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日记全集, 第 1 卷 1906-1914 264-65。1914.1.28
本校基督教青年會， 論世界諸大宗教之源流得失 (23個子題，胡適負責3子題：中國古代之國教；孔教；道教....
胡先生說教學相長....
筆者1974年在東海大學修過某美國老師(忘掉其名)開的"世界宗教"，他自編選文本，很感謝他。
2014：'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http://hcbooks.blogspot.tw/2014/12/the-norton-anthology-of-world-religions.html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70年代訂閱Time Magazine，印象深的是：每期都有Religion 等專題或報導。
今天的紐約時報書評版，介紹了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2卷 (零售價100美元)，分別介紹世界的主要宗教：(上卷) 印度教、佛教、道教；(下卷)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
由於Norton 的各種文學選本很有名 (如英國文學、世界文學、短篇小說.....)，所以這世界主要宗教的文選值得注意。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Religions'的總介紹說，這套是宗教方面的藝術、戲劇和比較研究。
目次：
http://books.wwnorton.com/books/detail-contents.aspx?ID=4294981555
名家如M. Weber等等 (姑且不談宗教哲學和神學方面)，對各宗教的概論和專論著作頗多；在英文的宗教文選方面，林語堂等也翻譯過中、印方面的。不過我們可期望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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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道教?胡適先生對道教的定義是︰黃帝加上老子，也就是自然主義加上神仙陰陽學，就是道學，再搖身一變就是道教。顯然調侃性強了一點。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從胡適貶斥陶弘景說起
1933年，胡適寫了一篇《陶弘景的＜真誥＞考》，獻給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生日。他自稱這是“整理道藏的第一次嘗試”。那時中國學者研究《道藏》的寥寥無幾。胡適以其佛學根底尋繹出《真誥》文句與《四十二章經》的相諧之處，這即使在今天也是我們敬佩的。但是，他在文中對陶弘景的激烈的批評卻值得今天的中國士人反省。
胡適對陶弘景的批評有兩點。一是指責陶弘景剽竊了《四十二章經》，二是指責《真誥》有意編“鬼話”騙人。現在人們都知道東晉以後道教新出經典糅合了很多佛教的因素。由此文敘述看，胡適並非不了解道經歷史，但是他沒有談到佛教對道教的影響。如果因為這一點他才輕率地斷定陶弘景有剽竊，是可以理解的。胡適對陶弘景的評價有前後不一致之處。他在文章前半部十分推重陶弘景的考據工夫，簡直是引為同道了：“在那個考證校勘之學未成立的時期，陶弘景編纂真誥的方法真是很可以嚇倒人的精密的考訂方法！”他引證了陶弘景批點道書的文字後又稱讚說“這都是最嚴謹的校勘方法”。但是，胡適筆鋒一轉馬上又說：“用這樣精密謹嚴的方法來編纂一部記天神仙女降授的語言，這是最矛盾的現象。這書裡的材料，自從開卷記仙女萼綠華事以下，自然全是鬼話”。他認為陶弘景用嚴謹的考據方法編鬼話是要“抬高那些鬼話的可信程度。在這一點上，即使他是被宣傳教義的虔誠心所驅使，他總不能逃避有心詐欺的罪名”。這存心欺詐的鐵證就是他剽竊了《四十二章經》。胡適先斷定陶弘景存了欺世之心，然後斷定《真誥》注文中校補上清派大師文字的話都是有意剽竊佛典。不僅如此，連上清先師的和《四十二章經》重合的二十條文字也是陶弘景寫上去的：“他自抄、自闕、自校、自補，又自己做出那種故作迷陣的注語來欺一世與後世的讀者”。我不得不遺憾胡適對陶弘景用心的揣度葬送了他對《真誥》的研究。他這篇研究能給後人參考的只是他宣稱“一千四百年沒有被人偵查出來”的二十條文字。他本可以由此進一步尋繹上清教義和佛教的關係，然而他卻只把它作為聲討剽竊犯的佐證。
胡適的失足並不止有一方面的原因。考據是他的癖好。北大胡適藏書有一本《神會語錄》，封面上他寫了幾個字說那書是假的，第二頁又寫那書是真的。他研究《真誥》的文中多處都由考證入手談，但是他即使生於今日也未必再出來說此書不是偽作，因為他心中早存了對道教的偏見。他對陶弘景的指責根本上來自這種偏見。這種偏見就是對宗教的鄙視。他對陶弘景的激烈之辭實際是指向道教的。文末的結語終於亮出了他心底的意見：“其實整部道藏本來就是完全賊贓，偷這二十短章又何足驚怪！”他慨嘆陶弘景“那樣出類拔萃的學者也不能完全逃出這種迷信的勢力”。“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說他不過是一個博學的愚人”。在胡適眼中，陶弘景是一個迷信的愚人，為了抬高自己的迷信做了些盜賊的行徑。
我沒有認真讀過胡適其他研究宗教的文章，不敢說這是他對宗教態度的全部。他在此文中對宗教的偏見是顯而易見的。我以為這種偏見是我們研究宗教的最大的障礙。胡適沒有接觸到他研究的對象。道教經典的造作是一種宗教行為，而胡適從他的排斥立場出發首先就將這個對象拒之千里。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可以對《道藏》中某些文獻做出有價值的研究，但是要“整理道藏”則是不可能的。胡適的如椽大筆所得的不過是管中窺豹而已。要研究宗教，自然要有一套方法，我們現在叫它宗教學。中國今天的大問題不是宗教學不昌明。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宗教研究，我們的經學就可算是一種。那是研究我們讀書人自己的宗教———儒教。中國的學術兩千年來一直沒有沒有脫離它。中國的學者不自覺儒家的“理性精神”本來源於一種宗教。我們對其他信仰斥之為迷信也不過是一種判教。顏師古對陸機的《泰山吟》以及《漢書》異文的斥責都是對官方祭祀的維護。即使那位用心體察了民情的顧炎武也對泰山地區迥異乎官方意識形態的民間傳說表示惋惜。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的傳入更強化了中國士人的宗教偏見，並且罩上了一個光環。我們考古報告對這些迷信的東西注意得非常少，很多材料不能向社會發表。我們的宗教史研究（包括我景仰的巨擘湯用彤先生的研究）沒有對各種信仰在民間的傳播較多著力。道教史的研究近來多注意佛教哲學對道教的影響，潛在的意識就是認為道教借佛學提高了自己的思辯水平。他們研究的是自己的問題，不是對象本身的問題。南北朝時期的道教史有許多問題都比哲學問題重要得多，學者們在著述中言及這些內容時用“荒誕無稽”幾個字就做了交待。這樣的態度在歷史上是有先例的。胡適做完了考證去翻檢《四庫全書》的提要，自以為能步武朱熹而驕傲。其實朱熹豈止是他七百年前的“同鄉先哲”，他們（包括我們）都是出於一種宗教的教友。“四庫”中還有些提要會讓他更興奮。《真靈位業圖》的提要嗤笑了作者的荒誕之後又嗤笑了前世學者：“王世貞、胡震亨乃取《真誥》及《玉檢大錄》諸書詳為考核，殆亦好奇之過矣” 。古往今來的文人學士認為這些道教的著作根本不配享受我們的學術，它們不應在我們的知識系統中佔有位置。宋代修《兩朝國史》時宋哲宗採納了秘書監的奏請，委任當時的傑出道教學者陳景元校理道書，卻遭到範祖禹的激烈批評。他認為這樣做是對朝廷官員的侮辱，皇家圖書館包羅了所有各派的書籍與漢武帝獨尊儒術相比是墮落到了最低俗的地步（轉引自龍彼得《宋代收藏道書考》，未查原文）。《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從明《正統道藏》引錄了《華陽陶隱居集》，提要說“宏景在道家亦號學者，其著述與抱朴抗衡，所謂列仙之儒也” 。這裡的“儒”不必強解為儒家，但提要作者認同陶弘景的立場和胡適乃至今日我們看重成玄英等道教“思想家”的立場本質上是一致的。我國學術界將道家區分為哲學的道家和宗教的道教除了歷史的原因以外也和這種立場有關係。我現在日益感覺到我們許多學者的自鳴得意的研究都是在不看對像地講自己的“甚深玄義”。去年夏天道門內外的人聚會廬山研討，很多人根本沒有了解自己研究對象的願望。當我們躊躇滿志地站在青牛道士面前指手劃腳的時候，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那些所謂“肯定宗教價值”的高深莫測的講演大多也是鬼話？這個鬼就是《真誥》稱之六天之鬼的儒家帝王將相文人學士的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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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3.23~1959.1014 胡適的日記從缺。1959.3.21： 中研評議會，我主席。.....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有些紀錄，不過，5.14 從缺。
1959.5.13 張天師來訪的談話，很有些意思。
胡適說：我是看過全部《道藏》的人。 (先前說其不值得印，建議印陳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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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3.23~1959.1014 胡適的日記從缺。1959.3.21： 中研評議會，我主席。.....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有些紀錄，不過，5.14 從缺。
1959.5.13 張天師來訪的談話，很有些意思。
胡適說：我是看過全部《道藏》的人。 (先前說其不值得印，建議印陳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On May 14, 1959,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broke ground forLincoln Center at the site of Avery Fisher Hall, then named Philharmonic Hall. Musicians representing the Lincoln Center constituents participated: Leonard Bernstein led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and the Juilliard Chorus (Frederick Prausnitz, director), and Leonard Warren and Risë Stevens (Juilliard Graduate School ’36, voice), both of The Metropolitan Opera, performed excerpts from I Pagliacci and Carmen." (Jeni Dahmus, archivist at The Juilliard School)
[Photo courtesy of the Juilliard Archives: Leonard Bernstein, Risë Stevens, and Leonard Warren at the Lincoln Center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on May 14,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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