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日記全集- Volume 10 - Page 351 - Google Books Result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本名陶文濬，因欣賞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改名為知行，後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為行知。中國著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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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陶行知不僅同齡、而且還是同鄉、同學，又都曾經同時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實驗主義大師杜威 (中國講學時合作過)。但歸國之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便日見疏遠了
1935年元月，胡適與劉毅夫同乘西南航空公司的“長庚”號飛機南游，空中俯瞰桂林山水，頗有感慨，寫成新詩《飛行小贊》，載於4月7日《獨立評論》上。詩云：“看盡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須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學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煉，也凌云無礙”。這首詩一發表立即受到評論界的稱讚，陳子展先生說道：“像《飛行小贊》那樣的詩，似乎可說是一條新路。”又說：“新路是只接受了舊詩詞的影響，或者說從詩詞蛻化出來，好像蠶已經變成了蛾。即如《飛行小贊》一詩，它的音節好像辛稼軒的一闕小令，卻又不像有意模仿出來的”。胡適自己也有同感：“其實《飛行小贊》也是用'好事近'詞調寫的，不過詞的規矩是上下兩半同韻，我卻換了韻腳”
"張仲述結束之詞，頗含譏訕之意。宓深自悲苦。緣宓近兼理事務，大妨"
張仲述即當年與趙元任、胡適等人一同赴美留學的春張彭?，屬於1910年清政府庚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開大學創辦者張伯苓胞弟，時任清華學校..
1937.1.29 張仲述演講 胡適主席 平平
中國政治學會請張仲述講演 Page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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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發現嘉義大學一位老師 的近一世紀? 的著作Amazon.com: 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 (SU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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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與中國
編者按：
風雲際會的1919年，應胡適等人的邀請，杜威開始了長達兩年之久的中國之行，這不但在當時中國的知識界和教育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杜威思潮”，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1922年的學制改革的先鋒。
本文對杜威的訪華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並披露了一些饒有趣味的細節。另據《胡適日記》記載，杜威本不是一個擅長口才的人，但他每次講演之前，都作了充分準備，講演的主要內容，都以書面形式事先交給口譯人員，以便使他們斟酌合適的中文詞彙。
一切如教育史所記載的那樣，杜威的講演對胡適、陶行知、張伯苓等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次訪華，也對杜威自己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古老中國的“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交鋒也給他帶來了豐富而深刻的啟示。
正文：
投入新文化運動
1919年4月27日，美國哲學家杜威和夫 人奇普曼坐船馳離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中國。到日本講學時，杜威並沒把中國列在他的遠東之行計劃之內，但在日本期間，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學胡適教授的邀請信。 恰巧當時北京大學的蔣夢麟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們登門拜訪杜威夫婦，並以北大、新學會、尚志學會、中國公學的名義，向杜威發出正式 邀請。杜威這才決定到中國走一趟，把行程暫定為由上海到漢口再到北京。
杜威到中國的本意是想遊歷一番中國的名山勝 水，講演只是附帶的事情。但他沒有想到在中國小住幾月的計劃竟延長到兩年多的時光。杜威是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的。剛上碼頭，便見到了蔣夢麟、陶行知、 胡適，他們三位昔日都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曾師從杜威。三人把杜威夫婦接到滄州別墅，胡適用流利的英語介紹了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以及請杜威到華演講的用 意。這勾起了杜威的好奇心。他隱隱感到，這個古國正發生著一場文化巨變，這變化還與眼前這位侃侃而談的年輕人有關。
杜威到上海的時候，新文化運動正走向高潮， 胡適等邀請杜威前來，正是想以老師在世界上的聲望助他們一臂之力。杜威到滬的第三天，便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會場作了題為“平民主義的教育”的講演，當時的 熱鬧場面在上海十分少見。正如十餘年後他的女兒在《杜威傳》中所說：“不管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杜威在中國的訪問對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響。”
之後，杜威夫婦在蔣夢麟和江蘇省教育學會代 表王傑的陪同下到杭州講演。就在講演期間，蔣夢麟接到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了，他匆忙趕回了北京。杜威尚不知曉這場運動的進 展，滯留一週後才回到上海。5月12日，民國前總統孫中山先生前來拜訪，兩人的這次謀面一直少為人知。痛定思痛的孫中山很重視杜威前來中國的機緣，希望這 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對自己有所幫助。於是他坦誠地向杜威陳述了自己的想法。杜威聽後也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次日在給女兒的信中，他講述了當時的情景：前總 統孫逸仙是位哲學家，這是昨晚我在與他共進晚餐時發現的。他寫了一本著作，書中說，中國人的軟弱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學家的說法：“知易行難”。所 以他們不願意行動，害怕在行動中犯錯誤而無所作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於，他們即便在無知時也去行動，通過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知。這本書以此向人們證明，行 動要比認知更為容易。
對孫中山的想法杜威非常讚賞。因為在他的思 想中，行為經驗才是根本的，而認知不過是行為的工具。當時剛從日本來華的杜威對中日間的關係有了敏銳的覺察，不久即在《東海兩岸》和《中國的夢魘》二文中 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儘管杜威也承認日本比中國發展得快，但心裏卻絕沒有孫中山話裏話外所流露出來的那種羨慕。在日本講學時，他就對日本軍國主義傾向表露出 明顯的反感，以至日本天皇想授給杜威一枚勳章，他也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在他看來，中國決不能走日本的路子，因為那樣無異於飲鴆止渴。
年屆六十的杜威在不知不覺中，已深深陷入了 中國的那場風雲際會。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不斷傳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婦急於北上，5月30日便到了北京。杜威有幸目睹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刻，併為那種浩大 的聲勢所震撼。像許多西方人一樣，杜威先前也覺得中國是個積重難返的民族，但通過數月觀察分析，他發現事實並不如此，所以他于1919年12月發表在《亞 洲》雜誌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中，告訴西方人說，“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 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一年之後，杜威還寫了《中國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揚“新文化運動為中國未 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試圖讓中國人相信，只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那麼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的改革也將隨之水到渠成。
在中國各地講演
胡適和蔣夢麟知道自己的恩師對中國發生的事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挽留他多呆一段時間，杜威欣然應允。經與他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磋商，定下了一年的期限。後來又延長了一年。杜威在中國居留的時間長達兩年又兩個月，在杜威一生的講學或旅行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
為此杜威重新調整了自己的講演計劃，增添了 多方面的內容。這樣，從1919年6月8日開始，杜威先後在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 演，十五次倫理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講演，三次關於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演。這些講演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刊雜誌上。後來這五大系列講演還被 彙編成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並在杜威離華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
在這些講演中，杜威總想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厭 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中國人若想從西方得到啟示，就得從這一點著眼，來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傳統中 國文化的痼疾所在，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在上海時他問及一個中國人對日本佔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 人的事兒。”杜威到北京後，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去，他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 院。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心理習慣問題。
帶著這個問題，杜威的足跡踏遍了奉天、直 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講演之餘，還考察了各地的風土人情。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2月24日，他 的女兒露西和伊夫琳也從美國來到了中國，幫助父親了解中國。最後杜威終於發現，問題在於中國人的保守，在於他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依賴超出了對國家的關心。 於是杜威有意識地把自己的體會滲透到講演中，想使中國人明白自己的處境。1919年8月他和胡適等人到山西，在《學問的新問題》的講演中，他說，人們必須 要把握時代的變化，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看清文明的真義。為了使中國人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保守習慣，使新文化運動履行自己的使 命，杜威還分析了這種保守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一文中，他也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國國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緣起，則要追溯到老子與孔子哲學。他的這些觀點在“五四”時期產生了很大影響。
杜威來華時，是作為一個教育家飲譽世界的。 在杜威的總體計劃中，教育改造仍然是首要的環節，所以也是他講演的主要組成部分。1919年5月3日至4日杜威首次在上海江蘇省教育學會會場做的講演，實 際上就是其教育改造的開始。杜威到北京後，從7月4日開始，在北京男女高師專門開設了《民主主義與教育》的課程。1920年4月，杜威一家又到了南京，為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講授“教育哲學”。
蔡元培是最早把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紹給中國的 人。杜威的“平民教育”主張進入中國後，很快就得到了理論界的認同，而宣揚杜威教育哲學最有力的當數胡適、陶行知、陳獨秀、蔣夢麟、鄭宗海等人。尤值得一 提的是陶行知，他不但是杜威教育理論的有力傳播者，而且還是其理論的發展者與實踐者。他發揮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則，結合中國多年的教育實踐，提出了 “生活即教育”的主張，當時在南京、杭州等地成立的眾多實驗學校，都是在他的倡導、組織下成立的。杜威還親自到其中的一些學校做過考察。1946年陶行知 溘然離世，87歲高齡的杜威得到消息後，還特意發來唁電，稱讚陶行知為中國的教育改造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與羅素雙星相映
就在杜威來中國講學一年之後，即1920 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也來到中國講學。羅素在世界哲學乃至思想界的地位與杜威不相上下。為了使國人有所準備，主辦方請杜威專門介紹一下羅素的思想，於是 1919年年末杜威在北京特意做了“當代三大哲學家”的演講，講的是美國的詹姆士、法國的柏格森，再有一個就是羅素。
作為思想界兩大巨擘，杜威和羅素兩人並不陌 生。早在1914年4月，哈佛大學著名的形而上學俱樂部舉辦年會，他們就在美國首次碰面。次日宣讀論文後，杜威還參加了對羅素論文的討論會。能在遙遠的東 方與故人會面，這本身就有點傳奇色彩，也足以激起他們的講學熱情。結果在以後近一年的時間裏，兩人遊走中國各地，各逞辯才，宣傳自己的思想。往往同一張報 紙的同一版面上，兩人的講演錄常常交錯在一起，構成了當時中國文化界的亮麗的風景。
比較起來，杜威在口才上真有些叫人難以恭 維。這一點胡適心知肚明，所以他儘管非常佩服導師的學識，也不得不極為婉轉地承認，同羅素的瀟灑自如相比，杜威就顯得木訥得多。杜威說話時斟詞酌句，給人 的感覺好像非常吃力。杜威的穿著也很不講究，這一直是他的習慣。他走上講臺時，不是領帶鬆鬆垮垮，就是頭髮亂糟糟地披在額上。羅素是和一名女友兼助手一起 來華的，兩人在感情與事業上志同道合，但卻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更何況前妻正在萬里之遙的英吉利海峽那邊起訴他。所以羅素當時的心情並不怎麼好，在北京 曾一度住進了醫院裏。但這也沒有遮掩住他的演說才華，一旦站在講臺上，他仍然神采奕奕，口若懸河，所以他的講學受到熱烈歡迎。
杜威在中國各地做了大大小小無數次講演，均 需譯成中文。其譯者北方主要是胡適，南方則基本由東南大學的劉伯明博士負責。在他兩年多的講學即將結束時，1921年6月30日午間，北京大學、男女高 師、尚志學會等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為杜威博士夫婦及女公子餞行。杜威的心情非常激動，他在掌聲中緩緩地站起來，說了一番飽含深情的話：這兩年，是我生 活中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麼時候都多……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
杜威回國後，仍對中國戀戀不忘，接連不斷地在《新共和》和《亞洲》雜誌上發表有關中國的論文。正像他的女兒簡·杜威後來所講的那樣，中國一直是杜威深為關切的國家，這種關切僅僅次於他自己的祖國。（摘自《杜威與中國》張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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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7日，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夫人愛麗思和女兒露西乘坐熊野丸號駛離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上海。
事實上，到日本講學時，杜威並沒把中國列在 他的遠東之行計劃之內，但在日本期間，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學胡適教授的邀請信。恰巧當時北京大學的蔣夢麟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們登門 拜訪杜威夫婦，並以北大、新學會、尚志學會、中國公學的名義，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
杜威接受邀請後，4月28日《申報》就發佈消息說: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自西京來電，定於30日到滬。並稱“博士為世界思想領袖，教育先導”，所以“教育部、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省教育會和浙江省教育會均將派代表歡迎”。
胡適也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實驗主義》一文，系統地評介了實用主義哲學流派的形成、淵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觀點，同時還對實在論、真理論和方法論等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解說。
關於實用主義的方法，胡適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成為流傳至今的一句名言。
上海，在杜威未到之時，公眾——尤其是教育界已經對杜威其人其事耳熟能詳了。
杜威于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到碼頭歡 迎者，有北京大學代表胡適、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陶行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蔣夢麟”等人，已經“由江蘇省教育會招待寓滄州別墅”。3天后，胡適在給蔡元培的信 中也提到:“博士夫婦于30日到上海，送入滄州別墅居住。這幾天請他們略略看看上海。”
當時，各家媒體還預告說，“五月二三兩日星 期五星期六午後3時(暫時)在省教育廳開演講大會，已分送入場券”。不過，5月2日各報又發出“杜威博士演說改期”的更正，不過讓仰慕者高興的是，杜威博 士的學生——北京大學胡適博士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時，“在西門外林蔭路該會會所演說實驗主義，以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 說之導言”。
5月3日和4日，在江蘇教育會會場，杜威先後作了兩場《平民主義的教育》演講，有千余青年冒雨趕來，“座為之滿，後來者鹹環立兩旁”。
首場演講會由陶行知負責組織，沈恩孚主持會 議，蔣夢麟翻譯，潘公展記錄，由此杜威開始了中國的演講之旅，併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許多真知灼見，對實用主義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產 生了很大影響。這也是後來流傳很廣的“五大演講”，即:《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和《倫理講演紀略》。
《胡適之演說實驗主義》的演講收入了1926年8月國民書局出版的《當代名人演講集》中。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孫中山先生與杜威博士竟然也有共同語言，這促使他們于5月12日，在滄州別墅，有了一次少為人知的會晤。
當時，痛定思痛的孫中山很重視杜威前來中國的機緣，而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也已經形成，所以希望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對自己有所幫助，於是他坦誠地向杜威陳述了自己的想法。
嗣後，孫中山在他所著《孫文學說》一書裏講 到了和杜威會面一事。他說:“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知之為難耳，未聞行之為難也。’”孫中 山引此文之意主要是用杜威的話作佐證，來證明自己所倡導的“知難行易”說的正確性。通過“質證”，孫中山毫無疑問增加了自信心，強化其重視行動的信念。
杜威當時聽後，也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次日， 在給女兒的信中，他講述了當時的情景:前總統孫逸仙是位哲學家，這是昨晚我在與他共進晚餐時發現的。他寫了一本著作，書中說，中國人的軟弱是因為他們接受 了以往一位哲學家的說法:“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就是“知易行難”。所以他們不願意行動，害怕在行動中犯錯誤而無所作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於，他 們即便在無知時也去行動，通過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知。這本書以此向人們證明，行動要比認知更為容易。從此信的描述可見，杜威博士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 也抱有濃厚的興趣。
杜威來前，五四運動的萌芽已經在中國掀起了 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科學”和“民主”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潮。杜威的到來，從上海出發，走遍北京和華北、華東、華中11省市，講學15個月，先後 在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演，十五次倫理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講演，三次關於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 演，系統地介紹了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和強烈的興趣。
由於杜威的學生胡適和陶行知的幫助，這些講演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紙雜誌上。後來這五大系列講演還被彙編成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並在杜威離華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使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廣為傳播。
*近年有再版
胡適對他的老師中國之行曾經有評價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他甚至還斷言:“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文/章雲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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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似乎刻意"抑胡"
| 杜威：從上海走遍中國 | ||
| 日期：2008-09-14 作者：章雲華 來源：新民晚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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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胡適發出邀請信 1919年4月27日，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夫人愛麗思和女兒露西乘坐熊野丸號駛離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上海。 事 實上，到日本講學時，杜威並沒把中國列在他的遠東之行計劃之內，但在日本期間，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學胡適教授的邀請信。恰巧當時北京大學的蔣夢麟和南京高等 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們登門拜訪杜威夫婦，並以北大、新學會、尚志學會、中國公學的名義，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 杜威接受邀請後，4月28日《申報》就發佈消息說：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自西京來電，定於30日到滬。並稱“博士為世界思想領袖，教育先導”，所以“教育部、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省教育會和浙江省教育會均將派代表歡迎”。 貳 陶行知撰寫介紹詞 為介紹杜威生平和學術思想，陶行知親筆撰寫了《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一文，發表在1919年3月31日《時報·教育週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號上。後來又改題為《杜威先生的史略和著作》，作為《杜威先生在華講演集》一書的序言。 1919年5月3日、4日杜威到上海演講“平民主義之教育”時，演講前組織者將《介紹杜威先生的教育學說》一文分發給與會者。文中說—— 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教員杜威先生，是當今的大哲學家，也是當今的大教育家。今年是先生的休息之期，他想要在這一年當中，到東亞來遊歷一番。現在已經到了東京， 在帝國大學講演。大約四月間就要到中國來，預備遊歷上海、南京、北京以及別的地方。杜威先生素來所主張的，是要拿平民主義做教育目的，試驗主義做教學方 法。這次來到東亞，必定與我們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關係。既然有這大的關係，就不能不略為曉得杜威先生的歷史……要知其人，必先讀其書。就我所曉得的， 杜威先生所出的著作，共有十六種……不過教育界中普通的人，只要選幾種最關緊要的讀讀，就可以明白他學說的大概了。他的著作當中，和教育最有關係的，一是 《平民主義的教育》，二是《將來的學校》，三是《思維術》，四是《試驗的論理學》。這四部書，是教育界人人都應當購備的。我們教育界同志，對於杜威先生的 教育學說，有想研究的麼？如有，就須先讀這四本書。 胡適也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實驗主義》一文，系統地評介了實用主義哲學流派的形成、淵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觀點，同時還對實在論、真理論和方法論等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解說。 關於實用主義的方法，胡適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成為流傳至今的一句名言。 上海，在杜威未到之時，公眾——尤其是教育界已經對杜威其人其事耳熟能詳了。 參 大受歡迎演講會 被 媒體一致推崇“久為吾國學界所欽佩”的“美國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杜威于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到碼頭歡迎者，有北京大學代表胡適、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陶行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蔣夢麟”等人，已經“由江蘇省教育會招待寓滄州別墅”。3天后，胡適在給蔡元培的信中也提到：“博士夫婦于30日到上海，送入滄 州別墅居住。這幾天請他們略略看看上海。” 當時，各家媒體還預告說，“五月二三兩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後3時（暫時）在省教 育廳開演講大會，已分送入場券”。不過，5月2日各報又發出“杜威博士演說改期”的更正，不過讓仰慕者高興的是，杜威博士的學生——北京大學胡適博士應江 蘇省教育會的邀請，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時，“在西門外林蔭路該會會所演說實驗主義，以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說之導言”。 這 篇名為《胡適之演說實驗主義》的演講收入了1926年8月國民書局出版的《當代名人演講集》中。胡適一開始就謙稱：“此番美國大教育家杜威博士到中國來， 江蘇省教育會請他明天后天到這兒來演說，又因為我是他的學生，所以叫我今天晚上先來演講。方主席說我是杜威博士的高足弟子，其實我雖是他的弟子，那‘高 足’二字可也不敢當。不過今天先要在諸君面前把杜威博士的一派學說，稍稍演述一番，替他先開闢出一條道兒，再加些灑掃的功夫，使得明天諸君聽杜威博士的演 說有些頭緒。那也是做弟子的應盡的職分。”接著又介紹說杜威的“實驗主義是十九世紀科學發達的結果”。因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的真理不可徒說空話， 該當考察實際的效果。生活是活動的，是變化的，是對付外界的，是適應環境的”。最後指出：“我們人類當從事實上求真確的知識，訓練自己去利用環境的事物， 養成創造的能力，去作真理的主人。” 5月3日和4日，在江蘇教育會會場，杜威先後作了兩場《平民主義的教育》演講，有千余青年冒雨趕來，“座為之滿，後來者鹹環立兩旁”。 首 場演講會由陶行知負責組織，沈恩孚主持會議，蔣夢麟翻譯，潘公展記錄，由此杜威開始了中國的演講之旅，併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許多真知灼 見，對實用主義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也是後來流傳很廣的“五大演講”，即：《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 代的三個哲學家》和《倫理講演紀略》。 肆 孫中山拜會杜威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孫中山先生與杜威博士竟然也有共同語言，這促使他們于5月12日，在滄州別墅，有了一次少為人知的會晤。 當時，痛定思痛的孫中山很重視杜威前來中國的機緣，而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也已經形成，所以希望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對自己有所幫助，於是他坦誠地向杜威陳述了自己的想法。 嗣 後，孫中山在他所著《孫文學說》一書裏講到了和杜威會面一事。他說：“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 知知之為難耳，未聞行之為難也。’”孫中山引此文之意主要是用杜威的話作佐證，來證明自己所倡導的“知難行易”說的正確性。通過“質證”，孫中山毫無疑問 增加了自信心，強化其重視行動的信念。 杜威當時聽後，也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次日，在給女兒的信中，他講述了當時的情景： 前總統孫逸仙是位哲學家，這是昨晚我在與他共進晚餐時發現的。他寫了一本著作，書中說，中國人的軟弱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學家的說法：“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也就是“知易行難”。所以他們不願意行動，害怕在行動中犯錯誤而無所作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於，他們即便在無知時也去行動，通過自己的錯 誤進行認知。這本書以此向人們證明，行動要比認知更為容易。從此信的描述可見，杜威博士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也抱有濃厚的興趣。 伍 影響深遠而廣泛 杜 威來前，五四運動的萌芽已經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科學”和“民主”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潮。杜威的到來，從上海出發、走遍北京和華北、 華東、華中11省市，講學15個月，先後在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演，十五次倫理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 講演，三次關於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演，系統地介紹了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和強烈的興趣。 由於杜威的學生胡適和陶行知的幫助，這些講演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紙雜誌上。後來這五大系列講演還被彙編成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並在杜威離華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使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廣為傳播。 胡適對他的老師中國之行曾經有評價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他甚至還斷言：“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 蔡元培先生在北平學術界慶祝杜威博士六十歲誕辰時，于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也稱：“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之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 反 過來，杜威對於中國的感情也是非常深厚，他于1919年12月發表在《亞洲》雜誌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中，告訴西方人說，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 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 1921年6月30日午間，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裏，在歡送杜威博士夫婦及女兒的餞行宴上，杜威說了一番飽含深情的話：“這兩年，是我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麼時候都多……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 正如杜威的女兒簡·杜威在《杜威傳》中指出：“不管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杜威在中國的訪問對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響……中國仍然是杜威所深切關心的國家，僅次於他自己的國家。” 舊檔新讀 杜威的學術思想 杜威教育思想的主旨，在他所著《我的教育主義》中有描述，要義是：教育就是生活、教育是一種工具、學校生活等於是社會生活、學校課程的重心是受教者自己的活動、教育是使社會進化與改造的治本方法、教育就是繼續不斷的組織和改造經驗等等。 杜威的哲學思想，用蔡元培先生的話來說：“博士的哲學，用十九世紀的科學做根據，由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姆斯的實用主義遞演成的，我們敢認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杜威則稱“哲學就是廣義的教育學說”。 相關鏈結 杜威著作一覽 1886年《心理學》； 1894年《人生哲學的評論》《人生哲學的研究》《數目的心理學》； 1897年《我之教育信條》； 1899年《學校與社會》； 1900年《學校與兒童》； 1902年《兒童與課程》； 1903年《論理學的研究》； 1909年《思維術》； 1910年《教育叢論》《達爾文在哲學上的勢力》； 1915年《德國的哲學與政治》《將來的學校》； 1916年《平民主義的教育》《試驗的論理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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