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所谓《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 - 万维博客
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1949.4.29
適之先生：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討論楊惺吾鄰蘇老人年譜中的問題，信末說：“今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當我接到這封信時，圍城已很緊張，看報上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真使我覺得無限惆悵。
?? 記得去年我們曾談過幾回，關於北平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你曾對我說：“共產黨來了，決無自由。”並且舉克蘭欽可的《我選擇自由》一書為證。我不懂哲學，不懂英文，凡是關於這兩方面的東西，我都請教你。我以為你比我看得遠，比我看得多，你這樣對我說，必定有事實的根據，所以這個錯誤的思想，曾在我腦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親眼看見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區，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這條道路的時候，我想難道這許多青年——酷愛自由的青年們都不知到那裏是“決無自由”的嗎？況且又有好些舊朋友也在那裏，於是你的話在我腦裏開始起了疑問，我當時只覺得這問題有應該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的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他們在迎接著新的社會，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經成長，正在摧毀著舊的社會制度。我沒有理由離開北平，我要留下來和青年們一起看看這新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
當南京和北平的報紙上刊載著我南飛抵京的消息，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們來替他們捧場的，那對於我們有甚麼好處呢？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確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後的北平，來了新的軍隊，那是人民的軍隊，樹立了新的政權，那是人民的政權，來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我活了七十歲的年紀，現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會，在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新的社會。經過了現實的教育，讓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過。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的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受蒙蔽著，適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著我呢？
在這樣新的社會裏生活，怎麼能不讀新書，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號字，看來太費力，不過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識。我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認清了現在中國革命的性質，認清了現在的時代。讀了《論聯合政府》，我才曉得共產黨八年抗日戰爭的功勞，這些功勞都是國民黨政府所一筆抹殺的。讀了《毛澤東選集》內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瞭解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從而瞭解到許多重要的東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們知識份子的舊的錯誤的道路。讀了史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區十幾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們那時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動，我深恨反動政府文化封鎖得這樣嚴緊，使我們不能早看見這類的書。如果能早看見，我絕不會這樣的度過我最近十幾年的生活。我愛這本書，愛不釋手，不但內容真實、豐富，而且筆調動人，以文章價值來說，比《水滸傳》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會不注意的。況且史諾作這書的時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時你正在美國，難道你真沒有看見過嗎？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對歷史有了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治學的方法。
說到治學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但因為不與外面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制。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的方法，在立場上是有著他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只是“實證主義的”。研究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相同，應該有“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兩重任務。我們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務的一部分，既有覺悟後，應即扭轉方向，努力為人民大眾服務，不為反人民的統治階級幫閒。
說到實證，我又該向你說一個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過你住的東廠胡同房子裏，現在有別的朋友住著。我和朋友談天的時候，記憶清楚地告訴我，這屋子從前是怎樣的陳設，舊主人是怎樣的研究《水經注》。你搜羅《水經注》的版本到九類四十種之多，真是盡善盡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對政治的報告，何以只看蔣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澤東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從前一樣，真不知道嗎？我現在明白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實際情況，我願貢獻你這種版本，校正你孤證偏見的危險。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動，但是我先前並不知道你在服務於反動統治政權，我只是以為學術與政治是可以分開來看的。這種錯誤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從於政治，而又指導了政治”。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並為減少。昨天北平《人民日報》載你二十二日在三藩市發表一段說話，說：“中國政府如證明其力能抵抗共產主義，則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說“政府仍有良好之海軍與強大之空軍，如使用得宜，將為阻止共產黨進入華南之有力依持。”你還在做著美國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政權的橋樑，你還有如此奇特的談論，這使我不禁驚異，難道你真不知道借來的美援和那少數反人民的統治集團的力量可以抵得過人民的武裝嗎？難道你真看不出中國應走的道路嗎？現在和平的談判，被蔣介石他們拒絕了。戰爭的責任從來就該他們擔負，他們還應該負下去。南京已經解放了，全國解放，為期不遠。如果分析一下，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已經團結起來的今日，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滅的。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你為甚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
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錯誤的勇氣。你應該轉向人民，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熱情。無論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國民黨也好，是為個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總應該明白這是違反人民大眾的意思，去支持少數禍國殃民的罪魁。
我現在很摯誠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幡然覺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們學習，重新用真正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批判你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再見吧！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陳垣 一九四九，四，廿九
?? 記得去年我們曾談過幾回，關於北平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你曾對我說：“共產黨來了，決無自由。”並且舉克蘭欽可的《我選擇自由》一書為證。我不懂哲學，不懂英文，凡是關於這兩方面的東西，我都請教你。我以為你比我看得遠，比我看得多，你這樣對我說，必定有事實的根據，所以這個錯誤的思想，曾在我腦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親眼看見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區，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這條道路的時候，我想難道這許多青年——酷愛自由的青年們都不知到那裏是“決無自由”的嗎？況且又有好些舊朋友也在那裏，於是你的話在我腦裏開始起了疑問，我當時只覺得這問題有應該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的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他們在迎接著新的社會，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經成長，正在摧毀著舊的社會制度。我沒有理由離開北平，我要留下來和青年們一起看看這新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
當南京和北平的報紙上刊載著我南飛抵京的消息，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們來替他們捧場的，那對於我們有甚麼好處呢？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確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後的北平，來了新的軍隊，那是人民的軍隊，樹立了新的政權，那是人民的政權，來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我活了七十歲的年紀，現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會，在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新的社會。經過了現實的教育，讓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過。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的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受蒙蔽著，適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著我呢？
在這樣新的社會裏生活，怎麼能不讀新書，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號字，看來太費力，不過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識。我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認清了現在中國革命的性質，認清了現在的時代。讀了《論聯合政府》，我才曉得共產黨八年抗日戰爭的功勞，這些功勞都是國民黨政府所一筆抹殺的。讀了《毛澤東選集》內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瞭解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從而瞭解到許多重要的東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們知識份子的舊的錯誤的道路。讀了史諾的《西行漫記》，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區十幾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們那時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動，我深恨反動政府文化封鎖得這樣嚴緊，使我們不能早看見這類的書。如果能早看見，我絕不會這樣的度過我最近十幾年的生活。我愛這本書，愛不釋手，不但內容真實、豐富，而且筆調動人，以文章價值來說，比《水滸傳》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會不注意的。況且史諾作這書的時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時你正在美國，難道你真沒有看見過嗎？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對歷史有了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治學的方法。
說到治學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但因為不與外面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制。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的方法，在立場上是有著他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只是“實證主義的”。研究歷史和其他社會科學相同，應該有“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兩重任務。我們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務的一部分，既有覺悟後，應即扭轉方向，努力為人民大眾服務，不為反人民的統治階級幫閒。
說到實證，我又該向你說一個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過你住的東廠胡同房子裏，現在有別的朋友住著。我和朋友談天的時候，記憶清楚地告訴我，這屋子從前是怎樣的陳設，舊主人是怎樣的研究《水經注》。你搜羅《水經注》的版本到九類四十種之多，真是盡善盡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對政治的報告，何以只看蔣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澤東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從前一樣，真不知道嗎？我現在明白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實際情況，我願貢獻你這種版本，校正你孤證偏見的危險。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動，但是我先前並不知道你在服務於反動統治政權，我只是以為學術與政治是可以分開來看的。這種錯誤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從於政治，而又指導了政治”。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並為減少。昨天北平《人民日報》載你二十二日在三藩市發表一段說話，說：“中國政府如證明其力能抵抗共產主義，則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說“政府仍有良好之海軍與強大之空軍，如使用得宜，將為阻止共產黨進入華南之有力依持。”你還在做著美國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政權的橋樑，你還有如此奇特的談論，這使我不禁驚異，難道你真不知道借來的美援和那少數反人民的統治集團的力量可以抵得過人民的武裝嗎？難道你真看不出中國應走的道路嗎？現在和平的談判，被蔣介石他們拒絕了。戰爭的責任從來就該他們擔負，他們還應該負下去。南京已經解放了，全國解放，為期不遠。如果分析一下，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已經團結起來的今日，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滅的。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你為甚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
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錯誤的勇氣。你應該轉向人民，要有為人民服務的熱情。無論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國民黨也好，是為個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總應該明白這是違反人民大眾的意思，去支持少數禍國殃民的罪魁。
我現在很摯誠的告訴你，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幡然覺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們學習，重新用真正科學的方法來分析、批判你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再見吧！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陳垣 一九四九，四，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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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跋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 1950.1.9 (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 刊自由中國 二卷三期
胡適第一次見到《公開信》文本，是1949年6月18日在由友人送來的英文雜誌《The Eastern
Bulletin》（遠東通訊，香港1949年6月版）上。閱讀後，一向謙謙君子的胡適，做出了劇烈的反應：“此決非偽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話，讀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寫的？”但是，胡適是最高貴的紳士，他反感片刻，立即平心靜氣，找來《公開信》的中文本。仔細閱讀後，認為“陳垣先生大概不至於‘學習’的那麼快，如信中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分了！”胡適還找來對陳垣熟悉的另一史家蔣廷黻，倆人商討後的結論是“均疑陳援庵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節），另由一個黨內作者偽造其餘部分”。 次年1月9日，胡適經過半年的困惑和疑慮後，證之對中共新政權形勢發展的個人觀察，下筆寫就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全文如下：
在民國卅八年五月裏，香港的共產黨報紙上，登出了一封所謂“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在六月裏，這封信的英文譯本也在香港傳到各地。
這幾個月以來，這封“公開信”時常被共產黨人或他們的同路人引用。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這一段：“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的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裏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在海外看見報紙轉載的這封“公開信”，我忍不住歎口氣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
有許多朋友來問我：這封“公開信”真是陳垣先生寫的嗎？我的答覆是：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試看我引在前面的那一段裏，有這些句子：“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的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的研究著”，這封信，還有同類的句子：“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著光明，他們在迎接著新的社會。”又有：“新生力量已經成長，正在摧毀著舊的社會制度。”
陳垣先生決不會用這種“在生活著”、“在等待著”、“在迎接著”、“在摧毀著”的新語法，他更不會說“學生們都用行動告訴了我”一類外國化的語法。
陳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讀過。我身邊還有他前年去年寫給我的幾封信。我認識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斷定他決不會說“用行動告訴了我”、“記憶清楚的告訴我”一類的新語法。他也決不會說這樣的句子：“你並且肯定了我們舊治學方法。”“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裏才有真正的自由。”
陳垣先生若能這樣運用“肯定”一類的新字典新結構，那麼我就真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學習“的神速了！
所以我說，從文字的方面來看，這封信的白話文是我的老友陳垣先生從來不會寫的，完全是別人冒用他的姓名寫的。
但是，從內容的方面看來，我不能不承認這封信裏的材料有百分之十左右很像是根據陳垣先生的一封信。最明白的是這信的第一段：“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討論楊惺吾鄰蘇老人年譜中的問題，信末說：‘夜寫此短信，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接到這封信時，圍城已很緊張，看報上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真使我覺得無限惆悵。”
這一段裏面有這些真實材料：（一）卅八年十二月十三夜，我有一封論學的長信，提到楊惺吾（守敬）自撰的《鄰蘇老人年譜》。（二）此信末的三十三個字，我沒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錯。
因此我猜想陳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寫一封信給我，其中有這一段。這封信是用古文寫的，因為陳先生不會寫白話文。這封信到了北平共產黨手裏，共產黨的文人就把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話，又把這信放大了許多可做宣傳的材料，就成這封“公開信”了。
就拿這開篇第一段來看，這裏面就露出改寫的痕跡，就露出偽造的證據。我寫信給陳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夜，寫完已在半夜後了。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點以後才飛離北平的。十六日的報紙才登出我南飛的消息。然而這封“公開信”開篇就說：“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寫信總在信尾標明年月日；這封信也標明“卅八，十二，十三半夜。”陳垣先生當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決不會“得到”我十三夜的信，但改寫這信的共產黨文人當然不主意這些小問題，所以他隨筆改寫白話時，先說“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說，“當我接到這信時，看報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作偽的人不知道，從十三夜看到報紙說我南行，中間已隔了三夜兩天半。所以我說，這封信開篇第一句就露出作偽的痕跡。
改寫這封信的人當然是以為聰明的文人，熟悉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可惜他太聰明了，太熟悉中共思想路線了，所以他把這封信改寫得太過火了，就不像陳垣校長了！這信上說：“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號字，看來太費力，不過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識。”
這一段有兩句話，很可能是這一位七十歲老人的口氣。但改造這信的文人借這機會宣傳那“很多新書”，越說越過火了。例如他說史諾的《西行漫記》，有這些妙語：“我愛這本書，愛不釋手，不但內容真實、豐富，而且筆調動人，以文章價值來說，比《水滸傳》高得多。”
我想援庵老人不會替史諾的書對我作這樣過火的宣傳罷？更有趣的是他特別提到《蕭軍批評》：“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
蕭軍是東北人，他回到東北，眼看見蘇聯軍隊的橫行，眼看見東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寫了一些婉轉的公道話。因此，他觸怒了中共，於是党中的文人群起攻擊他，中共中央逼他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蕭軍批評》是共產黨實行殺雞警告猴子的一本書。陳垣先生何必要對胡適宣傳這本小冊子？他何必要對胡適訴說他的懺悔，他的“不斷的改正”？
叫七十多歲的有名學者陳垣公開的說，“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這正是共產黨自己供認在他們統治之下，決沒有自由，決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所以我說，假造陳垣公開信的那位党作家太聰明了，不免說得太過火了，無意之中把這位輔仁大學校長寫作一個跪在思想審判庭長面前懺悔乞憐的思想罪犯——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這信上說：“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對歷史有了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治學的方法。”又說：“說到治學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但因為不與外面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制。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的方法，在立場上是有著他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只是“實證主義的”。
這更可怕了！在共產黨的軍隊進入北平之後三個月，七十歲的史學者陳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舊治學方法雖然是“科學的”，究竟“是有著基本錯誤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確定了今後的治學方法！”
所以我說，這封“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最可證明共產黨之下決沒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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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与陈援庵的交往"這類題目要參考
陳垣往來書信集 1991 近日再印 台灣也有"精選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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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篇之摘 要:胡适（字适之）与陈垣（字援庵），一位是留学名校的“洋博士”，另一个为学无师承的“土学者”，但他们却一同成为20世纪中 国学界领军人物，且私交甚密。对陈垣这位治学深邃而论证精密的学者，胡适甚为服膺，谦恭有加。至于陈垣，他也极为欣赏胡适之才情：“文成必先就正于胡 （适）、陈（寅恪）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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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廣東新會棠下石頭人。中國宗教史研究巨匠，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曾被毛澤東讚為中國的「國寶」。
[編輯] 生平
陳垣十二歲時在學館閱讀張之洞《書目答問》，並攻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應科舉不第，1905年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議論時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取博濟醫學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於1913年當選眾議員，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後覺政治腐敗，留居北京，從事歷史研究與教育工作。陳垣以《元也里可溫考》一文成名，在宗教史、校勘學、考古學方面均有相當成就。
陳垣於1926年任輔仁大學校長，1939年初，在故宮古物陳列所發現《嘉興藏》，與《嘉興藏目錄》對校，發現木忞的《北游集》，自此重視和尚語錄，撰《語錄與順治宮廷》、《順治皇帝出家》。陳垣發生《舊五代史》輯本傳寫脫誤，因撰《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曰：「一百五十年來，學者承誦引據，以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竄至於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發其覆。」[1]。陳垣還曾與胡適論楊守敬《水經註疏》的成書年代，胡適於1948年8月14日寫成《跋楊守敬論水經注案的手札兩封》，陳垣則認定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四月，當時還沒有《水經註疏》。1952年輔大併校後續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於文化大革命期間賦閒於家。1971年卒於家中。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鑑胡注表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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