期了，教書多年，在這最後的時刻，就在這研究室中，我深為學生所感動。102年4月間，方震華老師和陳雯怡、吳雅婷兩位女士相約到研究室來訪。方老師在大學部讀書時上過我講授的「中國社會史」，後來到師大讀碩士班，他要考論文那年，指導教授黃寬重先生到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一年，行前囑我幫他看論文；陳女士是我在臺大歷史系最早指導的兩名碩士班研究生之一，吳女士則是我在臺大歷史系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班研究生。他們向我提兩件事，第一件是要在我退休前，為我辦一次茶會，邀請我指導過的學生和宋史同行好友來參加；第二件是他們想在我退休後，出版我的上課講稿。然後他們開始籌劃、連絡，到了6月間，果然在系裡的協助下，借文學院會議室來辦了一次茶會，我和內人都出席。在這之前幾天，吳女士又到我的研究室來，照了一些相片，留下了室內當時的樣貌。本文所附的四張相片，除較早的一張外，其他三張都是她在那天所攝。任職於臺大出版中心的湯世鑄先生，唸大學時曾上過我講授的「史學導論」和「中國社會史」兩門課，也參加了這次茶會。他得知學生想要為我出版講稿的事情，不久後就和方老師、陳女士一起到研究室來找我談，吳女士由於遠在暨南大學教書，一時之間無法邀約。見面後決定先交兩門課的講稿給出版中心，方老師和陳女士分別自願協助整理其中一種，於是有《中國社會史》一書在103年10月先出版。我在8月1日退休，前一天，參加《宋會要》研讀的幾位學生，一起到研究室來，幫我把要帶回家的書籍和物品裝箱。由於我放在研究室中的書原本就不多，又把一些複本和不會用到的書留下給學生揀選，所以只裝了6、7個紙箱，他們用自用車就可以幫我運回家裡。接著他們再返回學校，幫我整理研究室。
退休之後，系裡又寬容我繼續使用這間研究室一個學期才交回。接下來，系裡著手整理，將會有一位新獲分配的教師遷入使用。研究室中原有的藏書和姚從吾老師的手稿，圖書館都來移走。我了解王德毅老師的不捨，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已經擺置幾十年的書籍和手稿，由圖書館來保存，如甘懷真主任曾說的，由於有溫度、濕度等調節設備，將會比存放在這間研究室更為妥善。我不知道姚老師使用這間研究室始於何時，但是從我在大三時初次踏入，至退休為止，這間研究室用為一間宋遼金元史兼北亞史研究室，至少也有40多年，無論就研究或教學來說，都已經充分發揮了功效。傳統的延續，或許不在於這間研究室是否仍然以原有的研究領域特色而存在，而在於後起的教師能否在此一領域的研究與教學上，有進一步的提昇與發揚。就我退休時系裡的師資情況來看，遼金元史或北亞史乏人，不能強求；宋史由於有幾位青壯輩的教師，在將來的發展可以寄予厚望。姚老師的治學精神，也應該是推動臺大歷史系各領域的研究共同往前邁進的無形動力，而非僅限於宋遼金元史和北亞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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