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紱（1901-1977)《迷惘集：張忠紱回憶錄》 ；適之清廉。特使。朱毛信。錢端升、費孝通、潘大逵，以上2019。(含傅月庵提書中張學良2021)

傅月庵

2021.6.3

閉門讀書。讀《張忠紱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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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紱（1901~1977）是老清華預備學校的學生，資格很老，與梁實秋、顧一樵合組過學校社團，研究也翻譯小說。赴美留學後，讀過密西根、哈佛，最後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專研「遠東國際關係」，歸國後在學界、外交界都很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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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以直言、敢言聞名，對是對錯是錯，黑白分明，偏又廉潔自愛，絕不和稀泥，遂常得罪人。跟外交前輩王世杰不合猶其小者，最大一件是直接槓上蔣廷黻，回憶錄很大篇幅講的就是蔣氏在聯合國代表團任內的「惡形惡狀」，看得人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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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攻擊某某等數人，而在用真名，談真事，使後人知此一時期若干人物之片段真實面目，因此而知此一時期之一般社會狀況，與夫治亂興衰之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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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前自序他特別這樣說了。事實也是，時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一切也只能看看想想徒增感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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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這書裡，張氏講到他受邀從美返國，任教東北大學親見親思，那是1929年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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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有愛國的心，而沒有對付日本的辦法。日本一切的抗議，甚或合理的要求，他都任其擱置，而以交涉責任諉諸中央。恰好南京政府也抱同樣態度。北伐以後，成天吵修改不平等條約，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然並無確實可靠對付帝國主義的外交或武力辦法。⋯⋯。日本軍人蠻橫，固屬可恨，但謀國者務虛名而取實禍，似亦非智者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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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往事，「務虛名而取實禍」七字卻一下子打中心坎，讓人「吟到恩仇心事」，當下唏噓不已。真正往事並不如煙啊～

---底下2019.12.20 張忠紱（1901-1977)《迷惘集：張忠紱回憶錄》適之清廉。特使。朱毛信。錢端升、費孝通、潘大逵

'London Snow' Ludgate Hill 1939
Gwen Raverat (1885 - 1957)
Wood Engr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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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38年，胡適到美國，是特使， 不是大使。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在1937年末，pp.1625-27，引張忠紱《迷惘集》的回億:... .所見的長官能，如適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項背的極少.....
張忠紱著. by Zhang, Zhongfu, 1902- 1977

張忠紱《迷惘集：張忠紱回憶》，先是香港版:田風1968； 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年

迷惘集 : 張忠紱回憶錄 / 張忠紱著

台北市 : 雙子星出版 : 星光書報社發行, 民60[1971] (這本書，錢端升寫成"錢x升"。

《迷惘集：張忠紱回憶錄》是一本很獨特的書。先了解張忠紱（1901-1977)出生於清朝，到美國留學，當時情華留學獎學金是5年，可讀到博士。可是張忠紱似乎給羅(家倫？)校長的新規定整了。他知道行政學的第一要義是創造團隊精神，而這只有任教北京大學時1931-37可以感受得到。他一生飽受中國的組織中的領導之"理想與現實/制度"間的分裂之苦。雖然改為民國，不過所有的思想和教育等都沒改變。
他與他父親都是忠介之士，幾乎無法立身於中國外交界之鉤心鬥角。


胡適出任美國特使時，身旁的兩助手一個是張忠紱，一個就是錢端升。張忠紱在《迷惘集》中曾說：“到了美國，適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元的薪金作為國內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費用實報實銷，不用記賬，他自己不准備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謝絕領月薪。”（張忠紱《迷惘集》，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可見他與胡適的關係。....


《迷惘集：張忠紱回憶錄》也談胡先生的缺點：一是不懂行政手續，只重大節......又過份信人，不知道胡適退回的禮，屬下劫走私用。

*"...... 國民政府在南京時代，一度曾有意調查全國人口，延攬清華教授社會學專案陳達任內政部司長。經過一年，陳達不能絲毫有所作為......指定的經費，卻只夠人口司的薪俸開支。其結果無異於政治加了一駢枝機關......此種現象在當日中國政府各機關內似甚普騙！　"----
張忠紱《迷惘集》，台北市 : 雙子星出版 : 星光書報社發行, 民60[1971]， 頁117

胡適之先生的"滿州國住民的自決"教訓。

20世紀前20年，日本冀望東山省頗深，而且動作頻頻。在中日全面戰爭初期，仍有不少人主張讓東山省，以求日本止兵。

1937年年底，胡先生到美國做國民外交，之後還當上駐美大使。1937-38胡適到美國，是特使， 不是大使。

約1937年12月 某日，美國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請胡先生演講。胡先生在會中曾表示"只要日本退兵(按，12月13日南京淪陷)，中國不惜承認滿州國。"

那晚，美國前國務卿史丁生也在座，會後邀胡、張兩先生到他家小酌。......史丁生右手扶在四之的肩上，很誠懇的說："你怎麼能代表東北三千萬人說這種話？"適之當時也很感動，祇點頭無言，嗣後政府退出南京 (HC案：1937.12.14)，他卻連電政府，主張"苦撐"。他向我說：我們此時不能求和，不得不對政府打氣，可見適之是一個真正愛國的讀書人。那年除夕晚上，.....

人物生平編輯

張忠紱 (音服)（1901-1977) ，字子纓，湖北省武昌縣人。系清雲貴總督張凱嵩之後裔。幼讀家塾，習經史。
　　1913年春入武昌文華中學。
　　1915年夏考入北京清華學校，與梁實秋、顧一樵、李迪俊、霍毅夫等組織小說研究社，翻譯英、美短篇小說。
　　1922年暑假期間，應商務印書館之邀，參加翻譯《智識叢書》。
　　1923年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國留學，入密蘇里州立大學習社會學。1924年秩轉入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攻歷史和政治學。
　　1925年畢業，獲學士學位。旋轉入哈佛大學，專修國際法及政治 ​​學。
　　1927年夏獲碩士學位，是年秋入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從事研究“遠東國際關係”。
　　1928年以《英日同盟》論文獲博士學位，被選入布魯斯研究院初級研究員。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赴美，特延其為中國駐美國公使館秘書。
　　1929年回國，任瀋陽東北大學政治系教授。次年任天津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
　　1931年轉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後被選任為政治系基金講座教授。編著《歐洲外交史》（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中華民國外交史》(1911-1922年）上卷。同時擔任《外交月報》總編輯。
　　1936年夏作為中國代表出席在美國召開的太平洋學會年會。在美期間，為編著《中華民國外交史》下卷，收集資料。
　　1937年回國。“七七”事變後，奉命與胡適、錢端升赴美進行國民外交工作。次年回國匯報美國對華抗戰態度。旋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
　　1938年6月，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1年兼任外交部參事、外交部美洲司司長。
　　1944年被派為出席“頓巴頓橡園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任小組會議代表，參加討論並草擬聯合國章程。
　　1945年初奉派充任出席美國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並參與編纂大會報告。
　　1946年10月，應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首席代表郭泰祺之約，赴美任代表團顧問。曾任代表團辦事處主任數月。
　　1949年解職，留居美國，經商數年。後移居香港。
　　1977年2月20日病逝於美國。

主要著作編輯

張忠紱著述宏富，除《歐洲外交史》、《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已出版外，還有《中華民國外交史》下卷、自傳體回憶錄《迷惘集》、詩詞集《倚竹吟》等遺稿。先後主辦過《中央日報》、《新聞報》等。[1]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 書信日記 (The diary and letters of Dr. Hu Shih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第122頁、123頁，各有張忠紱致胡適的信：1939.11.10和1941.9.28。

張忠紱先生的照片，可參考李傳璽 【胡適】，黃山書社，2013，頁90和頁94各有胡適和張忠紱和錢端升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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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左)的親筆簽名信件十分罕見，蘇富比本月中將在敦拍賣其中一封寄給英國的外交信件。（資料圖片／蘇富比提供）

毛澤東寫給當時英國工黨黨魁艾德禮的信件。(蘇富比提供)

信件有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及中共元帥朱德的親筆簽名。(蘇富比提供)

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是20世紀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蘇富比本月15日舉行的倫敦拍賣會，其中一件觸目拍賣品正是毛澤東致英國政治家、前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的信件，該信件標示了中共領袖與西方政治家最早期的交流，目前估價為10萬至15萬英鎊（約120萬至180萬港元）。

該信件是1937年11月1日從西北延安市寄出，當時日本侵華拉開戰幔，延安成為中國共產黨根據地。毛澤東在信中向時任英國工黨黨魁、其後成為英國首相的艾德禮，表明對英國人民的團結與友好態度，並呼籲對方採實際行動，提供緊急協助，以抵抗日本帝國侵略。

信件內容並非由中文寫成，而是用英文打印，但署名「毛澤東」及「朱德」則用了漢字。蘇富比指出，信件是由日本侵華時多次採訪中共的新西蘭記者貝特蘭（James Munro Bertram）翻譯打印，亦是由他促成這次國際交流。

蘇富比書籍及手稿部門專家Gabriel Heaton表示，該信件呼籲英國支持抗日戰爭，見證了毛澤東早期的國際外交，並且署有親筆簽名，十分珍貴，該信也是近數十年來，全球拍賣場上第二份有毛澤東簽名的文件。

「台湾の将来は全中国人が決める」に反発拡大 「全台湾人が決める」馬政権 MSN産経ニュース 台湾の将来は「全中国人が決めるべきだ」と中国当局者が発言し、台湾側が反発を強めている。対中交流を優先する馬英九政権も「中華民国（台湾）は独立国。

 蘋論：九二共識退往一中原則；中共也認同自決?

2014年06月12日

有一大戶人家人馬雜沓，擁有將近100口人，鄰居是早已分家出去只有2人的小家庭。大戶人家仗著人多勢眾，天天宣稱隔壁那2口連人帶房子是他們家的一部分，逼迫鄰居併入他們家；還齜牙咧嘴不准別人主持正義，連說一句都不行。

兩岸關係恐倒退

針對台南市長賴清德訪問中國之後的效應，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昨天重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任何涉及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范的發言也是近來香港問題以及美日東亞再平衡戰略的條件反射，是老生常談。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的和中政策使北京從原來堅持的一中原則，讓步到接 受國民黨提出的「九二共識」，但屬於默認，不主動提起。賴清德回台後，中國立刻主動宣稱九二共識，顯然把九二共識當作兩岸的最大公約數，也當作中國的底 線。但范昨天的發言，又回到以往鋼板一塊的一中原則，而非九二共識。如果范的說法是刻意的，可能顯示兩岸關係正在倒退。
住民自決公投須經過非住民的決定嗎？加拿大魁北克的獨立公投，有全加拿大人民的參與投票嗎？英國蘇格蘭的獨立公投，英格蘭人、威爾斯人、北愛爾蘭 人有投票權嗎？一戰、二戰後的民族自決大潮，有殖民母國的人民參與獨立公投嗎？無論民族自決、族群自決、住民自決，都是有關地區的人民公投自決，與之無關 的人沒有投票的正當性。這類自決的最早倡議以行動實踐的人，除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中國共產黨老祖宗之一的列寧了。後來，自決原則還被列入《聯合國憲 章》，並受到包括中國在內會員國的簽署認可。
自決的定義是個人或團體自主和獨立的正當性理論和行動，認為個人或團體具有獨特的個性和自由意志。作為一種倫理學說，自決是從康德認為善即為自由 和自主的假設所衍生出來。伴隨法國大革命，民族自決的學說在19世紀相當流行，一戰後擴展到中東、南亞，最後傳到非洲，被當作反殖民主義的重要辯護詞。

中共也認同自決

中國有他的理由反對台灣分離出去，但不能講出由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的話，那違背（中共也支持過的）自決運動的理論和原則。


****三個教授的命運


　　1945年昆明發生的“一二·一”學潮，在當時和以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有關這次學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選取的角度是觀察這次學潮中的三個教授的命運。　　“一二·一”學潮起因於一次時事晚會。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舉行的這次晚會，成了“一二·一”學潮的導火索。當時參加時事晚會的有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和英語專科學校的學生約6000人。當時正是反內戰的高潮時期，按慣例，學生的時事晚會，通常要請知名的教授來演講，11月25日的時事晚會也不例外，同學請了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和潘大逵4位教授講演。晚會進行當中，駐防昆明的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派人包圍了會場，並鳴槍威脅，引起教授和學生的極大憤慨。晚會之後，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消息：“本市西門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時許，發生匪警，當地駐軍據報後，即趕赴捕捉，匪徒一面鳴槍，一面向黑暗中逃竄而散。”（西南聯大黨史編寫組《中共西南聯大地下組織和群眾革命活動簡史》92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這則不實的消息，引起學生的憤怒，使矛盾激化，4位學生被槍殺，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罷課，從而形成“一二​​·一”學潮。　　我們現在分析的是這次學潮前在時事晚會講演的4位教授當時的經歷和以後的命運。出席時事晚會的4位教授除經濟學家伍啟元1949年後離開大陸赴美外，錢端升、費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來。1988年11月，在紀念西南聯大校慶50週年的紀念活動中，伍啟元以《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和精神》為題發表了講話。（西南聯大昆明校友會編《西南聯大暨雲南師大建校50週年紀念集》105頁，1988年。）由於伍啟元離開大陸多年，他本人的命運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不同，因而我們只觀察錢端升、費孝通和潘大逵的命運。　　錢端升1900年出生於上海，1919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4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土學位。潘大逵1902年出生於四川開縣，1924清華學校畢業，1929年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費孝通1910年出生於江蘇吳江縣，1933年考入清華研究院，1938年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土學位。　　三位教授從年齡上看，大體是三代知識分子，錢端升長費孝通10歲，而潘大逵又長費孝通8歲。三位教授同出清華，都有留學英美的背景，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要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自然離不開胡適，現在我先比較他們和胡適的關係。一　　胡適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以及直到他逝世前在台灣的那一段歲月裡，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數都和胡適發生過聯繫。儘管胡適沒有執教西南聯大，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的靈魂。1940年錢端升曾有一信給胡適，詳細述及西南聯大諸教授的情況，其中說：“聯大經四月擾攘，現仍定不遷。惟一年級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聯大內部亦因此事發生moral（風紀）方面許多不良影響，可惜也。附件擬請抽暇一閱。如可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噓。弟既無書可讀，又苦無事可做，致有此嘗試。兄得無笑其少不更事，無苦討苦耶？”（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494頁，中華書局1983年）錢端升是了解胡適的，雖然身在國外，但仍時時記掛他在西南聯大的那班朋友。錢端升與胡適相差不到10歲，他們卻在思想上有許多共同點，而且私交甚好。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時，身旁的兩助手一個是張忠紱，一個就是錢端升。張忠紱在《迷惘集》中曾說：“到了美國，適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元的薪金作為國內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費用實報實銷，不用記賬，他自己不准備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謝絕領月薪。”（張忠紱《迷惘集》，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可見他與胡適的關係。錢端升年輕的時候，可以說是胡適的崇拜者。1926?年他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適能回清華學校當校長。錢端昇在信中說：“要是你肯來，什麼問題都沒有，你是學者，有志意者，有資望者，是美國留學生（這並不是我特別親美，不過事實不能不這樣​​）是與現今外交當局很有交情，又是能開刀的好手。你肯來，就乾妥萬當；你不肯來，那就找不出什麼適宜的人來了。請你不要看輕了清華的機會，我並不是清華派，平常也不甚重視清華的。不過我常常有兩種思想：第一，我既然進了清華，一天不離開清華，便一天不能忘情於清華的改良…… ”（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509頁）錢端昇在信中還表達了當時清華同人以及校外的《現代評論》派那班人對胡適寄予的厚望。















　　錢端升早年和胡適建立的友誼是很深的，從他寫給胡適的許多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敬重胡適的；但在錢端升人生最關鍵的時候，我們又感到他對胡適的敬重並未成為他的行動，這可能是當時胡適許多朋友的一個共同點。1948年錢端升赴美講學，沒有留在那裡，胡適也勸過他留下，但錢端升這次沒有聽胡適的話，堅持回來，而且是新時代初期發言較為積極的知識分子，他那時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院長。1951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錢端昇在《光明日報》發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全面徹底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尤其令人吃驚的是他在這篇文章中，竟然將蔡元培早年領導北大時形成的“兼容並包”思想給否定了，他說“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謂'思想自由'和'學習自由'——長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一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應負更大的責任。”（《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74頁，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像他同時代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樣，錢端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狀況來推斷後來的言論，這之間呈現出的是簡單跳躍過程，而這個過程是不符合事物自然演進規律的。“一二·一”之前的時事晚會上，作為國民黨員的錢端升講演的宗旨是反內戰，反極權，反專制，這是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並沒有過了多久，錢端升就失去了真實表達自己的機會。50年代初期，他寫的為數不多的闡釋新時代憲法和國家機構的一些文章，早已沒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1941年錢端昇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說起當時昆明的情形“國內有三大事，即國共爭，物價漲，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樣。然弟所見，最糟者仍是政治無進步，號稱進步者無論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極權主義者），亦是不願入軌道者，其餘更可知，奈何。”（《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401頁）40年代晚期， 40多歲的錢端升曾參加過舊政協，作為一個憲法專家，他可能對聯合政府的承諾寄予了天真的幻想，因為這個承諾在40年代的確是鼓舞人心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1957年錢端升成了右派。60年代初，胡適在台灣談起舊日的朋友如陳寅恪、姜立夫等人時，還很關心錢端升，胡適說：“現被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2556頁，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當60年代台灣報紙上有關於大陸學人摘去右派帽子的報導時，胡適注意到“第一名是錢端升，這裡面一些年輕——40來歲的如陳達（人口專家）等，好多是清華出國成績很好的人。” （同上，第10冊3844頁）可見對錢端升的關心。）二　　費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適發生聯繫的事，目前我們知道的不多，費孝通小胡適11歲，已是兩代人。雖然沒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適當年辦《獨立評論》、《現代評論》和《新月》時的許多朋友，有些是費孝通的師長，有些則是他的朋友。費孝通本人的思想，雖然在40年代末給人留下了向左轉的傾向，但當時費孝通的左轉並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轉只是偶然順應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勢力。就他一生的言論而言，反專制、反獨裁是他的本意。費孝通在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雖然後來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動，但我還是願意將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評價。1988年，在談到與民盟的關係時，費孝通說：“當時後方的知識分子存在著愛國的共同立場和抗戰勝利的共同願望，但是思想上沒有統一，更說不上行動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統一需要政治覺悟，行動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組織。”（《我與民盟》9頁，群言出版社1991年4月）　　費孝通對胡適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適的日記》中曾記有1943年費孝通赴美時拜會胡適的情況，胡適說：“費孝通教授來談，他談及國內民生狀況，及軍隊之苦況，使我嘆息。他說，他的村子裡就有軍隊，故知其詳情，每日每人可領24兩米，但總不夠額，每月35元，買柴都不夠，何況買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紀律哪能不壞？他說，社會與政府仍不把兵士當做人看待！兵官每月400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另外能舉出的例子是我做《觀察》周刊研究時，見到的胡適寫給費孝通的一封短信。這封信是費孝通交給當時《觀察》周刊編者儲安平發表的，這信一般的胡適書信選中都漏收了（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該書未收胡適致費孝通的信）。這封信是胡適讀了費孝通翻譯的《美國人的性格》，發現其中的兩處錯誤，主動寫信告訴費孝通的。以下是胡適信的全文：（《觀察》第3卷第4期第23頁，觀察社1947年，上海。）　　　　


孝通先生：昨天在《觀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見大作《負了氣出的門》，開篇兩節裡就有兩個大錯，不敢不奉告。　　　　
第一節說邱吉爾“顯然的歪曲了歷史，即使沒有歪曲，也不免是斷章　　取義”。邱吉爾說“他身體流著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的母親是美國紐約的Jennie Jerome，當然可以說他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說　　的是史實，並沒有歪曲歷史，也沒有斷章取義。
　　　　第二節說懷德海名字裡有個North，這並不錯。但你解說錯了。你說“原來他是North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是奉命來鎮壓美國獨立的”。　　
             這樣一位將軍，小懷海說的大概是指美洲獨立時的英國首相Lord North。　　
             當時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喬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發憤寫“美國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讀一些美國人人知道的歷史。如上述兩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識。若不改正，必遭讀者恥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諒。　　　　　　　　　　　　　　　　　　　　　　　　　胡適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飛前一夕寫的。寫了後，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覺得朋友有切嗟之責，故補寄上。乞恕！適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費孝通收到胡適的信以後，很快回信表示感謝，從那封信，可以看出費孝通對胡適的敬重。寫那封信的時間是1947年9月10日，據這個時間推測費孝通的思想傾向，按流行的說法，他已經是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了，但從他給胡適的信中，我們能感到胡適在費孝通的心中還是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人。費孝通的信是這樣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232－233頁，中華書局1983年）　　

適之老師：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興，高興的是因此從此可　　以稱你作老師了。我已經把來信寄給安平兄，請他在《觀察》發表，以免　　誤及讀者。　　　　我說“歪曲歷史”和“斷章取義”原是想說：從歷史的過程說，美國　　人的血是從歐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 　　來標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對於歷史的成見。他自己的個例是　　歷史上的“斷章”，少數例外之意，用以取義，使美國人聽來高興。行文　　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筆頭的毛病。　　　　懷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說的，我沒有問清楚底細，把爵士變成了將　　軍，罪無可赦。從美國回來之後還寫過一本《初訪美國》，其中又有不少　　關於歷史的敘述，不知有沒有類似的錯誤，奉上一冊，公餘之暇，或可作　　為消遣之用。　　　　並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年代末，費孝通他們這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是複雜的，至少我們可以說，在思想上他們沒有放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只是由於過分痛恨執政黨的腐敗和極權，而暫時認同了在野政治勢力的某些主張，在這一點上，費孝通留給後代知識分子的啟示是很深刻的。1949年8月31日，費孝通寫過一篇文章《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就在這一年，這個純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不斷懷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來。1950年8月他把自己寫的這類文字收在一本為《我的一年》的書中，這本書是研究轉折時期費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說到自己參加北平各界代表會議時的情景：“坐在我旁邊的是錢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運動開始發動起來的那天晚上，我們也坐在一起。輪到我上台演講時，聯大校舍四圍槍聲突起，子彈在頭頂掠過。這種景象和現在一比，真是地獄和天堂之別。這個差別在哪裡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會場裡聽講和發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溫情，沒有槍聲來威脅了。為什麼呢？很明白的，反動派的武裝被解除了，反動派的活動被鎮壓了。這是專政，一點也不錯，有這些專政 ​​，才有我們在會場裡的民主。沒有這些專政 ​​，我們的會場又會變成西南聯大的草坪了。我於是又點頭了，領會了民主和專政是怎樣結合起來的。”（費孝通《我這一年》3－4頁）費孝通的經歷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對新時代的許多評價是在1949年前後得出的，這時思想改造運動還沒有到來，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寫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對此我是這樣理解的：40年代末，費孝通尚不足40歲，年輕人的氣質還在，容易為暫時的或眼前的新氣象所迷惑，這是其一；其二，也許當時的費孝通已經感到了某種壓力，非這樣認識不足以保全自己，但關於此點，我尚未見到可靠材料，僅是推測而已。從50年代初費孝通的經歷中，至少我們能了解兩點，第一，新時代的新氣象確實是真實存在過的，由於那些誘人的承諾和鼓舞人心的口號，對於民族情感本來很強的中國知識分子，可能確實有揚眉吐氣之感，這種簡單的思考邏輯，一直持續到1957年之後。第二，新時代初期對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還是友好的，徵塵未洗，還沒有來得及清理他們的思想，這時從未涉足實際政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天真地以為真正的民主時代到來了，至少有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當時改造思想時，不乏真誠的一面。我一直認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身上具有輕信的弱點，這對具體人來說不是什麼嚴重的缺點，但那麼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時具有這個特點，就預示了他們的不幸，當然這種不幸要在多少年後才看得清楚。1957年費孝通寫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時代和他的活動情況，他有可能與胡適發生聯繫，但目前我還沒有查到他們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寫的回憶錄《風雨九十年》中（《風雨九十年——潘大逵回憶錄》，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也沒有提到他和胡適的交往。但沒有和胡適的交往的經歷，並不影響我們把潘大逵也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待。　　潘大逵和費孝通一樣，當年也是民盟活動的積極分子，當時的民盟實際是一個很鬆散的知識分子群體，他的變化是後來出現的。潘大逵只在西南聯大停留過很短的時間，在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中，他是參預政治活動熱情較高的一位，1957年潘大逵也成為右派。四　　以上我簡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適的關係，現在可以回到我的結論上來。　　“一二·一”學潮前，在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中，保持著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傳統，當時時事晚會演講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別處於不同的政治團體，錢端升和伍啟元是老國民黨員，潘大逵是民盟成員，而費孝通是無黨派人士，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際承擔了一種​​ 現代知識分子的職責。他們4人都有自己的專業，但他們沒有以這種專業為逃避現實的藉口，要知道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敢於在時事晚會上自由講演是有很大危險的。但從已披露的歷史資料看，作為教授，他們沒有什麼恐懼感，費孝通演講的時候突然斷電，而且槍聲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籲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籲和平。”這種知識分子的勇氣，在以後的費孝通身上就沒有再出現過。40年代的社會環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聞一多、李公樸的被暗殺，但這種恐怖並不是深入知識分子內心的一種恐懼，至少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天然地相信他們有言論的權利，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40年代未有那麼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參與了政黨活動，而且發表了各種各樣的言論。“一二·一”學潮是一個政治事件，捲入這個事件的學生和教授應該說都是具有現代知識分子氣質的人，我們提到的這三位教授更是如此。根據當年他們站在學生面前的情景，我們不難想到他們的性格，按說這種性格和氣質應該是一個人身上最寶 ​​貴的東西，也是他們作為知識分子最典型的氣質，但後來我們基本沒有看到這種氣質的體現。這裡我們不妨問一句，他們那種氣質哪裡去了？如果我們把“一二·一”學潮作為一個像徵，而將當時講演的4位教授作為教授群體的代表，那麼這個四比一的結果差不多也就是中國40年代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4個教授除了伍啟元到了美國以外，剩下的3個全都沒過了1957年這一關，而這3個教授同是留美的學者，同出於清華，在40年代末又同時最不滿現狀，敢於挺身而出反專制反極權；3位教授就個性、就當時言論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聞一多，聞一多不幸慘死在特務的槍聲中，引起當時國內輿論的共同譴責。歷史已經過去差不多印年了，我在為聞一多的慘死感到憤怒的時候，想到錢端升、費孝通、潘大逵等活下來的教授，想到他們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湧起的是更為複雜的感情：活下來的聞一多，等待他的是什麼命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