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若干“谬误＂(散木)

Page 1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若干“謬誤＂


—


—


兼記胡適最後一次在杭州


散木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是“胡適學”中相當重


要的一本書，庶幾也是晚近學術史或學人談屑的一本極有價值的


書，此書在大陸的出版，先有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的一個版


本，作序者是耿雲志先生；近有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的一個版本，


“序”替換為毛子水１９８３年所作，“毛序”且視此書與德國愛克爾曼


記錄的《歌德談話錄》相似，可分別見出東西兩位文化鉅子“老年時


的智慧”，此洵為的論。


要說兩個版本的不同，是前者按原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１９８４


年版）原樣移人，是謂“為保持原書風格，未作技術處理”；後者則


“僅對少數不適的話語作了刪節”，即進行了一些“技術處理”，但


“整體基本保持原貌”。 其實，以筆者的愚見，似大可不必，不過這


可能也反映出兩書出版時不同的“出版生態”吧，雖說後者仍“整體


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對於一些年輕的讀者，可能會有一些“閱讀障


礙”。


此話且不提。 再說兩書都有編者和記錄者，亦即胡適晚年秘


書胡頌平的“後記”，胡頌平的話說得很誠懇，他最後說：“我很企望


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謬誤，以便改正。 ”當然，如果說有“謬誤”，那也


不一定是他的誤記，即可能也有胡適自己的“誤說”，筆者就發現少


許，以下試為“改正”一二。


如書中提及中國現代數學的開山之祖之一姜立夫先生，即：姜


３







Page 2



立夫原妻吳氏在他們成婚不久即病逝，後來姜立夫與中國現代科


學史上著名的“三胡”（胡敦复、胡剛複、胡明復）的妹妹胡芷華結為


連理，胡適於是又想起當年“中研院”的諸位院士，如竺可楨等，但


不知怎的，竟把竺可楨後來的夫人誤記為姜立夫的妹妹了（新星版


第２４５頁）。


竺可楨原來的夫人是張俠魂，他與國民黨元老邵元 ​​沖是一對


連襟，即邵妻就是國民黨女元老張默君。 張俠魂夫人在浙江大學


抗戰時的“文軍長征”——西遷中，因顛沛流離而患病，無藥可救，


犧牲於路途中，後來竺可楨續弦，夫人則是陳源（西瀅）的妹妹陳


汲。 張默君、陳汲，都不是姜立夫先生的妹妹。


胡適回憶的錯誤，可能是因為姜立夫也是浙江人（溫州人。中


國近代以來的一部數學史，離不開溫州人），而且姜立夫也曾考取


“庚款”留美，獲哈佛大學博士學銜，因此不免與竺可楨相混。


胡適在談話中提及竺可楨，有意思的是在滄桑鼎革之際。 即當年胡適飛離北大之後，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３日，胡適又離開南京，先後在武漢大學、浙江大學進行演講，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大陸的高


校演講了。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９日，胡適到了杭州，當時他住在西湖邊的新新旅館。 第一天，他參觀了錢塘江大橋、遊覽了六和塔和西湖之後，隨即來到浙江大學。 在與竺可楨校長夫婦、鄭曉滄、潘企莘等老友會面後，第二天，胡適又遊覽了西湖邊孤山的“林社”（即紀念求是書院創始人林啟的團體和景點），並且看了高嘯桐先生的遺像；下午，胡適遂在浙大進行演講，題目是“自由主義”。 胡適應竺可楨邀請，此次在浙江大學講演，當時正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選舉之後，全國各地有許多學校紛紛邀請院士去做學術演講，胡適就是在武漢大學演講之後先到上海、再赴杭州的，而胡適在浙江大學演講的題目，另有一說是《自由的來源》（此次演講的文稿，筆者遍尋無著，至為可惜）。 胡適講演完畢，他就經上海回到北平去了。 此事見之於阮毅成的《適廬隨筆》（刊台灣《小世界》第４０１期，１９７２年９








Page 3



月），阮毅成還在另一篇文章《任鴻雋與中國公學復校》（台灣《傳


記文學》第２６卷第３期，１９７５年３月）中回憶說胡適是１Ｏ月１８日


到杭州的，那麼，胡適這次來杭州，一共用時三天。


胡適回到北平，不禁在日記中感慨道：“此次出外三十六天，真


有滄桑之感。 局勢一壞至此！ ”３６天，是胡適於９月１６日離開北平


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２２週年紀念會暨第一屆院士會議，


會後在兩位老朋友即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


的盛情邀請下赴武漢、杭州講演並遊玩，至２２日返回北平，不料期


間滄桑鼎革，已是大局遷變，這段時間居然成了胡適在大陸的最後


一


段時間，而當時胡適與他的兩位老朋友週鯁生、竺可楨的思想，


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胡適在浙大的講演《自由的來源》，未見文字，不同於胡適秘書


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６冊）的記載，胡明在《胡


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中則記為《自由主義與中


國》。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胡適在各地有許多關於“自由”以及


“自由主義”的講演和文章，估計其內容會大致相仿。 如就在他來


杭州之前，他已發表有《自由主義是什麼》（《週論》第２卷第４期，


１９４８年８月）、《自由主義》（在北平廣播電台的講演，１９４８年９月４


日）、《自由與進步》（在南京的講演，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７日）、《自由主


義與中國》（在武漢大學的講演，１９４８年１Ｏ月５日），顯然，很可能


他在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的講演會是相同的。 此後，胡適去了台


灣，“下車伊始”，他又做了《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的講演（１９４９


年３月２７日）。 當然了，所以都以“自由”以及“自由主義”為題，是


針對當時的形勢，胡適感到去日無多，不得不說了。


胡適晚年還有一個回憶，他說：“勝利之後（即抗日戰爭勝利之


後。 筆者註），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竺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


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 你想，校長住在禮堂的樓上，他的一切都被


學生監視住，我就曉得他們是出不來了。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


年談話錄》）。 胡適當時還回憶起了一個細節：當年竺可楨住的樓


５







Page 4



下，有一株松樹。 筆者查索《竺可楨日記》，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６日，竺可


楨憶及戰前，記有：“昔在杭州大學路浙大校長官舍前有二羅漢松，


一


高大而一低小。 ”可知胡適所言不虛。


胡適、竺可楨，這兩位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文化、教育、科學的鉅子，他們的關係可謂是源遠流長——少年時的同窗、同舟留學美國的友人、在中國提倡和宣傳科學與民主的弄潮兒，再到主持風會、影響廣被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們有同聲相求的一面，也有不諧和的一面。 這是後話。


胡適晚年的談話，不小心說錯了“黨參”。胡適說：“古代所謂參，是指陝西的黨參。”（新星版第１２１頁）
不對。 '
胡適晚年因心髒病多次住院治療，當時醫生的藥方和友人贈送的“長生方”中也多有參這種補藥。 參，種類繁多，如苦參、拳參、丹參、參三七、高麗參、人參、黨參、西洋參、孩兒參、太子參、明黨


參、玄參、沙參等，現在社會上流行的多是“萬基”和“康富來”等等


的西洋參，廣告語云：“古有諸葛亮輕搖羽扇，帷幄之中決胜千裡，


今有康富來洋參含片，令您神采飛揚。 ”如何？吃還是不吃？當年


胡適卻不相信，他說：“有人說西洋參可以強心，沒有這麼一回事。


古代的所謂參，是指陝西的黨參。 你知道西洋參是什麼？ 那是在


紐約附近是用來餵豬的。 西洋人以為用這種東西來餵豬，豬會長


得特別肥，後來發現中國人把它當藥吃，才推銷到中國來。 ”原來如


此！ 當然，胡適的話不可當真，否則假如你節日里割肉般掏錢送丈


母娘的西洋參原來是餵豬的，這豈不是絕妙的“黑色幽默”？ 公道地說：洋參，確有“消除疲勞，恢復體力，強身健體”的功效，至於是不是“擁有康富來，健康財富滾滾來”之類，那是你常識的判別，你信，就信唄；不信，人家也有自由。 胡適不信有他的自由，也有他的


道理。 至於胡適說“古代所謂參是指陝西的黨參”，則是錯了。“黨”，地名之上黨，即今之山西長治，晚近歷史有所謂“上黨大捷”，此前常燕生先生的《山西少年歌》中，也有一句“澤潞論兵一代雄，飛狐上黨掩天空”，那是說唐代藩將的故事。黨參，就是指出自上黨的參，因此地山多灌木，氣候也宜參的生長，所以黨參有了名氣，原先向來是進貢的貢品。 上黨，夙有幾件寶物：黨參、草帽辮、堆花以及“三潞”之潞麻、潞綢、潞酒，黨參人藥，因其性平、昧甘，功
能則補中益氣。


胡適晚年談話，提及歷史學家夏曾佑，他說：“他的兒子夏元


螵，當過北大理學院長。 ”（新星版第５７頁）夏元螵，應是夏元瞟。


夏曾佑、夏元膘父子，一個搞歷史，一個搞物理。 其實杭州夏


氏家族原來就有從事科學研究的歷史，夏元螵的祖父夏鸞翔即清


季有名的疇人（數學家），夏元琛則是在少年時讀書“求是書院”


（即今之浙江大學的前身）時開始從事科學研究的。 後來他又讀書


上海南洋公學，乃至留學美國、德國、英國（師從物理學大師盧瑟


福），後應父輩的嚴復校長之請，赴北大任理科學長兼物理學教授。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之時，文科學長為陳獨秀，理科學長也是夏元


琛。 後來夏元膘又在柏林大學師從普朗克、愛因斯坦，且成為在中


國最早講授相對論和理論物理的一名科學家，１９２２年由他翻譯的


愛因斯坦《相對論淺釋》（商務印書館版）是中國第一本相對論的澤


著，影響遠及整個亞洲。


四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１６９頁）還提及馮友蘭。


胡適平素就對馮沒有好感，其原因是馮的治學致思與廟堂過於貼近，這在抗日戰爭時就是如此。 所以，胡適晚年閒聊時說起大陸的學人，他 ​​說：“據說翁文灝已經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又談到陳寅恪、姜立夫，忽然又提到：“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一百三十次的錯。 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 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 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


１９５０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裡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 他平時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 ”“此外，現在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苦。 ”


這是不嚴謹的話。 據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在《鐵簫人語》（春風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一書中所說：“１９４８年父親從美國回來，帶回一個電冰箱，當時是清華園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 知道校醫院需要，立即捐出。 ”兩者比對，顯然，應該是１９４８年３月時馮友蘭從美國夏威夷歸國，隨身帶回一個電冰箱，至於胡適所說馮於１９５０年從檀香山帶回三個電冰箱，一定是時間上的誤記，因為１９５０年中美關係已經中斷，馮友蘭已在國內，他已沒有可能去美國了；此外，當年馮友蘭從美國帶回的電冰箱，也並非是三個。
胡適所以對馮友蘭有上述的“閒話”，是從“倫理意圖”而帶出的，因此，他對馮友蘭從美國帶冰箱的主觀動機的推斷，就是“大膽設想”的產物了。這些議論，在胡適此書中還有一些，不過，因為是“談話錄”，姑妄聽之可也，我們也不必當真，權當是胡適先生在“侃大山”吧。


８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胡頌平編著，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１Ｏ月，２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