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

張忠紱(1901-1977)《迷惘集:張忠紱回憶錄》適之清廉。特使。朱毛信。錢端升、費孝通、潘大逵


1937-38年,胡適到美國,是特使, 不是大使。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在1937年末,pp.1625-27,引張忠紱《迷惘集》的回億:... .所見的長官能,如適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項背的極少.....
張忠紱著. by Zhang, Zhongfu, 1902- 1977
張忠紱《迷惘集:張忠紱回憶》,先是香港版:田風1968; 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年
迷惘集 : 張忠紱回憶錄 / 張忠紱著
台北市 : 雙子星出版 : 星光書報社發行, 民60[1971] (這本書,錢端升寫成"錢x升"。

《迷惘集:張忠紱回憶錄》是一本很獨特的書。先了解張忠紱(1901-1977)出生於清朝,到美國留學,當時情華留學獎學金是5年,可讀到博士。可是張忠紱似乎給羅(家倫?)校長的新規定整了。他知道行政學的第一要義是創造團隊精神,而這只有任教北京大學時1931-37可以感受得到。他一生飽受中國的組織中的領導之"理想與現實/制度"間的分裂之苦。雖然改為民國,不過所有的思想和教育等都沒改變。
他與他父親都是忠介之士,幾乎無法立身於中國外交界之鉤心鬥角。


胡適出任美國特使時,身旁的兩助手一個是張忠紱,一個就是錢端升。張忠紱在《迷惘集》中曾說:“到了美國,適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元的薪金作為國內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費用實報實銷,不用記賬,他自己不准備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謝絕領月薪。”(張忠紱《迷惘集》,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可見他與胡適的關係。....


《迷惘集:張忠紱回憶錄》也談胡先生的缺點:一是不懂行政手續,只重大節......又過份信人,不知道胡適退回的禮,屬下劫走私用。

*"...... 國民政府在南京時代,一度曾有意調查全國人口,延攬清華教授社會學專案陳達任內政部司長。經過一年,陳達不能絲毫有所作為......指定的經費,卻只夠人口司的薪俸開支。其結果無異於政治加了一駢枝機關......此種現象在當日中國政府各機關內似甚普騙! "----
張忠紱《迷惘集》,台北市 : 雙子星出版 : 星光書報社發行, 民60[1971], 頁117







胡適之先生的"滿州國住民的自決"教訓。
20世紀前20年,日本冀望東山省頗深,而且動作頻頻。在中日全面戰爭初期,仍有不少人主張讓東山省,以求日本止兵。
1937年年底,胡先生到美國做國民外交,之後還當上駐美大使。1937-38胡適到美國,是特使, 不是大使。
約1937年12月 某日,美國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請胡先生演講。胡先生在會中曾表示"只要日本退兵(按,12月13日南京淪陷),中國不惜承認滿州國。"
那晚,美國前國務卿史丁生也在座,會後邀胡、張兩先生到他家小酌。......史丁生右手扶在四之的肩上,很誠懇的說:"你怎麼能代表東北三千萬人說這種話?"適之當時也很感動,祇點頭無言,嗣後政府退出南京 (HC案:1937.12.14),他卻連電政府,主張"苦撐"。他向我說:我們此時不能求和,不得不對政府打氣,可見適之是一個真正愛國的讀書人。那年除夕晚上,.....



人物生平編輯

張忠紱 (音服)(1901-1977) ,字子纓,湖北省武昌縣人。系清雲貴總督張凱嵩之後裔。幼讀家塾,習經史。
  1913年春入武昌文華中學。
  1915年夏考入北京清華學校,與梁實秋、顧一樵、李迪俊、霍毅夫等組織小說研究社,翻譯英、美短篇小說。
  1922年暑假期間,應商務印書館之邀,參加翻譯《智識叢書》。
  1923年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國留學,入密蘇里州立大學習社會學。1924年秩轉入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攻歷史和政治學。
  1925年畢業,獲學士學位。旋轉入哈佛大學,專修國際法及政治 ​​學。
  1927年夏獲碩士學位,是年秋入約翰霍布金斯大學,從事研究“遠東國際關係”。
  1928年以《英日同盟》論文獲博士學位,被選入布魯斯研究院初級研究員。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赴美,特延其為中國駐美國公使館秘書。
  1929年回國,任瀋陽東北大學政治系教授。次年任天津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
  1931年轉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後被選任為政治系基金講座教授。編著《歐洲外交史》(181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中華民國外交史》(1911-1922年)上卷。同時擔任《外交月報》總編輯。
  1936年夏作為中國代表出席在美國召開的太平洋學會年會。在美期間,為編著《中華民國外交史》下卷,收集資料。
  1937年回國。“七七”事變後,奉命與胡適、錢端升赴美進行國民外交工作。次年回國匯報美國對華抗戰態度。旋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
  1938年6月,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41年兼任外交部參事、外交部美洲司司長。
  1944年被派為出席“頓巴頓橡園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任小組會議代表,參加討論並草擬聯合國章程。
  1945年初奉派充任出席美國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並參與編纂大會報告。
  1946年10月,應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首席代表郭泰祺之約,赴美任代表團顧問。曾任代表團辦事處主任數月。
  1949年解職,留居美國,經商數年。後移居香港。
  1977年2月20日病逝於美國。

主要著作編輯

張忠紱著述宏富,除《歐洲外交史》、《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已出版外,還有《中華民國外交史》下卷、自傳體回憶錄《迷惘集》、詩詞集《倚竹吟》等遺稿。先後主辦過《中央日報》、《新聞報》等。[1]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 書信日記 (The diary and letters of Dr. Hu Shih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第122頁、123頁,各有張忠紱致胡適的信:1939.11.10和1941.9.28。
張忠紱先生的照片,可參考李傳璽 【胡適】,黃山書社,2013,頁90和頁94各有胡適和張忠紱和錢端升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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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左)的親筆簽名信件十分罕見,蘇富比本月中將在敦拍賣其中一封寄給英國的外交信件。(資料圖片/蘇富比提供)
毛澤東寫給當時英國工黨黨魁艾德禮的信件。(蘇富比提供)
信件有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及中共元帥朱德的親筆簽名。(蘇富比提供)





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是20世紀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蘇富比本月15日舉行的倫敦拍賣會,其中一件觸目拍賣品正是毛澤東致英國政治家、前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的信件,該信件標示了中共領袖與西方政治家最早期的交流,目前估價為10萬至15萬英鎊(約120萬至180萬港元)。


該信件是1937年11月1日從西北延安市寄出,當時日本侵華拉開戰幔,延安成為中國共產黨根據地。毛澤東在信中向時任英國工黨黨魁、其後成為英國首相的艾德禮,表明對英國人民的團結與友好態度,並呼籲對方採實際行動,提供緊急協助,以抵抗日本帝國侵略。

信件內容並非由中文寫成,而是用英文打印,但署名「毛澤東」及「朱德」則用了漢字。蘇富比指出,信件是由日本侵華時多次採訪中共的新西蘭記者貝特蘭(James Munro Bertram)翻譯打印,亦是由他促成這次國際交流。

蘇富比書籍及手稿部門專家Gabriel Heaton表示,該信件呼籲英國支持抗日戰爭,見證了毛澤東早期的國際外交,並且署有親筆簽名,十分珍貴,該信也是近數十年來,全球拍賣場上第二份有毛澤東簽名的文件。



台湾の将来は全中国人が決める」に反発拡大 「全台湾人が決める」馬政権
台湾の将来は「全中国人が決めるべきだ」と中国当局者が発言し、台湾側が反発を強めている。対中交流を優先する馬英九政権も「中華民国(台湾)は独立国。

 蘋論:九二共識退往一中原則;中共也認同自決?



有一大戶人家人馬雜沓,擁有將近100口人,鄰居是早已分家出去只有2人的小家庭。大戶人家仗著人多勢眾,天天宣稱隔壁那2口連人帶房子是他們家的一部分,逼迫鄰居併入他們家;還齜牙咧嘴不准別人主持正義,連說一句都不行。

兩岸關係恐倒退

針對台南市長賴清德訪問中國之後的效應,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昨天重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任何涉及中國主權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范的發言也是近來香港問題以及美日東亞再平衡戰略的條件反射,是老生常談。值得注意的是,馬英九的和中政策使北京從原來堅持的一中原則,讓步到接 受國民黨提出的「九二共識」,但屬於默認,不主動提起。賴清德回台後,中國立刻主動宣稱九二共識,顯然把九二共識當作兩岸的最大公約數,也當作中國的底 線。但范昨天的發言,又回到以往鋼板一塊的一中原則,而非九二共識。如果范的說法是刻意的,可能顯示兩岸關係正在倒退。
住民自決公投須經過非住民的決定嗎?加拿大魁北克的獨立公投,有全加拿大人民的參與投票嗎?英國蘇格蘭的獨立公投,英格蘭人、威爾斯人、北愛爾蘭 人有投票權嗎?一戰、二戰後的民族自決大潮,有殖民母國的人民參與獨立公投嗎?無論民族自決、族群自決、住民自決,都是有關地區的人民公投自決,與之無關 的人沒有投票的正當性。這類自決的最早倡議以行動實踐的人,除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是中國共產黨老祖宗之一的列寧了。後來,自決原則還被列入《聯合國憲 章》,並受到包括中國在內會員國的簽署認可。
自決的定義是個人或團體自主和獨立的正當性理論和行動,認為個人或團體具有獨特的個性和自由意志。作為一種倫理學說,自決是從康德認為善即為自由 和自主的假設所衍生出來。伴隨法國大革命,民族自決的學說在19世紀相當流行,一戰後擴展到中東、南亞,最後傳到非洲,被當作反殖民主義的重要辯護詞。

中共也認同自決

中國有他的理由反對台灣分離出去,但不能講出由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的話,那違背(中共也支持過的)自決運動的理論和原則。


****三個教授的命運


  1945年昆明發生的“一二·一”學潮,在當時和以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有關這次學潮的研究已有很多,我所選取的角度是觀察這次學潮中的三個教授的命運。  “一二·一”學潮起因於一次時事晚會。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舉行的這次晚會,成了“一二·一”學潮的導火索。當時參加時事晚會的有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和英語專科學校的學生約6000人。當時正是反內戰的高潮時期,按慣例,學生的時事晚會,通常要請知名的教授來演講,11月25日的時事晚會也不例外,同學請了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和潘大逵4位教授講演。晚會進行當中,駐防昆明的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派人包圍了會場,並鳴槍威脅,引起教授和學生的極大憤慨。晚會之後,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消息:“本市西門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時許,發生匪警,當地駐軍據報後,即趕赴捕捉,匪徒一面鳴槍,一面向黑暗中逃竄而散。”(西南聯大黨史編寫組《中共西南聯大地下組織和群眾革命活動簡史》92頁,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這則不實的消息,引起學生的憤怒,使矛盾激化,4位學生被槍殺,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罷課,從而形成“一二​​·一”學潮。  我們現在分析的是這次學潮前在時事晚會講演的4位教授當時的經歷和以後的命運。出席時事晚會的4位教授除經濟學家伍啟元1949年後離開大陸赴美外,錢端升、費孝通、潘大逵都留了下來。1988年11月,在紀念西南聯大校慶50週年的紀念活動中,伍啟元以《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和精神》為題發表了講話。(西南聯大昆明校友會編《西南聯大暨雲南師大建校50週年紀念集》105頁,1988年。)由於伍啟元離開大陸多年,他本人的命運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不同,因而我們只觀察錢端升、費孝通和潘大逵的命運。  錢端升1900年出生於上海,1919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4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土學位。潘大逵1902年出生於四川開縣,1924清華學校畢業,1929年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費孝通1910年出生於江蘇吳江縣,1933年考入清華研究院,1938年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土學位。  三位教授從年齡上看,大體是三代知識分子,錢端升長費孝通10歲,而潘大逵又長費孝通8歲。三位教授同出清華,都有留學英美的背景,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要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自然離不開胡適,現在我先比較他們和胡適的關係。一  胡適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以及直到他逝世前在台灣的那一段歲月裡,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數都和胡適發生過聯繫。儘管胡適沒有執教西南聯大,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是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的靈魂。1940年錢端升曾有一信給胡適,詳細述及西南聯大諸教授的情況,其中說:“聯大經四月擾攘,現仍定不遷。惟一年級在川召集。此事亦不甚妥。聯大內部亦因此事發生moral(風紀)方面許多不良影響,可惜也。附件擬請抽暇一閱。如可以,乞向洛氏基金方面吹噓。弟既無書可讀,又苦無事可做,致有此嘗試。兄得無笑其少不更事,無苦討苦耶?”(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494頁,中華書局1983年)錢端升是了解胡適的,雖然身在國外,但仍時時記掛他在西南聯大的那班朋友。錢端升與胡適相差不到10歲,他們卻在思想上有許多共同點,而且私交甚好。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時,身旁的兩助手一個是張忠紱,一個就是錢端升。張忠紱在《迷惘集》中曾說:“到了美國,適之要端升和我也每月拿900元的薪金作為國內家中用度,此外在美費用實報實銷,不用記賬,他自己不准備拿月薪,端升和我也謝絕領月薪。”(張忠紱《迷惘集》,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可見他與胡適的關係。錢端升年輕的時候,可以說是胡適的崇拜者。1926?年他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希望胡適能回清華學校當校長。錢端昇在信中說:“要是你肯來,什麼問題都沒有,你是學者,有志意者,有資望者,是美國留學生(這並不是我特別親美,不過事實不能不這樣​​)是與現今外交當局很有交情,又是能開刀的好手。你肯來,就乾妥萬當;你不肯來,那就找不出什麼適宜的人來了。請你不要看輕了清華的機會,我並不是清華派,平常也不甚重視清華的。不過我常常有兩種思想:第一,我既然進了清華,一天不離開清華,便一天不能忘情於清華的改良…… ”(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509頁)錢端昇在信中還表達了當時清華同人以及校外的《現代評論》派那班人對胡適寄予的厚望。















  錢端升早年和胡適建立的友誼是很深的,從他寫給胡適的許多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敬重胡適的;但在錢端升人生最關鍵的時候,我們又感到他對胡適的敬重並未成為他的行動,這可能是當時胡適許多朋友的一個共同點。1948年錢端升赴美講學,沒有留在那裡,胡適也勸過他留下,但錢端升這次沒有聽胡適的話,堅持回來,而且是新時代初期發言較為積極的知識分子,他那時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院長。1951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錢端昇在《光明日報》發表了《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全面徹底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尤其令人吃驚的是他在這篇文章中,竟然將蔡元培早年領導北大時形成的“兼容並包”思想給否定了,他說“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分責任的,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謂'思想自由'和'學習自由'——長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一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應負更大的責任。”(《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74頁,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1952年)像他同時代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樣,錢端升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以他早年的思想狀況來推斷後來的言論,這之間呈現出的是簡單跳躍過程,而這個過程是不符合事物自然演進規律的。“一二·一”之前的時事晚會上,作為國民黨員的錢端升講演的宗旨是反內戰,反極權,反專制,這是他一生所抱定的信仰,然而並沒有過了多久,錢端升就失去了真實表達自己的機會。50年代初期,他寫的為數不多的闡釋新時代憲法和國家機構的一些文章,早已沒有了自己的獨立見解。1941年錢端昇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說起當時昆明的情形“國內有三大事,即國共爭,物價漲,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樣。然弟所見,最糟者仍是政治無進步,號稱進步者無論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極權主義者),亦是不願入軌道者,其餘更可知,奈何。”(《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401頁)40年代晚期, 40多歲的錢端升曾參加過舊政協,作為一個憲法專家,他可能對聯合政府的承諾寄予了天真的幻想,因為這個承諾在40年代的確是鼓舞人心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1957年錢端升成了右派。60年代初,胡適在台灣談起舊日的朋友如陳寅恪、姜立夫等人時,還很關心錢端升,胡適說:“現被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0冊2556頁,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當60年代台灣報紙上有關於大陸學人摘去右派帽子的報導時,胡適注意到“第一名是錢端升,這裡面一些年輕——40來歲的如陳達(人口專家)等,好多是清華出國成績很好的人。” (同上,第10冊3844頁)可見對錢端升的關心。)二  費孝通一生直接和胡適發生聯繫的事,目前我們知道的不多,費孝通小胡適11歲,已是兩代人。雖然沒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但胡適當年辦《獨立評論》、《現代評論》和《新月》時的許多朋友,有些是費孝通的師長,有些則是他的朋友。費孝通本人的思想,雖然在40年代末給人留下了向左轉的傾向,但當時費孝通的左轉並非走向政治的操作,而依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天性的流露,他的左轉只是偶然順應了某一在野的政治勢力。就他一生的言論而言,反專制、反獨裁是他的本意。費孝通在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雖然後來介入了一些政治活動,但我還是願意將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評價。1988年,在談到與民盟的關係時,費孝通說:“當時後方的知識分子存在著愛國的共同立場和抗戰勝利的共同願望,但是思想上沒有統一,更說不上行動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統一需要政治覺悟,行動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組織。”(《我與民盟》9頁,群言出版社1991年4月)  費孝通對胡適一直是很敬重的。《胡適的日記》中曾記有1943年費孝通赴美時拜會胡適的情況,胡適說:“費孝通教授來談,他談及國內民生狀況,及軍隊之苦況,使我嘆息。他說,他的村子裡就有軍隊,故知其詳情,每日每人可領24兩米,但總不夠額,每月35元,買柴都不夠,何況買菜吃?如此情形之下,紀律哪能不壞?他說,社會與政府仍不把兵士當做人看待!兵官每月400元,如何能不舞弊走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5冊,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另外能舉出的例子是我做《觀察》周刊研究時,見到的胡適寫給費孝通的一封短信。這封信是費孝通交給當時《觀察》周刊編者儲安平發表的,這信一般的胡適書信選中都漏收了(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該書未收胡適致費孝通的信)。這封信是胡適讀了費孝通翻譯的《美國人的性格》,發現其中的兩處錯誤,主動寫信告訴費孝通的。以下是胡適信的全文:(《觀察》第3卷第4期第23頁,觀察社1947年,上海。)    


孝通先生:昨天在《觀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見大作《負了氣出的門》,開篇兩節裡就有兩個大錯,不敢不奉告。    
第一節說邱吉爾“顯然的歪曲了歷史,即使沒有歪曲,也不免是斷章  取義”。邱吉爾說“他身體流著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的母親是美國紐約的Jennie Jerome,當然可以說他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說  的是史實,並沒有歪曲歷史,也沒有斷章取義。
    第二節說懷德海名字裡有個North,這並不錯。但你解說錯了。你說“原來他是North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是奉命來鎮壓美國獨立的”。  
             這樣一位將軍,小懷海說的大概是指美洲獨立時的英國首相Lord North。  
             當時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喬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發憤寫“美國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讀一些美國人人知道的歷史。如上述兩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識。若不改正,必遭讀者恥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諒。                         胡適                         卅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此信是我南飛前一夕寫的。寫了後,我不敢寄出。今重看一遍,覺得朋友有切嗟之責,故補寄上。乞恕!適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費孝通收到胡適的信以後,很快回信表示感謝,從那封信,可以看出費孝通對胡適的敬重。寫那封信的時間是1947年9月10日,據這個時間推測費孝通的思想傾向,按流行的說法,他已經是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了,但從他給胡適的信中,我們能感到胡適在費孝通的心中還是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人。費孝通的信是這樣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232-233頁,中華書局1983年)  

適之老師:    接到八月二十五日的信,十分感激,而且高興,高興的是因此從此可  以稱你作老師了。我已經把來信寄給安平兄,請他在《觀察》發表,以免  誤及讀者。    我說“歪曲歷史”和“斷章取義”原是想說:從歷史的過程說,美國  人的血是從歐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   來標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對於歷史的成見。他自己的個例是  歷史上的“斷章”,少數例外之意,用以取義,使美國人聽來高興。行文  不慎,多少也犯了弄筆頭的毛病。    懷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說的,我沒有問清楚底細,把爵士變成了將  軍,罪無可赦。從美國回來之後還寫過一本《初訪美國》,其中又有不少  關於歷史的敘述,不知有沒有類似的錯誤,奉上一冊,公餘之暇,或可作  為消遣之用。    並祝  著祺                            孝通                            三六,九,十  

40年代末,費孝通他們這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是複雜的,至少我們可以說,在思想上他們沒有放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只是由於過分痛恨執政黨的腐敗和極權,而暫時認同了在野政治勢力的某些主張,在這一點上,費孝通留給後代知識分子的啟示是很深刻的。1949年8月31日,費孝通寫過一篇文章《我參加了北平各界代表會議》,就在這一年,這個純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不斷懷疑起自己早年的教育來。1950年8月他把自己寫的這類文字收在一本為《我的一年》的書中,這本書是研究轉折時期費孝通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段說到自己參加北平各界代表會議時的情景:“坐在我旁邊的是錢端升先生,昆明'一二·一'運動開始發動起來的那天晚上,我們也坐在一起。輪到我上台演講時,聯大校舍四圍槍聲突起,子彈在頭頂掠過。這種景象和現在一比,真是地獄和天堂之別。這個差別在哪裡呢?今天我可以安心的在會場裡聽講和發言,有的只是融融一堂的溫情,沒有槍聲來威脅了。為什麼呢?很明白的,反動派的武裝被解除了,反動派的活動被鎮壓了。這是專政,一點也不錯,有這些專政 ​​,才有我們在會場裡的民主。沒有這些專政 ​​,我們的會場又會變成西南聯大的草坪了。我於是又點頭了,領會了民主和專政是怎樣結合起來的。”(費孝通《我這一年》3-4頁)費孝通的經歷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對新時代的許多評價是在1949年前後得出的,這時思想改造運動還沒有到來,他的有些文章甚至是寫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對此我是這樣理解的:40年代末,費孝通尚不足40歲,年輕人的氣質還在,容易為暫時的或眼前的新氣象所迷惑,這是其一;其二,也許當時的費孝通已經感到了某種壓力,非這樣認識不足以保全自己,但關於此點,我尚未見到可靠材料,僅是推測而已。從50年代初費孝通的經歷中,至少我們能了解兩點,第一,新時代的新氣象確實是真實存在過的,由於那些誘人的承諾和鼓舞人心的口號,對於民族情感本來很強的中國知識分子,可能確實有揚眉吐氣之感,這種簡單的思考邏輯,一直持續到1957年之後。第二,新時代初期對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還是友好的,徵塵未洗,還沒有來得及清理他們的思想,這時從未涉足實際政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天真地以為真正的民主時代到來了,至少有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當時改造思想時,不乏真誠的一面。我一直認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身上具有輕信的弱點,這對具體人來說不是什麼嚴重的缺點,但那麼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時具有這個特點,就預示了他們的不幸,當然這種不幸要在多少年後才看得清楚。1957年費孝通寫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三  按潘大逵生活的時代和他的活動情況,他有可能與胡適發生聯繫,但目前我還沒有查到他們交往的材料,潘大逵在晚年寫的回憶錄《風雨九十年》中(《風雨九十年——潘大逵回憶錄》,成都出版社1992年6月),也沒有提到他和胡適的交往。但沒有和胡適的交往的經歷,並不影響我們把潘大逵也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待。  潘大逵和費孝通一樣,當年也是民盟活動的積極分子,當時的民盟實際是一個很鬆散的知識分子群體,他的變化是後來出現的。潘大逵只在西南聯大停留過很短的時間,在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中,他是參預政治活動熱情較高的一位,1957年潘大逵也成為右派。四  以上我簡述了三位教授和胡適的關係,現在可以回到我的結論上來。  “一二·一”學潮前,在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中,保持著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傳統,當時時事晚會演講的四教授本身也分別處於不同的政治團體,錢端升和伍啟元是老國民黨員,潘大逵是民盟成員,而費孝通是無黨派人士,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際承擔了一種​​ 現代知識分子的職責。他們4人都有自己的專業,但他們沒有以這種專業為逃避現實的藉口,要知道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敢於在時事晚會上自由講演是有很大危險的。但從已披露的歷史資料看,作為教授,他們沒有什麼恐懼感,費孝通演講的時候突然斷電,而且槍聲四起,他仍激昂地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籲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籲和平。”這種知識分子的勇氣,在以後的費孝通身上就沒有再出現過。40年代的社會環境有恐怖的一面,比如聞一多、李公樸的被暗殺,但這種恐怖並不是深入知識分子內心的一種恐懼,至少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天然地相信他們有言論的權利,不然我們就難以理解40年代未有那麼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參與了政黨活動,而且發表了各種各樣的言論。“一二·一”學潮是一個政治事件,捲入這個事件的學生和教授應該說都是具有現代知識分子氣質的人,我們提到的這三位教授更是如此。根據當年他們站在學生面前的情景,我們不難想到他們的性格,按說這種性格和氣質應該是一個人身上最寶 ​​貴的東西,也是他們作為知識分子最典型的氣質,但後來我們基本沒有看到這種氣質的體現。這裡我們不妨問一句,他們那種氣質哪裡去了?如果我們把“一二·一”學潮作為一個像徵,而將當時講演的4位教授作為教授群體的代表,那麼這個四比一的結果差不多也就是中國40年代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4個教授除了伍啟元到了美國以外,剩下的3個全都沒過了1957年這一關,而這3個教授同是留美的學者,同出於清華,在40年代末又同時最不滿現狀,敢於挺身而出反專制反極權;3位教授就個性、就當時言論的激烈程度而言,都不及聞一多,聞一多不幸慘死在特務的槍聲中,引起當時國內輿論的共同譴責。歷史已經過去差不多印年了,我在為聞一多的慘死感到憤怒的時候,想到錢端升、費孝通、潘大逵等活下來的教授,想到他們坎坷的人生,我心中湧起的是更為複雜的感情:活下來的聞一多,等待他的是什麼命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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