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與胡適" /古史辨自序/漢代學術史略

書名	漢代學術史略
作者	顧頡剛
版本	重印
出版者	啟業書局, 1972/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本書為蘇錦坤先生所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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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對於這班方士久已不. ... 在咸陽這就是「阮儒」的故事當時儒生和方士本伺等待遇
這件事又是.....|/- ,.;,方士闖下的禍連累了儒.生後人往往把這件事血二焚書」作牛傀若
實在,木目這櫥國富秦始皇巡狩到海上時懲漁他求仙酌方士便不計其數他也很第三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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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守朔方弊過橋山焦見黃帝的家不禁疑惑起來旁邊的方士趕快解釋道劣.系、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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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方士又殺了許多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夕. . , ,女兒嫁人口方士熱而不死之藥究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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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寸用楷親崔也應窩復古」他還說「秦國所立的上帝祠本不合豐應當利其 W - ,、 mn |
市他不合禮的祠廟一齊罷廢」成帝都接收了那時國家奉祀的祠廟本有六),O 百八十三
所審資的結果只有二百零八所是合禮的其它都廢了候神方士夕。等七十餘人也都免職 ...

 2011.3.10

古史辨自序
顧頡剛
感謝胡適與錢玄同

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若把他们当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

此名著可在網路上讀到:"([ 說明 ] 此《自序》寫於 1926 年。《古史辨》第一冊於同年 11 月由北平樸社出版。此序後收入 1935 年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編選之《散文一集》 ( 《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六集 ) 。 1988 年 5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顧頡剛選集》、 1988 年 11 月中華書局出版之《顧領剛古文論文集》第一冊都曾收入。又台灣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1989 年 11 月出版，改題《定在歷史的路上》。 1931 年，荷蘭萊頓的布利爾出版公司出版美國學者恆菇義 (AWHummel) 的英文譯本，題為《一位中國歷史學家的自傳— — 中國古代史論文集 ( 古文辨 ) 序》。 1940 年 6 月，曰本創元社出版平岡武夫的日文譯本；經譯音改譯後， 1953 年 9 月由岩波書店出版，題為《ぁる歷史家の生ぃ立ち— — 古史辨自序》， 1987 年 6 月再版。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强先生 ( 汉章 ) 。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強先生 ( 漢章 ) 。 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刚个的。 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剛個的。 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 洪 范” 。 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 洪 範” 。 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我雖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愛敬他的淵博，不忍有所非議。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 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 “ 他 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 许 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 “ 他 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裡來講中國的東西？” 許 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 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 中 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 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 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闢頭一章是“ 中 國哲學結胎的時代” ， 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 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 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 他 虽没有伯强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那 时傅孟真先生 ( 斯年 ) 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 胡 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 ?”他 去旁听了，也是满意。 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 他 雖沒有伯強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 那 時傅孟真先生 ( 斯年 ) 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從他的言論中常常增加我批評的勇氣，我對他說：“ 胡 先生講得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你雖不是哲學系，何妨去聽一聽呢 ?”他 去旁聽了，也是滿意。 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 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觀念在讀了《改制考》之後又經過這樣地一溫。 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没有想到。 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這個問題在當時絕沒有想到。

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 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

這是一篇談"顧頡剛與胡適" 的好作品
出自 余英時著《未盡的才情》，台北: 聯經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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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

顧頡剛：未盡的才情

——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余英時

	2007年02月01日09:58

1977年5月1日顧頡剛在北京干面胡同寓所 　　顧頡剛　(1893—1980.12.25) 　　歷史學家。 　 　江蘇吳縣人。1920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北京大學助教，中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 學、誠明文學院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院士，《文史》雜志社總編輯，大中國圖書局編輯所長兼總經理。建國后， 任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是我國“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也是我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建國后，從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應毛 主席、周總理之請，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別》和《二十四史》，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兩漢州制考》、《鄭樵傳》等， 與人合著《三皇考》、《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歷史地圖》等。 　　1980年12月25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引言 　 　《顧頡剛日記》始於1913年，終於1980年，全書約六百萬字，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從1921年到1967年止，《日記》基本上是連續 的，尤足珍貴。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隻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我曾撰《從<日記>看胡適的一 生》，作為《胡適日記全集》的序言，藉日記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現在為《顧頡剛日記》寫序，我的重點稍有不同。反復思考之后，我決定通過 日記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 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從1930 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 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后面，他還擁有激蕩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后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 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得起他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聞一多稱她為 “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 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后 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 才能呈現出來。 　　這篇序言共分五節：第一節論他的事業心及其與傅斯年的關系，這是他的主要志業與中心關懷。第二節論他與胡適的關系，這 是他的學術生命的始點。“古史辨”運動導源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新典范，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適典范的學問境界，以王國維之精新兼備為最 后歸宿。其中種種錯綜復雜的互動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節論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系，旨在說明他為了種種事業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尋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節 中，他在抗戰勝利前后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也通過日記而予以澄清。第四節凸顯他1949至1980年的獨特生活境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的知識人本都是 “同命鳥”，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每一個人的具體遭遇還是個別的。大同的部分本節概不涉及，隻有他個人“小異”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后一節專論他和譚慕愚 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年，下迄1979年。由於兩人交往散布在數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現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 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人隱私，而是因為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 　　以上五節大致概括了顧頡剛一生活動的主要范疇。但這篇序言並非傳記，不過把《日記》中最主要的傳記材料提煉組織起來，供未來傳記作者的參考而已。 　　（因篇幅限制，這裡隻能刊發余英時先生這篇“序言”的引言和第一部分，並略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按） 　　事業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讀《顧頡剛日記》，我第一次認識到顧先生平生志業的另一面。讓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話：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 　 　如果不是讀到這一段話，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把他看作一個“純粹學者”。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為什麼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思考的 結果，我認為以下三層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人過渡。盡管這一過渡並不徹底，但至少在顯意 識的層面，他希望把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廣到全社會，發揮一種啟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學餐后演講，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 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並未能深入民間。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提供了極重要的發展契機。最明顯的例子 是通俗讀物編刊社（1933）和《禹貢》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后創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征求民眾讀物的 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后來才由顧先生接手經營。《禹貢》的“發刊詞”說： 　　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 激發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 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 辱？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衡。這一問題相當復雜，留待本節下半段作較深入的分析，這裡暫且不說。 　 　但是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不能限於少數人的專門絕業，隻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后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另一方 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其源頭活水。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的第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 開發”。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他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展政治或社會勢力。不過由於文化事業的緣故，他培養了不少 學術界的后起之秀，因此在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他的追隨者也愈來愈多。 　　他的事業心在抗日戰爭期間表現得更為熾熱。從1939年在成 都創辦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1年到重慶主持邊疆語文編譯會和主編《文史雜志》，到1943年與商人合辦大中國圖書公司，雖都是與人合作，但無一不與 他自己的學術文化事業息息相關。1943年4月30日的日記說： 　　予入世二十余年，雖因名招敵，事業著著失敗，而聲譽日起，朋侶日多， 已立於領導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為國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學界爭名太甚，予雖不與人爭，而人則必不肯放過我，政界中又爭權太亟，混飯則 可，盡心竭力以從事於一業則為人所不許。邇來擺脫中央大學及組織部職務，復我自由之身，而各書肆多見拉攏。抗戰以來，得書不易，偶有新著便得傾銷，予有此 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機會，在出版事業上貢獻心力，作有計劃、有系統之進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國史學得上軌道。 在詳列種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計劃之后，他很感慨地說：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計劃必可實現，予亦可以無愧此生矣。茲唯一希望者，即資本家能與予合作也。 　　在這一段話中，他的事業抱負呈露得十分清楚。為了事業，他輾轉奮斗於學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業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變得特別強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由他的朋友賀昌群向他指點了出來：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與昌群談話。渠謂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蓋前此為運動時期，予盡瘁於此，業已取得公眾之承認。現在運動時期已過，予可以卸 此責任，此后則為他人專精之研究矣。一個人在學問上隻能做一樁事，予在學術界有此一事可謂盡職。至於此后歲月，渠以為宜致力於事業，蓋予有氣魄，能作領導 也。惟予之弊在於開端時規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實。此后當結集一干部，逐漸擴張，而予僅任指導工作，一切活動由他人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為予所贊 同，爰記於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認可了賀的分析，上引之語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評價。兩個月后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語： 　　卅二、十、十二，與(陶)希聖談，彼謂每人均有一開花之時期，此時精神充沛，發表力特強，一過此期則思想及發表力均漸即於干涸。此話不錯，我在民國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時間，即我之開花期，今則華已謝，惟望能結果而已。（見1943年8月31日條末） 　 　可見他在1943年即認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盡了開創性的功能，以后主要是領導繼起者作精深的專題研究了。這個領導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據的。這一年的3月教 育部召開中國史學會，理事選舉，他“得票最多，頻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確已成為史學界的領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條）。 　　顧先 生在史學界之所以有此眾望所歸的成就，是和他不遺余力地提攜后進分不開的。從1927年4月任教廣州中山大學開始，他的身邊便常常圍繞著一群青年人 ﹔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執教，由於社會事業愈來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極一時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顧這八年的情況，說： 　 　余以愛才，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敗事亦在此。蓋大多數之青年為衣食計，就余謀出路，使余不得不與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為我有意造自己勢力，於 是“顧老板”、“顧大師”之綽號紛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圖謀，無如未得社會之信仰，力不足以號召，謀推戴余，為彼等之傀儡，成則彼得其利，敗則 我受其禍，於是“顧頡剛左傾”，“顧頡剛為共黨包圍”之傳說宣揚於道路間矣。（見《日記》1937年7月31日條末﹔參閱1948年11月30日條末） 　 　他“愛才”是絕對真實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難得的是他對追隨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但是他雖然無意“造勢力”，卻因事業之故，不能不培養一批得 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記關於“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賀昌群所說“結集干部”雲雲，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學生 牟潤孫便已在背后罵他“野心太大，想做學閥，是一政客”。他聽到這種評語后，感慨地說： 　　噫！看我太淺者謂我是書呆，看我過深者謂我是政客。 　　某蓋處於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日記》1934年4月26日條） 　　他引庄子語自解，其實即是承認他的“事業心”不在作“純粹學者”之下。1943年重慶中央大學的胡煥庸也說他是“學閥”，他的反應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虛，使我真能成學術界之重鎮也。（《日記》1943年4月26日條） 　　通常“學閥”兩字含有在學術界爭“霸權”且排斥異己的意思。顧先生並沒有這種傾向。他心中的“學閥”，換一種語言來表達，是在學術界能號召“群眾”並擁有“群眾”的領袖。關於這一問題，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檢討，解釋得比較透澈： 　 　我自以為愛惜人才……。幾十年來，我所往來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滿腦子的反動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動，加上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動了。我在這一群裡， 就成一個頭子，我常常覺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們來幫助我成就事業，或讀書治學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處有徒黨，雖沒有組織，但可以號召。（《日記》 1969年12月31日條末。） 　　撇開“反動”之類的字眼不說，他希望號召友生，在史學領域中獨樹一幟的心理，在這裡已和盤托出了。他對“學閥”的稱號並不十分反感。但嚴格地說，他所追求的不是權力（power）顯赫的“學閥”，而是具有廣泛影響力（influence）的“學術界之重鎮”。 　　大體言之，從抗戰開始，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的事業心漸漸超過了古史研究的專業心。1941年8月初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進修的嚴耕望便注意到：“顧先生……喜歡興辦學術事業，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這是最可信的旁証，清楚地點出了這一重大轉變的時刻。 　　傅斯年的影響籠罩一生 　 　顧先生獨樹一幟的強烈願望與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關。從《日記》上看，我們可以說：傅的影響籠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揮之不去。他和傅從北京大學 預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來又同時成為胡適門下的兩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共事之后，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僅破裂了，而且從此轉變 至敵對的地位﹔顧先生的獨樹一幟主要便是與傅互爭雄長。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記》中說：“孟真真是我的政敵”。其實“政敵”一詞不妥，應該說是 “學敵”，因為他們的沖突根本是在學術界，與政治不相干。 　　《日記》1928年4月29日條記： 　　與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處，論研究所事，與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極矛盾者，極怕辦事，而又極肯辦事。孟真不願我不辦事，又不願我太管事，故意見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罵。賴金甫（按：楊振聲）、元胎解勸而止。 　　這是顧、傅公開破裂的一天，上距顧先生來廣州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之中，兩人的分歧大概愈來愈深，至此終於爆發了出來。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在1973年7月所寫的“記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長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敘兩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關於破裂的解說：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廈大，而彼歸國后往至廣州，入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以其縱橫捭闔之才，韓潮蘇海之口，有所憑借，遽成一校領袖，雖魯迅不 能勝也。予既與同事，甚願其重辦《新潮》，為青年引導，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長，以傅與我及楊振聲三人，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我三 人即在粵商量籌辦事宜。楊好文學，對此不加可否，而我與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藍圖在。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后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 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所可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迭無數數據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須注意普 及。普及者，非將學術淺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礎也。此意本極顯明，而孟真乃以家長作風凌我，復疑我欲培養一班青年以奪其所長之權。予性本倔強，不能受其壓 服，於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於破滅。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為通信研究員，從此不預史語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發展，玩弄所識之貴官達人，操 縱各文化機關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稱之，謂其善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蔣政權退出大陸，渠亦以戰犯名逃台灣，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范於彼 也。 此文將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的分歧歸結為“提高”與“普及”之異，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攬青 年研究人才一向採取所謂“拔尖主義”，而顧先生則太丘道廣，幾乎來者不拒，可為明証。但他們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后，還是由於兩人都有領導學術的構想 和抱負，而且持之甚堅。關於這一點，顧先生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適的長信中，說得很清楚：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們倆實在不 能在同一機關作事，為的是我們倆的性質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強，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而又不肯放棄﹔（2）急躁到極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質亦是相拂 戾的，是我辦事太歡喜有軌道，什麼事都歡喜畫了表格來辦﹔而孟真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無軌道。又我的責功之心甚強，要使辦事的人都有一藝之長，都能夠 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業。孟真則但責人服從，愛才之心沒有使令之心強，所以在用人方面，兩人的意見便時相抵觸。 　　今年春間， 燕京大學來書見聘，謂在美國已捐得大批基金，開辦中國學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覺得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時間供我從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 得地過生活，所以便答應了。告給孟真，孟真大反對，罵我忘恩負義。我說，“隻要你供給我同樣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時中央研究院寫聘書來，我就 受了，把燕京辭了。但是孟真對於我的裂痕已無法彌縫，差不多看我似叛黨似的。我決不願把身子賣給任何人。我決不能為了同黨的緣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犧牲了。 　 　這是一封向師門訴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凶終隙末的細節都交代出來了。引文前一段顯示他們兩人都具有極堅強的性格，互不相讓，即所謂“一山難容二 虎”﹔下半段則透露傅確有意將顧收入自己的系統之內，即廣州中山大學和即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而且不許他叛離。此信在后面還引了一句話： 　　孟真曾說：“你若脫離中大，我便到處毀壞你，使得你無處去。” 　　這當然是老朋友爭吵中的一句情緒語言，未可認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語窺見其一斑。 　　傅斯年是學術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長作風”欺凌顧先生大概是事實。1929年5月8日的《日記》說： 　　孟真盛氣相凌，我無所求於彼，將謂可用架子壓倒我耶！其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見其敗矣。書此待驗。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條跋語雲： 　　此預言並未驗，孟真縱橫捭闔，在舊社會中固可立於不敗之地者。到全國解放，他方逃出大陸，死在台灣，此則真敗耳。 　 　可知傅確是要征服他以為己用，卻未曾想到嚴重地損傷了老朋友的尊嚴，不但不肯“就范”，而且激起了獨樹一幟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后，由於傅的憑借深 厚，顧先生在事業上畢竟落在下風。1940年代他之投入國民黨的文化活動，也是為了與傅爭鋒，最后也事與願違。這使他一直耿耿於懷，以致到老不忘。 1973年的兩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戰犯”、“逃台灣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后，胡 適給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說： 　　頡剛也定有紀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雖不了解當時大陸文字刊布的情況，但對於顧先生的認識畢竟還是相當真切的。《日記》1951年1月1日條果然寫了下面一段話： 　　聞傅孟真於半月前在台灣逝世。此人一代梟雄，極能縱橫馳驟，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壓高，到美國療之，稍愈。然醫言不能過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壽五十有五。 　　其詞雖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個字畢竟流露出老同學、老朋友的真實感情。 　　最后，我要指出，顧、傅兩先生在學術事業方面雖然競爭得很激烈，但在學術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讓我們先看看傅對顧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顧和老朋友辛樹幟在北京中山公園有一段很長的談話，主要是討論顧和傅的關系。顧記道： 　　談到以前之事，予雲：“我不能受氣，故傅斯年欲壓迫我，我即離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樹幟雲：“當我在德留學時，與傅常見面，彼極口稱道你。故我雖未認識你，即已心儀。其后你和孟真鬧翻，我常勸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頡剛使我太下不去。’” 　 　談話中涉及羅常培常在傅處說顧的壞話，終使兩人凶終隙末，因與此處論點無關，略去不引。從辛的話中，我們顯然可以看出，辛對兩人“鬧翻”是很引為遺憾 的，但傅在回國前對顧“極口稱道”，則確是事實。辛的話完全証實了傅《與顧頡剛論古史書》那篇長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書》中有下面一段話，值得引 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羅家倫）、（姚）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 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幸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 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贊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 　　傅文從1924年1月寫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可見這三年之內他對顧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兩人中年分裂之后，傅的態度依然未變。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龍泉鎮用朱筆批讀《史記》，其中一條說： 　　顧頡剛雲：黃帝所至，即子長所至（見《贊》）。蓋子長仍以自己所聞之傳說為斷也。 　　可知他繼續在肯定古史“層累地造成”說。1943年《日記》有一條記傅對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來，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鋒頭。……然在重慶空氣中，則以疑古為戒，我竟不能在此發表意見。孟真且疑我變節，謂我曰：“君在 學業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嘗屈服，隻是一時不說話耳。嘗謂今日時代系五四時代之反動，他日必將有對今日之反動，彼時又可大張旗鼓矣。此后雖不發 表，仍當繼續工作，至能發表時而揭開，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釋老友之疑也。（見《日記》1943年10月30日條） 　　所引傅語最可見 他對《古史辨》的重視，唯恐顧在政治壓力下自棄所守。這是“老友”發自內心的愛護之言，因此顧也似受到感動，而有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幸而有此自白， 后人才知道顧先生並沒有放棄早年“古史辨”的立場。當時在抗戰期間，民族主義的激情高漲，而國民黨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場，要把孫中山繼承堯、舜以下的 “道統”，顧先生便隻好隱忍不言了。嚴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論旨其實即是以最嚴格的方法審查史料構成的時代，這是史學的始點並且獨立於任何史觀之外。 蘭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說： 　　在我們把一種作品加以歷史的使用之前，我們有時必須研究這個作品本身，相對於文本中的真實而言，到底有幾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蘭克的史學，自然對顧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簡單：“作品”經過研究而發現是“不可靠”的，它當然便不能加以“歷史的使用”， 而“文本中的真實”也就根本被摧毀了。這正是“古史辨”從“辨偽”到“疑古”的基本運作程序。但抗戰時期的重慶確有顧先生所說“五四時代之反動”的傾向， 上面已提到了。在當時氣氛之下，“疑古”是會犯眾怒的。今天大陸上一部分有勢力的史學界似乎又在倡導“信古”，反對“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問津 者。以今度昔，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顧、傅兩位“五四”健將會發生那樣強烈的反響了。無論如何，傅對顧的推重並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於顧對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評價，則由於我所見到的資料有限，暫時不能輕下斷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論文如《大東小東說》（1930），其中曾引“吾友顧頡 剛先生”之說，可能在起草時便和顧商討過。稍后的名篇《夷夏東西說》（1933），在考古界影響很大。顧似乎認為這種過於簡化的二分法未必可從，但他顯然 認真地讀過此文。最后我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記： 　　看《性命古訓辨証》。 　　接著5月4日、8日都在續看此書，至11日“看《古訓辨証》畢。”這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專著，1940年出版后很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陳垣在這一年8月14日給長子樂素信中說： 　　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訓辨証》一部二冊，內多新材料，新解釋，不可不一讀。 　　隔了兩天又補一信（8月16日）曰： 　　余閱《性命古訓辨証》，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覺得如何耳。 　　顧先生當時或許也曾收到過贈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書的記載。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間，他居然敢再次細讀“戰犯”的舊作，至少証明了他“不以人廢言”的嚴肅態度。 　 　顧、傅分裂是顧先生學術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后他在學術普及的事業上投入大量的心力與此事有很大的關系﹔他顯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之外，別樹一幟。他們兩人的友誼破裂雖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發展的結果使中國現代史學呈現出一種多採多姿的面貌，則是必須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紀上半葉 中，學術界存在著多元互競的空間，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客觀事實。 　　傅、顧之間的分合與胡適有很深的關系，下文續有討論。 　　（余英時著《未盡的才情》，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