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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進一家普通的麵店，嚐了三種面，配上炸蝦。窗外，電燈照得路上很亮。你由衷地感嘆，這比任何最好的美國餐廳還要乾淨。
而在不遠的鄰國，工廠早晨六點就開始工作。到處都在燃燒木頭，整個鄉村都在枯萎。
這就是一百年前杜威在日本和中國的見聞。
中國和日本的反差，杜威百年前怎麼看？
1919年，杜威應胡適等人之邀從日本來到中國。在兩國文明落差的背後，他看透了日本推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目的，其對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和社會的觀察亦為歷史所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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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19年時任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約翰·杜威(John Dewey)與妻子愛麗絲(Alice C. Dewey)在他們的日本中國之行中中記錄下來的情景。作為美國近代教育思想家，實用主義哲學家與心理學家，杜威當時已對美國以及世界教育思想與實踐有著很大貢獻，同時他也積極推薦社會改革，倡導民主政治理想。這些都對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有過重大影響。
杜威夫婦本來準備單純去日本旅行，但是在他們離開舊金山之前，受到了來自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電報，邀請杜威到幾個地方進行學術訪問。而在得知杜威在日本訪問的消息後，杜威的幾個中國學生，包括胡適、蔣夢麟給他們在哥大的老師寫了邀請信。杜威夫婦在結束不到三個月的日本訪問之後又抵達了中國，然後他們改變了原有的1919年夏天返美的計劃。杜威向哥倫比亞大學申請了一年的休假，在中國考察演講，足跡踏遍當時的直隸、山西、山東、江浙、湖南、湖北、廣東等地，還應聘在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年。杜威夫婦沿途寫信給他們在美國的女兒，講述這次東方之行的所見所聞所感。在1920年，這些信被整理成書發表，題目就叫做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從中國和日本來的書信）。在長久的一段時期，杜威和杜威的哲學思想在中國都是被官方批判的對象，再加上本身非學術性的題材，這本書信集一直沒被重視，而直到今年才第一次被完整翻譯成中文在中國發行，中文版名為《杜威家書》。
首次對中日兩國進行訪問，杜威夫婦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是兩國發展的差距。自明治維新至1919年，日本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杜威感嘆「全日本都在談論民主」，日本新晉百萬富翁們在熱衷創辦學校以「滿足人們職業方面的需求」，東京劇院裡面的觀眾「幾乎與巴黎的觀眾同等專業」。同時日本也保留了古老的傳統，比如讓杜威夫婦感到興緻盎然的木屐、瓷器、漆器、藝妓、女兒節等藝術和風俗；日本整個社會幹凈、禮貌、認真。杜威注意到一些細節，比如下雨天商店給顧客準備了鞋套，糕點被做成粉紅色的葉形用去年的櫻樹葉包裹著。而中國留給杜威夫婦的最初的印象無疑是暗淡、令人失望和愚昧落後的。在杭州，城牆以反滿為借口拆掉了，貧窮的人們私自拆下牆磚來販賣，或運到家裡備用；兒童嚴重缺乏教育，在杭州這個當時人口30萬的城市，給孩子開設的學校卻不足一百所；童工使用泛濫，有的甚至沒有工資。中國人的普遍狀態是渾噩和麻木的。杜威說，中國人的座右銘包括「誰知道呢」、「就這樣吧」，還有「糟糕透了」。「他們不會去解決問題，只是很自然地把弱點和糟糕的地方都暴露出來，然後及其平靜而又客觀地說，『糟透了』，『我們什麼也做不了』。毫無疑問，中國人的自豪感消失了，」杜威寫道。
但是杜威夫婦越是到了這此訪問的後期，對當時兩國的社會運動、時局動盪有著愈加深刻的洞察和闡述，杜威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隨著對中國社會了解的深入，杜威夫婦感受到在表面的渾噩後面，中國當時的社會並非一潭死水，而是暗流涌動的，各種力量和思想在角逐，整個社會醞釀著一場巨大的變革；而反觀日本，這個東亞島國也並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樣平穩進步，軍國主義在日本國內盛行，人們以「愛國」的名義實施暴力。而杜威也預見到，在日本侵佔下的中國，相似的勢力也將在暗中崛起。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達上海的時候恰逢北京爆發五四運動。將近一個月以後杜威到了北京，見證了學生們的努力，「數百學生在這裡接受訓練，然後走出去進行演講」，「單單在北京這一個地方就有大約一萬人參加了示威遊行」，「大學已經變為監獄，到處都是軍營，在外面貼有一張告示，說這裡就是那些以演講擾亂和平學生的監獄」，「好幾百女學生從美國教會學校中出來，求見大總統，要求他釋放那些因為在街頭演講而被投入獄的男同學」，「你想不到，沒有在《巴黎合約》上簽字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這是公眾意見的勝利，一切都是由這些學校裡年輕的男孩女孩們推動的」。杜威在信中寫道，「我們正親眼見證著一個國家的誕生，而誕生總是伴隨著艱辛的。」
杜威的中國之行恰逢中國教育界積極探索救國之路的時代背景。此時，新文化運動還在進行。在他的學生的陪同下，杜威在中國多處高校和學術機構演講，包括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地。杜威在北京及中國各地的講演內容十分廣泛，包括社會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倫理學、現代教育趨勢、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實驗邏輯等。杜威在中國各地巡迴講學，系統地宣傳了實用主義哲學，這在當時五四運動思想解放背景下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杜威的講演詞被編捲成冊發行，使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廣為傳播。1921年7月，胡適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中寫道：「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
這本《杜威家書》在過去沒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大陸在1950年代開始了大規模的批判胡適的運動。哲學上，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政治思想上，批判胡適「反共反人民」；歷史觀上，批判胡適企圖否認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性。由於胡適的哲學思想基礎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同年，中國官方對杜威先生的批判也驟然升級。1954年12月郭沫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三點建議》中說，「杜威所說的『有效即真理』，不外就是『強權即公道』。因為對資產階級統治者，對帝國主義好戰分子，被認為最『有效』的就是橫行霸道。此所以實驗主義是最反動的哲學思想，能夠在美國吃香。此所以宣揚實驗主義的胡適，不外是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走狗」。甚至杜威的學生，被譽為「中國幼教之父」的陳鶴琴也在此形勢下批判自己的老師。1955年5月，陳鶴琴在江蘇為高校教師做了演講，題目名為《批判杜威反動教育的哲學基礎——我向資產階級大騙子杜威回擊三槍》。陳說道，「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都曾經受了杜威的欺騙」，「這是一種否定了系統的科學知識的反動理論，和今天所實施的社會主義教育的課程，是完全相反的」。
中國大陸在1970年代末期才開始重新審視杜威的哲學，但是由於因為此書在體例上屬於書信集，日後並未被收入學術性更強的英文版的《杜威全集》，自然也沒有出現在2015年全部完成的中文版《杜威全集》中。
本書的譯者劉幸在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注意到不少日本學者都曾在論文中援引過杜威和妻子的這本書信集。他發現台灣曾經在1970年出版過一個名為《中國書簡》的摘譯本，但沒有再版，讀過的人寥寥無幾，因此決定完整地翻譯這本書。
劉幸說目前中國對杜威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一種「影響—接受」的敘事模式中，即杜威有一套成熟完備的思想體系，如同師長般單向地施與影響；中日兩國教育界則如學生一般，單向地接受影響。但是，如果從杜威的這一側來看，他本人在這次遊歷中到底有什麼樣的所思所想，又是如何認識這兩個對他而言原本頗為陌生的東方國家的，眼下還少有研究論及。
這趟東方之行確實讓杜威有了大量的思考。在日本時，友人給杜威講述了一個不久前發生的事情，在一個學校，數名教師和學生在遇上火災的時候為了搶救掛在學校裡的天皇的畫像而被活活燒死。在杜威看來，日本在國內推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為了掩蓋這個國家表面之下的分崩離析，因此對天皇的崇拜變成了一種宗教似的團結人民的方法，但這種方法是飲鳩止渴，「這種崇拜成了壓在他們背上擺脫不掉的東西」。
他看到了日本表面看似進步背後的危機，或者說是一種動盪。民族主義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在到處推動反美運動。杜威跟他的女兒寫道，「批判美國是一種很簡單的方法，從而遏制自由主義的感情，進一步為一個強有力的軍部搖旗吶喊。」杜威描述在當時的日本，軍國分子以愛國主義為名，為侵略正名，日本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也很迷惑。「我仍舊相信日本自由主義運動的真誠性，但是他們缺乏一種道德勇氣。」
杜威發現日本女性地位甚至還不如中國女性，決定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不得不放棄婚姻，法律明文禁止女性參加任何討論政治的會議。杜威寫道，「因為婦女居於從屬地位。但是終有一日，這個被隱藏起來的缺點會瓦解日本。」反觀在中國，留過洋的女性在婚姻上有更多的更好的選擇。在北京的一個政治抗議會議上，12人的委員會裡面有四位女性成員。
但是當時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同樣有著困惑，杜威在書信中寫道，「學生們最容易向我問到的問題是『我們所有關於永久和平和世界主義的希望都在巴黎破碎了，這已經說明，強權就是真理。強國總是為了自己的目的犧牲弱國。那麼，難道中國就不應該將軍國主義也納入我們的教育體系嗎？』」
杜威日記中的中國面臨著各種困難和危險，當時的那個世界也充滿了不確定性。日本彼時掌管著中國，對滿洲基本實現了完全控制。杜威告訴女兒，日本在中國的武裝部隊比日本本土的軍隊還多，達到了23個師團。在中國，「任何數量的小物件，只要是有用的，都是從日本進口的。日本存在於中國的任何一個城鎮，就像一張網，在悄悄逼近魚群」。杜威感嘆，「如果任憑這樣發展，再過五年或十年，全世界將會看到一個完全在日本軍方控制之下的中國，除了兩種可能——日本會因為壓力而潰敗，或者整個亞洲都完全的布爾什維克化。」
而歷史告訴我們，杜威的預測在不久之後就得到了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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