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鴻烈集解》在台灣有文史哲出版社影印 1992 再版
《〈淮南鴻烈〉集解》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總賬式整理；一曰專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強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紊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為事近於機械，而其為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才智能用《二十四史》矣；有《經籍纂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賬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時過境遷，向日斤斤之事，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万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終歲結賬然，綜觀往歲之盈折，正所以為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孫詒讓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為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為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尚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賬式之國故整理也。 《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挈，斟其淑靜，非循一蹟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賬者也。其書作於漢代，時尚修辭；今觀許慎、高誘之注，知當漢世已有註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言為)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傍求故訓，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眾。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逵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 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向來校注諸家蒐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尚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舊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而不論；其可推知為許慎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逾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百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為輯出，不以其為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為《集解》，則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為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願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 ”俞樾據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為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 《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口鼻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為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駁之耳。此可見叔雅之矜慎。叔雅於前人之說，樂為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為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碭而運照”，俞樾校云："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為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真篇》曰，“弊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叔雅稿本中記此條云：宋明本皆作“玄元至碭而運照”。莊本避清聖祖諱，改玄為元耳。俞氏未見古本，但憑莊本立說，可笑也。 “玄，天也”，本是古訓。 《厚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釋名》，“天謂之玄”。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玄者，天也。”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為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即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俶真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 《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為“壹”，義遂不可通矣。" （卷二，頁11）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墜形訓》云："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高注云："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 莊逵吉校云："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 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叔雅校云："莊校是也。 《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確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 “無”疑當作“兌”，始訛為“無”，傳寫又為“無”耳。 《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兌前兌後，又引註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即兌前，後小即兌後也。 "（卷四，頁9.兌即今銳字）此條精(石高)無倫，真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並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後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微異者，其為差異，雖甚微細，亦必並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逐日歸風。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 孫詒讓校此句，謂“歸當為遺，聲之誤也”；其為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七引，作：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為馬，則不走矣。"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為“遺”為“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為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拶榨而出矣。上文之“兌”，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慎。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 《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頁“甚淖而滒”，高注曰，“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莊逵吉引《說文》“滒，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為“淖”，粥多瀋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滒滒”，滒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聾者可使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考工記、 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鄭司農注“嚼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嚼囓，欲得勞敝”，謂“嚼筋”為漢時常語，即謂椎打之，使柔熟，以韁弓弩也（本書卷九，頁12）。今徽州績溪人詈人多言而無識，曰“嚼弓筋”，亦曰“瞎嚼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錢繹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並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為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胡適 (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一)
1923/3/6 胡適為劉文典(叔雅)的《淮南鴻烈集解》作序:......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慎...猶有遺憾 則錢繹之 方言箋疏未被採及 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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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1889年－1958年），安徽合肥人。原名文聰，字叔雅。中國國學家，教育家。
1906年就讀於蕪湖安徽公學，隔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1912年回國後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處秘書，積極主張以恐怖活動推翻袁世凱政府。1917年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聘其出任文科教授，並擔任《新青年》英文編輯和翻譯。以古籍校勘學為終身志業，主攻秦漢諸子，最終因鑽研《淮南子》六卷專著《淮南鴻烈集解》震驚文壇，蔣介石一度抬舉為「國寶」級人物[1]。
劉文典曾在邵力子等主辦的《民立報》擔任編輯。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後師從章太炎學《說文》。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上課內容自由發揮，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最後一個學期只講半篇《海賦》[2]。
1927年任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行校長之職，時劉文典與蔣介石不合，劉文典曾說：「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他又曾指著蔣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劉文典不甘示弱，也動粗還之，當衆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下腹上。被蔣介石下令關押了七天，最後由蔡元培、陳立夫等人求情才釋放[3]。魯迅在他的〈知難行難〉一文中曾寫到「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1929年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任，同時在北大兼課。抗日戰爭期間，滯留北平。1938年逃離北平，輾轉南下，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劉文典恃才傲物，輕視文學，曾放言「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4]，因此看不起沈從文（據汪曾祺回憶，劉文典之所以看不起沈從文， 是因為他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他反對沈從文當教授：「沈從文算什麼教授！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而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又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有一次日機警報，沈從文與劉文典擦肩而過，劉文典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嗎跑啊？」後來劉文典因嗜鴉片，遭聯大解聘。
1939年出版《莊子補正》10卷。陳寅恪為此書作序。劉文典口出狂言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就是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後來一直待在雲南大學執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獲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1958年7月15日病逝於昆明。
[編輯] 主要著作
- 《莊子補正》
- 《淮南鴻烈集解》
- 《三餘札記》
- 《說苑斛補》
- 《進化與人生》
- 《進化論講話》
[編輯] 注釋
[編輯] 參考資料
- 傅來蘇：《劉文典先生教學瑣憶》
- 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 章玉政：《一代國學大師劉文典》，載《今日安徽》，2008年第4期。
《莊子補正》陳寅恪序
合肥劉叔雅先生文典以所著《莊子補正》示寅恪，曰，姑強為我讀之。 寅恪承命讀之竟，歎曰，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 其著書之例，雖能確認其有所脫，然無書本可依者，則不之補。 雖能確證其有所誤，然不詳其所以致誤之由者，亦不之正。 故先生於《莊子》一書，所持勝義，猶多蘊而未出，此書殊不足以盡之也。 或問曰，先生此書，謹嚴若是，將無矯枉過正乎？ 寅恪應之曰，先生之為是，非得已也。 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著書名世者甚眾。 偶聞人言，其間頗有改訂舊文，多任己意，而與先生之所為大異者。 寅恪平生不能讀先秦之書，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 繼而思之，嘗亦能讀金聖歎之書矣，其註《水滸傳》，凡所刪易，輒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夫彼之所謂古本者，非神州歷世共傳之古本，而蘇州金人瑞胸中獨具之古本也。 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學，而與先生所為大異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談商、周邃古之樸學，其所著書，幾何不為金聖歎胸中獨具之古本也，而欲以之留贈後人，焉得不為古人痛哭耶？ 然則先生此書之刊佈，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修水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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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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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劉安子》，劉向校定時名之「淮南」，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李尚、苏飞、伍被、左吴、田由等八人，仿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集体撰写的 ...**
孫詒讓（1848年－1908年），字仲容，號籀廎，浙江溫州瑞安人，中國清代語言學家，近代新教育的開創者之一。
目錄 |
生平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848年9月16日）孫詒讓生於儒學之家，父孫衣言為翰林，官至太僕寺卿。孫詒讓自幼好學，十歲時以瀏覽《漢魏叢書》為樂。十三歲著《廣韻姓氏刊誤》，又篤嗜金文，十八歲著《白虎通校補》，光緒三十一年，被騁為京師大學堂教習，光緒三十三年，征為禮部禮學館總纂，其所著《契文舉例》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與俞樾、黃以周合稱清末三先生。有「晚清經學後殿」、「樸學大師」之譽，章太炎讚譽他「三百年絕等雙」。光緒元年，三應禮部試不第，遂埋首讀書，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於家，終年六十一歲。著述
孫詒讓一生共著述三十五部，1873年孫詒讓始治墨學，有感於國家危難、吏政不修，以「墨子強本節用，勞心苦志，該綜道藝，應變持危，其學足以裨今之時局。」，校注《墨子》十五卷是其代表作，於此之前，《墨子》一直以來「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台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俞樾嘆此「自〈墨子〉以來，未有」之書[1]。孫詒讓提倡教育，他提出：「國民之智愚賢否，關國家強弱盛衰。初等小學本應隨地廣設，使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童」[2]。主要著作：《墨子閒詁》、《周禮正義》、《古籀拾遺》、《古籀餘論》、《九旗古義述》、《契文舉例》、《名原》、《尚書駢枝》、《札迻》、《籀廎述林》、《溫州經籍志》等30餘種。《籀廎遺著輯存》輯有孫詒讓未刊遺著《廣韻姓氏刊誤》、《白虎通校補輯補》、《諷籀余錄》等。
注釋
參考書目
- 《太類文錄初編·孫詒傳》
- 張其昀《孫詒讓之政治思想》
- 錢南揚《孫詒讓傳》
| 孫詒讓與《周禮正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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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術，集中國傳統學術之大成。其主要表現之一，即是對十三經重新做疏解。而在諸新疏之中，有一部堪稱“清代經學家最後的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書”（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就是孫詒讓的《周禮正義》。
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一作仲
頌，號籀，別署荀羕，浙江瑞安人。其為學，一則秉庭訓，一則承繼乾嘉樸學之遺風。其父衣言，治學旨在融貫漢宋，通其區畛，尤注重紹述永嘉鄉賢緒言，為“晚
清特立之儒”（章太炎先生語）。在其治學取向的引導下，詒讓遂一意向學。而在博涉先儒載籍的過程中，詒讓又對乾嘉諸大儒治經史小學家法有了深切體認，加之
受秉承乾嘉大師緒論、以稽古為職志如張文虎、戴望、劉毓崧等人的影響，遂究心於經學、諸子及文字學等。此後，他一則承繼永嘉經世之學風，一則孜孜于樸學的
探究，從而成為“清儒主流中最後一位大師”（姜亮夫：《孫詒讓學術檢論》）。《周禮正義》即其代表作之一。
《周禮》一經，向稱聚訟。雖經前儒不斷探究，然
終無博精之作，許多問題尚待梳理。有鋻於此，孫詒讓遂慨然立志為之新疏。早在8歲時，詒讓即在父親的引導下，初涉《周禮》。其後，隨著學問的日益深厚，因
對《周禮》有了不斷深入的認識。經過潛心搜討，精加別擇，其認識逐漸成熟，從而開始了重新疏解《周禮》的艱辛歷程。
同治十一年（1872），孫詒讓開始著手資料長
編工作。翌年春，乃草創《周禮疏》。此後，更是廣搜細討，鉤稽排纂，屢有新獲。光緒十四年（1888）秋，張之洞議集刊清朝經疏，徵詒讓所撰《周禮正義
稿》，並謀付刊。當時，疏稿尚未寫成，詒讓遂亟校核理董，至翌年始寫成《禮疏長編》稿。光緒十六年（1890）正二月間，他攜新寫成稿本數十冊，往湖北張
之洞官署以就商榷。然因事情有變，刊刻之事不得已而中輟。此後，詒讓對《禮疏》又時有校改，繼因不愜於心，復更張義例，再事編摩疏通。光緒二十五年
（1899）八月，詒讓撰《周禮正義自序》及《凡例》。又經友人黃紹箕、費念慈襄助校勘，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月，樊棻謀以《周禮正義》鑄鉛版。
光緒三十一年（1905）夏，歷時20餘年、稿凡數易的《周禮正義》（86卷）遂得刊成問世（詒讓有自校初印本，計16冊），即通行之“乙巳本”。
孫詒讓之新疏《周禮》，主要以《爾雅》、《説
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而“博采漢唐宋以來，迄于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孫詒讓：《周禮正義
序》）。其于前人成説，既能取其長，亦不護其短，而以實事求是的為學精神，求其確解。
孫詒讓之《周禮正義》，頗具特色，如長于古義古
制，會通三禮，不拘疏不破注之例，折衷諸説，兼採其善，且能闡發《周禮》之義蘊等，不一而足。其所撰《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已具大要。梁啟超先生更將之
概況為四條：“釋經語極簡，釋注語極詳”、“多存舊疏，聲明來歷”、“雖極尊鄭注，而不墨守回護”、“嚴辨家法，不強為牽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洪誠先生亦揭是書大端稱：無宗派之見；博稽約取，義例精純；析義精微平實；以實物證經；依據詳明，不攘人之善；全書組織嚴密。（《讀周禮正義》）洵
為的見。
至其意義，吳廷燮先生認為“是書搜輯古今諸儒解
詁本經者，最為繁富，與胡氏培《儀禮正義》，同為治經家所盛稱。但歷來諸儒，重在治經，而是書則欲通之於治國。……洵治《周官》解詁者之淵藪也。”（《續
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周禮正義》條）曹元弼先生亦稱：“孫氏《周禮正義》，博采故書雅記，疏通證明，雖于高密碩意，間有差池，而囊括網羅，言富理博，
自賈氏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書孫氏周禮正義後》）楊向奎先生更對該書有功於研究古代社會的價值做了肯定。宜乎章太炎先生譽之為“古今言《周禮》者，
莫能先也”（《孫詒讓傳》），而梁啟超先生推之為清儒諸新疏之冠。
更可注意的是，孫詒讓撰《周禮正義》，尚有深意
寓于其中。其關鍵點，在於為挽救時弊，而闡揚《周禮》政、教兩大端的經世精神。在他看來，《周禮》乃“周代法制所總萃，閎章縟典，經曲畢”（《周禮正義略
例十二凡》），後世之以《周禮》致亂，並非《周禮》本身有問題，而在用之者之鄙陋。為此，他指出一循古開新之方：“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
情睽閼不能相通。……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經。”（《周禮正義序》）此一思索，體現出其以學術求治道的淑世情懷。
《周禮正義》自1905年問世後（乙巳本），即
深受學人注目和推譽，且屢有刊佈。主要有如下幾種：一為1931年武昌篴湖精舍以楚學社本《周禮正義》補校刊行本，即湖北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即據該本
影印；二為1933年商務印書館鉛字排印的《萬有文庫》本；三為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以倣宋體印行的《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的“清人注
疏十三經”即據該本縮印；四為王文錦、陳玉霞二先生重新整理的點校本，由中華書局于1987年出版，即“十三經清人新疏”本，並於2000年重印，甚便學
人利用。此外，是書的稿本，仍存于溫州圖書館、溫州博物館和杭州大學圖書館。《周禮正義》之澤惠學林，為功甚巨，成為研治諸多學問的重要學術資源。（林存
陽）
《周禮正義》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年：1987年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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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墨子》一書在中國長期備受冷落，但書中保留有大量科學知識 ，如：力學 、幾何 、光學 ，到了清朝中葉才開始有大量的學者考據。孫詒讓寫《墨子閑詁》把《墨子》校注推向高峰，在這之前，《墨子》長期以來“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台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 ，古言古字更不可曉”。他吸收王念孫 、王引之 、洪頤煊 、戴望 、俞樾 、黄紹箕 、楊葆彝等人的研究成果，集眾家之大成。
孫詒讓甚至還參考西學。例如《經上第四十》：“仳，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便引用《幾何原本》的“所雲兩線於同面行至無窮，不相離亦不相遠而不得相遇爲
平行線”原理。又如《經上第四十》：“無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一句，孫引牛頓之言，“二語似即力學永靜永動之理，而與奈端（牛頓）靜者不自動、動者不
自止之例亦複冥契。”作者認爲墨子不僅論述了“辯”、“名”
的涵義以及方法和作用，同時還提出了“明故”“知類”說。黄紹箕稱《墨子閑詁》：“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采文例以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
訛文，發故書雅記之晻昧，以疏證軼事。”俞樾歎此“自〈墨子〉以來，未有”之書。
此書校正形訛之字多達六百四十餘處 ，《墨子間詁·叙》中說：“間者，發其疑忤；詁者，正其訓釋”。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中，高度評價孫詒讓的成果。他說：孫詒讓“覃思十年”，“集諸家說，斷以己所興，得成《墨子閑詁》十四卷，複輯《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舊
叙》，合爲附錄一卷；複撰《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墨子傳授考》、《墨子緒聞》、《墨學通論》、《墨家諸子鉤沉》，各一篇，合爲《墨子後語》二卷。
俞蔭甫序之，謂其‘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誠哉然也！……蓋自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複活，全由此書導之。’”
内容介紹
《墨子閑詁》有俞樾、孫詒讓爲之作《序》，黄紹箕爲之作《跋》。孫詒讓在序中認爲，《墨子》書中《親士》、《修身》、《當染》三篇不與它篇相類，疑爲後人以儒言偽增。十九卷中包括《目錄》一卷、《閑詁》十五卷、《附錄》一卷、《後語》二卷。《目錄》考證了《墨子》七十三篇的佚存。《閑詁》以清畢沅《墨子注》
蘇時學刊誤本爲底本，參照明吳寬寫本、顧千里校《道藏》本，互相校勘，别爲寫定。又博采王念孫、王引之、洪頤煊、俞樾、戴望的校詁成果，互相比較而求確
解。資料相當豐富，詁解也較明晰准確。對《非儒》以前諸篇的校詁，多有增補和提正前人說法之處。對經說、兵法諸篇深加研核，訂正偽文錯簡，爲之詮釋，使此
前幾不可讀之《墨經》與兵法諸篇成爲文句通暢、意義明白的可讀文章。《附錄》包括“《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和“《墨子》舊叙”。其中《舊叙》
抄錄前人注解《墨子》時所作的序跋之類。《後語》分上下兩卷。上卷包括“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和“墨學傳授考”。考證了有關墨子的傳聞事蹟，認爲從
《墨子》一書看，墨子當是魯人。確定了墨子年表，認爲墨子生於周定王元年左右(前468年)，卒於周定王二十四年(前376年)左右。下卷包括“墨子傳
聞”，錄《墨子》書外秦漢舊籍所記墨子言論行事。又包括“墨學通論”，錄史書、類書等對墨子弟子著作情況的記載及其佚文。
在文字方面，孫詒讓的《墨子閑詁》一書，基本上將傳抄訛誤、脱漏錯亂的地方加以疏理，使《墨子》一書可以解讀；然而主要討論邏輯的部分（〈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則要到梁啟超、胡適之後，才整理出一些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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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在家看到這本古早時買的書、想起第一次上這門課、教授講了個笑話、大意是、有一屆學長受師長意統計同學們訂書數量、扯開嗓門問大家：要訂墨子“閒話”的請舉手喔……（欸、這個有點學問喔、閒要念做中間的間、其實閒就是間的本字、哇咧、難怪師兄會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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