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王者”魏斐德：一位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中国人——郭廷以教授
在一九六〇年就读研究所时，我连一个中国字也不认得，简直就是目不识丁。以我当时的中文程度，我怀疑在今时今日会有任何美国研究型大学著名的中国研究博士班，仍愿意录取我这个学生。
我与日俱增的自信，个中关键，实缘自郭廷以的开创性伟业的启迪。郭教授毕生修治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路，却又更令我确信：像我这个羽毛未丰的学术新丁，其实也可以专攻中国的近代史，只要我有一辈子奉献的决心，再加上一些勇气。
本文原载《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
（“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丛书”第八十四种）
遨游史海，向郭廷以致敬
魏斐德
魏斐德（1937—2006），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是首位担任美国历史学会的汉学家，亦曾担任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因身体原因与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擦肩而过。魏斐德与孔飞力、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界三杰，为冷战时期的美国汉学研究和中美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著有《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华帝国的衰落》《大门口的陌生人》等。
能参加贵所举办的郭廷以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委实是我最大的荣幸。记得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间，我正在“中硏院”近代史研究所准备撰写博士论文，曾从郭先生身上获得无穷的教益。我永远感激郭先生对我在学术上的启迪和指导。事实上，在郭先生的帮助下，我才能在一开始时便选取了传统汉学和中国近代史的相交点，作为自己学习和训练的场所。
郭廷以（1904—1975）
在一九六〇年就读研究所时，我连一个中国字也不认得，简直就是目不识丁。因为，我在念大学和初入硏究所时，所专攻的原是欧洲的历史、文学和政治哲学。但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博士班时，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心驱策着我把第一年的时间，主要用于中文的硏习，其中包括基础汉语、初级文言和当代中共文献选读。以我当时的中文程度，我怀疑在今时今日会有任何美国硏究型大学著名的中国硏究博士班，仍愿意录取我这个学生。目前大多数被柏克莱招收的研究生，不是毕业于中、港、台三地的大学，就是虽毕业于欧、美的大学，但均能操较流利的国语、懂一些文言文，并且已能运用原始文献从事初步研究的学人。相对而言，我们那一个世代的研究生，要么是美国陆军语言学校的毕业生，要么是年轻的传教士，要么就是像我那样连一个中文字也不认得的新丁。
结果，我们这些新丁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令人尴尬的反常处境。我们大都掌握了几种欧洲语言，并且在西方正规的学院或大学的训练下，已习惯了运用成年人成熟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写作，而初级的中文学习却逼使我们突然变回了孩童。我们结结巴巴地依照教科书要求，反复练习着最基本的中文例句，诸如简单的日常问候、在中国餐馆点菜、上公交车购票、到邮局寄包裹等等。我们的老师通常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年轻女性，她们操着一口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国语，由于说得实在太标准了，竟使得北京街头的日常语言变成了土话；此情此景，就如同英国BBC的英语播音使得伦敦街头的日常语言变成了方言。
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我在伯克利学习《初级汉语》时，我的老师赵元任教授正是该书的作者。尽管如此，我和研究所的同学在最多数的时候仍颇像穿着成年人衣服的小孩：一方面，即令是最初阶的中文文法和口语也常令我们学起来倍感吃力；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伤心地承认，我们那种先天不足的中文程度，和我们在从事当代欧洲史和美国史研究时便早已熟习的高水平要求，又是相差得何等的遥远。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沮丧不已。作为未来的中国史专家，我们也痛感于被套牢在中国语文和社会科学之间而难以自拔。一方面，在伯克利东语系有着像白之(Cyril Birch)、卜弼德(Peter Boodberg)、赵元任、陈世骥、Michael Rogers、Edward Schafer等等极渊博的资深汉学家，他们本来应为我们提供从事学术研究的工具，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把我们淹没在国学和西方语言学的深厚而沉重的传统之中——此一传统他们或继承自清代的学术大师，或继承自西方像Giles, Kalgren, Pelliot, Chavannes, Maspero等学术巨匠。另一方面，在离东语系仅有一巷之遥，历史系里有着像Robert Brentano, William Bouwsma, Gene Brucker, Carl Schorske, Joseph Levenson 等声名显赫的当代学者；他们对上中古的罗马、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新教改革的日内亚、世纪末的维也纳，以及后孔子时代的中国等地的文化风习，是如此的熟极而流，如数家珍，就如同他们驾驳着Bloch, Burckhardt, Huizinga和Momigliano等人的思想之翅，自由自在地上下求索，神游八表。
赵元任与杨步伟夫妇，赵元任于1947年起任教于伯克利东亚系，直至1963年退休
对我而言，卜弼德（Peter Boodberg）的语言学的规范和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莫扎特式的玄思，二者之间的互相照明，其学殖之厚与思辨之富，都让我无法不气短心虚。这两位大师都是世界主义者，而又各有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卜弼德原是Baltic的贵族，其家庭因苏俄革命之故经由哈尔滨而流亡异域，列文森则是犹太富绅之子，毕业于波士顿最好的学校，并成为Moses Montefiore爵士的孙女婿。两人又都各有其引人入胜的学术风范。贵族卜弼德如天才的钟表巧匠，在处理古代汉语的复杂语法时能不爽毫厘；而绅士列文森虽也对语言着迷，但他却只沉迷于语言的涵意和音调，诸如：「传统的」对「传统主义的」，「历史」和「价値」，「内在的」或「超越的」天命，「仅仅是历史意义」，「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等等。卜弼德语言学的博大精深，令人无法不旣惊且佩；正如列文森学术交响乐的出神入化，令人绝望地旣羡且妒。在两位不世出的大师面前，又有谁敢希企自己能得其一枝一节，或者是具体而微！
事实上，在美国由韩战到越战期间制造的大约八百个中国研究的博士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必须一面为中文生字而不停地査阅Mathew 所编的中英字典，一面认真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周遭的美国同胞对中国是如许的无知，致令我们能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地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但我们在暗地里又都知道，自己真正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这种普遍的欠缺感，不出所料伴随着我们考取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而与日俱增，尤其是后来我们来到了台湾，直接地向在地人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用「学习」二字来形容当时我那种死命地要摸索方向的急迫感，未免有些过誉。在刚抵达台北的头几个月，我住在一幢日式的房屋里，几句用简短的文言写在手掌心的日常用语，便成了我与别人交往的唯一法宝。我的窘态百出，常使专门替我煮食和教我说中文的山东仆人笑不可仰。对中文的又聋又哑飞快地销磨尽我作为学生的热忱和作为学者的士气，尤其是当那些乘载着我来往于台大的三轮车夫（通常是些退伍的老兵），也会公开表示：一个老外居然自以为对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无所不知，简直是异想天开！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会运用儿时在山东私塾就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四书」，随便念出《孟子》的前一句，要我接着念下一句，并在我无法做到时兴高采烈地剥下我那中国通的假面具。
终于，我积聚了足够的自信，带齐了介绍信，找到了来往于台北市中心和“中央研究院”的公务车，来到了座落于南港煤坑的绿坡之上的近代史研究所，第一次晋谒了该所的所长。郭廷以教授殷勤地欢迎了我，一点也没有摆出大师的架子。当他带着我在近史所四处串门，向其同事介绍我是费正清器重的学生，并带着我参观了傅斯年图书馆和近史所的收藏，我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我知道近史所将是我开展工作的风水宝地。因为，在这里我将能得到学术的启迪和指引，在这里我将会把我的笨拙的力气，引导向饶有意义的研究和写作。
今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特别建有郭廷以图书馆
我与日俱增的自信，个中关键，实缘自郭廷以的开创性伟业的启迪，亦即把「近代史」视作一独立自存的研究领域。正如吕实强所指出，郭教授的洞见，又是受到了罗家伦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中所提倡的「科学的近代史」这一观念的深刻影响。过去我也曾在汉学传统中浸淫有年，对其「若要知任何事，则必先知所有事」的通则居之不疑。在此一情势之下，又有谁会在尚未究明上古和中古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前，便胆敢直接去研究近代史？郭教授毕生修治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路，却又更令我确信：像我这个羽毛未丰的学术新丁，其实也可以专攻中国的近代史，只要我有一辈子奉献的决心，再加上一些勇气，并把研究范围至少从元代历史开始。
数月之后，费正清应郭教授之邀来到近史所担任访问研究员，我的天启于焉得到了确认。在郭廷以特别为他举办的欢迎茶会上，费正清被某一位研究人员问及：他最初是如何决定要当一个汉学家的？费正清温文而技巧地回答道：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所谓的汉学家。他一直以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有着一定的概括能力，同时又有着东亚地区某些硏究知识的中国近代史家。
费正清与费慰梅
郭廷以教授和费正清教授都增强了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信心。他们又都在档案材料方面予我以特殊的帮助（尤其是收藏在“中研院”近史所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清文件」，以及收藏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局的英国外交文件）。我因之能扬帆穿越了汉学和史学的狭窄海峡，并找到了一个令我惬意的港口下锚安家。我所取得的实时成果，便是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不久又出版了一本题为《城门外的陌生人：中国南方的社会失序，1839—1861》的英文专书。当我在一九六七年重回近史所的时候，我已经是拥有博士学位并取得伯克利加州大学教职的一个非常资浅的中国近代史家了。
中译本书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尽管郭廷以持续地对我的生命发挥其强大而神奇的学术影响力，但因担任国际大学中文交流计划的斯坦福中心主任一职之故，我于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间在台北工作的时候，通常都会留在台大校园里。此一职位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时间。但就在这一年内，我还是有机会参加了由近史所一群极有创发性的年轻史家所组织的小型的和非正式的学术研讨会。参加者包括了张朋园、李恩涵、吕实强、王尔敏等人。我和几乎所有的美国同行，至今仍会因为无法克服由经验知识和理论应用所形成的壕沟而苦恼不堪，而近史所的年轻同仁在当时便都能举重若轻往返自如。他们一方面把现代化理论运用在研究工作中，但在另一方面也挑战了国民党正统史学的流行教条，尤其是国民党政权对于一九一一年革命的自我定义的诠释。今日我们已难以鲜活而清晰地忆及，在当时仍生活在蒋氏独裁政治桎梏之下的现代史家，是如何地挑战了把辛亥革命归因于同盟会的官方信条。张朋园教授归因于立宪派，李恩涵教授则指向各地保路运动的领袖，他们都把辛亥革命，视为其实是一连串与日俱增的各省分治活动的整体呈现，而不认为是孙中山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间领导下的统一的政治革命。他们都摧破了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神话学。
郭教授保护了这些反威权主义的学者及其成果，一如他同样地支持了近史所学者，对当时的西方学术权威所表达出来的抗辩和不从。吕实强质疑了美国韦伯学派所倡导的「自强运动失败」说，王尔敏则摒弃了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Franz Michael和Stanley Spector 教授宣扬的「地方主义」论。
通过对一九六〇年代我们在台北试办的非正规研讨会作一鸟瞰，我极感奋地了解到，在由近史所的学者极为成功地举行并容许我列席的定期学术讨论会中，他们的实证史学工作，既得益于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诠释，但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西方的诠释。此一感悟对我个人而言十分紧要，尤其是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大陆史家各种带有批判性的言论，已因文化大革命的压制而全部被消音。他们的被迫失语，使得欧洲、日本和美国等中国之外的中国近代史专家，竟一心以为自己才是中国史学缘斯的传薪者。但真实毕竟予人以更多的慰藉。我们愈来愈了解到，无论是在家庭、性别和经济史，或者是在各省区现代化的累积等各种新兴的研究领域方面，正是“中研院”近史所使得中国的晩清史和近代史研究能保存生机并继续繁荣昌盛。在我们的同事的著述中，有极根本的一部分是缘自我们自己的博士论文。和四十多年前我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情势相较，我们的学生很可能有着比我更为完备的训练。但我恐怕他们将无法如我一样，能有近在咫尺之遥，仰望着大师如郭廷以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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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纲》从公元3世纪的中外交通谈起，简述数千年来的局势变化，归结于世变前的中西情势。进而历述近代中国的震荡、动乱与嬗变。书中详述了西力东渐之后中国政局变化全程，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完整图景。内容包括：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西力冲击、忧患中的自强运动、甲午惨败与中国分割、改制维新与排外、清倾覆前夕的内外情势、辛亥革命、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军阀恣睢、再革命、两种内战、安内攘外、八年抗日战争及中国大陆政权的改变等。书内附有精美地图24幅，书后并有补充阅读书目。本书不是史实的堆积，章节编纂都有作者匠心苦心在内。作者以冷峻的视角看纷繁复杂的历史，寥寥数语即能将历史的发展、影响交代得清晰明了。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阳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前任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正直学校、中央大学。1949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后创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料究所，任所长。毕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曾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访学，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代表作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中国近代史》《郭嵩焘先生年谱》《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等。
该书为郭先生1969年赴美访学时撰写，历时四年完成初稿，其后多次修订，逝世前仍增补多处。
“郭先生谦称这部多达六七十万字的巨作是史纲，其内容却记述了近代欧美文明对中国的冲击，把焦点放在19世纪后中国面临三千年以来所未有的大变局，向西方国家学习，变法改革，力图迎头赶上欧美的历史，以及在求新求变历程中遭到的限制、困难、挫折和失败，下迄国民党虽经两次革命，最后在国共竞争中被驱离历史舞台的经过。在前后长达约四百五十年的时段里，从高屋建瓴的全局观点，不但强调国际关系、政治格局、战争经过和思想流变等各个面向，也注意社会经济等其它方面的世变。郭先生自谦此书并非学术著作，但正因为没有繁琐脚注，可让读者充分领略其价值。”
——著名历史学家 陈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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