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grounds and Sources” includes two Tolstoy memoirs, A History of Yesterday (1851) and The Memoirs of a Madman (1884), as well as entries—expanded in the Second Edition—from Tolstoy’s “Diary for 1855” and selected letters (1858–95) that shed light on the author’s creative process.
英文書經常的標題:
Selected Letters of Someboy: A Life
胡適的書信選集有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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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的胡適與胡適的執著--以書信為中心的解釋
執著的胡適與胡適的執著--以書信為中心的解釋
白丁---樓主
胡適有自己所執著的價值追求,這在他的待人處世上得到最直觀的表達。胡適的執著,絕非固執和走極端,相反他常常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糾偏”。在他小時候鄉人便紛紛稱他為“門先生”,可見他自小的老成持重。小時候的胡適也不是沒有做過激烈的行動,比如他約集夥伴,用石頭去“打菩薩”,表示他的不信仰。但是事後,他又聽從母親的話,帶著貢品給菩薩道歉。胡適離家赴上海求學後,新思想漸次影響他的觀念,甚至從他給族叔寫信的抬頭都能看出來:一開始是“近任老叔大人尊前”這樣傳統的稱呼(1906年致胡近仁),以後是“近仁老叔足下”(1914年7月),再到後來變成了“胡近仁君”(1917年),“近仁老友”(1918年),“老近”(1920年)。從清末到五四時期,變化的軌跡可謂明顯。然而在20年代中以後,他又有逐漸的複歸,以後對胡近仁稱呼就穩定在“老叔”“近叔”這樣恰當又適中的方式上。
毫無疑問,胡適一生執著求新思想、新文化。在晚年還發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文》,執著地宣傳西化,然而他說話的方式卻又是:“要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給諸位去盡力駁倒,推翻。”“這並不是對東方那些老文明的盲目責難,也決不是對西方近代文明的盲目崇拜。這乃是當年一個研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青年學人經過仔細考慮的意見。”[①]
如果和新文化運動時期和他一起推動西化的錢玄同等人相比,在晚年若和李敖等人相比,胡適可說真的做到了將自己一生執著的理念用自己一生執著的方式去表達出來。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對“新”的追求是很自然從舊而來的。
他最早提倡的新文化是用白話作文作詩。而若往前追溯,他的回憶是:
“我進中國公學不到半年,在上海市瑞興泰茶店裡養病,偶然翻讀吳汝綸選的一種《古文讀本》,其中第四冊全是古詩歌。我忽然感覺很大的興趣。……讀完了吳汝綸的選本,我又在二哥的藏書裡尋得了《陶淵明集》和《白香山集》,後來又買了一部《杜詩鏡詮》……從此以後,我就發奮讀詩想做個詩人了。同時也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史學的路,後來幾次想矯正回來,想走到自然科學的路上去,但興趣已深,習慣已成,終無法挽回了。”[②]
“五月,我因腳氣病又發了,遂回家鄉養病。……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勵我作詩。如在家鄉做的《棄父行》,很表現《嘗試集》的影響。”[③]
胡適對待爭論和糾紛的態度可說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1916年他在留美期間與任鴻雋、梅觀莊的書信往來爭論可說較早地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這時胡適的新文化思想已經悄然發端,而他的朋友們一時還跟不上,發生爭論是在所難免。
“1916年,我們的爭論最激烈,也最有效果。爭論的起點,仍舊是我的“要須作詩如作文”的一句詩。梅觀莊會駁我道詩文截然兩途。任叔永也來信,說他贊成觀莊的主張。我覺得自己很孤立,但我終覺得他們兩人的說法都不能使我心服。……從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一部中國文學史治世一部文字形式新陳代謝的歷史,治世活文學隨時起來代替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得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④]
7月13日追記:我回到紐約不久,綺色佳的朋友們遇著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產生了一首詩,引起了一場大筆戰,竟把我逼上了決心試作白話詩的路上去。(任鴻雋在遊玩時翻船,以此做了一首詩寄給胡適,胡適對其內容提出批評,引來梅觀莊打抱不平,於是雙方展開一場爭論。)
hc:究竟是《國民日報》或 《民國日報》或兩者皆是?
“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於是有了1916年7月26日給任的回信,“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詩詞。”8月4日,胡適再致任叔永,宣告自己要單槍匹馬而往了。胡適說“這封信是我對於一班討論文學的朋友的告別書。”被一班好友反對,甚至對他說了各種難聽的話,但胡適並未感到憤恚,卻只是因為說服不了朋友而懊惱,於是決定自己先去闖開一條路,並歡迎朋友跟進。果然,後來的任鴻雋等人認識到了胡適的正確,他們的友誼一直保持終身。再如,1930年, 《民國日報》登載楊杏佛在南京市黨部的演說,說演講中的“江湖博士”暗指江亢虎和胡適。楊杏佛4月29日寫信解釋,說原話是走江湖的博士,系專指江亢虎。4月30日,胡復信楊信佛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在這一年前的1929年,胡適曾致信王寵惠,反對所謂處置反革命分子案,這封信被當局阻擋,並未刊出,但卻被當局透露給了陳德徵,陳於是在《國民日報》專欄上以三則雜文大張撻伐。胡適讀完這些雜文後的批語是:“可憐的陳德徵!”
在學術上,胡適一向堅持科學的、實證的態度,事實上,胡適在處世和治學上都秉持這一態度。在他的來往書信中,也可以看到他極力影響別人也採這種態度。1920年11月他給胡近仁信中談到,文字學,要把他作為一項科學來對待,這也是胡適整理國故時所提倡的原則。章太炎說,“夫治小學者,在乎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不在信好異文,廣徵形體。曩令發玉牒於泰岱,探融翼於泗淵,萬人貞觀,不容作偽者,以補七十二家之微文,備鑄器象物之遺法,庶亦可矣。若乃奉矯誣之器,信荒忽之文,以與召陵正書相角,斯於六書之學,未有云補。擬之前代,則新垣玉杯之刻,少翁牛腹之書也,寧可與道古邪?”[11]這種科學的文字學方法,胡適表示認同,於是在信中說,“只從清代學者註重音聲假借,聲類通轉以後,始有科學的文字學可言,章太炎的《國故論衡》上卷最宜先看,然後看他的《文始》。”胡適在囑咐這位族叔作傳書時又說,“請處處註明的來源,但求確實,不務繁多。”由於胡適在作詩上也提倡“詩的經驗主義”,因此在信中批評胡近仁作詩“抽象的議論太多”。在1934年6月間,他與孟森兩次通信,探討孟的兩篇文章《清世宗入承大統考》(6月5日信)、《孟太后下嫁考實》(26日信) ,提出自己關於考證規範的方法,“鄙意考證文字以眉目清楚為最便於讀者。凡引用文字,最好均低三格書寫,而按語均提行頂格寫,如此則引語之起訖分明,其簡明文件則上下均加[ ]或[[]],以明起訖。”可見他對科學、嚴謹治學的重視和要求了。新文化運動中,胡適與錢玄同等人一同進行疑古辨偽和整理國故的工作。雖同是批判性整理,但兩人意旨卻有所區別,對比起來,胡適治史的方法更精良,條理更清楚一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勤、謹、和、緩”在這個時期被提出來,成為胡適治學方法的標誌。
胡適堅持於說自己認為的“真話”,“良心話”,並不因為時髦或風潮而改變,因此經常是既得罪敵人,也得罪朋友。他說自己一向喜歡潑冷水,還寫詩將自己比作烏鴉,唧唧喳喳惹的別人不高興。晚年有人問他,中國有沒有類似“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胡適提出,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新文化運動時期,作為章太炎高足的錢玄同,風格一如其師。胡適同情張厚載,勸錢不要亂罵人,引起錢的不滿,聲言退新青年,批評胡適“對於千年積腐的舊社會,未免太同他周旋了。”[12]錢還化名王敬軒和劉半農演雙簧,胡適對此也頗不以為然。但錢同樣也說,“我以為若一定要找中國人做模範,與其找孔丘、墨翟,不如找胡適、蔡元培等人。”兩人關係疏淡後,胡適也依然常常對錢表示關切。再如,1924年11月,馮玉祥逐溥儀出宮。在輿論一片叫好聲中,胡適沒有趨炎附勢,而是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我是一個愛說公道話的人,今天要向先生們組織的政府提出幾句抗議的話。”(1924年11月5日致王正廷信),此文一出,周作人及李氏兄弟等都來信表示反對。[13]胡適對他們的意見,有的表示贊同,比如周作人提出因複闢而取消優待一節,但他提出溥儀兩年前就曾主動提出取消,“其意不可謂不誠”。[14]很顯然,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並非反對取消優待,他所要求的是:“多一點紳士的行為”,反對暴力。另外就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在法律上相對於實體正義更為重要的程序正義。在兩年前,1922年11月9日,黎元洪下令逮捕財政部長羅文幹,胡適就曾發表意見說:“法律是政治的根本,違法的惡例是開不得的。……今天政府不經法律手續就查抄曹汝霖、陸宗輿的財產,我們固然快意,但加入明天政府不經法律手續就查抄了蔡元培、李煜瀛的家產,我們就不快意了。然而在邏輯上市同樣的例子。……總之,上自總統,下至極小的官吏,總覺得法律不方便,命令方便;國家又怎麼能有法治,人權又怎麼能有保障呢?”[15]而在答复李氏兄弟的信中,胡適又不無深意的提到,“我要請你們認清一個民國的要素在於容忍對方的言論自由。”“十幾日來,只見謾罵之聲,誣衊之話,只見一片不容忍的狹陋空氣而已。”胡適所爭,不僅是溥儀一時之事,更爭的是他一貫追求的人權保障、言論自由、非暴力和法治精神。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對自由民主法治的追求是一貫的。這絲毫不因為他與某人的私交而改變,也不因他支持某個政府的法統就有所改變。比如胡適本十分尊崇吳稚暉,1922年胡就說吳是中國今日十二個大人物之一,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胡又對吳的文章十分欣賞。後胡適在東亞同文書院的講演《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中,更是把吳和顧炎武、顏元、戴震相提並論。在412發生後,胡適回憶他當時對外國人說,“你們外國朋友也許不認得吳稚暉、蔡元培是什麼人,但我知道這幾個人,很佩服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這個新政府能得到這一般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我在日本對中國學生談話,對日本人談話,也會這樣說:我向來敬重這幾個人,他們的道義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著我們的同情的。”[16]然而當胡適實際回到國內,看到清黨的血腥情況,看到吳褒獎殺害陳延年的楊虎的信後,他的態度就起了變化。1928年2月27日胡致信吳稚暉說,“先生與楊虎一書論陳延年的案子,我認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釋然。”以致很久沒有興致提筆寫關於吳稚暉的文章。3月4日,吳稚暉复信胡適,繼續大罵共產黨,胡適6日再度复信,勸其不要“以暴制暴”。1928年6月15日,胡適參加大學委員會會議,蔡元培提出李石曾任北大校長,胡適當即反對,吳稚暉就大罵胡適是反革命。胡適在很長一段時間對此十分氣憤。第二天就致信吳稚暉,要他指出自己違反懲治反革命條例的哪一條。同一天致信蔡元培,堅辭大學委員會職務。21、27日又連去兩信辭職,以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雖沒有黨派,卻不能不分個是非。我看不慣這種只認朋友,不問是非的行為。”
對於自己的說真話,遭致的孤立和反對,胡適並不感到遺憾。1936年1月9日他在致周作人信中說:“你說: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我要抗議,我從來不作此想。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有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始終不忍不說。”
胡適既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也是一位愛國者。因此很早就有對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關係的思考。胡適一生執著地追求自由主義,但他的一顆愛國之心同樣強烈。所以他終其一生都在為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結和自由主義追求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1914年7月23日,他在給族叔胡近仁的信中解答了所謂美墨交戰一事,而在同時期的日記中,他寫道,“自美、墨交惡以來,本城之Ithaca Journal揭一名言:吾國乎,吾願其永永正直而然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為吾國也。意言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也。餘有感觸,以所見作一書寄此報主筆,載入新聞欄。前校長白博士夫人盛稱餘書,以為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夫婦都主張和平,故深惡此等極端之國家主義也。”[20]同時,1914年7月12日又記:威爾遜之言曰:“真愛國者認清是非,但向是的一面做去,不顧人言,雖犧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人能自省其嘗效忠祖國而又未嘗賣其良心者,死有餘樂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讀,故節錄之。”胡適在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關係上作出重大調整的時期是在30年代。從30年代開始,胡適對國民政府的態度可以說從一開始的衝突,逐漸走向合作。其中有兩個原因很重要,一是1932年11月和蔣見面後,加深了對蔣本人的了解,他多次說,蔣並非不能改過,而是缺乏面折廷爭的諍臣,於是他很願意自己肩負這一角色。但是胡適維護蔣的地位和國民政府的法統,絕不意味著他放棄自由主義的立場。他不像蔣廷黻那樣,乾脆主張“新式獨裁”,為此他曾與蔣廷黻有過多次討論。而實際上比較贊成民族解放與個人自由並重的道路。另一個方面,則是與汪精衛及改組派的接近。胡適和汪精衛在20年代初私交就不錯,到30年代初,胡想推動以汪為首的文治勢力與武治勢力相抗衡,雙方互相需要,關係趨於密切。1933年3月,汪精衛復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31日專門致信胡適,邀其出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之職。 [21]胡適表示十分感動,但是拒絕了。他表示盼望以獨立之身為國家做諫臣,為政府做諍友。不久他又拒絕了汪提出的駐德、駐美大使的邀請。汪精衛1933年因塘沽協定遭國人唾罵時,胡適也仍然支持他,為他辯護。他最希望汪精衛在國民政府內部努力建立起自己的文治勢力,與武治勢力平衡。“中國政治要上軌道,必須走三步:第一,文治。第二,法治。第三,民治。”但就在長城抗戰後,雙方逐漸在對日方針上產生分歧。胡適因自由主義的追求而接近汪,但最終(長城抗戰後)又因民族主義的增長而逐漸離開汪。[22]1934年9月,中國在國聯非常任理事選舉中失敗,胡適痛心疾首,24日寫道,“在蘇俄入盟之日,我國連任非常任理事的要求竟被否決了。這兩大鄰國的榮辱相形之下,我們當然更感覺我們的國家的羞辱。但平心而論,中國此次在日內瓦受的羞辱,大部分是自取的,我們只應該責己,不應該一味責人。”“我們應該想想,為什麼我們這一個四萬萬人口的大國要求一個非常任理事而不可得呢?這不夠我們深刻的反省嗎?”[23]同一天就致信掌管外交的汪精衛,表達對外交局勢的不滿。
後來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解釋說,“說一句話不敢忘這句話的社會影響,走一步路不敢忘這步路的社會影響,這才是對於大我的負責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32]這就是胡適熱心於社會事業的自我要求,??
1928年1月27日,胡適在《答某君書》中寫道:“人生的意義不在於何以有生,而在於自己怎樣生活。……你若發憤振作起來,去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那麼,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義,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義,生命無窮,生命的意義也無窮了。”[33]
還有一則胡適“為人題扇子的話:如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沙河夢功德。王荊公小詩一首,真是有得於佛法的話。認得人生如夢,故無所求。但無所求不是無為。”[34] (1929年5月13日)
無所求不是無為。胡適一生熱心於社會進步事業,但他對功利是淡泊的,而這種淡泊又不妨礙他的執著和熱心。胡適對佛學素有研究,定然知道《華嚴經》中迴向品的佛理。也就是主張已成菩薩道的人,還得迴向人間,由出世回到人世,為眾生舍生。[35](胡適在與楊杏佛談論西遊記的信件中,便明白地談到了這一點。“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並且祝福他。”
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業,這大概就是執著的胡適的最大的執著了。
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業,這大概就是執著的胡適的最大的執著了。
①]胡適:《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②]《胡適自述》
[③]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1頁
[④]胡適:《四十自述》第79頁
[⑤]程巢父:《張中行誤認度胡適之——關於林損對胡適怨懟的辯證》
[⑥]李振聲:《且說林損怨懟胡適這樁陳年公案》
[⑦]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⑧]《胡適往來書信選》第125頁
[⑨]《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9冊
[⑩]孫郁:《周作人談胡適》
[11]章太炎:《轉注假借說》,《國故論衡》
[12]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24頁
[13]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第270頁,276頁。
[14]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第272頁
[15]歐陽哲生:《胡適文集》第3冊第444頁
[16] 《追念吳稚暉先生》,《吳稚暉先生紀念專輯》第14頁
[ 17]見《胡適日記全編》
[18] 《申報》1929年9月23日
[19] 1933年2月19日《獨立評論》周刊第38號
[20] 《留學日記》第232頁
[21 ]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04頁
[22]高志勇:《胡適與汪精衛政治關係的歷史考察》
[23]胡適:《論國聯大會的兩件事》
[24] 《獨立評論第》150號,1935年5月20日
[25]室伏高信:《胡適再見記》,1936年8月9日
[26] 《蔣介石日記》1941年11月30日
[27]陳漱渝:《被拋棄的過河卒子——胡適在美國的外交生涯》
[28] 《蔣介石日記》1942年10月13日
[29]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冊356頁
[30]胡適:《容忍與自由》
[31] 《新潮》第2卷第3號
[32]《胡適文選》第9頁
[33]《生活》周刊第3卷第38期
[34]《胡適文集》第四卷第571頁
[35]參見《大廣方佛華嚴經》
[②]《胡適自述》
[③]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1頁
[④]胡適:《四十自述》第79頁
[⑤]程巢父:《張中行誤認度胡適之——關於林損對胡適怨懟的辯證》
[⑥]李振聲:《且說林損怨懟胡適這樁陳年公案》
[⑦]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
[⑧]《胡適往來書信選》第125頁
[⑨]《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9冊
[⑩]孫郁:《周作人談胡適》
[11]章太炎:《轉注假借說》,《國故論衡》
[12]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24頁
[13]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第270頁,276頁。
[14]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第272頁
[15]歐陽哲生:《胡適文集》第3冊第444頁
[16] 《追念吳稚暉先生》,《吳稚暉先生紀念專輯》第14頁
[ 17]見《胡適日記全編》
[18] 《申報》1929年9月23日
[19] 1933年2月19日《獨立評論》周刊第38號
[20] 《留學日記》第232頁
[21 ]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204頁
[22]高志勇:《胡適與汪精衛政治關係的歷史考察》
[23]胡適:《論國聯大會的兩件事》
[24] 《獨立評論第》150號,1935年5月20日
[25]室伏高信:《胡適再見記》,1936年8月9日
[26] 《蔣介石日記》1941年11月30日
[27]陳漱渝:《被拋棄的過河卒子——胡適在美國的外交生涯》
[28] 《蔣介石日記》1942年10月13日
[29] 《胡適往來書信選》上冊356頁
[30]胡適:《容忍與自由》
[31] 《新潮》第2卷第3號
[32]《胡適文選》第9頁
[33]《生活》周刊第3卷第38期
[34]《胡適文集》第四卷第571頁
[35]參見《大廣方佛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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