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故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之先生的七六冥壽，中研院將有種種紀念，我也想寫一篇。但若寫胡先生的做人、為學及對文化界的貢獻、對國家民族的犧牲，則千端萬緒，有不知從何說起之苦，現在僅提出胡先生給我的印象來說，就比較簡單。
我雖然算是個胡先生的學生，但僅受過他一年的教誨，以後同他見面，嚴格計算起來，也不過十次左右。但胡先生給我的印象則非常深刻，而最深刻的印象則有兩端：其一是胡先生講演之美妙動人，其二是胡先生逝世所引起的悲痛之深刻。
五四以前，我原在安慶第一女師肄業，為了一位熱心衛道的國文老師的反宣傳，我在民國六年左右便耳聞陳獨秀、胡適的大名了。不過我那位老師所劇烈抨擊的是陳獨秀，胡適名字是他偶爾連帶提及而已。
民國八年秋季，我升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系，我們的系主任陳鍾凡先生本來是個舊式學者，但他頭腦靈活，吸收思想最為迅速，五四運動發生不久，他便徹頭徹尾變成了一個新文化陣營中人了。他要我們也接受新文化的洗禮，從北京大學拉了好幾位新學者來本校兼課，其中最獲我們歡迎的便是胡適之先生。
我們國文系的教室本與我們的圖書室毗連，中間有可以自由開闔的扇槅門隔開為兩下。每逢胡先生來上課，不但本班同學從不缺席，別班學生師長也都來聽。一間教室容納不下，圖書室槅門打開使兩室合併為一。甚至兩間大教室都容納不下，走廊裡也擠滿了人，黑壓壓地都是人頭，大家屏聲靜氣，鴉雀無聲，傾聽這位大師的講解。這個印象留在我腦子裡，永遠不能漶滅。
胡先生上課時，從來沒有冷場，總會吸引好多人來聽。記得卅九年一月間香港《星島晚報》有一位署名靖宇的先生，發表一文，說胡先生在北大上課的時候，總要在紅樓才行，因為紅樓是北大最大的教室。除了本校文理法三院的學生外，外面來的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中學生、住在沙灘公寓考不取北大而在北大旁聽的人、家庭主婦、洋鬼子等。
抗戰勝利後，胡先生自美返國，任北大校長，那時左派勢力正當蓬勃之際，北大有百十種壁報，天天痛罵胡適。可是他上課時的盛況並不因此而減色，和十六七年年前一樣，偶爾史學會或中國文學會、哲學會請他在北樓容五百人的大講堂上一個鐘頭，本校學生連飯也不吃、課也不上，早幾小時跑去佔座位，弄得窗臺上也爬滿了人，除了他站立的方尺之地以外，講臺上席地而坐的全是自家的學生。遠在西城上的農院學生也會趕來沙灘，來聽「胡校長」的「宋朝理學的源流」……，靖宇先生又說胡先生講演時，「字正腔圓，考據博洽，還帶上許多幽默，弄得人人叫好、個個滿意，原來他就是隔壁壁報上天天在受攻擊的校長，魔力卻也真夠瞧的！」
又說胡先生公開講演時，「即使所講的是極平凡的題目，也是人山人海，萬頭攅動。上海的青年會、南京中大的大禮堂，全因他而擠得東倒西歪。」云云。我以為這話恐怕言過其實，講堂又不是紙糊竹搭的東西，擠得容納不下是常見的事，擠得東倒西歪，則豈不發生危險嗎？
當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教書時，胡先生共來講演兩次，第一次是民國廿一、二年間。第二次是勝利以後，即民國卅七年的春間。關於這，我在〈悼大師話往事〉第四篇已曾敍及，不必在這裡重複。我只記得珞珈山武漢大學足容三千人的大禮堂，那一天都被聽眾擠得插針不下。在本校裡的平日從來不聽什麼演講的教職員家眷也一齊露了臉，武漢軍政各機關派來的代表，各報館特派記者更不知來了多少人，想必至少也有幾百。當胡先生站在講壇上時，記者們都在搶鏡頭，鎂光燈閃耀不停，開麥拉此起彼落，全堂聽眾眼睛都閃著奮興的光芒臉上都綻出滿意的微笑，每當胡先生講到一段精采處，掌聲便像雷般爆發開來，幾乎掀翻了屋頂。
當胡先生講演完畢，聽眾陸續散去，我走到大禮堂外，憑著石欄，向下一望，只是暮色蒼茫中，汽車奔馳如織，都是回武昌城去的。一條大學路全是甲蟲般駛行的車子和螞蟻般絡繹的人群。我想從前朱元晦、陸象山鵝湖論學，有這種盛況嗎？恐怕未必。王陽明也常常聚徒講學，有這種盛況嗎？恐怕也沒有。記得徐志摩有首長詩，題目是〈愛的靈感〉，詩中有許多評論胡先生的話。可惜原詩不在手邊，記不清了。只記得開端一段有春雷振動、萬物萌芽、龍蛇起蟄諸語，是頌揚胡先生提倡新文化的功勳。又有兩句話：
「你高坐在光榮的頂顛，有千萬人迎著你鼓掌！」
我想這不正足以形容今日胡先生講演的景況嗎？
一個高踞光榮頂顛的人，每易流於傲慢，而胡先生則一輩子和氣近人，虛懷若谷，這種「謙謙君子」那裡去找第二人！
胡先生到臺灣後，各大專院學院、各文化機構也不肯放過他，定要請他來講演一次兩次，胡先生來者不拒，總是答應著去。我因生性懶惰，不愛奔走，除非胡先生到我授課的學校來講，我才去聽，因此只聽過一二次，地點大概都是在師範大學大禮堂。每次講演時，也給師生擠得水泄不通，窗臺上站滿人不必說，有的人竟連氣窗都攀緣上去，以致講堂空氣不能流通，幸而時非盛夏，否則真將悶出人命來！
胡先生講話之如此吸引人，口才太好為其基本因素。這是天生的，不是學習所能至的。好像詩人、文豪、音樂師、繪畫師、體育家等，先天的稟賦與後天的訓練各居其半。缺少那種稟賦，辛苦練習，固亦有成功之望，究竟是事倍功半了。胡先生所用的言語並非純粹的國語，卻略帶川音，這是他少年時代在上海所學。在他《四十自述》第四編裡說，當他到上海讀書時，上海還是一個「上海話」的世界，教員上課都用上海話教，學生也得不努力學上海話以便可以聽懂，惟有他所肄業的中國公學教學則用普通話，也可算第一個用普通話的學校。他那時的同學四川、湖南、河南、廣東人最多，別省人也有。胡先生的相厚的同學多為川人，他覺得川語清楚乾淨，最愛學著說，所以他說「我的普通話近於四川話」。抗戰時，筆者也曾在川西樂山縣住過八年，我覺得胡先生的說話雖有點四川音，其實是以國語及長江流域的官話糅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種發音清晰、語調和諧，而又含著說服人力量的特殊言語。假如寫文章有所謂「胡適之體」，那麼他說的話也可稱為「胡適之話」。
記得從前讀過一段記載，胡先生對人說他對於講演的技術曾下過一番工夫，語氣的緩急、聲音的高下、調子的抑揚頓挫，都要合乎科學原理。就是怎樣說才能使聽眾的耳鼓膜得到適度的震動，聽起來才覺得舒適，才能扣動心絃。
但假如說話徒然音調好而缺乏內容，那則不如去聽音樂。胡先生每次講演，即席發言，出口成章的時候固所常有，作比較正式的講演，則都要充份準備而後登臺，是以每篇講辭都是一篇蘊藏充實、引證廣博，具有極大的啟發性的學術論文。尤其不易者，幽默趣味非常濃厚，每於適當時間，插入幾句笑話，引起聽眾鬨堂。聽胡先生的講演，只有心靈上愉快的享受，從來不感沈悶，這又是胡先生不易企及的天才之一端。
至於胡先生逝世後在整個臺灣及全世界所引起的哀痛，大家腦海裡所銘刻的印象，應該還是十分清楚。自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四日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第四屆院士酒會上心臟病發，突然逝世的噩音自電臺廣播傳出，到他出殯的一天，為期約有一週之久。整個臺灣，哭成了一座「淚海」。頂使人感動的是一個軍官，聞胡先生的死訊，哭得眼中出血；一個平日與胡先生毫不相識的商店店員，每日哭悼胡先生，躭誤生意，竟被老闆辭退了；一位女學校校長帶領她千餘學生來公祭，那校長一進靈堂便涕泗滂沱，嚎啕痛哭，一直不能住聲，學生莫不泣不可仰，司儀者咽喉也為之梗住，不能發聲，連換數人，始得成禮。大家對於胡先生之逝，這麼深哀極慟，難道是為他對胡先生的私人情感？又難道是出於偶然？實是為了胡先生是歷史上少有的一位「完人」，他學問方面卓絕的造詣，固不必說，道德方面的修養，更達到最高的境界。臺大教授及中研院院士陳槃先生曾說胡先生是一個聖人，──實則胡先生早有聖人之號了──我也曾在某篇文章裡說，胡先生的溫良恭儉讓的德性及其休休有容的氣度，尼山之後一人而已。現在我更說胡先生是一個「德行的寶藏」，在這個天良泯滅、人慾橫流的時代，在這個為了自私自利，連國家民族都可出賣的時代，胡先生的人格更放出白日青天一般的光芒。我們之所以痛哭他，無非是為了痛惜這個「德行寶藏」之損失罷了。
不過全臺灣男女老幼為胡先生這麼悲哭，全世界的文化界為胡先生這麼傷悼，究竟是歷史少有的一件大事，一件人間少見的事。我只有稱之為「奇蹟」，這個奇蹟壯麗非常，玄妙無比，萬不可任其湮沒。
胡先生七六冥壽，我寫了這篇小文。現在他逝世五週年紀念又將屆臨，胡先生的友好及文化界必將舉行紀念，我打算出本集子，將我個人悼念胡先生各篇文字一一收入。並將當時報刊所記各界人士哀痛的情形，如以彙集編排，撰寫了一篇長達一萬三千字的〈眼淚的海〉加入該集之中。
我為什麼要編撰這篇文章呢？第一原因是知道人性善忘，當時大家哀痛胡先生的情況固非常清晰地留在「記域」裡，再過幾年，便模糊而至淡忘了。第二原因遠居海外與胡先生不大認識的知識份子，當聞胡先生之死，雖然也驚動了一下，究竟隔膜得很。記得前年筆者赴南洋教書，和一個先去數年的同事談起這個奇蹟來，他似信非信，以為恐不可能。第三原因，將來中華民族的子孫，對這奇蹟以未曾恭逢其盛的緣故，說起來恐他們也將以神話看待。第四原因，共匪十幾年以來，發起幾次大規模的「清算胡適運動」，誣衊和侮辱胡先生的文字達三四百萬言。老一輩的知識份子雖然知道共匪在無恥地說著謊話，誰也不信，不過敢怒而不敢言；青年則難免受騙，所謂「積讒銷骨」也是很可怕的。綜此數因，我這篇〈眼淚的海〉好像在抄報紙，沒有意義，實際則意義很大。我要把這份寶貴的資料，保存起來，當作一宗檔案留給將來人看，留給大陸光復後陷區人民看。
總之一人之死，使得千萬人為他如此惋惜，如此悲痛，為他流出如此之多的出於肺腑的眼淚，實足以證明胡先生的偉大。頑固份子對他的作為不能了解，因而對他有所譭謗；共匪為了維持他那邪惡的獨裁專制政權，和鼓吹民主自由的胡先生不能兩立，因而對他作有意的打擊。但那些譭謗、那些打擊，當面對這個壯麗玄妙的「奇蹟」時，都將如殘雪遇太陽，立刻消歸烏有！
胡先生學識的淵深、德行的完備，及其影響力之遠且大，我們平時對他雖欽敬有加，對他價值的認識，究嫌不足，胡先生死了，大家才出乎常情之外驚痛起來。正如家傳一件異寶，因其日在眼前，未免視同常物，一旦失去，始覺其可惜。所以，這個「奇蹟」使大家對於胡先生的認識，可以更深一層。
我們的良心，平日被自私自利的觀念弄麻痺了；我們的靈魂，平日被聲色貨利染得污濁不堪了。在痛哭這位聖者之死的淚海裡浸漬一下，良心可以復醒、靈魂可以滌清，利益倒是很大的。只怕時過境遷，舊病又將復發，若能時常記住當時淚海的情況，覺得我當日也曾為這位聖者流出大量的眼淚，我應該力爭上游，好好做人，才不辜負那時候的眼淚，才對得起這位聖者，則我撰寫這篇〈眼淚的海〉，多少可發生提撕警覺之功，不算浪費筆墨了。
記得民國廿五年十月間，左翼巨頭魯迅病逝上海，左派人士想借魯迅的喪禮，加緊宣傳赤色思想，加緊將魯迅偶像打入每個青年的腦筋，是以絞出了吃奶的氣力，鑼鼓喧天，舖張揚厲，鬧得天也幾乎塌下。可是人民都知道這無非是左派的詭計，沒有人為魯迅哭一聲，沒有人為魯迅流一滴淚。魯迅葬在上海某公墓，墓碣上端嵌魯迅磁像，被人趁黑夜打得粉碎，可見人民對魯迅是痛恨的，不過懾於左派的淫威，不敢明目張膽反抗罷了。
魯迅的為人與胡適之先生正是兩個絕對相反的典型：一個是小人之尤，一個是君子之最；一個是禍國殃民的匪徒，一個是開啟古老中國新機運的智者。說句迷信的話，一個是天地戾氣所鍾，應劫運而降生的怪物；一個是宇宙祥和之氣所毓，造福中華子孫永無窮盡的吉人。
中華民族有魯迅，是莫大的恥辱與不幸；有胡適之先生，則又為莫大的光榮與驕傲。
共匪任何事都倒行逆施，他把魯迅捧為現代的「大成至聖」，是倒行逆施之至大者，是共匪註定滅亡的第一原因。可是自由中國有胡適之先生而不知尊重，那也就太不可理解了！
（錄自《蘇雪林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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