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史所的圖書館取他名 vs 史語所 傅斯年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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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廷以（1904年1月12日－1975年9月14日），字量宇，河南舞陽人。為歷史學家，中國近代史學的開拓者，口述史學的開拓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建立者。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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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生平
1904年1月12日出生於河南省舞陽縣姜元店。1926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文學士學位；在校曾受業於柳詒徵、徐養秋等教授。畢業後曾任教於清華大學、河南大學、政治大學，後返校執教於中央大學歷史系，兼任系主任。1949年到台灣，1955年籌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近史所成立，任所長。在冷戰的意識型態下，因與費正清等人的學術交往，捲入政治的漩渦。1969年，應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之邀，赴美講學，自此一去未歸。1971年，卸任所長職務，離開近代史研究所。此後長期滯美，處境艱困，卻仍孜孜於研究撰述，完成了《近代中國史綱》不朽巨著。
1975年病逝於紐約聖路加醫院。
[编辑] 史學思想與貢獻
郭廷以大學時期讀書方法師承柳詒徵、研究方法則啟迪自徐則陵。羅家倫之教誨，使其選定中國近代史做研究目標。日後和名家蔣廷黻之交流，影響了郭廷以對近代史之看法。其史學思想核心第一項為重視史料價值。以此核心為基礎，郭廷以在自己的著作，以及所指導之近史所工作，十分重視史料之徵集與整理。第二為探索中國近代化歷程。郭廷以於其著作展露「近代化」思維，此點影響臺灣學界，並間接導致1970年代近史所進行中國近代化大型研究。1955年，應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之邀，展開近代史研究所之籌備。196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郭廷以獲聘為首任所長。1955-1971年間，郭廷以盡心擘畫近史所方向，向外爭取資金支援，積極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對內充實圖書設備，編纂珍貴史料，培養研究人才。在郭廷以領導下，近史所形成「南港學派」，影響中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甚鉅。晚年涉入複雜人事鬥爭，出國避禍。滯外期間，完成遺作《近代中國史綱》。郭廷以中國近代史研究成就卓著，其學風傳予其子弟，形成學派，隨著其創立之重要學術機構，綿延不絕。堪稱中國近代史一代宗師。
[编辑] 重要門生
[编辑] 書目
[编辑] 外部鏈結
胡適兩退郭廷以的請辭信2009-11-26 15:33 南方都市報網友評論0 條，點擊查看1961年,蔣廷黻訪問近史所。右起:王聿均、張貴永、郭廷以、蔣廷黻、胡適、李濟、胡秋原、李毓澍。□範泓胡適與郭廷以(量宇)原來並不熟識,彼此之間有正式接觸,應當是在1957年8月朱家驊因病辭去“中研院”院長一職,不久胡適從美返台接任之後。郭廷以當時是“中研院”近史所所長。至1962年前後,因福特基金款項分配問題,郭廷以遭至台大歷史係幾位著名教授的攻訐和杯葛,出於多方面原因,郭廷以欲辭去近史所所長一職。他到台大醫院與病中的胡適談了許久,留下一封辭職書。雖然郭廷以“辭意堅決”,但胡適他對說:“你的辭職,我不算數的”。然而,事情又並非那麼簡單。派系之爭與郭廷以的首次請辭郭與“北大派”的矛盾由來以久,最早要追溯到1955年前後朱家驊聘郭廷以為近史所籌備處主任(嗣為首任所長),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以及史語所出身北大的一些人,對於新設近史所和郭首任所長表示輕蔑或不滿。在他們看來,“朱家驊請郭先生籌備近代史研究所根本是個錯誤,他們認為朱家驊不應找'南高'的人,應該找北大的人來負責。後來史語所很看不起近史所,史語所所長李濟與郭先生的關係非常差,李濟認為近代史研究所充其量不過是史語所裡面的一個組,沒有必要成立一個所,即使要成立研究所,也應該由史語所派人來主持”(參見《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中研院近史所2004年4月出版,頁262—263。以下未註明者均同一出處)。實際上,“這些對近史所與郭先生的質疑,完全是一些學閥基於本位主義,不樂見新機構成立所致”(林忠勝語)。之前有一種說法:中國學術派別向有南北之分,早期有所謂的“南高”、“北大”,即南方的南京高等師範,也就是後來的中央大學,北方則是北京大學。郭廷以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員,1930年任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授,1932年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1948年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因此,史學家張朋園這樣說:如此分法,郭廷以算是“南高”這一派,而李濟、黎東方、姚從吾、吳相湘等人都是“北大派”了。胡適與郭廷以素無淵源,對其為人與學養並不了解,那時他還在美國。 1957年7月20日,他在給趙元任回信時表示,自己對郭的情況一無所知:“……中研院新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籌備處主任郭廷以,最好能夠出來走走。但我不知道他的學歷,《大陸雜誌》上曾發表他的幾篇文字。中國史學者有個吳相湘,是北大的高材生,是孟心史(森)的得意學生,現在台大教歷史……郭廷以的學歷及英語程度,我也可以向李定一打聽。”朱家驊之選中郭廷以為近史所籌備處主任,除其專業造詣之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郭與朱交往已久,彼此了解。朱任教育部長時,郭當過教育部邊疆司司長,也算是老下屬；二是郭與周鴻經為莫逆之交,朱為院長時(一直為代理,作者註),周是“中研院”總幹事,經其推薦,再加上朱、郭二人先前的關係,郭首任所長,似亦可得到解釋。胡適回台接任院長後,“也在史語所內一些大老的影響下,對近史所及郭先生有些疑慮”(林忠勝語)。1959年3月下旬,蔣廷黻院士從美返台,從胡適的日記看,應當是回來參加中研院評議會的。然而,就在蔣院士抵台前兩天,即3月18日,台大歷史系教授吳相湘和師大史地系教授王德昭二人聯名致函胡適,洋洋灑灑,十行信箋寫了七頁半紙,表達了對近史所和郭廷以的強烈不滿。吳、王兩位教授在這個時候給胡適寫信,自有玄機。因為蔣廷黻返台對他們來說是一次絕好機會,於此既能提出對近史所和郭廷以的批評或指摘,同時亦能順勢表達內心並非“消極性”的真實想法,避免給人以一種“個人成見門戶觀念”的印象。此信首先指出近史所四年來唯一的印刷品《海防檔》,“不僅標點錯誤,尤其第一冊裡粘貼小紙條,更傳為奇談!是不是負責人對史料缺乏認識,才發生這種現象呢?”接著,提出要胡適聘請蔣廷黻來主持近史所所務,其“積極理由”之一為:“依研究院慣例,各所長均由院士擔任,近史所在目前尤系國際視聽,由研究院研究近代史之院士蔣先生出任主持,順理成章”,更有,“國內外治近代史者多出蔣門下,如蔣出任斯職,必先聲奪人,眾望所歸”,如此云雲,共五點。一套六百萬字的《海防檔》出現標點錯誤,顯然是編輯人員的疏忽和大意。兩位專家予以指出,無可厚非,但由此推測“負責人對史料認識不足”,甚至是“對於先生(指胡適,作者註)以及許多前輩三十多年要將漢學中心定在中國的努力,實在是一極大的侮辱。甚至使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在國際上也抬不起頭來了”,提升到如此高度,好像沒有這個必要,胡適大概也不會這樣認為。至於各所長均為院士擔任,事實上,在當時除史語(李濟)和植物(李先聞)兩所外,其餘五所的主持人均非院士。而謂治近代史者多出蔣門下,亦與事實多有不符,至少“吳、王兩教授,恐即非出於蔣門”(呂實強語)。吳相湘與王德昭是研究中國近代史頗負盛名的專家,在台灣史學界有相當影響,此信所造成的衝擊波可想而知。果然,“後來也一度謠傳,有人急著要胡院長把郭所長換掉。甚至後來聽說蔣廷黻想回近史所工作,量宇師心胸非常開闊,他也曾準備把所長職位交給他”(賴澤涵語)。這一年10月29日,郭提出請辭。胡適問明情況後,對秘書胡頌平說:“我還是要留他。我過去是不認識的,後來看他寫的《太平天國的立法制度》,我知道他是很用功的；尤其是他在這個場合中那樣忍耐的修養,只有他才可以撐得下去。”第三天,郭赴胡適處,林致平(1958年新院士,後為數學所所長。作者註)也去了。胡適留他們一同午飯,並說:“從前在北大時,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陳獨秀和我。我是一向超出黨派的,所以我對他們說:只有狐狸是成群的。你看獅子、老虎,它們都是單獨出來的；要打仗,也都是單獨打仗的。我一向避免了黨派,從無成見的。到此後,聽說有人把人家分為南高派、北大派、清華派,我覺得非常奇怪。”(以上參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灣聯經1984年5月初版,第八冊,頁3012—3013)
“福特基金”分配問題與郭廷以的第二次請辭郭廷以第一次請辭未得胡適先生同意。這次“福特基金分配問題”又引出郭的第二次請辭,看來是去意已決。之前,他給胡頌平電話,說“受不了精神上的痛苦,現已決定要擺脫了”。並託胡頌平代告先生,讓他“有個準備”。這時胡適已住進台大醫院,他對胡頌平說:“這事是他一手和福特基金會初步接洽的,現在諮詢會還沒有正式成立,這時候怎麼可以擺脫?……這時求去,給外人也不好看。當初量宇(郭廷以)和福特基金會初步接洽時,就有人寫信去破壞他,真怪,真怪!”福特基金是在1960年11月提出申請的,一年之後獲得通過,1962年1月正式實施,第一期是十五萬元三千美金,第二期是二十六萬八千美金,是兩個“五年計劃”。二戰之後,西方的重心轉移到了北美洲,美國政學兩界對1949年中國的政治巨變感到非常納悶:中國是一個文明古遠的國家,何以輕易地就被馬列主義征服了(張朋園語)?美國學者“決心深入研究,尋找答案”,但此時中國大陸已難進入,美國學者得到中國社會的親身體驗,“台灣是唯一的選擇”。推動美國學術界與近史所進行合作的兩個關鍵人物,一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韋慕庭教授,另一位就是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而之前,介紹郭廷以與韋慕庭相識、並成為朋友的人,則是郭的老友、在美國的何廉先生。 1958年,郭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曾經訪問過美國的一些大專院校。這次福特基金補助下來之後,姚從吾、李濟、劉崇鋐等人向胡適提議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其真實用意是這筆錢應當是整個台灣史學界的,不能讓近史所獨占,胡適幾乎被他們說服。郭本人也知道,“這麼多的錢會引來許多麻煩是一定的”,因此當初與福特基金會洽談時,便主動提出:五年計劃的動支,由院長監督,所有的報表由院長過目。 “但胡適院長也是怕麻煩的人,表示不願介入,近史所自己管理即可。但突然間胡適院長改變了主意,要求組織一個包括學術界更多學者的管理委員會”(參見《走過憂患的歲月》,中研院近史所1995年初版,頁101)。王萍當時是申請福特基金經辦人之一,認為這是“李濟給胡院長的壓力,因為胡適先生未就任院長之前,李濟代理院長,他權力最大,說話的聲音最響、最明分量”。張朋園也認為:郭先生挖空心思爭取到這筆錢費,沒見到人來幫忙,現在有錢了,大家都要來分這一杯羹。儘管如此,郭廷以還是就此事發表公開談話,並刊於《中央日報》,其內容為:此項贈款十五萬三千美金,分五年使用。用途有三:第一,用於幫助近史所購置國外圖書資料；第二,用於幫助近史所在人員海外進修,每年二人；第三,用於幫助近史所人員從事專題研究……這筆款項將不完全用於近史所,必要時也願意幫助其他研究近代史的學者,或在研究方面及海外訪學。研究的範圍,可分為:一,清末,即十九世紀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制度及思想；二,清末,即十九世紀的中國國際關係,包括中美、中日、中俄等。胡適聘請的諮詢委員會委員、台大歷史系教授姚從吾,看過報紙之後,即赴台大醫院見胡適,表示不滿,提出辭去諮詢委員會委員一職。而三天前,即1961年12月24日,姚與胡適商談諮詢委員會人選問題,還說過:近史所應該夠得上一個國際水準,夠得上國際水準,他們願意擔任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不夠水準,他們是不願意擔任的(參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頁3846)。姚提出辭職的理由是:這筆款項的分配與之前胡適對他們說的有所不同,即福特會願意以三分之一的款項用於幫助近史所以外研究近代史的學者,而郭的談話只是說在必要時幫助所外的人,“那末他不願意,就可不必辦了”(姚信原語)。實際上,胡適並沒有對姚從吾他們說過以上的話。有人去查閱這方面的記錄,未見任何文字。胡適只是在1961年5月回函福特基金會時,說過“海外進修人員,於近史所內遴選之,但遇有語言及其他特殊條件,亦得於所外遴選”這樣的話,哪來的三分之一款項用於幫助所外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呢?“然而姚先生卻竟因此而謂郭先生這也是一種愚蠢的表現,並表示別人也認為說他無領導的能力與知識是對的。這實在太過分”(呂實強語)。姚從吾說的“別人”是吳相湘。接著,吳相湘也在報刊發文質疑郭廷以,標題是《為甚麼要迴避民國史的研究》,直指郭所說福特基金所用於的“研究範圍”,為什麼只將清末即十九世紀列為重心?其實,這個問題胡適心裡最清楚不過了。1962年1月5日下午,蔣夢麟去醫院看望胡適,他聽說外面有人批評近史所只研究到清末的閒話。胡適對他說:“所謂近代史從什麼時期開始,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從明末耶穌會到了中國開始,到現在三百多年；一種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到現在一百五十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為什麼不研究民國史,就是材料不易看見,譬如國史館裡收有蔡孑民先生的信札幾百封,孫德中想向羅志希(即羅家倫,作者註)借出來鈔下編入蔡先生的全集裡,羅志希就不答允,又如蔣先生保留的材料最完備,他在民國歷史中最重要,但誰能看到這一部分的材料?這個時候寫民國史,誰肯作客觀的判斷?”經胡適這麼一說,“蔣夢麟明白了”(參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頁3852—3853)。為了一筆資金分配問題,竟引起三兩位台灣史學界具有泰斗地位之人物的攻訐和杯葛,“郭先生似乎已陷入四面楚歌,除毅然請辭之外,還有什麼良途呢”?說起來,姚從吾與郭廷以還是河南老鄉,他們相識很早。台大教授們對郭廷以不滿,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認為在所內郭對中大、師大出身的研究人員比較偏心,因而“台大對他滿失望的”(賈廷詩語)。實際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誤會。當時為挽留郭廷以敦請胡適先生不要批准請辭的人當中,有好幾位就是台大出身的研究人員。台大一些教授(毛子水、姚從吾、沈剛伯)去看望胡適,談及郭廷以請辭一事,某位教授勸胡適“索性這次就批准吧”,但胡適內心並不願意。 “因為胡先生知道他(指郭)遞辭呈一定與福特基金的事有關,而獲得福特基金的補助,是證明他創辦近史所有了成績,所以得到國際的支持,假使因為辦得好而不安於位,太沒有公理與正義了”,而所里大部分研究人員都不願看到郭先生辭職。福特基金會重要成員之一韋慕庭教授正在近史所訪問,得知此事後,給胡適寫信,說“能夠勝任近史所所長一職,除了郭廷以,沒有第二人選”。胡適畢竟是胡適,“他畢生都守著自己的信條、忠實於自己的理想,實事求是,不偏不倚”。 1958年4月,胡適從美返台正式接任中研院院長,在聚餐歡迎會上,有人問胡適:今後領導中研院有什麼新的方向?胡適說:我生平最崇敬的人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的思想與做法是秉持無為主義,從不干預行政。我自己一向效法蔡先生,不論任駐美大使也好,任北大校長也好,從來不干預行政。你們問我有什麼方向,我可以告訴各位,我沒有什麼方向,我是以各所的方向為方向,我做院長,只是用這個職位協助大家解決問題,以及協調各所之間的異見……儘管這件事的發動與參與者,以及提出批評和建議者,都是他的學生,“但最後他仍然斷然地作出自己的裁決”,請胡頌平把辭職信退給了郭廷以。於此福特基金風波,即告平息。這時是1962年的1月,一個多月後胡適就去世了,接任者是王世杰。◎範泓,學者,著有《隔代的聲音》、《風雨前行》等。
胡适两退郭廷以的请辞信
2009-11-26 15:33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1961年,蒋廷黻访问近史所。右起:王聿均、张贵永、郭廷以、蒋廷黻、胡适、李济、胡秋原、李毓澍。
□范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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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頌平請教張貴永胡適1938年9月到蘇黎世參加國際歷史學會演說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等細節....(p.1645等)
張貴永
張貴永(1908-1965)
歷史學家，世界史研究專家。字致遠，1908年出生，浙江省寧波市鄞縣人。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1930年去德國留學，入柏林大學深造，1933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後再赴英國研究西洋歷史。
1934年張貴永自英國倫敦回國後，應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之聘，任歷史系教授直到1949 年長達15年之久。他在中大主要講授西洋史、西洋史學史、西洋外交史等課程，其間在1943-1947年兼任歷史系主任及史學研究所所長。其時中大歷史系
是文學院四個系中學生人數僅次於外國文學系的一個大系，有繆鳳林、郭廷以、羅爾綱、賀昌群、韓儒林等名師，張貴永之後由賀昌群繼任系主任。
1947年張貴永一度曾赴英國講學，受聘為倫敦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及皇家關係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50年代後期張貴永去美國哈佛大學、華盛頓大學等校講學。1965年又被聘為西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在國際史壇有相當影響。
張貴永的主要著作有《西洋通史》、《史學講話》、《文化的起源》、《曼納克及其思想史的研究》、《德國曼爾斯丹的外交政策》、《西洋外交史研究》、《張致遠文集》等多種。
一部未完成的书——张贵永《历史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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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3日 – 张贵永(1908-1965) 历史学家，世界史研究专家。字致远，1908年出生，浙江省宁波市鄞县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0年去德国留学，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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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聿均1919-2007，本名王聿均。
重 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系研究。曾在四川、浙江、江蘇、青島等地中學任教。來臺後曾主編公論報「日月潭」副刊、「自由青年」與 「中興評論」，並先後任教於師範大學、中興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歷史系。44年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歷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兼研究所所長，68年 8月任滿後仍專任研究員。以研究外交史、抗戰史與現代史為主，研究之餘，以散文及新詩創作為心靈之調劑，著作有「蒼茫之佇立」、「霧淞集」等十餘部。曾獲 第三屆中興文藝獎章散文獎。因病逝於臺北，享年89歲。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系統)
重 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遠東系研究。曾在四川、浙江、江蘇、青島等地中學任教。來臺後曾主編公論報「日月潭」副刊、「自由青年」與 「中興評論」，並先後任教於師範大學、中興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歷史系。44年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歷任副研究員、研究員兼研究所所長，68年 8月任滿後仍專任研究員。以研究外交史、抗戰史與現代史為主，研究之餘，以散文及新詩創作為心靈之調劑，著作有「蒼茫之佇立」、「霧淞集」等十餘部。曾獲 第三屆中興文藝獎章散文獎。因病逝於臺北，享年89歲。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當代文學史料系統)
王聿均，山東人，民國八年生。曾任報社編輯及雜誌主編，並任大學教職多年，治歷史哲學及思想史。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涑川集》、《心智錄》、《人生寄語》、《謇謇錄》、《燕 詩稿》、《泰戈爾及其他》等。曾獲第三屆中興文藝獎章散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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