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概論》序我的朋友張慰慈博士做的這部《政治概論》，雖是預定作高級中學教科書用的，其實是一般國民應該閱讀的一部政治常識教科書。慰慈著手編這部書時，便認定“常識”一個標準，所以他這書里處處注重政治生活的訓練和政治制度的意義。他的選擇去取，都是很有分寸的：取的是必需的政治概念和製度歷史；有許多今日方在試驗時期中的新奇學說，往往不能不割愛。例如慰慈在美國時曾專治美國最新起的城市製度，後來即用作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然而他在這部書裡，幾乎一字不提及他研究最深的這種制度。這一點就可以見他的慎重的態度了。慰慈這部書的好處，讀者自能認識。他的態度的平允，他的歷史的敘述法，他的文章的平易懇切，都不消一一指出。我承他的好意，得先讀此書原稿的全部；我對於此書的全體，都表示滿意的讚同。內中只有一點，是我和他不能完全一致的。這一點在政治學上卻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在今日的中國更有討論的必要，所以我把這一點提出來作一種補充的討論。我要提出的就是“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沒有製造良好公民的效力？”慰慈在本書第七章裡說：有人說，好人民須由民治或共和政體中造就出來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訓練，才能變成好公民。反轉來說，人民如果沒有執行政治的權利，永不能得到那種相當的政治訓練，永沒有做好公民的機會。這樣一種觀念，在理論上也許是很對的，但在事實上卻是沒有根據的。民治或共和製度決沒有單獨製造良好公民的能力，就是在那幾個人民自治權力最大的國家中，政治上的弊病也不能完全免去，執政者方面也不免時有舞弊的事實，也不免時有壓制被治者的行動。我們也承認，良好的製度不能單獨製造好公民；我們也承認，民治制度最發達的國家中，政治的弊端也不能完全免去。但慰慈這段話並不曾答复他前面引的那種主張。向來就是最迷信制度的人，也不至於希望單靠制度就可把政治弊病完全免去。在我個人看來，這個問題還應該分做兩步討論：第一，制度的改良是否可以革除政治上的許多弊病？第二，民治的製度是否有訓練良好公民的效力？第一，歷史上的無數事實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制度的改良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驟。我們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卻能使人不敢輕易作惡（中國古代法家的基本主張在此）。選舉票的改革，從公開的變為秘密的，從記名變為無記名，便可以除去許多關於選舉的罪惡。今日中國的選舉壞到極處了；將來我們若想改良選政，一定還得從制度上去尋下手的方法。我且舉一個具體的例。美國關於選舉的防弊法令中，有一條規定各候選人於選舉完畢之後，須正式報告本屆選舉所收到之選舉費及其用途。這一條法令，粗看去很像沒有什麼用處，因為我們總以為各候選人可以捏造報告，以多報少。然而我在一九一二年卻親自看見紐約的省長塞爾曹（Sulzer）因為漏報了一筆選舉費，被人彈劾，竟至去位受刑罰。固然“徒法不能以自行”，然而好的，完密的法制實在是好人澄清惡政治的重要武器。固然奸人弄法，也可以在法律的範圍之內運用玄虛；然而好制度加上好人的監督與執行，終究可以使奸人無所施其伎倆。例如今日之複選制度使少數奸人得以初選當選人的名義，公然做選舉的買賣。倘使復選制改為直接選舉，這種買賣就不容易做了。又如今日選舉之大弊在於選民冊之偽造與虛報。若想革除此弊，當追求選民冊所以不能不虛報的病根。現今議員名額的支配，不依縣分，不依府分，各選舉區彼此互相牽掣，互相鼓勵為奸詐。例如我們徽州六縣，若績溪縣知事按照本縣選民實數報告上去，而其餘五縣均報虛數，那麼，績溪一縣就永遠不會有省議員了！故選民冊的防弊，應當先從議員名額上改革起：使省議員依縣區支配，國會議員依道區或舊府區支配。如此，則守法的區域不至為舞弊的區域所牽掣，而澄清選舉的運動可用守法的區域作標準了。選舉的改革固然仍須要有守法的公民作繼續不斷的監督，然而沒有這種制度上的改革，就要監督也無從監督起，因為一縣選民冊的信實，如何敵得住同區各縣的浮報呢？第二，從民治國家的經驗上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民治的製度是訓練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民治制度的推行，曾經過兩條路子：一條是一個民族自己逐漸演進，如英國之例；一條是採用別國已成之製，如近代許多新起的民治國家。無論在那一條路上，都曾有過很腐敗的時代；英國在一八三二年和一八六七年兩次選舉大改革以前，也曾演出很不像樣的政治罪惡。民治制度的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製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至於那些採用現成民治制度的國家，他們若等到“人民程度夠得上”的時候方才採用民治制度，那麼，他們就永遠沒有民治的希望了。民治制度所以有被他國採用的可能，全靠制度有教育的功用。其實這個道理很不稀奇。慣用菜油燈盞的中國人，居然會用電燈了；向來不會組織大規模的商業的中國人，居然會組織大銀行和大公司了。政治的生活雖然沒有電燈電話那樣簡單，其實也只是有組織的生活的一種。這種組織的生活是學得會的。可是講到了“學”字，就得有“學”的機會。講教育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教育是實地的學習。民治的製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因為它是全國一致的，是有公民資格的人都可參加的。要使這個大學校辦的有效，只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上課，就是不准學生逃學。我們往往說，中華民國十二年的經驗究竟有了什麼成績可說？這話錯了。這個中華民國政治大學雖掛了十二年的招牌，但上課的日子很少，逃學的學生太多。上課的日子少，故談不到成績；逃學的學生多，故還算不得正式開學。信心太薄弱的人們呵，你們且等這個學校正式開學上課之後再來批評成績，還不遲罷。西洋各國採用民治制度，也有失敗的，也有成功的。失敗的大原因不是由於上課太少，就是由於逃學太多。凡經過長期民治制度的訓練的國家，公民的知識和道德總比別國要高的多。我在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六兩年，曾去參觀美國的選舉。我到了投票場，討得了選舉票的“樣張”，見了上面的許多姓名和種種黨徽，我幾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樣票去問在場的選民，請他們教我。我故意揀了幾個不像上等人的選民，——嘴裡嚼淡巴菰的，或說話還帶外國腔調的，——不料他們竟都能很詳細地給我解釋。那些嚼淡巴菰帶外國腔的美國選民，他們何嘗讀過什麼《政治學概論》或什麼《公民須知》？他們只不過生在共和製度之下，長在民主的空氣裡，受了製度的訓練，自然得著許多民治國家的公民應有的知識，比我們在大學裡讀紙上的政治學的人還高明的多！有人說：“那不過是公民知識的長進，與公民的道德無關；也許那些有公民知識的人未必都是良好的公民罷？”我的答案是：公民知識是公民道德的要素；公民知識的普及是公民道德養成的重要條件。公民的知識不充分，所以容易受少數舞法奸人的愚弄。且不要說什麼了解國民天職的好聽話頭。單說大家都明白了政治制度的作用，都“戳穿了西洋鏡”，都曉得利在何處弊在何處了，那時候，作弊自然不容易了，監督的方法自然更完密了。防弊之法加密，作弊之機會減少；公民道德的進步其實不過如此。什麼“人心丕變”“民德歸厚”，都不過是門面話。要想公民道德的進步，要造成良好的公民，只有兩條路：第一要給他一個實習做公民的機會，就是實行民治的製度；第二要減少他為惡的機會，使他不敢輕易犯法。以上所說，不過是我讀慰慈這部書時的一點感想。慰慈何嘗見不及此？只是他偶然偏重他所謂“公意”的方面，故未免小看了製度的教育作用。我的提議也許可以有一點補充的用處罷？十二，十一，十七《胡適文存二集》卷三
1925/8/9 為張慰慈的市政制度作序
呼籲澈底拋棄鄉下人與鄉下紳士的習慣.....
| 書名 | 市政制度, 第 6509 卷
市政制度, 張慰慈 |
| 作者 | 張慰慈 |
| 版本 | 重印 |
| 出版者 |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7 |
| 頁數 | 377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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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可能是北京有車階級的榜首 在日記中提到與司機的關係朱自清先生在1931年8月的哈爾濱 (日記用 Harbin稱呼):
胡適之先生提唱"汽車文明" 這裡我是第一次接觸汽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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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通訊 (刊登在《歐遊雜記》當附錄 分別在1931 1008/1115 寫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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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週訊
No.197 (2012/8/10)
＊德研究破解納粹建造高速公路神話
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人以為，德國的高速公路是納粹的發明，並且通過修建高速公路解決了德國的高失業率問題。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歷史謊言。
阿道夫·希特勒用力把手中的鏟子插入沙土堆裡，他旁邊簇擁著一大群士兵，其中一人拿著照相機，他的任務是記錄下元首給一段新修高速公路開工，鏟下「第一鏟」的鏡頭。這是當時傳遍全國的經典畫面。尤其是在那些正在修築「帝國高速公路」的地方。
塑造這樣的畫面目的只有一個：讓全國民眾都知道修高速公路的事情。
這是一個罕見的轉變，因為就在幾年之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納粹）的大部分成員，還在和共產黨一起破壞「僅限汽車行駛街道」的建設工作。「僅限汽車行駛街道」是當時對高速公路的稱呼。納粹分子宣稱，這一工程「只服務於貴族和猶太人大資本家及其利益」，並拒絕參加為高速公路融資的進行政治磋商。直到希特勒1933年掌權之後，納粹才發現高速公路可以為其所用。
在1929年之前，德國的高速公路建設在經濟危機和缺乏資金的背景之下舉步維艱。大規模失業、超級通膨和一戰戰後賠款讓德國奄奄一息。只有時任科隆市長阿登納（二戰後任聯邦德國總理）在1932年成功籌資，建設了首條沒有交叉路口的高速公路，路線是科隆至波恩，也就是現在的A555號高速公路，長度20公里，最高限速為每小時120公里，而當時大部分汽車的時速只有60公里而已。科隆及周邊地區那時是汽車交通最為繁忙的地方。公路開通才半年，接替阿登納掌權的納粹就將這條高速公路降級為地區公路，目的很簡單：將修建首條高速公路的功勞竊為己有。
早在1909年，鍾愛汽車的工業家和名人們就開始共同努力建造一條讓汽車暢行無阻的公路，不用再和馬車和行人爭道。1913年，柏林開始建造「汽車交通和練習道路」（AVUS）。原本計劃修建17公里， 但最後由於資金不足，只修了10公里。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施工進程，1921年之後，這條道路主要用來測試速度越來越快的運動賽車或舉行摩托車賽事。
1926
年成立的一傢俱樂部致力於修建一條縱穿德國全境的公路，從漢堡出發經過法蘭克福直達巴塞爾。這一名為"HaFraBa"（來自三個城市名稱的縮寫）的倡議，起初遭到了納粹的抵制，在希特勒掌權之後，卻部分接受了該工程計劃，而該俱樂部的名稱也被改為「帝國高速公路籌備協會」。
HaFraBa e. V. ist die Kurzbezeichnung des
Vereins zur Vorbereitung der Autostraße Hansestädte–Frankfurt–Basel und damit des ersten großen
Autobahn-Projekts in
Deutschland.
http://www.hs-merseburg.de/~nosske/EpocheII/va/e2v_rab1.html
當代歷史學家認為，希特勒只是搭上了當時交通便利改善趨勢的順風車而已。不過，他確實意識到，可以利用這個起初並沒有太大意義的計劃，綁架整個國家，穩固自己的權力。因為有一點很明確：只有很少數的德國人當時能買得起汽車，並開上新修的高速公路。納粹宣傳機器於是承諾改善人民的交通便利，不僅是有錢人，而是廣泛的民眾可以有機會出門旅行。於是「大眾汽車」的想法誕生了。此外，德國帝國鐵路在希特勒的施壓下，在首條高速公路上開通了大客車快速專線。
希特勒下令，每年要有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完工。1934年，他宣稱「就業戰役」已經打響，將減少失業人數。高速公路建築工程將創造至少60萬個工作崗位，但事實是，即使在施工最高潮期間，揮鎬舞鏟的工人也僅有12萬人。與高速公路的建造相伴隨的是疾病、死亡、饑荒和困苦，還出現過罷工。罷工領袖被送進了集中營。而公眾對這些都一無所知。
在此後的幾年裡，越來越多的人在日益興旺的軍工產業裡找到了工作。這才是失業率下降的真正原因，而非高速公路。在戰爭年代裡，被強迫前往修建高速公路的囚犯和猶太工人人數不斷增加。而此前的修路工人則投入了戰爭。1941年只修建了3800公里高速公路。在1941年至1942年間，幾乎全部停工。從1943年秋季開始，由於汽車流量實在太少，高速公路甚至向自行車開放。
納粹宣傳機器在許多年裡都維持著高速公路的神話，並且獲得了極大成功。即使施工早已停止，電影和照片中依然不斷出現工人前往高速公路路段的景象。「高速公路修築大軍」的畫面，深深刻印在整整一代德國人的記憶中。納粹確實達到了他們所希望實現的目標。（節錄自2012/8/5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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