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5日 星期四

胡適主編《獨立評論》1932.5.22-1937.7.25 ;2015 台北天下《獨立評論》事件 (楊索、 蔡其達);《燧火評論》《獨立評論選集》鄧維禎選輯/ 陳之邁序






《燧火評論》
燧人氏曰:「鐵屋里擊鼓,幽冥中點燈」
「此刻,正值馬來西亞社會面臨政治和民主轉型時期,在這一關鍵的時刻,社會在在需要更多「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胡適語)的聲音出現。處在舊 制度已崩壞,新制度尚未立之際,面對波譎雲詭的時局,對所有關心本國政局發展的人們來說,既要避免落入一廂情願的亢奮,也要警惕陷入失望後的犬儒心態。重要的是,堅守價值理想的陣地,並以此為原則持續不斷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公、扭曲和虛妄,予以譴責、直筆和揭露,從而為我們走向更合理、善治社會的各種可能和方案探路。
我們稟承以上的理想,設立評論網站,匯集一眾認同我們理念的評論人,以他們所學所長,針對社會重大議題,提出他們思考的成果,供社會討論與交流。我們取名 為「燧火評論」,寓意師法燧人氏和普羅米修士,自我期許在這片人文根基孱弱,社會科學知識暗澹的土地上,點上一盞微弱但又頑強的燈火。」



獨立評論》是中國政論雜志。中華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5月10日創刊於北平,為一週刊
該刊由胡適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等 人自行集資籌辦並維持發行。胡適爲實際的主編。發刊詞稱:「我們把這刊物叫做《獨立評論》,因爲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 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主要登載時事政治評論。最高發行數達1.3萬份。1936年底因刊登評論反對日本策劃 「華北政權特殊化」,一度被迫停刊。1937年4月復刊。同年7月25日終刊。共出244期。


《獨立評論》1932.5.22-1937.7.25 胡適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前一些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著名學者創辦的政論週刊。19325 22日在北平(今北京)創刊。胡適主編。此刊宣稱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具有“獨立”精神;主張對日妥協退讓,同意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曾要求國民黨改變“剿共”政策;提倡民主政治,反對獨裁專制;反對國民黨黨化教育和尊孔讀經。193612月因發表反對日本策劃的“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言論,被國民黨當局責令停刊。翌年 418復刊。發行最多時達 1.3萬份左右。1937725停刊,共出版244期。1309篇文章......


《獨立評論選集》鄧維禎選輯/ 陳之邁序,臺北:長橋出版社,民國69 [1980]
Taibei : Chang qiao chu ban she, Minguo 69 [1980]
臺北 : 長橋出版社, 民國 69 [1980]
10 v. in 5 ; 22 cm.



第一冊 
目錄
 介紹《獨立評論》選集 1
  陳之邁 3
憲政問題   胡適  9
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  蔣廷黼 15
上海戰事的結束 適之19 
日本如何取得鐵砂的供給  雨齋 23
中國的包工制然  27
禁止內戰大同盟  胡適 33
郵政罷工感言  孟真39
所謂北平各大學合理化的計畫 丁文江 43
黨化教育是可能的嗎? 叔永47
再論黨化教育 叔永53
陳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   蔣廷黼59
教育崩潰之原因 孟真63
教育崩潰的一個責任問題 邱樁71
答  孟真77
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  陳序經  79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孟真89
論學潮  臧暉 95
停付庚款事件  叔永101
英庚款的管理 胡適 105
英庚款的管理──答胡適之先生  杭立武111
英庚款的管理──答杭立武先生 胡適117
定縣見聞雜錄   濤鳴***119 
定縣見聞雜錄正誤 何容127
建設與計畫  雨齋 131
鮑羅廷時代之蘇俄遠東政策 蔣廷黼137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143
結束訓政的時間問題  經農149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蔣廷黼155
論鴉片公賣   衡哲 163
一個打破沉悶的方法   雨齋167
上海戰爭的印象 尹及173 
漫遊散記    丁文江179-309



第二冊 
目錄
中國政治的出路   丁文江  1國政治的出路的討論   胡適 7
對共產黨必須的政治策略  蔣廷黼 15
領袖人才的來源    適之19 
 論士大夫  孟真25
 三個亡國性的主義  擘黃31

 汪兆銘與張學良 胡適 37
 假如我是張學良   丁文江 43
 答一個少年女朋友 衡哲 47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孟真 51
 改革高等教育的討論  吳世昌 57

 再談幾件教育問題   孟真 65
讀了孟真先生 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後 楊亮功73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雨齋 77
 張學良進一言 叔永83
現在要集中全國的知識能力來解決國防問題 葉叔衡87
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  雨齋95
故宮博物院的謎  叔永103
 「九一八」一年了 孟真107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胡適117
 又是一個私通煙土的大案   莊生125
 西方文化的侵入與中國的反應 蔣明謙131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蔣廷黼141
 南行雜記    毛子水147
 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胡適153
  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  丁文江 163
為新入學的學生講幾句話  叔永169
 論中國今日之科學雜誌   汪敬熙175
日本侵略中國之發動機   劉叔雅179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    陶希聖191*
 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   胡適 195
 評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  叔永 203
還是心理與人的問題    閔仁211
中國教育危機的分析   何思源   229
 農業教育與改良農業  叔永  233
自殺   丁文江  241
 中國煤礦的厄運 雨齋 245
 輿論**  君逢249
教育罪言  旭日253



《獨立評論》周刊,1932年5月22日創刊,1937年7月25日終刊,共出244期。 在特定意義上可以說,這個刊物是“九一八事變”的產物。
1931年9月18日晚10時20分,日本南滿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按照關東軍司令部的預謀,炸毀了南滿鐵路瀋陽北郊柳條湖的一條鐵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軍,製造了所謂“柳條湖事件”。 當晚11時許,日軍大舉進攻瀋陽北大營,當地守軍奉“力持鎮靜,不准抵抗”之嚴令倉皇撤退。 同日,蔣介石乘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再次赴江西,督師“圍剿”紅軍。 9月19日,日軍兵不血刃,完全佔領了瀋陽城,釀成了遠東有史以來最大的事變。
國難當頭,以胡適為首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感到“學術救國”“科學救國”“文藝復興”的夢幻均已破滅,痛感自己只是“亂世之飯桶”,惶惶然不可終日。 為了在當時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裡”為國家盡一點點力,他們常在不同的地點(如胡適寓所,或清華俱樂部、歐美同學會)聚會。
一天晚上,在清華同學會聚餐,出席者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張奚若、吳憲、蔣廷黻。 蔣廷黻提議辦一個周刊,討論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講一些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以盡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的責任。 但 胡適、丁文江、陶孟和開始都表示反對,因為他們有過辦刊的經驗,深知創刊容易,而長期維持卻很艱難,更何況當年7月30日,北平市公安局根據天津市黨部的 決議,派警察到北平新月書店,查抄了胡適、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等人創辦的《新月月刊》,並逮捕了書店的兩個店員――因為該刊第2卷第8期刊登了羅隆基 的文章《我對黨務的“盡情批評”》,觸怒了國民黨黨部權貴。 後經胡適給公安局長鮑毓麟寫信求情,那兩個店員才獲保釋。 這件事剛發生40多天,胡適不禁有些後怕。
到了1931年底,胡適等人的態度有了一些變化。 因為丁文江提出了一個“書生自掏腰包”的倡議:為了檢驗辦刊熱誠,不妨效仿胡適當年創辦《努力週報》的辦法,由同人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5%。 如果籌集的經費不足800銀元,不夠維持刊物,則徹底打消辦刊的念頭。 同時,丁文江又提議邀請一位銀行家加入他們的陣營,負責財物的開支和保管――這個人就是浙江興業銀行北平分行的經理竹 生。 丁文江的提議得到了大家的讚同。 經過五個月籌款,《獨立評論》第1號終於在1932年5月22日問世。 刊物發行之後捐款仍然繼續,最後共籌集了4205元。 刊名是胡適取的。 在第1號的《引言》中,胡適對此作出了解釋:“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獨立評論》有一個編輯委員會。 胡適任主編,蔣廷黻、丁文江協助編務。 社址設在北平地安門內北月牙胡同二號。 初期的社員共11人: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任鴻雋、陳衡哲、竹 生、吳濤鳴、周炳琳、顧湛然。 因為周炳琳、顧湛然、竹 生很少撰稿,所以胡適在創刊號的《引言》中只突出了其中的“八九個朋友”。 後來又陸續發展了一些新社員,如張奚若、陳之邁、陳岱孫、顧一樵等,社員擴充到了20人。 至於撰稿人則更多,從創刊到終刊,大約有300多人,其中以大學教授為主,其次是大學生、專家學者、公務員、研究員。 撰稿最多的是胡適,他在244期刊物中共發表了123篇文章。 丁文江、蔣廷黻位居第二、第三,分別為69篇和56篇。 《獨立評論》的成員大多為無黨派人士,而主要撰稿者又以有留學歐美背景者居多。 為《獨立評論》默默作出貢獻的還有一位黎昔非。 他充當的是“經理人”或“發行人”的角色,一個人承擔了發行、印刷、校對和其他雜務,而月薪只有60元。 黎昔非是當時北京大學研究院的研究生,為辦刊而犧牲了自己的學業。
關於《獨立評論》的特色,筆者以為可以用“立異”二字概括。 也可以說,“立異”是該刊的一種話語策略。 所謂“立異”就是既發表跟當局者不同的政見,也發表跟民眾普遍心理不同的政見――如舉國唱高調時唱低調,舉國唱低調時唱高調。 社員之間的意見也是同中有異。 蔣廷黻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專門談到他跟胡適政見的“不同之處”。 即使同一作者,前後意見也不盡一致――比如胡適談“戰”與“和”的問題,意見就有矛盾和變化之處。
應該承認,《獨立評論》社的成員有著愛國情感和民族立場。 但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他們鑑於敵強我弱的客觀情勢,有通過妥協退讓、避免損失謀求和平的傾向。 在對待國民黨的態度上,他們一方面譴責執政者的腐敗無能和不盡人意之處,另一方面又認為當時還沒有可以替代國民黨的政治力量,所以想通過進諍言的方式來“補天” ,力圖維護國民黨“做社會重心的資格”。
由於中國共產黨當時處於被“圍剿”的地位,《獨立評論》批評中共的文字自然少於批評當局的文字。 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集結的團體,《獨立評論》的成員(極個​​別人例外)從根本上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因而置身於正在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面。 不過他希望國民黨能把中國共產黨視為政敵而不是視為“匪類”,並建議當局採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取代“以暴止暴”。
《獨立評論》的上述態度不僅招致了左翼營壘的批評,而且因為批評當局,刊物多次被扣留甚至被查禁。 比如,《獨立評論》第81號被南京憲兵司令部扣留12l件,《獨立評論》第81號被南京郵電檢查員扣留139包,因批評廣東的時弊被廣東省政府禁止在省內行銷,因批評四川的陋習被成都的幾家報紙攻擊。 最嚴重的一次是1936年11月29日,《獨立評論》第229號刊登了張奚若寫的《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觸怒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被勒令停刊四個多月。 兩面受壓,夾縫中求生存,正反映出中國自由義者的尷尬處境。
《獨立評論》創刊號只印了2000冊,第2期加印至3000冊;由於供不應求,當年月發行量就達到了7000冊。 第二年竟飆升至13000冊――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 刊物的影響面由大學生、公務員而直達政府的高層。 由 於《獨立評論》的成員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以及在國民黨內蔣介石派系跟其他派系的鬥爭中,基本上是站在執政的國民黨一邊,並公開表示蔣介石“在今日確有做一 國領袖的資格”(胡適:《政治改革的大路》);又由於民族危機的加劇和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日益形成,所以執政當局為了改變在國內外的形象,逐步將《獨 立評論》的成員作為“海內名宿”吸納進自己的智囊團。
1932年6月18日,汪精衛來函邀請胡適在暑假期間討論內政外交諸問題。 1933年3月13日,胡適、丁文江、翁文灝去保定晉見了蔣介石。 1933年夏天,蔣介石約蔣廷黻到牯嶺談話。 1934年11月2日,汪精衛又約胡適長談……此外《獨立評論》成員跟最高當局還常有函電往來,真正充當了“錚友”“錚臣”和“廊廟賓師”的角色。
後來,胡適出任了駐美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顧問。 丁文江出任了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蔣廷黻出任了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大使,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傅斯年出任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國民黨參政會參議員。 翁文灝出任了行政院秘書長,經濟部部長,行政院長,代總統府秘書長。 任鴻雋出任了國民黨參政會參政員。 周炳琳出任了教育部常務次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副秘書長。 吳景超出任了行政院秘書,經濟部秘書,戰時物資管理局主任秘書。 週詒春出任了實業部次長,農林部長,衛生部長。 何廉出任了行政院政務處長,軍事委員會參事,經濟部政務次長。 張忠紱出任了外交部參事兼美洲司司長。 陳之邁出任了行政院參事兼第一組主任。 顧毓 出任了教育部政務次長,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大學校長……就這樣,他們終於一個個從“邊緣”走向了“中心”。

(選自《胡適與蔣介石》/陳漱渝宋娜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
某長輩先生(那位?)來信給胡適:
「近來政治不上軌道,當然是政府之過,亦因社會寬縱過甚(除共產派外) ,不免陷於長君逢君之病,平心質之,當局者亦非絕對不可為善。」──胡適《獨立評論》201932.10.2逢, 逢時, 及時 得時 當時,長君逢君之惡
**
1932年,獨立評論社社員君達(即翁文灝)就已經在《獨立評論》上專門撰文討論政府與輿論的關係,他的角度更多的是談論政府或者說政治家應該怎樣對待輿論,而不是討論怎樣形成一個合理而健全的輿論。君達徵引北宋詩人的一首古詩作為由頭來切入正題:“前月臥病,偶讀陸放翁詩有一首是:去歲淮邊寇未歸,諸生上書論危機。人才消失方當慮,士論崢嶸未可非。萬事不如公論久,諸公莫與眾心違。…
16在這篇文章中,君達把輿論看作“一般人的公共意見”,進而他認為人言言殊,自然個人意見不會完全相同,相同的只有公共目標。所以,他肯定了民眾或知識分子輿論的目標,認為“輿論的目標是簡單的,真摯的,也是神聖而必須尊重的”,但所以達此目標的途徑與方法,“必須詳考環境的變化,熟察國家的地位,隨機應變,決定步驟,那便是政府當局的責任,不能盡問之路人了。”
由此可見知識界並沒有把自己的意見神聖化,而是以一種反思的態度看待輿論,認為輿論未免可能流於書生意氣,而與現實人生相隔膜,奇怪的是君達沒有在此引進“專家政治”的概念,18也就是說大學裡的各學科的專家學者可能比政府某些官員更了解國家社會的實際,如此一來對於這種“技術性、建設性”的輿論應採何種態度便值得進一步討論了。在三十年代專家治國是一股強大的政治思潮。  
君達主張政府對於輿論應該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既不能完全不顧,也不能一味盲從,他認為:“政府對輿論的態度如果一意孤行,完全不顧,圖少數人的利益,背多數人的是非,那一定是不對的,也一定要失敗的。但是國家大事,尤其在國難嚴重的時候,是內容很複雜的,變化很迅速的。局外之人沒有機會與聞其事,往往不能明白其中癥結所在。所以輿論所冀望的目標雖不會錯,而輿論所主張的方法,也不一定是對的,而且往往不合實際的形勢。如果當局的人只知道盲從輿論,結果恐正與目標相反,而且料理國事,必須著眼於久遠的輿論,而輿論往往圖一時的痛快。應付國難,必須看透實際的利益,而輿論往往易受感情所激刺。那是稍知群眾心理的人所公認的。當局的人應該以誠意接受輿論的鞭策,但不可因貪空名而過受他們束縛。如果當局的人沒有真知灼見,或有了見解而沒有膽氣自表主張,以求輿論諒解,甚或恐懼輿論,詭隨盲從,更且故唱比輿論更高的空調,以引輿論入於更深的迷途,這種尊重輿論,即使受短期間的輿論歡迎,但不久事實終要戰勝空言,所得的結果,正好違反輿論所要求的目標。” 

這裡所顯露的是對公共輿論根子裡的不信任感,公共輿論成了社會不滿心理的容器,問題是輿論自然會涉及到方法,人為地在"政治VS社會"的二元框架中理解輿論的功用,將輿論的理性溝通和方法訴求從其內涵中剝離,顯然是另一種精英主義的民主觀(相對於上述將公共輿論的建構完全訴諸知識分子的觀念),事實上仍舊是傳統中國思維模式為民做主的借屍還魂,而不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讓民眾自己為自身作主。
***  吳濤鳴的簡介參考 陳之邁 撰的獨立評論選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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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允芃女士應為言論審查公開道歉】
文 / 《獨立評論@天下》專欄作者楊索
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在2012年底創辦《獨立評論@天下》,由該雜誌總主筆何榮幸擔任執行主編,我暗暗一驚,敢用「獨立評論」四字,須有備而來,不怕被拆台。
人人皆知,《獨立評論》是始於1932年創於北平的政論雜誌,由胡適、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等人集資發行,負責主編的胡適寫下這段發刊詞:「我們把這刊物叫做《獨立評論》,因爲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這樣的期許放諸今日亦然。《獨立評論@天下》(以下簡稱:《獨評》)開台跨度恢弘,揭櫫:在大環境不斷崩壞的此刻,我們希望秉持「最混亂的時代,最清明的聲音」初衷,打造一個能夠理性思辨的公共論壇空間。我們想要改變台灣社會因藍綠兩極對立而「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議論氛圍,努力營造「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的良性對話環境。
因為《天下》雜誌的品牌,創辦人殷允芃的社會聲望,前任主編何榮幸(記協發起人)的媒體界影響力,以及他的衝勁努力,《獨評》在短短兩年攬盡各領域利筆,能針對國內議題迅即發聲,且言論擲地有聲,頗受矚目。
這應該是為何《獨評》專欄作者、中研院副研究員黃丞儀會在凌晨發文給《獨評》的原因。遺憾的是,《獨評》編輯群竟然將黃丞儀的即時評論〈立法院應即彈劾馬總統〉下架。
我昨天收到《獨評》執行主編李明軒對專欄作者說明撤文一事,其中強調「馬習會層次遠高於一般議題,《天下雜誌》本著建立公平美好社會的宗旨,面對此影響台灣未來的關鍵時刻,更覺應提供社會多元的觀點,以回應媒體社會責任。在此前提下,乃決定以更週延的觀點和角度的方式呈現此一議題,屆時徵得黃先生同意之下,將再完整呈現黃先生的文章。」
這段話說得很漂亮,但破綻百出,以數位媒體的即時性特質,以及《獨評》的運作模式,從來就沒有所謂「多元呈現」這回事,況且《獨評》版面清楚載明「本欄位提供網路意見交流平台,專欄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因此,黃丞儀言責自負,文章本與天下體系無關。黃文下架後一日,也並沒有刊出同議題文章,顯見編輯部說謊,這是嚴重失格。
這封信說明撤文真正關鍵是「馬習會層次遠高於一般議題」,簡言之,過去《獨評》專欄作者寫寫其他議題也就罷了,馬習會不能任由學者在天下體系定調,也就是說《獨評》是玩假的。母體《天下雜誌》在「影響台灣未來的關鍵時刻」,祭出「媒體社會責任」,張虎皮做大旗,實則收縮言論,進行言論審查。
所謂「媒體社會責任」,是基於媒體的公共性,以社會大眾、國家的利益為優先,善盡監督守望言責。媒體有其意識型態可透過社論表達立場,但不是由媒體掌控言論,用以討好當權者,或來裁奪讀者該看什麼不該看什麼,以主導言論方向。並且就此例而言,《天下雜誌》與《獨評》顯然脫離社會脈動,這已不是言論控制的時代。
《獨評》標榜其為「最混亂的時代,最清明的聲音」,當台灣處於陰霾重重的關鍵之際,政治學者盡言責即時發聲卻被消音,《獨評》不只是失去評論媒體的份量,也不會再受作者與讀者信賴。在言論開放自由、資訊豐沛多元的年代,《獨評》的言論審查是嚴重倒退,本人在此深切抗議,並退出專欄作者行列。
《獨評》發刊時說明,該站大方向由《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確立。殷允芃女士是台灣媒體界重量級導師,她要為我們上一堂「媒體社會責任」,何不先談談媒體人、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這不正是殷女士一生的理想與追求,當言敢言、不黨不私。如今其掌舵的《獨評》犯下如此大錯,殷允芃應該公開說明並道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媒體人此時應謹守專業分際,莫做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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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偏偏他們不自知,所以治絲益棼就免不了。
回想起我在2004年夏由副刊轉任言論版,其時時論廣場由杜念中草創一路堅守自由、多元之路,博得外界多方的肯定。雖然到了余家末期,言論已有限縮跡象(不僅於政治,尚包括與余家有關的連動體);儘管外界非議聲浪日大,但內部同仁一致維護言論自由的努力從未怠懈,延攬的專欄作家日後也常為其他媒體徵用,黃丞儀、方祖涵、藍佩嘉等皆是。直至2008秋社權易幟,直到2012年大選後蔡匪衍明的言論暴走,終致我遭惡意逼走,其後又發生該小人集團搆陷黃國昌的醜行,於是因聲援我和黃國昌的作者群,拒寫拒看拒訪者不知凡幾,其中這些作者和此回退獨評的成員高度重疊,黃丞儀即是。
而時論廣場從彼時起已淪為殭屍天地,裡頭再無人氣,儘是鬼言鬼語不斷。該年夏天何榮幸也出走,遭天下殷允芃延攬創天下獨立評論,可惜,他走後風格難以維繫,導致今日局面,良有以也。
莫謂網海浩瀚,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是的,處處有生機;但要經營一個品牌少則數年,多則要數十年,但要毀棄僅在一夕之間,獨評的例子已活生生作了示範。豈能不借鏡自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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