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用炸彈炸袁世凱，不成而死；彭家珍炸良弼，成功而死。後來中華民國成立了，民國政府把他們合葬在三貝子公園裡，名為“四烈士塚”。塚旁有一座四面的碑台，預備給四烈士每人刻碑的。但只有一面刻著楊烈士的碑，其餘三面都無一個字。
胡適日記
十年(1921)五月一夜，我在天津，住在青年會裡，夢中游四烈士塚，醒時作此歌。
席後我們大談頗及時事 歸寓後 心裡略有所感竟不能安睡 夢中似遊北京萬牲園中的四烈士塚 大哭而醒.....
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
他們是誰？
三個失敗的英雄，
一個成功的好漢！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幹！幹！幹！
他們幹了些什麼？
一彈使奸雄破膽！
一彈把帝制推翻！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幹！幹！幹！
他們不能咬文嚼字，
他們不肯痛哭流涕，
他們更不屑長吁短嘆！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幹！幹！幹！
他們用不著記功碑，
他們用不著墓誌銘：
死文字贊不了不死漢！
他們的記功碑：
炸彈！炸彈！
他們的墓誌銘：
幹!幹！幹！
鲁迅-->华盖集-->碎话〔1〕
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也好，今日這麼說明日那麼說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腦裡想，在自己的宅子裡說；或者和情人談談也不妨，橫豎她總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沒有第三者與聞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陸續發表出來，以“領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稱這些為“思想”或“公論”之類，卻難免有多少老實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變遷，原是反足以見學者文人們進步之神速的；況且文壇上本來就“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2〕，既不幸而為庸人，則給天才做一點犧牲，也正是應盡的義務。誰叫你不能研究或創作的呢？亦惟有活該吃苦而已矣！
然而，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論宏議。從庸人一方面看起來，卻不免覺得此說雖合乎理而反乎情；因為“螻蟻尚且貪生”，也還是古之明訓。所以雖然是庸人，總還想活幾天，樂一點。無奈愛管閒事是他們吃苦的根苗，坐在家裡好好的，卻偏要出來尋導師，聽公論了。學者文人們正在一日千變地進步，大家跟在他後面；他走的是小彎，你走的是大彎，他在圓心裡轉，你卻必得在圓周上轉，汗流浹背而終於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數計龜卜而後知的。
什麼事情都要幹，幹，幹！那當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買了手槍，就必要深悔前非，更進而悟到救國必先求學。〔3〕這當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說呢，就遵諭鑽進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發見了一顆新彗星〔4〕，或者知道了劉歆並非劉向的兒子〔5〕之後，跳出來救國時，先覺者可是“杳如黃鶴”了，尋來尋去，也許會在戲園子裡發見。你不要再菲薄那“小東人嗯嗯！哪，唉唉唉！”〔6〕罷：這是藝術。聽說“人類不僅是理智的動物”，必須“種種方面有充分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學者之在戲園，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種種的美”。
〔7〕“束髮小生”變成先生，從研究室裡鑽出，救國的資格也許有一點了，卻不料還是一個精神上種種方面沒有充分發達的畸形物，真是可憐可憐。
那麼，立刻看夜戲，去求種種的美去，怎麼樣？誰知道呢。也許學者已經齣戲園，學說也跟著長進（俗稱改變，非也）了。
叔本華先生以厭世名一時，近來中國的紳士們卻獨獨賞識了他的《婦人論》〔8〕。的確，他的罵女人雖然還合紳士們的脾胃，但別的話卻實在很有些和我們不相宜的。即如《讀書和書籍》那一篇裡，就說，“我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復了這人的心的過程。……然而本來底地說起來，則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場了。”但是我們的學者文人們卻正需要這樣的戰場——未經老練的青年的腦髓。但也並非在這上面和別的強敵戰鬥，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義”之手批“公理”之頰——說得俗一點，自己打嘴巴。作了這樣的戰場者，怎麼還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這一月來，不知怎的又有幾個學者文人或批評家亡魂失魄了，彷彿他們在上月底才從娘胎鑽出，毫不知道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師大學生一歸她們被佔的本校，就有人引以為例，說張鬍子或李鬍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學生佔據了二三千學生的北大”〔9〕。如果這樣，北大學生確應該群起而將女師大撲滅， 以免張胡或李胡援例，確保母校的安全。
但我記得北大剛舉行過二十七週年紀念，那建立的歷史，是並非由章士釗將張胡或李胡將要率領的二百學生拖出，然後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這樣的比附，簡直是在青年的腦上打滾。夏間，則也可以稱為“挑剔風潮”。但也許批評界有時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正如天才之在文壇一樣的。
學者文人們最好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權，月月，時時，自己和自己戰，——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為例，誤以為連一點“閒話”也講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1926年一月八日《猛進》周刊第四十四期。
〔2〕“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據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3〕這些“名言”都是胡適說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號（一九二一年六月）《四烈士土塚上的沒字碑歌》一詩中，歌頌“炸彈！炸彈！”和“幹！幹！幹！”；但在五卅運動後，他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發表的《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中，又主張救國必先求學，企圖使學生脫離愛國運動。
〔4〕發見了一顆新彗星這也是對胡適所說的話而發的。胡適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所作《論國故學》一文中曾說過：“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據《胡適文存》二集卷二）
〔5〕劉向（約前77—前6）、劉歆（？—23），父子二人都是漢代學者。這裡說“劉歆並非劉向的兒子”，是諷刺當時一些毫無根據地亂下判斷的考據家。
〔6〕這是京劇《三娘教子》中老僕薛保的唱詞。“小東人”指小主人薛倚。
〔7〕這些都是陳西瀅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閒話》中說：“人類不僅僅是理智的動物，他們在體格方面就求康健強壯，在社會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種種的美。種種方面有充分的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8〕《婦人論》叔本華的一篇誣衊婦女的文章。曾由張慰慈譯為中文，題為《婦女論》，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報副刊》。在譯文前，還有徐志摩的介紹文《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9〕女師大學生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釗、劉百昭僱人毆曳出校以後，即另在宗帽胡同賃屋上課，原址則由章士釗另立女子大學。十一月末章士釗潛逃天津，女師大學生即遷回原址。這立刻招致陳西瀅的攻擊，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閒話》裡說：“女大有三百五十學生，女師大有四十餘學生，無論分立或合併，學生人數過八倍多的女大斷沒有把較大的校舍讓給女師大的道理。”他誣衊女師大學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佔據”女大校舍，所以又說：“要是有一天，什麼張鬍子或李鬍子佔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學生來佔據了二三千學生的北大，他說這不過學你們教育界自己發明的方法，你們又怎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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