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二月二日，胡適的日記。
作挽梁任公聯：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民國十八年一月任公先生北平，我作此輓他他>
希舜先生示我摁公遺墨謹記此 胡適)
在君作挽任公聯云：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日星。
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統系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名一篇一書。後來我的結論是他的《新民說》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貢獻。《新民說》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給我國人取法的，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故我的輓聯指出他「中國之新民」的志願。
他晚年的見解頗為一班天資低下的人所誤，竟走上衛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發起「中國文化學院」時，曾有「大乘佛教為人類最高的宗教；產生大乘佛教的文化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謬論。此皆歐陽竟無、林宰平、張君勱一班庸人誤了他。他畢竟是個聰明人，故不久即放棄此計劃。
若他晚年無此退境，我的輓聯可以說：
中國新民，生平宏願。
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這差不多算是胡適對梁啟超的蓋棺之論了。從這個評價中，可以看到胡適的一點自負，當然有他的真知灼見，如輓聯中的「文字收功，神州革命。」也有他的一管之見，比如他在梁啟超的著作中竟然找不到一篇一書可以傳世不朽的，我雖然對梁啟超沒有研究，但我也知道胡適這種說法未免偏頗。另外，他說梁啟超「入世太早，成名太速」，這似乎也算是他自身的一個寫照了。
胡適最先接觸到梁啟超的文字，該是他剛從徽州鄉下到上海求學的時候。在寫於1931年的《四十自述》里，胡適回憶了那時讀梁啟超的情形。
「二哥給我的一大籃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啟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這個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卻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里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復譯的《群己全界論》，像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有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換了個方向走了，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失望，但這種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為他盡了他的能力，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境界，原指望我們感覺不滿足，原指望我們更朝前走。跟著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好奇心，指著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
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的意義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他指出所最缺乏而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里，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筆鋒常帶感情』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
《新民說》諸篇使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還有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七個時代：
（一） 胚胎時代 春秋以前
（二） 全盛時代 春秋末及戰國
（三） 儒學統一時代 兩漢
（四） 老學時代 魏晉
（五） 佛學時代 南北朝 唐
（六） 儒佛混合時代 宋元明
（七） 衰落時代 近二百五十年
我們現在看這個分段，也許不能滿意。（梁先生自己後來也不滿意，他在《清代學術概論》里已不承認近二百五十年為衰落時代了。）但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不幸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後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所望。第一，他論『全盛時代』，說了幾萬字的緒論，卻把『本論』（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全擱下了，只注了一個『闕』字，……第二，『佛學時代』一章的本論一節也全沒有做。第三，他把第六個時代（宋元明）整個擱起不提。這一部學術思想史中間闕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幾年。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做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
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這段追述已經是梁啟超逝世後幾年的了，或許不盡然全是少年胡適的想法，但基本可以確定，在少年胡適的眼中，梁啟超是那個時代最了不起的人，對他的思想和視界也有很重要的影響。
胡適從少年時期讀梁啟超也一直很關注梁啟超的動態。即使留學美國後，他也很關注梁啟超的行蹤。這在他的留學日記中有所反映。
1912年十一月十日的日記中，「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之第一大的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胡適這段評價和他給梁啟超所做輓聯有遙遙呼應之處，比如他認為「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梁氏當之無愧，而輓聯中就有「文字收功，神州革命」之語，這是他對梁氏評價的一貫之處。不滿二十歲的胡適在當時能將梁啟超看成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大功臣」，在中國思想界的貢獻超過孫中山和黃興，他的這一認識不僅正確而且深刻，也表現出他對梁啟超了解之深，研究之透，這段評價梁啟超的文字堪稱不刊之論。從這一點上來看，梁啟超倒應該對胡適有知己之感了。
留學時期的胡適可謂是梁啟超的堅定追隨者，尤其是在政治思想方面。
1915年2月20日，梁啟超在《大中華》雜誌著文《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談運用現代政治的條件及培植此條件的途徑，對社會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發表了獨到的見解。三個月後胡適看到了這篇文章，因「其言甚與吾意相合」，遂不惜筆墨，將梁文中「最警策者」完整抄錄在日記中。(可見《胡適留學日記》下編，第71-73頁)梁啟超的這個觀點來自於西方社會，而胡適又在美國留學，具有相同的觀點，產生共鳴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後來到1916年，袁世凱行帝制的時候，國內政學兩界為君主制抑或共和制而爭論不休的時候，胡適就以超然的立場，理智主義的態度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要獲得有效而正當的政治是沒有捷徑可走的，堅持中國需要君主制才能達到國內統一和強大的主張，與堅持只有共和政體才能創造奇蹟的主張一樣愚不可及，倘若沒有一些「必要的前提條件」，則無論君主制還是共和制皆不可能救中國。所以他要「造新因」，在給好友許怡蓀的信中胡適詳細地談及了「造新因」的途徑：
「……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倘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覺不致亡。倘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庶幾猶有雖亡而終存之一日耳。
……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圖。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亡而已矣。」
胡適的這段話和他日記中所抄錄的梁啟超的文字意思不僅根本無二致，就連用語也非常相近。
不僅如此，熱心關注國內局勢的胡適還對梁啟超抱有非常高的期望，比如在1916年七月十七日的日記中，胡適說：「我國今日的現狀，頑固的官僚派和極端激烈兩派（新如黃興，舊如袁世凱）同時失敗，所靠者全在穩健派（如梁啟超、張謇）的人物。將來的希望，要有一個開明強硬的在野黨做這穩健黨的監督，要使今日的穩健不致變成明日的頑固，——如此，然後可望有一個統一共和的中國。」
這裡的胡適難免對國內的政治現狀有隔膜，他的這些看法也天真可愛的很，認為在美國能成功的在中國就一定也能行得通，他把希望放在梁啟超一派穩健人物身上，由於現實過於黑暗，他的希望自然會破滅，也自然讓他對梁啟超產生失望。
這一時期的胡適在政治思想上緊隨梁啟超，但在學術思想上，他開始有自己的主張了，這也是他要實施他的那一點「野心」了。1916年四月的日記中，就記有「……寫定《讀管子》上下兩篇。上篇論《管子》非管子自作，乃戰國末年治調和之道家學者所作，而托於管子以自重耳。下篇乃駁梁任公《管子》中語。頗多要緊之意見。」過了幾日，又「有《評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一文。結論是：一、梁氏不明歷史上諸家先後授受之關係。……二、梁氏於孟子、墨子、老子、荀子之學說似無確見。三、梁氏不明諸家之名學，故於法家學理上之根據茫然無所曉。」
總得來說，在留學歸來之前的胡適眼中，梁啟超都可謂是他的偶像和精神導師，這一個神聖的地位一直保持到他留學歸來。
在胡適留學歸來前後這一個時期，他們兩人的境遇和勢望都有了變化。梁啟超欲在國內政治上施展他「國務大臣」的抱負，但是在政壇上卻並不得意。而胡適在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他的文學改革主張使得他成為五四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年齡上相差十八歲可謂是兩代人，在這一時期，他們一沉一升，也頗有長江後浪推前浪之勢。在胡適正式面見梁啟超之前，梁啟超應該是已經注意到了這個迅速升起的新星，他對胡適有哪些評價，我還不太清楚，但是從胡適在拜訪梁啟超之前寫給梁啟超的那封信中，以及徐振飛介紹胡適於梁啟超的信中都可以看得到，梁啟超在見到胡適之前還是蠻關注他，並且在學術上樑啟超還是蠻欣賞胡適的。徐振飛的信如下：
任公年丈總長：胡適之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茲有津門一行，頗擬造譚，敢晉一言，以當紹介。
胡適的信如下：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並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願出以見示。適近作墨辨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於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已復理文字舊業，適後日（原註：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機會趨謁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於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餘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人紹介，擬於廿三日（原注;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後，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
從這封信看，胡適對梁啟超是非常恭敬的，而頗執弟子禮。關於胡梁兩人到底在什麼時間正式見面，有不少學者就此寫論文探討辯證，在此不作細述。總之，自此後的十餘年的時間裡，他們在政治領域以及學術領域展開了交往。當然這整個的交往過程並不完全是愉快的，有排斥也有爭論。
這裡面的詳細過程，在張朋園的《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中有非常詳盡的論述，比如在政治上兩人的接觸，胡適少年時期梁啟超已經名滿天下，在那時的胡適心目中梁啟超就是一個英雄人物，這種認識一直到他留學歸來，胡適這段時間都認為國家大任只有梁啟超一類的人物才有資格承擔的。但五四運動使得胡適「爆得大名」，他的政治思想觀念也有了改變，認為梁派在政治上已經過氣從而不願意在政治上與之結合。
在學術上兩人的交往比較多一些，也不時有對壘的情況發生。胡適作為新晉的學術明星，年輕氣盛，要在學術上獨樹一幟，不僅要推出自己的著作，還要批評他人的著作。而梁啟超從政壇上退下來以後，再度拾起學術性的工作，他自認為個人治中國史的成就是不讓與人的，也往往以先進自居，坊間若有什麼新的著作出現，一時興起，也會立即發表評論，且也不時推出自認為頗有心得的著作。所以胡梁兩人一時間形成了 北方學術界的雙雄，誰也不願讓對方的聲光掩蓋了自己。他們兩人在學術上交往和對壘的情況，《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羅列出如下：兩人第一回合的往來是關於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第二回合往還是墨子之學；第三個回合是梁啟超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四個回合是梁啟超評論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第五個回合是胡適評論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他們學術往來的種種詳細情形不在此詳述了，大概的情形就是兩人互相批評，胡適在公開場合總是以晚輩身份對待梁啟超，他無論是批評還是反駁，總是客客氣氣。他常說「我們把梁先生看作老輩」，他是謹守這一原則的。梁啟超雖然曾經稱道胡適是「績溪諸胡之後......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但批評起來卻是相當嚴厲，用詞也是很嚴苛。胡適對此是相當不愉快的，但也只是在日記中發泄而已，絕沒有公開的反唇相譏。「老輩老氣橫秋，晚輩彬彬有禮」。
從少年胡適到青年胡適，從無名胡適到盛名胡適，他心目中的梁啟超也在發生著變化。在政治上，從絕對信任到不願意與之接觸，在學術上從啟蒙到分庭抗禮，其實這一轉變過程也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就像自然界的新陳代謝一般。政治上，力圖振作招兵買馬的梁啟超自然不會放過新秀胡適，而五四以後的胡適聲名鵲起，雖然有自己的政治見解，但自然也是不願意輕易投入任何一個政治陣營的，而且縱觀胡適一生都沒有加入過任何一個黨派，一是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再則和其個人的個性有關。在學術上，學術的進步本來就是一個日新月異的過程，新的思想和方法取代舊的思想和方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學術的發展也必有前代的歷練和累積，才會有新生代的崛起，在這樣的演進之中兩代之間也必然有分歧。胡適對待梁啟超的批評雖然有不滿，在日記中有發泄，但畢竟他受過傳統的洗禮，不忘記長幼有序的舊規範，所以在處理這類矛盾時，他都能保持高度的剋制與理性，善意地對待梁啟超的批評，以客氣和和善化解兩人之間產生的大大小小的矛盾，所以到最後，在梁啟超逝世前幾年，兩人之間的關係很好，以至於在梁啟超逝世之後，胡適在日記中深情又不無悔意地說：「近年他對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沒有機會多同他談談。」
胡適與梁啟超之間的交往關係可以看做是兩代知識分子的選例，也算是一種承前啟後的範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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