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中秋: ......兒輩須知群最樂 人間無此大家庭
書名熊秉三先生遺像遺墨事畧
作者熊秉三先生追悼會籌備處
出版日期1938
1921.5.5 胡適日記: 赴中美協進社的年宴，有熊秉三演說”中國整理財政與新銀行團” ，頗有可可取之論;…..魏沖叔先生為之譯述。
1921年夏天，胡适到西山游玩，友人熊秉三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
1929/1/18 日紀 談靜坐
熊秉三、毛彦文婚礼贺联及其他
《熊希龄全集》八大冊 台灣大學圖書館等處收藏
熊希齡（1867年8月－1937年12月25日），字秉三，中國湖南鳳凰縣鎮竿鎮(今沱江鎮)人；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
[編輯] 生平
熊希齡出身富家，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於維新事變前後，贊助西式教育之長沙明德中學，創辦時務學堂，參與創設南學會，創《湘報》。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遭革職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趙爾巽代理湖南巡撫，對熊備加提攜，趙升東三省總督，任熊為東三省屯墾局總辦。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經趙爾巽推薦，熊出任參贊，隨團考察，並在楊度的幫助下，執筆寫贊同憲政的考察報告。返國後任東三省農工商局總辦、奉天鹽法道、東三省財政監理官等職。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滬，擁護共和並加入章炳麟中華民國聯合會。民國元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成為統一黨（後與共和黨和民主黨合併，成為進步黨）黨員，出任內閣財政總長。1913年7月28日，通電痛斥日本密謀利用「二次革命」分裂中國。
民國二年（1913年）7月31日至民國三年（1914年）2月12日期間擔任袁世凱政府轄下的中華民國總理兼財政總長。該屆內閣歷史上被稱為「人才內閣」。[1] 任期內副署了取締國民黨，解散國會等命令。
民國三年（1914年）初，新聞界重提熱河行宮盜寶案，2月7日熊希齡以涉嫌被迫提出辭職，12日正式卸任。後被任命為全國煤油督辦。民國九年（1920年）冬設香山慈幼院，自任院長，收養無家可歸的孤兒。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熊希齡在上海與紅十字會同仁設立傷兵醫院和難民收容所，收容傷兵，救濟難民。京滬淪陷後，熊赴香港為傷兵難民募捐。同年12月25日因腦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7歲。
[編輯] 著作
遺著有《香山集》2卷，《熊希齡集》上冊（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有）。----
| 熊希齡與《湘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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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 （ 2003-01-20 13:23:49 ） | 稿件來源： 出版科學 | |
文／羅虹
熊希齡是湖南維新運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作為《湘報》的真正主持人和創辦者，雖然少有激烈的文字和言論，但是他以《湘報》為據點，與守舊勢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熊希齡是湖南維新運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作為《湘報》的真正主持人和創辦者，雖然少有激烈的文字和言論，但是他以《湘報》為據點，與守舊勢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湘報》，以往的研究大多將目光放在譚嗣同、唐才常等人身上，對于另外一位與湘報休戚相關的重要人物——熊希齡卻少有提及，關于《湘報》創辦和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細節也頗有爭論。本文試圖根據相關史料，說明熊希齡在《湘報》創辦及發展過程中的事跡和作用。
齡于1870年出生于湖南鳳凰城，自幼聰明過人，14歲考中秀才，有湘西“神童“之稱。1889年，熊希齡入讀沅水校經堂。這是一所倣 效長沙湘水校經堂創辦的新型書院。在這裏他閱讀了大量新書籍，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影響。1891年，熊希齡以優異成績畢業，同年秋考中舉人，次年中貢士。湖 南地處內陸，地理位置較為偏僻，鴉片戰爭後將近50年的時間裏，基本上處于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所以這一時期的熊希齡仍是傳統的忠君愛國思想。1893年 他給湖南巡撫吳大徵上書提出的救國之道，還是“興教養”、“嚴吏治”、“立炮臺”、“修城池”等，無法從學習西方的角度尋求經國濟世的良方。1894年的 甲午戰爭驚醒了中國人，也將故步自封、保守排外的湖南人驚醒了。他們從對湘軍昔日戰績的迷戀中抬起頭來，深感時變事遷，湘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對此，譚嗣 同說，湖南人“經此創巨痛深，乃始屏棄一切，專精致思，不敢徇一孔之見而封于舊說，不敢不舍己從人取于人以為善” [1] 。甲午戰後，湖南社會風氣煥然一新，熊希齡也以此為契機，在環境變化中一步步完成了自身思想的轉變，從一個傳統的封建士子轉變為一個以維新變法為目標，以 經國濟世、禦侮求強為人生大義的維新志士。1896年，熊希齡毅然投筆從戎，進入兩湖營務處，潛心探索古今中外各種軍事制度。當湖南在地方上率先舉辦新 政，興起變法的時候，他又毅然辭去營務處總辦職務，全力投入湖南的維新運動。此時的他，已是翰林院庶吉士。
創辦《湘報》，是熊希齡對湖南新政的一大貢獻。此前，湖南學政江標改革了湖南校經書院，創辦了《湘學報》，以講求時務、學習“西藝”為 宗旨，但是它是期刊，不是日報，所以嚴格地講，《湘報》才是湖南最早的報紙。湘報的主持與創辦者是誰？通常以為譚嗣同、唐才常是湘報創辦人而非熊希齡。為 什麼會有這種認識呢？筆者以為，其一，據《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記載：“湘報是由譚、唐集資籌辦的。”[2]中華書局影印的《湘報》說明和《中國近代期刊 編匯錄》也採此說。這是極大的誤導。其二，譚嗣同、唐才常被認為是湖南維新運動中的左派，他們發表過許多言辭激烈的文章，後來又殺身成仁。或許是因為死亡 無與倫比的震撼力和文字的感召力，熊希齡的聲望和名氣要稍為遜色，加之後來他任民國財政總長和國務總理時期的一些行為，人們往往忽視了本該屬于他的光榮。 然而，歷史不會因此而改變其真實面目。有皮錫瑞日記做證：“觀秉三（熊希齡字）所辦湘報館，活字機器皆備，請戴宣喬主政，二月初出報。”（皮氏1898年 2月14日日記）[3]《唐才常年譜》也有“熊希齡發起湘報，亦公任總撰述”之記載。《湘報》第一號發刊詞說：“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開，欲慈航之普渡， 乃鳩同志、集巨資，設湘報館。”事實上，《湘報》籌辦時，譚嗣同在南京，他在《湘報》發刊前二十多天才回長沙，不久又回南京，他並沒有參與報紙的創辦，僅 僅在後來任董事和撰述。至于唐才常，他當時還是《湘學報》的主筆，根本未能分身，只是參與協助，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熊希齡。
為了使《湘報》順利發刊，熊希齡不遺余力，主持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購買機器。《湘報》定位為日報，要保證順利出刊，沒有先進的新式機器是不行的，為此，1897年4月，熊希齡通過汪康年在上海訂購印刷機器和活字，商定9月16日運貨至湖南，但遲遲未能運到。熊希齡多次寫信催促當時的經辦人吳雲記，11月下旬機器終于運回長沙。
籌集資金。當時報館的經費來自三方面：一是私人集資，當時的董事會成員蔣德鈞、唐才常、梁啟超、譚嗣同、鄒代君、李維格、王銘忠及熊希齡本人均有捐助；二是靠董事會以外的人捐助；此外，每月從省署撥銀200兩，待報館開辦之後即行停發。
創立完整的辦事機構。當時設立的機構主要有：編輯處，收支處，排字處，印刷處，管報處，校對處等。熊聘請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何來保、戴德誠、樊錐六人為撰述，唐才常任主筆，另任李維格為西文翻譯。
訂立辦刊宗旨和章程。1898年1月，熊希齡訂立了《湘報館章程》，規定宗旨為“專以開風氣、拓見聞為主”，並強調“首重知己”，“重在記實摘要”。此外，熊希齡還為報館制訂了嚴格具體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辦事效率，保證報館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
《湘報》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創刊，當時為《湘報》撰稿的除了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陳寶箴，皮錫瑞，黃遵憲等人及當時部 分時務學堂的學生，都曾在報紙上刊登講義、論說或其他文章。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有關團體的章程、朝廷諭旨等在報上也有所反映。這一時期的報館工作運行有條 不紊，報紙辦很有聲有色。
湖南維新運動一步一步高漲的時候，遭到一部分守舊勢力的極力反對和攻擊，維新派為捍衛新政，同守舊勢力進行了激烈復雜的鬥爭。這場鬥爭 也不可避免的牽連到《湘報》。過去，在湖南維新運動中，熊希齡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畏縮不前的人物，這大概是因為熊希齡不像譚嗣同和唐才常那樣有慷慨激昂的陳 詞和舍身取義的壯舉。但不能以此就說熊希齡在與守舊勢力的鬥爭中畏縮躲避，實際上，熊為了捍衛新政，在自己的職權和能力范圍內，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湘報》創刊後，先後發表了激進派樊錐的《發錮篇》、《開誠篇》和易鼐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等文章，這些文章言詞甚為激烈，提出“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是效” [4]，“改整朔，易服飾，一切制度悉從泰西” [5]等主張。這些無疑成為守舊勢力攻擊的把柄。1898年3月29日，陳寶箴讀了《湘報》刊登的易鼐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後，大驚失色，當即轉告熊希齡，說該文章“過于偏激，驚世駭俗，非處士所宜言” [6]，要熊立即收回救正。然而熊希齡不僅沒有照辦，反于4月1日在《湘報》上刊文指出：“雖然易君偏激之言，誠不能為之曲護，而其哀哀長鳴，冀我朝毅然變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間，實有忠君愛國之忱。”[7]熊的勇氣和決心，由此可窺一斑。
《湘報》上的激進言論還引起了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注意，對此他深為不滿。5月11日，張之洞致電陳寶箴：“近見刊有易鼐議論一篇， 真是十分悖謬，見者人人駭怒……此等文字，遠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為亂階，且海內嘩然，有識之士，必將起而指謫彈擊，亟宜諭導阻止，設法更正。”陳收 到電文後，當即飭令熊希齡“刪去報首議論，但採古今世道名言，效陳詩諷諫之旨” [8]，並于5月20日開始在《湘學報》上連載張之洞的《勸學篇》。面對張之洞的指責和陳寶箴的飭令，熊希齡很擔心報館會被查封，所以暫時停止發表以前那 樣激烈的文章，有的學者以此認為熊立場不夠堅定，缺乏激進精神，事實上，熊希齡這樣做恐怕還是為了保護《湘報》這一鬥爭陣地。他還曾經想把報館轉移到南學 會，改名為《湘會報》，因黃膺等擔心一旦報紙被封學會也受牽連，極力反對而未果。
1898年6月底，湖南維新運動經歷了一次大的震動。首先是岳麓書院的幾個學生聯名上書王先謙，對熊希齡、梁啟超進行攻擊，說他們浸淫 邪說，迷惑視聽，“欲傾覆我邦家也”。王先謙接到上書後，于7月10日向陳寶箴呈遞《湘紳公呈》，詆毀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要求嚴加整頓，摒棄主 張“異學”之人。陳寶箴一向奉行溫和的調和政策，為了自保，對維新派進行壓抑。而熊希齡則完全不同，7月13日，他在《湘報》上刊出《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 院稟稿》一文，又于7月15日刊登《上陳中丞書》，對王先謙等人進行猛烈的揭露和抨擊，這兩篇文章猶如兩顆重磅炸彈，在反對派中引起極大震動和恐慌。王先 謙惱羞成怒，立即給陳上書，說《湘報》“去之無害，而頗有益”，陳亦深感《湘報》為自己招惹了太多麻煩，且對熊希齡已經無法控制，于是勒令熊希齡交出報 館，另委他人主持。因為熊堅決不肯交出，二人幾乎決裂。陳寶箴于是停發每月撥給《湘報》的200兩銀子，這一釜底抽薪之舉，使《湘報》很快資金不足，無法 支持，至7月19日發至115號時被迫停刊，後雖于8月2日復刊，但已成商辦性質，熊希齡萬般無奈，只好離開了《湘報》。
從上可以看出，在《湘報》創辦的初期，熊希齡保持著沉穩、幹練的姿態。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是進士出身，在籍幫助陳寶箴辦理新政，當 時他負責的除了湘報館外 還有南學會、時務學堂等多個部門，特殊的身份、地位和處境，加之事務繁忙，使他不可能也沒有時間像梁啟超、譚嗣同那樣發表激烈的言論。但是當新舊勢力鬥爭 日趨激烈的時候，他卻始終站在鬥爭前沿，以《湘報》為陣地，同反對派針鋒相對，短兵相接，表現出無畏的獻身精神。根據譚嗣同記載，他與熊希齡、唐才常之 間，平常都以“殺身滅族”四字相勸勉。熊自己也說過：“齡本草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與爭，惟有以性命從事，殺身成仁，何不可為？”[9]可以說他所表現 出的無畏與獻身精神，較之譚、唐毫不遜色。1898年9月，熊希齡倘若不是因為重病耽誤了進京行程，恐怕“當與六君子同命成七賢矣。”
綜上所述，在甲午戰後自覺接受了維新思想的熊希齡，作為《湘報》的真正創辦者和主持人，盡管少有激烈的言論和文字，但是在《湘報》的創 辦和管理過程中，他作出了其他人不可企及的貢獻，並在維新運動中以《湘報》為據點，同守舊勢力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出無畏的獻身精神。他是《湘報》 當之無愧的靈魂人物。
注 釋：
[1]譚嗣同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168
[2]湖南近百年大事記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3]師伏堂未刊日記．湖南歷史資料，1958（4）
[4]．[5]湘報．北京：中華書局，1965
[6] [8]戊戌變法第2冊．北京：神州國光社，1953
[7]湘報．北京：中華書局，1965
[9]熊希齡全集上冊．長沙：湖南出版社
[10]熊秉三軼事．北平日報，1948-1-3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摘自《出版科學》200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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