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3 日記的很可參考。他晚年想必加上幾位。
新聖賢：「凡受過這個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 ，他們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過前人。」
1930 年代選的: ：
高夢旦 張元濟 蔡元培. 吳稚暉 張伯苓
周詒春. 李四端. 翁文灝
姜蔣佐..
當天日記補上數人：
丁文江….候德榜….陳光甫
范旭東
胡適日記全集, 第 8 卷: 1940-1952
1940年1月3日3 頁4
1940/1/3
中古修士式的清貧高尚 (新聖賢)
翁詠霓
翁詠霓來信。寫信與翁詠霓,二千餘字。胡適日記全集: 1915-1920 - Google 圖書結果胡適, 曹伯言 - 2004 -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評《翁文灝日記》：為官一時倒楣一世_讀書_鳳凰網2010年4月26日 ... 胡適說：“蔣先生謬採書生，用翁詠霓組閣。翁詠霓自在長沙撞車以後，思想 ... 翁詠霓，命也！” 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小廉曲謹之流，愛之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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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榜: (TP Hou 即侯德榜(一)一些信件日期未註出。例如129 頁陳聘丞之信應屬1939 ... 如上述131頁的「TP Hou」即是發明「侯氏製碱法」而國際知名的中國化工大師侯德榜。 ...大師的零玉: 陳寅恪胡適和林語堂的一些瑰寶遺珍 - Google 圖書結果劉廣定 - 2006 - History - 191 頁)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1974年8月26日），又名侯啟榮，字致本，化工專家，中國福建福州人。「侯氏聯合制鹼法」的發明者，著有《制鹼》。與永利鹼業創始人范旭東同為中國近代民族化學工業的先驅。
[編輯] 生平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侯德榜出生於福州侯官坡尾(今台江區義洲)農民家庭[1]。 1910年畢業於上海閩皖鐵路學堂，1913年畢業於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堂，以十門功課1000分的成績被保送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科學習。 1917年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工科。1921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並受范旭東之邀離美回國，承擔起鹼廠的技術重任，開始了與范旭東的長期合作及「實業救國」的努力。1950年，侯德榜出任重工業部化工局顧問。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被任命為化工部副部長，兼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化學工業學會理事長。
1974年8月26日，侯德榜因患白血病和腦溢血於北京逝世。
侯德榜故居位於福州市寧化新村二里，為福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
[編輯] 參考文獻
[編輯]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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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翁文灝日記》：為官一時倒楣一世
2010年04月26日 09:42 東方早報閱讀提示：翁文灝作為一個地質學家先後掌管全國經濟、全國政務達十年之久，倘若不具備一定的行政能力，不可能被標榜為“書生從政”的典型。只不過最後因發行金圓券，導致金融紊亂，物價暴漲，民怨沸騰，遭世論所指斥，顛躓下臺。
中華書局出版的《翁文灝日記》，儘管只是翁文灝（字詠霓，1889-1971）日記的一部分，僅從1936年至1942年，其一生中幾個關鍵時期 （早期從事地質學研究，中期內定為“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後期出任行政院長等）均不在其內，但對於我們在今天了解或研究翁文灝在戰時主管經濟工作之 況，仍有最直接的幫助，此文獻的史料價值亦自不待言。不過，由於歷來對於翁氏的評價褒貶不一，尤其海峽兩岸視角不同，其結論自然也就不一樣。因此，若對翁 文灝其人與事能有一個比較客觀和全面的了解，這七年的日記顯然不夠，還需參閱其他的文獻史料。
以該日記的主要整理者、大陸近代史專家李學通先生的說法，“翁文灝有記日記的習慣，其所記日記當不止于上述七年”，此言不虛。1980年，台灣《傳 記文學》第36卷第4期就刊載過翁文灝1951年日記片段（由一位署名“文威旻”的人從大陸帶出，並交台灣發表），比照七年日記的語言和風格，以及 1952年翁文灝對中共“坦白書”中的一些內容，其真偽並不難判斷。翁文灝尚有其他日記存世，之未被披露的內因，我們無法得知，不可作誅心之論。但就我本 人目力所及，李學通先生編著的《翁文灝年譜》是重要的史料文本之一，翁氏的一些書信亦不容忽視。比如，翁氏與胡適先生往來函電曾刊于台灣《傳記文學》第 45卷第2期（另可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計四十一通，輯注者為台灣著名史學家沈雲龍先生。另外，《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 版）、《錢昌照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薛月順所編《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彙編》（台灣“國史館”）、孫越崎史料檔案（現存紹興檔案 館）等，也可供我們在研究時參考使用。尤其錢、孫二人，曾為“資源委員會”翁文灝之舊部，1951年初，翁氏最終選擇從歐洲回到大陸，不能說與這兩個人沒 有關係。
從政之前：所長地質，卓然成家，地質學三大權威之一
翁文灝一直被視為民國學人從政的標誌性人物。不僅因為時間較早，而且深得極峰的信任，其仕途亨通，“非他人所可企及”（沈雲龍語），從行政院秘書長 至經濟部長（長達八年之久），兼任國家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最後官拜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一個地質學家先後掌管全國經濟、全國政務達十年之久，倘若不具備 一定的行政能力，不可能被標榜為“書生從政”的典型。只不過最後因發行金圓券，導致金融紊亂，物價暴漲，民怨沸騰，遭世論所指斥，顛躓下臺；而大陸易手之 後，“遂棄受恩深重之故主而投奔紅朝”（沈雲龍語），被謂之“兩面忠臣”，榮枯顯晦，在轉瞬之間，可見其爭議頗大。
1932年，洛陽“國難會議”不久，翁文灝即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長（國民政府10月28日公報）。由於翁氏堅辭不就，國民政府11月9日公報 稱，由朱家驊以交通部長“兼理部務”。因此，這並不能算作是翁文灝的從政初始。1933年10月，“國防設計委員會”籌備成立，內定翁文灝為秘書長。該委 員會最初隸屬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成立之後（1934年1月）對外保密，只以“三元巷二號”（南京）會址對外行文。後直接改隸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兼任該委 員會主任，翁為委員兼秘書長。不過，約一年後，始到任。其間發生一場嚴重車禍（1934年2月16日京杭國道武康橋，司機酒後駕駛），“幸遇急救而免死。 因面部重傷，經外科手術整容後，左額骨切除一片，幾乎面目全非。幸而腦未受傷，康健後生活起居與工作能力，一切如常”（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台灣 《傳記文學》第36卷第4期，頁76）。未幾，復受命為行政院秘書長（蔣介石兼任院長、孔祥熙為副院長），準確地講，這才是翁氏首次出任公職、學優從政的 “新硎初試”。
翁文灝二十三歲那年（1912年）即獲比利時魯汶大學物理及地質學博士學位，亦即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學成歸國後，“專任有關地質的學術研究” （翁自語），在“地質研究所”任主任教授。所謂“地質研究所”即丁文江最初為北洋政府工商部開辦的“地質研究班”。1916年，原工商、農林兩部合併為 “農商部”，創立“地質調查所”，丁文江任所長，翁文灝任礦產股長。任內，翁氏曾赴直（河北）、魯、豫、陜、甘、蘇、浙、贛、奉（東三省）等省調查地質與 礦產實況，與丁文江合著《第一次中國礦產紀要》並整理出版。1918年，丁文江隨梁任公（啟超）、張嘉森（君勱）、蔣方震（百里）等人赴歐洲考察戰後形 勢，翁代理所長。
1920年底甘肅大地震（八點五級），死亡達二十萬餘人。翁文灝聞訊即趕往震區，冰雪之天，長途顛簸，由於一路缺乏營養補充，趕到震區時已患上維生 素缺乏症，致雙腳疲軟不得舉步，只能坐在一輛騾車上堅持實地調查，“終於完成了我國現代地質學家第一次實地調查大地震的創舉”。歸後陸續發表《甘肅地 震》（1921年）、《甘肅地震的歷史記載》（1921年）、《中國某些地質構造對地震之影響》（1922年）等一系列論文，“評述甘肅地震的頻度和烈 度，列出比較詳細的地震分佈表，對地震的起源提出構造成因的意見，並繪製了一張現在看來也相當合理的中國地震分佈圖，突出了大地震和活的大斷裂的密切關 係”。
1922年至1931年，翁氏兼任清華大學地質系主任、教授。曾代表中華民國先後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以及“國際地質學會議”。1931年，一度 代理清華大學校長，為時甚短，即辭去。後與丁文江、曾世英合編過在當時影響甚大的《中國分省新圖》（1933年8月16日初版）以及《中華民國新地 圖》（1930年始編，1933年冬殺青，1934年4月20日初版，史量才作序），均由上海申報館刊印，以紀念該報創辦六十週年。
從政之前的翁文灝專心於地質學的研究，對中國現實政治關注不多。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原是一個毫無大志的小百姓，家裏省吃儉用，只想在自己範圍內 盡一些力，做一些于自己興趣相合於社會無害的小工作便算了……”（翁文灝《我的意見不過如此》，1932年8月28日《獨立評論》第15號，頁2）翁文灝 不關心政治大概是實情，或許他更希望自己能做點與專業有關的實際工作，並以實績去贏得社會的信用，不管成敗利鈍，也算是盡國民的一份責任。這一點，翁文灝 可說是當之無愧。早在1927年，翁文灝受蔡元培之聘，與李四光、李濟等人籌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次年成立，李四光任所長；1929年，李石曾出長北 平研究院，亦設有地質研究所，任翁為所長；而原農商部（後改為經濟部）地質研究所，翁即為所長。彼時中國三大地質研究所翁獨長兩所，“孜孜研究者數年，勞 勞奔走者數百千里”，在礦產、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科學研究中，皆具開創性，在國際和國內都很有影響。
也就是說，翁文灝並不是“一個毫無大志的小百姓”，在二十餘年的學術研究中，他對中國地質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即“首先提出燕山運動在中國之存在及其 在我國地質歷史上之重要意義”（參見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台灣《傳記文學》第42卷第6期，頁145），與丁文江、李四光並稱中國地質學的三大權威， “在學術界骎骎有聲矣”（沈雲龍語）。當年武康車禍，消息傳北平，震驚許多人，翁的一位朋友竟說“詠霓是五十萬條性命換不來的”（參見台灣《傳記文學》第 36卷第4期，頁41），丁文江也在《獨立評論》撰文，甚多讚譽，“差不多是一篇身後的墓誌”（翁自語）。
從政之後：奉公勤勉，潔身廉正，但染上官吏氣息
有人認為，翁文灝之所以棄學從政，與武康那場車禍有一定關聯。蔣介石在得知這一消息後，曾下令召集最好的醫生予以搶救，對此，翁文灝感恩戴義，懷欲 報之心。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可靠，其實已並不重要。但翁車禍康復後不久，即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一職，由此走上了從政的不歸之路，直至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 灣，翁文灝歸去來兮，其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完全終結。
以翁文灝為人處事而論，實際上並不適宜從事行政院的工作。胡適早就對他說過：“你大概不免‘躬身細事’，此是一病。蔡先生（指蔡元培，作者注）最能 用人；託付得人之後，他真能無為而治……你若能學他的用人，你無論做任何大事業，一樣可以有閒暇做你的研究工作……”（1937年5月17日，胡適致翁文 灝函）胡適一度想推薦翁做中研院總幹事，這畢竟是一個學術機構，但最後討論的結果卻是，翁雖然“待人和平”，但對下稍嫌過嚴，“不免以中世修士之道律己而 又律人”，其舊日部下同人，“頗有出怨聲者”，中研院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歡迎翁文灝做總幹事，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1937年12月31日，國民政府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常委會，行政院改組，以完成戰時體制。決議准許蔣介石辭去行政院長兼職，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兼 財政部長，張群任副院長。實業部改為經濟部，翁任部長。同時改組國防設計委員會為“資源委員會”，隸屬經濟部，成為公開機構，翁兼任主任委員，錢昌照為副 主任委員。實際上，在這之前，孔祥熙主張將資源委員會併入財政部，但在翁看來，這是孔欲掌控工礦資源之企圖，對此深表不滿。這時行政院已西遷漢口辦公，翁 即面見蔣介石商談資源委員會隸屬問題，竟如願以償，其理由是“不作空頭部長，否則無助於戰時經濟功能之發揮……”（參見關德懋《翁文灝其人與事》，台灣 《傳記文學》第36卷第4期，頁77），這時翁文灝從政才兩年多，敢於向孔祥熙叫板，“先總統之尊重翁的意見，逾于尋常”。
翁文灝在經濟部長任內，在建設後方工業基地、解決後方燃料短缺問題，以及開發西南、西北地區各种經濟建設等方面，殫精竭慮，功不可沒。其本人也是奉 公勤勉，清正廉潔，居家簡樸，學人操守未改，惟染上一些官吏氣息，而讓人頗多微詞。1938年冬天，三青糰經濟處撤銷，其副處長白瑜偕同秘書、組長、股長 七人，欲前往經濟部服務，響應學人從政。這七人皆為回國學人而具革命抱負者，據白瑜後來回憶，“不料奔到重慶，翁不見面，僅由次長何廉（粹廉）與我們週 旋，許久，只發表我一人為專門委員，其餘拖著，使我陷於極端痛苦之境。我往謁朱先生，承允慢慢設法安置其餘同仁，並囑我必先報到，直接向翁接觸，彼此多認 識後，再圖完成蔣總裁命令，以遂大家的初衷。我忍著氣，在部內直闖部長辦公室數次，迄無結果。他察出我將不能再忍耐，乃由何次長（兼三青團經濟處處長）轉 告翁之真意。翁說：‘如用三青糰同志，以黃埔同學為宜。’當時我幾乎昏了，回頭又發笑，學人從政竟是如此，不必多解釋了……”（白瑜《翁文灝、王雲五與金 圓券的後遺症》，台灣《傳記文學》第37卷2期，頁92）
翁氏做官，雖然事無巨細，親歷親為，任勞任怨，“然于大計方針有欠宏碩，顯非相才。出任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任務更為艱巨，立法院之同意，勉強得 來，並非眾望所歸”（白瑜語）。顧孟余同時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卻謙辭不就。有人問顧：何以堅辭？顧孟余嘆息：“非其時也，翁亦非其人也。”言下之意， 翁這個人偏狹固執，不易共謀，且與美國接不上頭。他的個性，確實不易與人合作，不是相才……（同上，參見白瑜《翁文灝、王雲五與金圓券的後遺症》）胡適對 翁出任行政院長亦持同樣觀點，1948年10月，正為金圓券危機之時，在北平，胡適請陶希聖轉告蔣介石一句話，並且關照不能對任何人說，即翁不能做行政院 長！陶聞之大驚，問：你與翁是幾十年的老朋友，為什麼說這話？胡適說：“蔣先生謬採書生，用翁詠霓組閣。翁詠霓自在長沙撞車以後，思想不能集中。同時，他 患得患失，不知進退，他對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沒有誠意，而對部下，則刻薄專斷，他不能做行政院長。”（陶希聖《關於敦請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長及其他》，台灣 《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頁18）
翁文灝出任行憲後的行政院長，並任命王雲五為財政部長，一位是地質學家，一位是出版機構總經理，這件事確實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然根據憲法第五十五條 規定“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而翁在立法院的首次施政報告，即引起一場大風暴，“第一天就有二十幾位立委對翁內閣提出種種質詢，一致 認為那長篇大論的施政方針太空洞，太不切實際，不足以應付當前的緊急情況。翁文灝一氣之下，當晚報告總裁，加油加醋地攻擊立法院，說它不但不和他合作，而 且有意和他‘搗亂’……”（參見沈雲龍《從陸徵祥到翁文灝》，台灣《傳記文學》第45卷第1期，頁14）但翁文灝亦僅任行政院長半載，推行幣制改革，發行 金圓券，造成金融體制大亂，“發行不到三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郭廷以《近 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
對翁的任命之責任固在蔣介石本人，即如台灣著名史學家吳相湘所指出的那樣：“政府當局只知以學人或社會賢達當政，企圖一新國人耳目，而不詳究其專長 而任意安置。這完全是政治上粉飾行為，無補于政治革新的實際，且適以誤國……”（吳相湘《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台灣《傳記文學》第36卷第2期，頁 50）但翁“本斗筲之器，非廊廟之才”（沈雲龍語），最終被立法院推倒，亦非意外。白瑜當時目睹了翁文灝在立法院辭職的情形，“退出議壇時，幾乎傾倒，又 何嘗不滿場寒心”，因此有人嘆謂：汪精衛為“薄命的黨人”，胡適為“幸運的文人”，翁文灝則為“文人中的苦人”，“為官一時，倒楣一世，比梁啟超先生出任 北洋財長更慘”。白瑜為此曾問過胡適，胡適說：“是呀！翁詠霓，命也！”
語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小廉曲謹之流，愛之適足以害之，國利民福俱受嚴重影響，欲求歷史上所謂知人善任，殊戛戛其難也——這是史學家沈雲龍針對翁文灝從政之結局所說過的一段話，其中的莫大感慨，似乎將翁氏的另一面都說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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