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給哈佛老師白壁德的信之譯文 (介紹胡先驌 H. H. Hu； 1923.7.6 部分)
兩個反對的朋友
——胡先驌與胡適的論爭和交遊
作者：劉為民《光明日報》（ 2017年06月26日13版）
胡先驌與胡適的論爭和友誼是學術史上有趣味也有意義的掌故。胡先驌字步曾，號懺庵，出生於江西南昌市一個官宦家庭。1909年，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1912年秋，考取官費赴美留學生。1913年入加利福尼亞州柏克萊大學農學院，先學農藝，後改為植物學。課餘寫詩，主要學杜甫、韓愈、黃庭堅等。1914年7月，胡先驌經楊杏佛介紹加入南社，其詩詞創作大多在《南社叢刻》上發表。1915年胡先驌加入中國科學社，1919年當選中國科學社書記。1922年，他和秉志、楊杏佛等人在南京創辦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首開中國現代生物學研究之先河，這也是中國第一個“純粹”的現代科學研究機構；之後又依照美國費城“韋斯特生物研究所”的體制，創建了著名的“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就在從事這些繁忙、嚴謹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同時，胡先驌筆耕不輟，並且一再震動文壇，成為那個時代名副其實的青年詩人和文學批評家。
早在1914年，胡先驌到美國加州讀大學剛一年，喜出望外地接到胡適來信，非常高興。因為他熱望結交在留學生中早有影響的胡適，特別是他讀了胡適發表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的《〈詩經〉言字解》《非留學篇》等文章後，認為“皆適得我心，乃竊自喜，引為同調”，很想和胡適通信，沒想到卻先收到了胡適的來信。
胡先驌連忙給胡適回信。他小胡適三歲，就在信中懇望與“適之宗兄”交個文友。然而，此時的胡適正在轉變觀念，準備“文學改良”，倡導文學革命。等到1917年，胡適發表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基本觀點“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胡適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居然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文章，專門對胡先驌寫的詞《齊天樂·聽臨室彈曼陀鈴》進行批評，說：“此詞驟觀之，覺字字句句皆詞也，其實僅一大堆陳詞套語。'翡翠衾''鴦瓦'，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簾' '么弦'，皆套語也。此詞在美國所作，其夜燈決不'熒熒如豆'，其居室尤無'柱'可繞也。至於'繁霜飛舞'，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總之，胡適的文章又是譏笑又是挖苦，卻沒有意識到“皆套語也”“則更不成話矣”“誰曾見繁霜之'飛舞'耶”，用的正是他所反對的“文言”。
胡先驌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拒絕寫白話文，對胡適的“文學改良”提出批評。1919年，他在《南高校刊》《東方雜誌》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1922年又在《學衡》雜誌第1期、第2期連載長文《評〈嘗試集〉》。胡先驌認為用白話推翻文言，把中國古代文學成就全盤否定的態度過於偏激。他指出：“欲創造新文學，必浸淫於古籍，盡得其精華，而遺其糟粕，乃能應時勢之所趨，而創造一時之新文學。”關於胡適“文學改良”的“八個方面”，胡先驌認為，須言之有物，不作無病之呻吟，講求文法，不用陳言套語，不避俗語等幾條，古人早有共識，並非胡適首創；至於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對仗，“則大可商議”。胡先驌列舉了外國名著中許多“用典”的例子。最後得出結論：用典的優劣得失，關鍵看用得是否恰當。
接著，胡先驌發揮植物學專長，用科學分類法將《嘗試集》肢解：“以172頁之小冊，自序、他序、目錄已佔去44頁，舊式之詩詞复佔去50頁，餘78頁之《嘗試集》中，似詩非詩似詞非詞之新體詩复須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認為真正之白話詩者，僅有14篇。這其中《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三詩尚為翻譯之作。”對於剩下的11首新詩，胡先驌斷言：無論以何種眼光觀之，皆無可取。如《人力車夫》《示威》等篇，表現的是“枯燥無味的教訓主義”；《老鴉》《樂觀》等篇，表現的是“膚淺之象徵主義”等等。胡先驌最後得出結論：《嘗試集》僅僅是白話，而不是“白話詩”！不僅沒有價值，而且還將擾亂思想！
1921年年底至1922年1月，東南大學的梅光迪、胡先驌、吳宓等在南京創刊《學衡》雜誌，主要撰稿人還有王國維、陳寅恪、劉永濟等。梅、胡、吳既是歐美留學生，又是大學教授，堪稱博通古今，學貫中西。《學衡》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創刊後連續發表胡先驌的詩學評論多篇，其中除了“綜論”性文章以外，針對個人（大都是清代詩家）《文集》的評論就有12篇之多。因此，可以說已經形成了基本成熟的評判標準和價值觀。在1922年發表的《論批評家之責任》中，胡先驌列舉的“責任”有六：一為批評之道德，不作違心過情好奇立異之論，二為博學，三為以中正之態度為平情之議論，四為具歷史之眼光，不就一時一地之主觀立論，五為取上達之宗旨以指導社會，六為勿謾罵。他還批評說：“吾國文人素尚意氣，當門戶是非爭執至甚之時，於其所喜者則升之於九天，於其所惡者則墜之於九淵，且每因學術之相非而攻及個人，或以個人之相非而攻及學術。”在《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胡（適）君於晚清詩人所推崇者為鄭珍與金和，梁任公亦以二人並稱，而比金氏於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彌兒頓、嘎狄兒。實則鄭金之詩，不啻霄壤之別。”胡先驌對梁啟超、胡適這一老一新的兩位文壇“權威”，敢於提出尖銳反駁，正表現出他“以中正之態度為平情之議論”的批評家風采。
1925年，胡適與胡先驌在上海相遇，二人合影留念，胡適在照片上題字：“兩個反對的朋友。”在此期間，胡適還熱情地邀請胡先驌為他主導編務的《獨立評論》寫稿。1927年，胡先驌曾對《學衡》的主編吳宓說：“胡適對我頗好。”1948年初，胡適與胡先驌在南京開會合影時，胡適又在合影相片上親筆題寫：“皆兄弟也。 ”視論敵為朋友、為兄弟，這樣一種學術氣象，確實難得。
當時，胡適被海外學界推舉為現代“大師”，但胡先驌認為：“將來歷史上之評論，恐怕只是新文化運動之倡導人，而學術上之成就，則殊有限。至於其政治經濟思想，則甚落後，與其新文化運動殊不相稱。”這一評價，容或有許多學者不能同意，但一家之言，正有其值得深長思之之處。
（作者：劉為民 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
*****冉
與這些寫舊體詩的科學家們同一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能寫舊體詩的人就更多。這樣的氛圍，使得他們共同切磋，互相影響。但作者很敏銳地捕捉到一個這群人頗具排他性的特點，除吳壽彭和唐稚松二人外，他們都是“經過歐風美雨洗禮的人，猶能誠摯故國的文化傳統，在我看來，更為可貴也更具奇情”。19世紀末至20世紀早期的留學生，不只是感受到中國與歐美的落差與不同，給他們帶來的不小的心理震撼，其實還有整個社會輿論對留學生有可能忘記中國固有文化的心理壓力— —胡適留學前就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留學的目的是為了以後不用再留學的看法——故稍有所好者，也不忘因自己兒時私塾或家學中所得的古詩文底子。
對於這群寫舊詩的科學家，深入的觀察來自於一位他們的同行。“ 《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中，收有胡先驌1965年9月20日寫給龍榆生的信。信中，胡先驌寫道：'清末民初，能詩者多科學（家），蓋承數千年來積勢。'他並認為，這種科學家深入舊學的現象，'國外殆罕其匹。蓋舊時代流風餘韻的餘波，在今日不可見矣。'”（p.248）
胡先驌（左）與胡適
胡先驌（左）與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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