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北京大學1946年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這是北京大學1946年開學典禮的通訊報導。 原在杭州《浙江日報》1946年11月1日、2曰、3曰連載。 其中記錄了胡適校長在北京大學1946年復員後10月10曰在北平的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這個講話闡述了北京大學的歷史、北京大學的精神和他對北京大學的希望。
胡適校長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是《胡適全集》和其它書刊所沒有收集的——作者按語。
三十五年雙十節的上午，國會街北大第四院裡面聚集了二千多學生，有些在看北大復員學生所貼的標語和<復員通訊． 開學特刊〉，像《擁護胡校長發揚北大傳統精神一一學術研究自由， 思想言論自由》，《不分臨大輿聯大，北大同學是一家》，《打破士大夫階級的可怕的冷靜，替老百姓宣洩千年以來積壓在統治階級下的苦情與怨恨》，《紀念雙十節要加倍努力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 《開學特刊》是貼在六張大桌板上，排立在高大的柳蔭下。 一共有下列四篇文字：《迎接這新的日子》，對學風問題有深刻的討論，《讓我們攜起手來走向中國的黎明》，《歡迎胡校長》，《雙十節感言》。 讀者之中以臨時大學補習班分發來北大的同學最多。 他們以期望的心情讀著民主戰士的牆報。 他
們曾經在一封公開信上說：“我們等待著你們，…嚴冬中等待拿火把的人……你們帶著溫暖來了，你們更帶著勇敢， 帶著堅毅，帶著自由的精神來了。
…是你們給這古城的垂危心臟裡註入了新鮮的血液，是你們使它年青，使它的脈搏活躍，…現在我們謹以青年人的熱情和正直歡迎你們，追隨你們……”
九點五十五分鐘，記者隨著鈴聲進入禮堂。 那是舊眾議院的會議廳。 講台上已經坐有胡適校長和法學院長周炳琳，白髮蒼蒼的文學院長湯用彤，秘書長鄭天挺，訓導長陳雪屏，教務長鄭華熾，長鬍子的越乃搏先生(經濟系主任)，楊振聲教授，聞家駟教授等三十多位。 正廳，樓廳和樓廂上坐滿了二千多位同學。 胡先生穿著藍長衫和黑馬褂，戴著全絲眼鏡。 他對著擴音機說：“各位先生，各位同學，今天我們開學，舉行最簡單的開學儀式，這是北大向來的傳統習慣一一開學簡單。”
這時先生關了擴音機說：如果聽不見再用上吧! 於是繼續著說：“今天我們沒有什麼隆重儀式，我個人來與同學說幾句家常的話。北大的歷史，先生們都已知道，然而新來的教授和同學或許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歲，還不夠五十，這四十八年是中華民國的多難之秋．常常開不成學、回憶四十八年的歷史，不無可紀念的地方，我現在將北大的歷史分作幾個時期來說。
“第一個時期，是北大的開創時期，從戊戍到民國五年，從一***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稱為京師大學堂，甚至被認為官僚養成所，那時參加學術的人都是丈化
人，北大已經是當時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時，，北大學生有響應的思想，也有響應的傳單。民國三年，二次革命也有響應的傳單與思想，所謂官僚養成所者已
引起了滿清政府典袁世凱政府的注意。幾有解散的危險，假使沒有老輩幫忙的話，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時期是革新時期，自蔡先生民國五年來北大，到國民革命時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時期。蔡先生的言論詩文，你們都已讀過。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
的學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帶情感的，不善於說話和吶喊， 寫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長章。我們和他同事過，知道先生大公無私的精神，致力為學術的目標。
“那時候來的新人組織的委員會，剝削了校長的權力，尤其是用人權。組織聘任委員會，負責聘請教員的事。校長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員審查資格，合則留，不合則
退。我舉這例子表示蔡先生確能作領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關於剝削校長權力的提議，他說:胡先生提不好，還是我自己提吧!
因此能從全國物色人才，民國五年列十六年，包括五四時代、文學運動、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譽但是我們現在回憶起來，感覺在蔡先生領導之下，人才並
不夠多。那時的北大轟動了全國，同時，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經數次辭職到歐美去休息。
“我們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學生，以教育家的資格來長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軍人的猜忌，常以蔣先生的幫助，渡過很大的難關。北大從此被
確認為全國學術思想的中心，然而，當事者亦感覺人才不夠，到國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職員學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線，犧牲在軍閥之下的頗有人在。”
“第三個時期可以說是過渡時期，國民革命雖然成功，軍閥勢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時有志整頓北大，但是政客們不容許這樣做，他們想將北大掌握過去，將北大作
為政治的工具。結果北大從十七年起等於沒有了，變潮平大學區中的一個學院。舊同學奔走呼號恢復北大，那時我們在上海。我說學校不能夠永遠不死，一個學校的
名字雖然沒有了，然而既有一段歷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歷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樣。一定要恢復的話，就要把北大做的更好，所以那時候的複校運動並不
對學校員責人感到興趣。這是從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時候，可以說是北京大學差不多沒有了的時期。
“第四個時期，是北大的中興時期，蔣先生辭去了教育部長來任北大校長。我那時正因辦編譯委員會的事情北上，在浦口聽到蔣先生被迫辭去部長的職務而回家的消
息。傅先生和中外學者朋友都覺得應該請先生回來，大家協力助整北京大學。那時侯，北京的教育界真是烏煙瘴氣。北平的校長不願到北平之外，到全國去請教員，
只是在機關里請人兼課，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點鐘課的，
兼三四處課的教授、主任、院長。而有系統的缺課法被發明，每週缺一處的課，像本週缺師大的，下週缺華北的，再下週缺北大的。蔣先生來了，找了百萬基金來維
持北大，利用中華教育基全，設廿二研究講座，整個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這不能不說是蔣先生的偉大領導。不知者不能了解，當事者知道北
大的中興時期是蔣先生和現任文法各院長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蔣先生以大公無私之精種，從全國聘請人才。
蔣先生請劉樹杞先生主持理學院，請周炳琳先生主持
法學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頓之權當時文
科因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學院的徹底。蔣先生說：“適之你做請新人的好事吧!去舊的惡事讓我去做，你做院長新
人由你去聘”。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學提起。不要忘記前校長在中興時期的偉大貢獻和偉大領導。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開學了，經九月之籌備，一日而恢復
了北大的光榮，甚至比過去更為光榮，至少理科法科更為充實。開學時大家真高興，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變。那時候起到七七事變的民國二十六年，這七年是
北大的中興期，也是北大最困難的時期，現在在座諸位舊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熱河、長城，離北平朝陽門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機關紛紛將東西南遷。蔣校長堅決
地主張北大不應該搬，絕對不搬一件東西，一本圖書。不然北大就不能繼續做研究工作。因為不搬而得偷來時間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
年的工作，那時候省下錢來，蓋房子，造了三大建築、地質館、新宿舍、新圖書館，但並沒有向政府增一錢的預算。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們以為蔣先生一定是有內
線的，非但不遷而且添蓋房子，大概局勢是不要緊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蔣先生給的時間，因此北大進步得很快。”
“第五個時期，是抗戰開始以後，局面變化得太大，北大放棄了北平，在南京籌備第一個臨時大學，這可說是流亡時期，清華北大南開成立聯合臨時大學。起初遷長
沙，一年以後要遷雲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稱為西南聯合大學。對於這一時期，在座許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學從昆明來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為我並沒有參加這一
時期，我從外面看去覺得至少有兩點偉大值得提的。一、在艱苦的環境中奮鬥，在極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國外聽到教
授洗馬桶、抱孩子、煮飯，甚至於教授太太擺小攤賣東西以補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現實，不配來談這段北大重要的歷史。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淪陷後紛紛遷往內
地，組織了不少臨大和聯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聯大能夠支持到勝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聯合報考和遷校的合作。這點合作精神，不能不說是北大領導之
功。蔣先生說合作是不容易的，要辦只有北大老大哥讓請華南開去出鋒頭。所以選張伯苓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對外就是聯大校長。八年抗戰和二年的複員，凡是可
以出鋒頭的地方．都是讓他們去的，這種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憑著這，我相信能夠建立新的基礎。
“我們現在不敢說，'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為抗戰時期北大已經消納於聯大中，除了在精神上還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北人人。”
“勝利復員之後，人數是大大的增多了。現在報告北大的人數：從聯大復員來的七百五十九人，從臨時大學補習班分發來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年級新生和試讀生
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學院北平區新生九十二人，全國七區招術先修班新生六百八十六人，醫學院試讀生七人，總計是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工學院南京區新生、濤暘區
新生還未發榜，此外加上青年軍讀讀生，以及抗戰有功將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發來校的，總計大概要超過四千名，比起聯大來還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
從前抱殘守缺地只設文法理三院，現在加醫農工三個學院，這局面實在很大，(記者紛紛上前攝影)我們覺得責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希望不必說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為夢
想，今天我們覺得困難還很多，可是我們的財產，精神的財產，物質的財產都不少，精神上有蔡蔣二位先生的傳統，三十年來蔡先生的儀風，自由講爭獨立研究的精
神，加上抗戰八年之中吃苦耐勞的精神，我們更不要忘記教員在淪陷期間的奮鬥，如尊事教官白雄這給敵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撓，敵人亦無可如何，的確是北大
精神的表現，我現在代表北大來謝謝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聲中坐下。)還有孟心史先生、馬幼漁先生、錢玄同先生皆在淪陷期間替中國保全了清白和忠
貞而逝世了。
還有許多職員冒種種困難替學校保留財產。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畫像回來說，他在多年困難中收藏了這張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淚。還有一位秘書
冒極大的危險將研究所有的古物帶到上海香港轉運美固。又如沈兼士在輔仁大學作地下工作，後來隱藏不住冒險到內地。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堅忍的精神遺產。
至於
物質遺產，北大在國立和私立大學之中是最有點基礎的。這裡第四院的十一萬冊圖書，一本都沒有損失，北大圖書館五十萬卷國書亦未毀壞。儀器方面，雖毀去一
些，但大體上還很有基礎。農學院是新設的，醫學院我在這裡可以替北大登登廣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說，在全國不說第一，至少佔第二，人才方面都選全國最好的
人才擔任，設備方面在國內恐怕只有上海醫學院和中大醫學院差可相比。憑這種人才和設備，我們應不悲觀，我們可以鼓勵作小小的夢想。”
“我希望大家把學堂當作學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使先生半生在全囚學術思想人格上努力作最大努力，貢獻吾人最大的貢獻。這樣的理想不能算誇大，不能算夢想。
“至於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學府，我想有兩方面，可以提供給先生批評，給同學考慮。
一、提倡學術研究： 望先生攜學生多做研究，做獨立的創見，做Independent Original Research。 希望各位先生對此精神作高深的學術研究。
二、對於學生希培養成能夠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夠獨立的研究、獨立的思想。 這一方面是研究學問，另一面是做人。 外面貼著歡迎我的標語，這“自由思想，自由學術”，為什麼不說“獨立思想”呢？ 我用“獨立”，因為獨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 北大向來的傳統是如此，思想當然自由，學術也當然自由，不用再說，而獨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 自由是對外界束縛的，北大三十年的傳統，並沒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學士的研究，自由當作當然的信守。 什麼是獨立呢?“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這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傍門戶，不依賴別人，不用別人耳朵為耳朵，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不用別人的眼睛為眼睛，這就是獨立的精神。 學校當然給你們自由，然獨立是靠你們自己去爭取的。
“最後，對同學們說，我是無黨無派的人，希望學校也成無黨無派的。這意思不是說個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樣，我們可以信耶穌，也可以信天主、佛
教，或回教，學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參加政府黨的左派右派甚至其餘各黨派，都是可以的。
我再說學校只承認各人是學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絕不因學
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視，但同時希望個個學生教授把學校當作學校，當作你們的母校，求學問和研究學問，求知做人和訓練做事的機關，不要使得學校慚愧，這是老生
常談；我再說句老生常談的話古人說活到老學到老。我五十六歲才覺得這話意義真深刻，我們若忘了自己是學生，我們會把事情把問題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評孫中山
先生知難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這是武斷，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
五六歲了還在做學生，當初學農，後來學文學、哲學以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學史和歷
史，但今天我還是學生。我說對政治不感興趣，昨天安徽同鄉問我安徽主席是誰教育廳長是誰，我皆的確不知道，的確我還未曾學列。人家說我作一年半載小學生
是逃避發表意見嗎?是客氣嗎?在我的確希望對政治問題和其它一切問題上永遠保持學生的態度。我送諸君八個字，這是與朱子同時的哲學家文學家，作《東萊博議》的呂祖謙先生說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資格把這八個大字，送給諸位。”(掌聲四起)
胡先生請台上各位師長發言，大家都辭謝了，這時先生已經說了一個多鐘頭的話，因向同學道歉，並宣告開學典禮告成(掌聲)
大家在禮堂外面，排成圓形攝影留念。
於是各位教授乘著汽車出了北大四院的鐵門，臨大補習班的同學也紛紛在取腳踏車，有些聚集在柳蔭下讀牆報。
1948年胡适在北京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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