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連稱呼傳主都搞不清楚
白話文學的終身大事 九項全能的學者 胡適
2008/5/3 作者:歐陽哲生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的5月4日,開創了華人文學新時代,深化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在歷經89年後的今日,華人文壇承襲新文化運動的精神,今日已演變 多樣風貌,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一再替文壇寫下新頁。時值5月「當代人物」版此次選擇五四具代表性人物:胡適、魯迅、徐志摩、林語堂、梁實秋,與讀者一起 回顧五四的精神。
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的學者,五四運動時期,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胡適了不起之處,便是 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他那不偏不倚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 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胡適是當代第一人!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開創者,以及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者,他在年輕時即已名滿天下。藉德先生(民主)及賽先生(科學)兩虛擬人物做代表,畢 生提倡民主及自由,主張「科學的人生觀」其名便是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來,又領導文學革命,致力於白話詩文的倡導與創作,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 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
「白話」做為文學語言改革基礎
胡適也是中國新詩的開山祖,早在民國六年一 月,他即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當時文學的八個主張,也就是後來的八不主義:1.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2.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3.不用典、4.不用 套語爛調、5.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6.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7.不摹倣古人、8.不避俗話俗字。他主張使用「白話」做為文學語言改革的基礎。
此外,胡適晚年有感於一個自由與開放社會亟需「包容」的精神,因而提出「自由與容忍」一文。他認為,自由不僅包括個人的自由,還需要對他人自由與不同思想 異見的尊重,這就是容忍。他甚至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自由民主、進步務實、理性包容,構成胡適思想的精義。它意味著任何一種思想主張不僅需要公開 的懷疑和討論,更需要在實踐中檢驗其效果,才足以辨識真偽。而對不同政治的歧見,我們也有必要加以了解,公開探討,才能在實踐中檢證對錯是非。
至於什麼是胡適思想的精義?這裡摘錄《胡適文選》的一段話: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1894-1963,英國作家 HC案: 作者將祖與孫弄錯),一個是杜威先生(1859-1952,美國哲學家、教育家)。赫胥黎教我 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一切沒有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 果。」
國語的文學 文學的國語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驗主義 (pragmatism)哲學。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 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後,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
後 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 的新文學運動。胡適並發表論文指出,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1960年,胡適赴美出席中美學術會議于右任至機場歡送。(圖/陳明輝提供)
1920年胡適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
新紅學派 考據派的創始人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 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胡適也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 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 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1946年,胡適回國,左為傅斯年。(圖/本報資料照片)
胡 適是已逝女作家蘇雪林一生最仰慕與敬重的人。他們二人既有師生之緣,又有同鄉之誼,自 1919 年蘇雪林就讀北京女高師,列胡適門牆為受業弟子,到 1962 年胡適仙逝南港中研院,蘇、胡之間亦師亦友的深厚情意長達四十餘年。蘇雪林晚年在回憶錄《浮生九四》中,用深情的筆觸稱頌恩師:
「胡先生有一個足使萬人景仰的光輝人格,有一股卓立不阿,興頏立儒的道德勇氣,有一種異常誠摯的追求真理的熱心,以及他光風霽月的襟懷。學問淵博,行誼高尚,侍親孝,與友忠,愛青年的胡適之,在蘇雪林的心目中,是有『現代聖人』崇高地位的。」
超凡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 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 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
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但在禪宗史的研 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 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
胡適是二十 世紀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歷史人物。他不僅造就了出色的文化學術成就,而且具有超凡的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憑此能力,他為自己構築了一個廣泛的人際關係網 路。胡適的人際世界可謂三教九流,紅白藍綠,無所不有。如果人們以文化人物來定位胡適的話,那麼他的人際世界則比通常意義上的文化名人的確要複雜得多。
1949年胡適離開大陸後,遺留在北平的胡適私人檔案保存著數以千計的來往書信,其中記憶體的一封信頗能說明胡適當時在社會上的聲譽:
胡老先生:
《史(記)》、《漢(書)‧季布傳》中有句話說『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李白《上韓朝宗書》也說過:「生不用幫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如今中國的先生,真是學界的季布和韓荊州呀!而我既得一識先生,並得先笁生一諾,也就不止于封萬戶侯和得百斤了!這是何等的榮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藏:《胡適存件》第1435號)
寫信的人雖說是一個不知名的人,但他將胡適在學界的地位類比于現代的韓荊公,可見胡適當時聲譽之高、地位之顯赫。
少年成名 身價十倍
胡適的人際世界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他的人際交往圈,隨著他年歲的增長和知名度的升高,可以說在迅速的擴大。胡適的人際世界從其一生走過的路程來看,在地域上主要有三個圈:安徽、北京大學、美國。
胡適祖孫三代同堂的舊照,由左至右為剛去世的胡適長子胡祖望、胡適、長媳曾淑昭,前面是胡祖望長子胡復。(圖/胡適紀念館提供)
安 徽是胡適的家鄉,胡適兒童時代在績溪生活了九年,這裡有一大幫他的親戚鄉友,他娶的妻子江冬秀是旌德的名門閨秀,江家也有不少沾親帶故的社會關係。胡適講 國語帶徽州腔,喜歡吃「徽州鍋」,等到他成名時,他周圍的親戚老鄉前來攀附的人自然不少,或登門求學,或要求介紹工作,或慕名拜訪;加上江冬秀本人沒有職 業,接待親戚同鄉幾乎成了她的一大愛好。來者不拒,訪客自然越來越多。在北京的「胡宅」幾乎成了安徽會館。胡適是一個重鄉情的人,從他口述自傳第一章述說 「故鄉和家庭」的「夫子之道」可以見出他對家鄉的深厚感情。
北京大學是胡適的發祥之地,在那裡他工作了近十八年,他與北大的關係既長且 深。北大有他的大批同事、學生和朋友。北大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在教育界、學術界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胡適則是「重中之重」,屬於核心人物,校內校外慕名 來訪的人常常是車水馬龍、川流不息。身在深宮的廢帝溥儀受到胡適俗世盛名的吸引,也忍耐不住要求一見胡適。石原皋回憶說,「胡適當年在北大時,少年成名, 許多青年學生及學校中的教職員都願登門拜訪,大有一識韓荊州、身價十倍之勢。可是他非常忙碌,不能所有的客人都接見,難免有時也有擋駕的舉動。因此,惱怒 了一些人,他也覺得不安。不過,他特別喜歡同青年人交朋友,發掘他們,鼓勵他們,直到晚年都是如此。」(《閒話胡適》)
美國是胡適的留 學之地,他先後赴美九次,在美居留約二十五年時間。在民國時期,中國知識界有一批曾留學歐美的學者,胡適可以說是這一群人中的佼佼者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不僅如此,胡適也是他們中間最具國際影響的一個人物。唐德剛憶起當年紐約「胡公館」盛況時說:「胡適之在紐約做寓公期間,好多人都笑他是紐約的中國『地 保』。紐約又是世界旅遊必經之地。途過紐約的中國名流、學者、官僚、政客、立、監、國大代表....一定要到胡家登門拜訪。過紐約未看到胡適,那就等於遊 西湖未看到『三潭印月』、『雷峰夕照』一樣,西湖算是白遊了。
胡適之也就是紐約市的『三潭印月』、『雷峰夕照』....是紐約的八景之一。路過紐約的中國名流,如果未見到胡適,那回家去,真要妻不下織,嫂不為飲,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了!」
磁力 魅力 親和力
胡 適交友有方,這個方子則是其本身具有一種吸引人的磁力、魅力、親和力,這種能力並不是每一個名人或大人物所擁有的。有些名家個性落落寡歡,在現實生活中不 用說吸引人,就是與之相處也不容易。有些大人物威嚴有餘,人們則只能是敬而遠之。胡適的魅力在於他的溫情與親切,在於他給人以陶醉的學養,讓你感到溫馨, 與之在一起,如沐春風。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我的朋友胡適之」一節中,他總結胡適的交友要素為:
胡適具有一種西方 人所說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這種性格實非俗話「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一類成語所能概況,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秉賦,是一種「上帝的禮物」(Gift from God)。胡適的這種性格,這種秉賦不是用修養功夫修養出來的,而是天生和化育的結果。胡適深得此道而為人們所普遍敬愛。
胡適注意個人為人處世之修養,他治學交友雖深具門戶之見,但是他為人處世則斷無害人之心。這一點是世人能與之相交甚至他的敵人也能與他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胡適的交往層次高,而他在各行各業裏所交遊的都是些尖端人物,因而嫉妒他的也就不會太多。胡適從不捲入「害人」、「防人」的環境,這也是他在一個複雜的社會環境中維持一生最大清白的重要原因。唐先生的總結可謂深得胡適三昧。
諳中國的人情世故 受西方文化影響
胡適的人緣雖有天然偶成的因素,但與他諳通中國的人情世故,與他的西方文化背景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胡適可以說是一個深具西方人所謂「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意識和要領的人物。他留美七年,耳濡目染,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這種技能也在這一時期得以訓練養成。
在處理學問和人事方面,胡適有一句名言:「做學問要於不疑處有疑,待人要於有疑處不疑。」這是他坦蕩、可愛的一面。傳統倫理要求學人「道德文章」兩面俱全,胡適自覺於這一點。
不過凡事均有兩面性,交往面廣,應酬太多,就不免耗費時間和精力,作為「課業」的研究工作和著述撰寫自然就要受到影響,胡適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四十歲以後的胡適在學術事業上沒有多大進展,與這一點不能說沒有關係。
人際關係是人類最複雜的一種關係,胡適背負的「盛名之累」即淵源於此。五四時期,有人送胡適一幅對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胡適本人常常亦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語作自我警示。
1957年,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台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台、美兩地。
1962 年2月24日,於台北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的胡適,於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 外,台北南港當地仕紳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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