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4日 星期二

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 (1920年” )/ 喪禮/ 西洋人的喪禮莊嚴哀敬,是可取的: ....1940

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
  1920年:北京,“實進會”


研究社會,當然和研究社會學的方法有關係。
但這兩種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會學所研究的是社會狀況;社會問題是研究個人生活狀況。社會學是科學的,是普遍的;社會問題是地方的,是特別的。研究這兩樣的傾向既然不同,那研究的方法也該有區別。  再者,社會學的目的有兩樣:第一,要知道人類的共同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在社會裡頭,能不能把人類社會的普通道理找出來。第二,如果社會裡的風俗習慣發生病的狀態,應當用什麼方法去補救。研究這兩個問題,是社會學的目的。但我們研究社會問題,和它有一點不同。因為社會問題是特別的,是一國的,是地方的。社會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們知道要等到社會裡某種制度有了毛病,問題才能發生出來。如果沒有毛病,就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好像走路、呼吸、飲食等等事體,平時不會發生問題,因為身體這時沒有病。到了飲食不消化或呼吸不順利的時候,那就是有病了,那就成為問題了。  中國有子孝婦順的禮教,行了幾千年,沒有什麼變遷。這是因為當時做兒子的和做媳婦的,對於孝順的製度沒有懷疑,所以不成問題。到現在的時候,做兒子的對於父母,做丈夫的對於妻子,做妻子的對於丈夫等等的禮法,都起了疑心。這一疑就是表明那些制度有點不適用,就是承認那些制度已經有了毛病。  要我們承認某種制度有了毛病,才能成為社會問題,才有研究的必要。我說研究社會問題,應當有四個目的。現在就用治病的方法來形容:第一,要知道病在什麼地方。第二,病是怎樣起的,它的原因在那裡。第三,已經知道病在那裡,就得開方給他,還要知某種藥材的性質,能治什麼病。第四,怎樣用藥。若是那病人身體太弱,就要想個用藥的方法,是打針呢,是下補藥呢?若是下藥,是飯前呢,是飯後呢?是每天一次,是每天兩次呢?醫生醫治病人,短不了這四步。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是這樣。現在所用的比喻是醫生治病,所以說的都是醫術的名詞。各位可別誤會,在未入本題之前,我們需要避掉兩件事:      一、須避掉偏僻的成見   我們研究一種問題,最要緊的就是把成見除掉。不然,就會受它的障礙。比方一個病人跑到醫生那裡,對醫生說:“我這病或者是昨天到火神廟裡去,在那里中了邪,或是早晨吃了兩個生雞蛋,然後不舒服。”如果那個醫生是精明的,他必不聽這病人的話。他先要看看脈,試試溫度,驗大小便,分析血液,然後下個診斷。他的功夫是從事實上下手,他不管那病人所說中了什麼邪,或是吃了什麼東西,只是一味虛心地去檢驗。我們要做社會的醫生也是如此。  平常人對於種種事體,往往存著一種成見。比方娼妓問題和納妾問題,我們對於它們,都存在著一種道德的或宗教的成見,所以得不著其中的真相。真相既不能得著,那解決的方法也就無從下手了。所以我們對於娼妓的生涯,是道德是不道德,先別管它;只從事實上把它分析得明明白白,不要靠著成見。我們要研究它與社會的經濟、家庭的生計、工廠的組織等等現象,有什麼關係。比方研究北京的娼妓問題,就得知道北京有什麼工廠,工廠的組織是怎樣的;南北的娼妓從哪裡來,與生計問題有什麼關係,與南方的工廠有什麼關係;千萬不要當它作道德的問題,要把這種成見除掉,再從各種組織做入手研究的工夫。      二、須除掉抽象的方法   我們研究一種問題,若是沒有具體的方法,就永遠沒有解決的日子。在醫書裡頭,有一部叫作《湯頭歌訣》,鄉下人把它背熟了,就可以掛起牌來做醫生。他只知道某湯頭是去暑的,某湯頭是補益的,某湯頭是溫,某湯頭是寒;病人的病理,他是一概不知道的。這種背熟幾支歌訣來行醫的醫生,自然比那看脈、檢溫、驗便、查血的醫生忽略得多;要盼望他能夠得著同樣的效驗,是不可能的。  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有時也犯了背歌訣的毛病。我們再拿娼妓問題來說,有些人不去研究以上所說種種的關係,專去說什麼道德啦,婦女解放啦,社交公開啦,經濟獨立啦。要知道這些都和湯頭歌歌訣一樣,雖然天天把它們掛在嘴裡,於事實上是毫無補益的;不但毫無補益,且能教我們把所有的事實忽略過去。所以我說,第二樣要把抽象的方法除掉。  
已經知道避掉這兩件事情,我就要說到問題的身上。
我已經把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分作四步,現在就照著次序講下去。      一、病在什麼地方  社會的組織非常複雜,必定要找一個下手研究的地方;不然,所研究的就沒有頭緒,也得不著什麼效果。所以我們在調查以前,應當做四步功夫,才能夠得著病的所在。      第一步分析問題。我們得著一個問題,就要把它分析清楚,然後檢查它的毛病。比方納妾問題,分析出來,至少也有兩種:一種是獸慾的,基於這種動機而納妾的人,社會上稍有道德觀念的,都不承認他是對的。一種是承嗣的,這是因為要有後嗣才去納妾,自然和那獸慾的有分別。再從細里分析,獸慾的納妾的原因,大概是在哪裡,它與財產製度、奢侈習慣、娼妓制度等有什麼關係。研究第一種的納妾,在這些問題上,都要下工夫去研究,才能夠明白。說到第二種的納妾呢,我們就不能和前一例看。有許多道學先生,到了四十多歲還沒有兒子,那時候朋友勸他納妾,兄弟也勸他,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勸他。若是妻子因為丈夫要納妾承嗣的話,就起來反對,人家必要說這做妻子的不賢惠。這樣看來,第二種的納妾是很堂皇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要研究中國的宗教;人為什麼一定要有後,為什麼要男子才算是後,女子就不算數,要有男子才算有後;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有什麼根據,它的結果怎樣呢,它有什麼效果,是不是有存在的理由;這些問題,都和獸慾納妾問題不同,是研究的人所當注意的。  再舉一個例,娼妓制度,絕不是用四個字就可以把它概括起來的。我們一把它的種類分析起來,就知有公娼、私娼的分別。公娼是納稅公開的,她們在警察廳權限底下,可以自由營業;私娼是不受警察廳保護的,她們要秘密地營業。從娼妓的內容說,還有高等和下等的分別。從最高等到最下等的娼妓,研究起來,還可以分析,這種分析非常有用,切不可忽略過去。從賣淫的心理考察,也可以分出好幾種,有一種是全由於獸慾的,她受了身體上或精神上的影響,所以去做賣淫的生活。但是從日本的娼妓研究下去,就知其中不全是如此。日本的娼妓,在她們的社會裡頭,早就成為一種特別的階級。她們的賣淫,並不根據於獸慾,是以這事為一種娛樂;獸慾與娛樂是兩樣事體,所以研究的方法也不能一樣。      第二步觀察和調查。分析的功夫若是做完,我們就可以從事於問題的觀察和調查。觀察和調查的方法很多,我可以舉出幾條來給各位參考。  我們知道社會問題不是獨立的。它有兩種性質:一種是社會的,是成法的,非個人的。比方納妾問題,絕不是一兩個人能夠做成,乃是根於社會制度或祖宗成法而來。一種是個人的。社會問題的發生,雖不在乎個人,然而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他與個人自然有關係。因著這兩種性質,我就說研究社會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內包,一方面是外延;我們要從這兩方面研究。所以調查的功夫,越精密越好。我們拿北京的車夫來說,它會發生問題,也許與上海、廣東有關係,也許與幾千年前聖賢的話有關係;你去問他們的境況,雖然是十分緊要,若是能夠更進一步,就得向各方面去調查。  西洋現行的觀察和調查的方法,總起來可以分做三樣:      (一)統 計      統計的功夫,是國家的。它的方法,是派人分頭向各區去調查,凡出入款、生死率、教育狀況等等的事體,都要仔細地調查清楚,為的是可以比較。      (二)社會測量(Social Survey)  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測量社會,要像工程師測量土地一樣。我們要選定一個區域,其中各方面的事體,像人口、宗教、生計、道德、家庭、衛生、生死等,都要測量過,然後將所得的結果,來做一個詳細的報告。  三十年前,英國有一位布斯(Booth)*專做這種社會測量的功夫。他花了好些金錢,才把倫敦的社會狀況調查清楚。但三十年前的調查方法,不完全的地方很多,不必說的。此後有人把他工作繼續下去,很覺得有點進步,近來美國也仿行起來了。社會測量的方法,在中國也可以仿行。好像天津,好像唐山,都可以指定它們來做一個測量的區域。我們要明白在一區裡頭種種事體,才可以想法子去補救它。因為社會問題過於要緊,過於復雜,絕不能因著一家人的清形,就可以知道全體的。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大毛病就是把調查的功夫忽略了。要是忽略調查的功夫,整天空說“婦女解放”、“財產廢除”、“教育平等”,到底有什麼用處,有什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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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h, Charles, 1840-1916, English social investigator, pioneer in developing the social survey method. Aided by the notable social scientist Beatrice Potter Webb, he made an exhaustive statistical study of poverty in London, showing its extent, causes, and location. This was published as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17 vol., 1891-1903). Booth was also active in reform groups interested in the poor and aged. His other writings include Old Age Pensions and the Aged Poor (1899) and Industrial Unrest and Trade Union Policy (1914).



      (三)綜 合      用統計學的方法。把所得的材料,綜合起來做統計書,或把它們畫在圖表上頭。統計的好處,是在指明地方和時間,教我們能夠下比較的功夫。它不但將所有的事實畫在格里,還在底下解釋它們的關係和結果。我們打開圖表一看,就知道某兩線是常在一處的,某線常比其他的線高,某線常比其他的線低。我們將沒有關係的線,先擱在一邊,專研究那有關係的,常在一處的。到我們得著解釋的時候,那病的地方就不難知道啦。  我前次到山西去,看見學校行一種“自省”的製度。督軍每日里派人到各學校去,監察學生自省和誦讀聖書。我覺得奇怪,就向人打聽一下,原來這制度是從前在軍營裡行的。軍營裡因為有了這自省的方法,就把花柳病減少到百分之六十。督軍看見這個結果好,就把它用到學校去。我說這事有點錯誤,因為只靠花柳病減少的事實,就歸功在自省上頭,這樣的判斷是不准的。我們要看一看山西的教育在這幾年的進步如何,太原的生活程度是不是高了,醫術是不是進步了。這幾方面,都應當用工夫去研究一下,看它們和軍人的行為有什麼關係,有什麼影響。要是不明白種種的關係,只說是自省的功夫,恐怕這種判斷有些不對。而且宜於軍人的,未必宜於學生,若冒昧了,一定很危險。遺傳說食指動就有東西吃,食指動和有東西吃,本來沒有關係,因為食指動是沒有意識的。若在食指動以後,果然有東西吃,就把這兩件事聯起來作一個因果,那是不對的。我們對於原因結果的判斷,一定要用邏輯的方法,要合乎邏輯的判斷。那事實的真原因,才能夠得著。所以我們研究社會問題,要用邏輯的方法,才能夠知道病的確在什麼地方,和生病的原因在哪裡。不然,所做的功夫,不但無功,而且很危險,這是應當注意的。      二、病怎樣起  我們把病的地方查出來以後,就要做第二步的功夫,就是要考察那病的來源。社會的病的來源,可以分作兩面看:一方面是縱的,一方面是橫的;可以說一方面是歷史的,一方面是地理的;一方面是時間的,一方面是空間的。社會上各種制度,不是和時間有關係,就是和空間有關係,或是對於兩方面都有關係。所以研究社會問題,最要緊的是不要把這兩面忽略過去。  先從空間的關係說罷,我們拿北京的娼妓來研究,就知道它和中國各處都有關係。我們要用第一步的方法,研究那些娼妓的來路,和那地方所以供給娼妓的緣故。還有本地的娼妓,多半是旗人當的。我們對於這事,就要研究北京的旗人,她們受了什麼影響,致使一部分的人墮落。又要研究她們多半當私娼的,由男子方面說,他們為什麼專下南方去販女人上來,為什麼不上別處去,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裡開娼寮?這些問題是空間的關係,我們都應當研究的。我再具體舉一個例來說,南妓從前多半由蘇州來,現在就從上海來,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應當考究上海和蘇州的光景怎樣變遷,上海女工的境遇如何,她們在紗廠裡做工,一天賺幾十個銅元,若是女孩子,還賺不上十個。因為這個,就有些人寧願把女兒賣給人或是典給人,也不教她們到工廠裡去做工。從北京這方面說,在旗人的社會裡,一部分的人會墮落到一個賣淫的地步,也許是她們的生活狀況變遷,也許北京現有的職業不合她們做。這兩個例就是橫的、地理的、空間的關係,要把它們看清楚才好。  社會問題在時間上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時間的關係是什麼呢?比方承嗣的納妾問題,就是一種縱的、歷史的、時間的關係。古代的貴族很重嫡子,因為基業相傳的關係,無論如何,嫡子一派是不能斷的,大宗是不能斷的。但事實上不能個個嫡子都有後,所以要想法子把它接續下去。有人想,若是沒有宗子的時候,有了庶子,也比無後強得多,這就是納妾制度的起因。到後來貴族的階級消滅,一般人對於後嗣的觀念仍然存在。如果沒有兒子,就得納妾,為的是不讓支脈斷絕了。所以我說為有後而納妾,是歷史的關係。知道這個,才可以研究。孔子說得好:“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這幾句話,就是指明凡事都有一種歷史的原因。所以對於問題,不要把它的歷史的、縱的、時間的關係,忽略過去。  我再舉一個例,辦喪事的靡費,大概各位都承認是不對的。從前我住在竹竿巷的時候,在我們鄰近有一所洗衣服的人家,也曾給我們洗衣服,所賺的錢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到他辦喪事的時候,也免不了靡費。中國人辦喪事要靡費,因為那是一種大禮,所以要從喪禮的歷史去研究,才能得著其中的真相。  原來古代的喪服制度,有好幾等。有行禮的,有不行禮的。第一等的人,可以哭好幾天,不必做什麼事;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替他辦理,所以他整天躺著,哀至就哭,哭到要用人扶才站起來。所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就是說這一等的喪禮。要行這樣禮,不是皇帝諸侯就不能辦得到。次一等的呢?有好些事體都要差人去辦,所以自己要出主意,哭的時間也就少了,起來的時候,只用杖就可以,再不必用人去扶。所謂“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就是指著這一類說的。古代的大夫、士,都是行這樣的禮。下等的人,所有的事都要自己去做,可以不必行禮,只要不洗臉就夠了。所以說,“身自執事而後行考,面垢而已”。這幾等的製度,都是為古代的人而設的,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表明古禮盡為“士”以上的人而作,小百姓不必講究。後來貴族階級打破了,這種守禮的觀念還留住,並且行到小百姓身上去。  現在中國一般人所行的喪禮,都是隨著“四民之首”的“士”。他們守禮,本來沒有“杖而後能起,扶而後能行” 的光景,為行禮就存著一個形式,走路走得很穩,還要用杖。古時的喪服,本來不縫,現在的人,只在底下衩開一點,這都是表明從前的帝王、諸侯、大夫、士所行的真禮,一到小百姓用的時候,就變成假的。所以我們從歷史方面去研究喪禮,就知道某禮節從前可以行,現在可以不必行,從前行了有意思,現在就沒有意思。我們從這方面研究,將來要改良它,就可以減少許多阻力。      以上說的是第二步功夫。我們要知道病的起源,一部分是空間的關係,一部分是時間的關係,因為明白這兩種的關係,才能夠診斷那病是怎樣發生的。以下,我就要說開方和用藥的方法。

HC補:
 西洋人的喪禮莊嚴哀敬,是可取的: .... (胡適日記  1940.1.23)      三、怎樣用藥  要是我們不知道病在什麼地方,不知道病從何而來,縱使用了好些藥,也是沒​​有功效的。已經知道病在哪裡,已經知道病的起因,還要明白藥性和用藥的方法。我在這裡可以舉出兩個法子來:第一是調查。我們把問題各種特別的情形調查清楚,然後想法子去補救,這是我已經說過的。現在可以不必講。第二是參考。我曾說用湯頭來治病是不對的,因為有些地方要得著參考材料,才可以規定用藥的方法。檢查溫度,試驗大小便,分析血液,這些事體要醫生才知道,若是給我做也做不來。這是什麼緣故?因為我不是醫生,沒有拿什麼大小便、血液來比較或參考過。若是我們對於一個問題,不能多得參考的材料,雖然調查得很清楚,也是無用。  我們所用參考的材料,除用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和其他的參考書以外,還要參考人家研究的結果。比方對於娼妓制度,要看人家怎樣對付,結果又是怎樣。禁酒問題,人家怎樣立法,怎樣教育,怎樣鼓吹,結果都是什麼。我不是說要用人所得的結果來做模範,因為那很容易陷到盲從的地步。我們只要知道在同一的問題裡頭,哪一部分和人相同,哪一部分和人不同。將各部分詳細地比較,詳細地參考,然後定補救的方法。  有人從美國回來,看見人家禁酒有了成效,就想模仿人家。孰不知美國的酒害與中國的酒害很不相同,哪裡能夠把他們的法子全然應用呢!美國的酒鬼,常常在街上打人,或是在家裡打老婆;中國的醉翁,和他們是很不相同的。情形既然不同,就不能像人家用講演或登報的方法來鼓吹。譬如要去北京的酒害,就得調查飲酒的人,看他們的酒癖和精神、生計等,有什麼關係。何以酒害對於上等人不發生關係,專在下等人中間顯露出來。我們拿這些事實來比較,又將別人所得的結果來參考,然後斷定那用藥的方法。我們能夠聚集許多參考材料,把它們畫成一張圖表,為的是容易比較,所以參考材料不怕多,越多越好比較。      四、用藥的功效  這裡所謂功效,和社會學家的說法不同。社會學家不過把用藥以後的社會現象記出來,此外可以不計較。社會改良家,一說就要自己動手去做,他所說的方法,一定要合乎實用才成。天下有許多好事,給好人弄壞了,這是因為他有好良心,卻沒有好方法,所以常常僨事。社會改良家的失敗,也是由於不去研究補救的方法而來。現在西洋所用的方法很多,我就將幾樣可以供我們參考的舉出來:      (一)公開事業有許多問題,一到公開的時候,那問題已是解決一大半了。公開的意思,就是把那問題的真相公佈出來,教大家都能了解。社會改良家的職分,就是要把社會的秘密、社會的黑幕揭開。中國現在有許多黑幕書籍,他說是黑幕,其實裡頭一點真事也沒有。不過是一班壞人,用些枝枝節節的方法,鼓吹人去做壞事罷了。這裡所說的公開,自然不是和那黑幕書一樣。比方北京娼妓的情形,這裡的人到南方去買女子,或是用幾十塊錢去典回來,到北京以後,所有的雜費、器具、房屋都不能自己預備。做妓女的到這時候就要藉錢,但一借就是四分利息,縱使個個月都賺錢,也不夠還利息的。娼妓因為經濟給這班人拿住,就不能掙脫。只有俯首下心去干那醜生活。久而久之,也就不覺得痛苦了。遇著這種情形,若是調查社會的人把它發表出來,教人人明白黑幕裡的勾當。以後有機會,再加上政治的權力把那黑幕除掉,那問題就完全解決了。      (二)模範生活現在有許多人主張大學移殖專業。這種事業,英文叫作Social Settlement,翻出來就是“社會的殖民地”,但我以為翻作“貧民區域居留地”更好。移殖事業是怎樣的呢?比方這裡有許多大學的學生,暑假的時候,不上西山去,不到北戴河去,結幾個同志到城市中極貧窮的區域去住,在那裡教一般的貧民唸書、遊戲和做工等日用的常識。貧民得著大學生和他們住在一塊,就漸漸地受感化,因此可以減掉許多困難的問題。我們做學生的一定要犧牲一點工夫,去做這模範生活,因此我們對於這事,不但要宣傳,而且要盡力去實行。   (三)社會的立法(Social Legislation)

社會的立法,就是用社會的權力,教政府立一​​種好的法度。
這事我們還不配講,因為有些地方,不能由下面做上來,還要由上面做下去。我們在唐山看見一種包工製度,一個工人的工錢,本來是一元,但是工頭都包去招些七毛的,得七毛的也不做工,包給六毛的,得六毛的就去招一幫人來,住在一個“烏窯”裡頭。他們的工錢,都給那得六毛的、得七毛的、得一元的工頭分散了。他們一天的生活,只靠著五個銅子,要教他們出來組織工黨,是不成功的。歐美各國的工人,都能要求政府立法,因為好些事是他們自己的能力所辦不到的,好像身體損傷保險、生命保險、子女的保護和工作時間的規定,都是要靠社會的立法才能辦得到的。上海的女子在工廠裡做工,只能賺九個銅子,教她們自己去要求以上那些事,自然辦不到,所以要靠著社會替她們設法。我們由歷史方面看,國家是一種最有用的工具。用得好就可以替社會造福,社會改良家一定要利用它,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做好些事。  以上三種方法,不過是略略地舉一些例。此外還有許多方法,因為不大合我們的採用,所以我不講。  結論

我已經把研究社會問題四層的功夫講完了。
總結起來,可以分作兩面:一面是研究的人,自己應當動手去做,不要整天住在家裡,只會空口說白話。第二面是要多得參考的材料。從前就是因為沒有參考材料,所以不發生問題。現在可就不然,所以我很盼望各位一面要做研究的學者,一面要做改良社會的實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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