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日 星期四

胡樂豐、胡適手書評點《巴黎茶花女遺事》




可參考 "胡適與微音雜誌":胡適研究 28期 (2014.第4期)
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files/20141231100453048.pdf


1948年12月胡適託人請胡樂豐到南京一談,希望他帶胡太太回老家....
胡先生給三件:
對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單條:

卜算子·詠梅(陸游作品)

卜算子·詠梅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
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爭春,一任群芳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1] 

扇面

陳與義---臨江仙

憶昔午橋橋上飲,
坐中多是豪英。
長溝流月去無聲。
杏花疎影裏,
吹笛到天明。

二十餘年如一夢,
此身雖在堪驚。
閒登小閣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漁唱起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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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人心目中的胡適之(作者:胡承哲) (2009-11-18 16:18:39)

早在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上莊村流傳一種說法:"十個胡適之抵不著一個胡卓林。"言下之意是胡卓林可以帶走幾十個童工外出學藝,可大名鼎鼎的胡適之卻帶不走村中一個人。事實也確是如此。胡卓林何許人也?他的故事何以有如此魅力和魄力,聲譽竟在適之先生之上?

胡卓林又名汝壬(1896-1944),是位粗通文字、一心想發財的商人,為人誠實,做事果敢,善於捕捉商機。民國十年前後,鑑於家鄉土絲滯銷,他率先與人合資在上莊創設經綸繭房,開秤收購鮮繭,為績溪之首,年收購鮮繭四五百擔,讓桑農增加收入。經加工,再裝包運往臨溪,由水路直達杭、滬。同時在上海創設怡興雜貨店和大豐昌洋貨店,其弟汝騏在滬開設胡鏞記棉織廠,吸納很多窮人家孩子去當學徒。事業有成,賺了錢後,亦不忘做善事回報家鄉。民國廿年,有鑑自己少時赴滬學生意,親臨績溪---浙江驛道之艱幸,路迢迢,心怯怯,山高水惡,漫無人煙,體驗到別有一番淒涼,毅然獨立舉事,慷慨出貲在逍遙岩古道上建雪堂茶亭,設飯施茶,方便過往行旅。其尚善仁惻之心,流傳鄉里。

1929年春,我父胡樂豐(稱胡適為族叔)和縣城的張脈和先生同在上海大廈大學商科畢業,面臨就業,想到家鄉省城中學找份工作,兩人就到上海法租界極司菲爾路胡適的寓所,想請求胡適寫封推薦信給安徽教育廳長。萬沒料到一向和善可親、助人為樂、濟危扶困的適之先生嚴肅認真地回絕:"人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別人是空事。"又說:"我推薦個教授可以,中學教員不行。"後來,他還是請中國公學副校長楊亮功出面致信安徽教育廳長,但並未成功,最後還是自謀找到職業。適之先生雖然名高望重,終不肯輕易許諾,為人介紹工作。他是鼓勵青年人要靠自己的誠信做人,真才實學去立腳社會,謀一枝棲。

正是這個年代,適之先生提出"五鬼鬧中華說",指出當時中國的內病有五種,即貧窮,衰弱、愚昧、貪污和紛亂,而遠在邊僻的上莊,也深受其害,老百姓謀生不易。村人迫在眉睫的事是吃飯問題,農產品銷路問題,富餘勞力出路問題,而卓林先生的所做所為,正合村民的期望,說明當時的社會亟需要卓林先生這樣的實業家,來改變家鄉面貌,使農民得到實惠。適之先生是個讀書人,他 ​​有自己的事業和追求,抱負和理想,他可以為上莊村創立毓英小學出力,可以為創建績溪縣圖書館獻謀,但無能為力解村民倒懸之急。辦教育重在一尺一寸的進步,任重而道遠;辦實業可解決一點一滴的問題,乃民生所需,相輔相成,齊頭並進。兩者孰輕孰重、孰急孰緩、孰先孰後,不可一概而論。他們各自在自己的職業內,作出卓越貢獻,殊途同歸,而村人的說法卻揚此抑彼,似乎有點偏頗,也說明村民最講實在,最看重生存,從個人的視角有感而發,其實並無貶譽適之先生之意。1937年1月22日胡適日記載:"族兄鑑臣(觀爽)來談家鄉的匪患,我對他說,買槍練勇都不易做到,有槍而無人能用,槍反成了一個目標。不如多裝電話,多買腳踏車,從交通上入手。"可見適之先生是非常在意實業的。

{有人說:"適之先生是支蠟燭,照遠不照近。"他一生致力於國家的現代化,辦教育、辦報刊、辦圖書館,目的均在為中華民族的振興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 到了新世紀,上莊村可以找出十個胡卓林,但千呼萬喚尋不出一個胡適之。(本文作者上莊人,績溪中學退休職員,其父胡樂豐與胡適交往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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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手書評點《巴黎茶花女遺事》

2010-12-15 17:04:58作者:章灶來方玉良來源:瀏覽次數:165

2000 年11月,在績溪縣上莊鎮胡適先生故里,我們走訪了胡適當年的學生胡樂豐之子胡承哲先生,意外發現他持有樂豐先生保存完好的胡適手書評點法國文學名著《巴黎茶花女遺事》 (即法國小說《茶花女》)。
  該書為舊式豎排,文言文繁體,線裝。書高24.4厘米、寬15厘米,總頁碼49,雙面折印。林紓翻譯,光緒辛丑秋玉情瑤怨館 ​​校本。
  在中國,《茶》的中譯本,百餘年來陸續有多種版本、多人翻譯。而中文首譯本則當屬林紓先生這一部。早在1897年,林紓便用文言文翻譯而成定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並在1899年2月由福州吳玉田付梓問世。
  
當年18歲的胡適先生在扉頁上手書:“戊申(1908年)端陽日以三十錢得是書於上海邑廟……,此,第三次購是書也。”在1頁上,鈐有朱文“藏暉室印”、白文“自強者強”兩方印。又書:“此書版甚佳,當是最初印行本, ​​今不易得矣”。“以初六、初七二日隨吾目光所及加在圈點此書。”細心驗閱,我們發現在文內某些頁碼的天頭上方空白處,胡適隨手點評有20處之多。如在帶有總評性的49頁上,書:此書凡分四人語氣,始以小仲馬之言,則處處皆以旁觀者之地位寫馬克(女主人公名,今通譯為瑪克麗特·戈蒂埃)之容行,亞猛(男主人公,今通譯為阿爾芒)之深情……次以亞猛語氣述二人交誼,注全力以寫二人合離……繼以馬克日記記述割愛之故,復以'病'與'思'亞猛二事錯綜夾寫,遂為全書精彩。而詞怨而不怒,彌覺其哀,令人不忍卒讀。至馬克之死則又不得不以局外人寫之……”這一大段點評,尤其比較我國傳統小說的單線結構、單一視點,對照《茶》的複式結構、多變視點,的確讓人有耳目全新之感。於是乎,少年才子胡適不由得在接下來的評點中發出感嘆:“此,則吾國數千年來小說界未曾有之大觀也!
  
針對書中不足之處,少年胡適已有了獨立的批判意識,他敢於直言,並多處指出其錯字或誤譯。在34頁上,書“此書於少年外遇,再三言之,此足見法國風俗之頹壞也。”在42頁下:“善哉,家庭教育不宜如是耶。”讀到感人之處,胡適頗帶感情,直抒胸臆,如43頁下,書“誠能動物,乃至如此,處世者可以思矣!”46頁上書“纏綿悱惻,至此已幾極!”47頁上書“反復言之,愈覺其哀”。
  據胡承哲介紹,該書是胡適先生贈與其父胡樂豐的。
 
           (本文首發2001年3月19日《文摘週報》 轉自2001年2月18日《中國文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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