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回顧與民國學人交往，點評當代人物
(為者常成，行著常至)
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因為他們校長的關係，組成了西南聯大。當時，還有一個西北聯大，由北洋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學院組成，西北聯大存在的時間很短。我當時在其中的西北工學院。西北工學院的校長是誰呢？我告訴你，這個校長有意思。當時的教育部長是陳立夫，是北洋大學畢業的，陳立夫當時有個同班同學，叫李書田。李書田是誰呢？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朱利文的外祖父。他是當時西北工學院的校長。在西北工學院，朱利文的媽媽是非常紅的，因為當時的學校裡沒有女生嘛！當時我們經常拿她開玩笑，比如有人問我:“陳之藩你追誰呢？”“李書田的女兒！”我們當時還發展了學校外面賣元宵的和賣皮鞋的小販的女兒，稱之為“元宵小姐”和“皮鞋小姐。”李書田做西北工學院的校長，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當時他提出，四校合併可以，但是要考試。按照考試結果評定教授資格，結果考完試之後，其他三個學校的教授都變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講師，講師則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確實也是考得好，都維持原來的級別。結果被貶的人們都商量怎麼對付他，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裡，每人到廚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書田的宿舍，叫:“李書田，你出來！”李書田一出來，大家上去一陣亂打，就這麼著，把李書田打跑了。
陳立夫的同學李書田抗戰開始的時候，我是從北京出發，到安徽亳縣，然後走路西北上，大概走十天，過了幾個地方，我現在都不記得了。我到了那裡，大概一年多，抗戰就勝利了。抗戰勝利之後，各校開始復校，我們就又開始沿著原路回來。當時陳立夫並沒有任命李書田做北洋大學的校長，但是李書田因為戰前是北洋大學的校長，就自己跑回來主持北洋大學，自封校長。陳立夫跟他說:戰前是戰前，戰後要教育部任命的。但是他不管不顧，他跟陳立夫說:你陳立夫跟我是一個班的，我考第一，你考第二十五。陳立夫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他當時宣稱:平均分80分以上的才是我的學生，80分以下的我不要。當時，我有的科目可以拿到滿分，但是有的科目，比如經濟學，只能拿到60分，平均起來，79.5分。怎麼辦？我會寫信呀，我給李書田寫信，說，李院長，重要的科目我都是一百分，但是像經濟學這樣的科目要慢慢學的。更何況，79.5，四捨五入，也是八十分。李書田給我回复，收了我這個學生。
胡適為什麼以為我從美國回來？大概是1953年，胡適到台灣去，發現我在台灣。他見到我，問我:“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問他:“從哪裡回來？”胡適說:“從美國。”我說:“從台北到高雄我都買不起車票，怎麼去美國？”胡適怎麼會認為我從美國回來呢？這就說來話長了。胡適從美國回來，要有一個秘書來為他打理日常的工作、給他安排日程。當時那個秘書是楊日旭，楊日旭是陳雪屏為胡適派的。陳雪屏當時是台灣教育廳的廳長。我和楊日旭是怎麼認識的？聽我慢慢給你說。當時我在編譯館做事，忽然有一天，楊日旭和編譯館的一撥人一起找到我，問我可不可以到陳雪屏家裡吃飯。我當時覺得很奇怪，他找我吃飯做什麼呢？從來沒有這樣一個大闊人找我吃飯啊。楊日旭給我解釋:陳雪屏想辦一個學生雜誌，科學的欄目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主持，因為我是學工程的，就找到了我。所以請我吃飯，就這樣去了陳雪屏家裡去了，當時，余英時的太太還是個小孩，大概上中學？我們吃飯的時候，她跑來跑去的。那天吃的是湖南菜，大家彼此推讓，給彼此夾菜。我愛開玩笑，說:“如果筷子再長一點，給對面的人夾菜正合適。”大家哈哈大笑。吃完飯，雜誌就開張了。陳雪屏出錢。就這樣我認識了楊日旭，他是中央大學畢業的。胡適從美國到了台灣，還是被一幫老人們包圍著。我聽說胡適到了台灣，我就在報紙上寫文章，說胡適應該接觸新的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胡先生在報紙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向楊日旭打聽我。楊日旭說這是我朋友呀。就這樣我又和胡先生見面了。這時離我們第一次見面已經五六年，當時留美是一種風尚呀，他就想當然認為我是從美國回來的了。
你這個朋友，真是nice1955年，我到了美國，胡適那時也在美國。經常去見他，是在兩年半之後，在暑假。那時候，幾乎天天去見胡適。都是他找我，有時我不在，他就把電話打到我的房東太太那裡，房東太太跟我說:你這個朋友，真是nice。我問她:“為什麼nice？”房東太太說他的英文比你好得多。我說那當然，他在這里當過大使。
金岳霖打消了我學哲學的念頭我在北洋大學讀到二年級，那個暑假，我忽然想學哲學了，就考了清華的哲學系。考上了，我到了清華，去見了金岳霖。他問我:“你為什麼要學哲學？”我跟他說:“時局如此，我很悲觀，想學哲學。”金岳霖問我:“你知道什麼是悲觀嗎？”“悲觀是你看到一套價值即將消滅了，而你想要保存卻又沒有辦法保存的那種感覺。”金岳霖說話，哲學味很濃，聽得我有些茫然，“你的意思是想救國，可是哲學救不了國，哲學只是一門學問。”就這樣，他打消了我學哲學的念頭，我又回到北洋大學去了。
梁實秋有些商人氣我在台灣編譯館的時候，梁實秋是人文組的組長，李書田是自然組的組長。自然組有一兵一將，將是李書田，兵就是我。人文組也是一兵一將。後來梁實秋當了編譯館的館長，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為什麼給我加薪水？因為我寫得好呀！那個時候，我幾乎天天到他家裡去聊天，梁實秋也很無聊嘛，晚上就在他們家吃晚飯。梁先生從前的太太，也在編譯館。問題就在這裡，因為梁先生的兒子梁文騏留在了內地，梁師母就把我當成了兒子，所以每次我在他家裡吃飯，梁師母就很高興。也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她總是會問我:“你給你媽寫信了沒有？”那個時候，我母親在北京，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哪裡敢往回寫信啊。你看看，我和梁師母的關係，也很微妙。梁家的小妹對我雖然也不錯，但畢竟是小孩子，看到自己的媽媽拿我當兒子，很高興。梁先生對我很好的，客觀地說，梁先生有些商人氣，可能跟他家庭環境有關係吧。
陳之藩對於余英時的舊詩造詣很推崇。■ 臧否當代人物余英時比我小，我佩服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舊體詩寫得真好。胡先生在日記中罵過余英時，你在胡適日記中查得到的，胡先生很少那樣罵過人。我想大概是余英時剛到美國的時候才太露了，年輕氣盛，讓胡先生動了怒。余先生當然看到過這些內容，不過余英時很大度，從來不計較這個。因為他沒有見過胡適，而我見過胡適，他就覺得只要是陳之藩說的，那就很可靠。余英時要是想讓自己的東西傳下去，就應該寫得經濟一些。不要動不動就長篇大論、著作等身，要不然那麼長的文章，誰看？誰看？
楊振寧是特別聰明的人我和楊振寧的關係時好時壞，現在可能是壞低谷中。比如對於老師，中國和西方很不一樣，中國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外國則是考完試之後就平起平坐。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吳大猷的學生，雖然他們的系統教育都是在國外學習的，但是他們對於吳大猷都還保持著中國人的傳統。這是兩種價值觀念的不同，比如說娶媳婦，在中國是男方出彩禮，在美國，則是女方出彩禮。結果有的人兒子結婚就在美國，女兒結婚就在中國。反正都不吃虧。這種人不是說不好，但是讓人覺得太聰明了。楊振寧和李政道都是特別聰明的人，太聰明了，就不好做朋友了。
對李敖，陳之藩說:“這個人就不能認識他。”李敖？這個人簡直就不能認識他。在這一點上，我和楊振寧的看法完全一樣。我不知道為什麼就認識了一次，就這一次，就惹了麻煩。李敖是怎麼起家的你知道嗎？比方說，要給一個人寫傳，把人家的祖宗三代都查遍了，寫完之後，給人家打電話，說你這裡有些不光彩的地方，你拿點錢，就不寫了。李敖就是靠這個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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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陳之藩翻譯過的書？
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Product Description
An account of the remarkable scientists who discovered that nuclear fission was possible and then became concerned about its implications.
Index. Translated by James Cleugh.
Index. Translated by James Cleugh.
About the Author
Robert Jungk was born in 1913 in Berlin, emigrated to Paris in 1933, where he made documentary films and studied at the Sorbonne, lived in Prague from 1936-38 where he published an anti-fascist paper, and then fled to Switzerland when the Nazis entered Prague, staying there until 1945. Then, a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he worked for several papers including The Observer of London, for which he covered the Nuremberg Trials.During the 1950s he began to explore the themes which dominated the rest of his life: the future, and peace and anti-nuclear activity. His first book was entitled The Future Has Already Begun, and in 1953 he founded the first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to the Future.
By the 1960s Robert Jungk was known around the world and was much in demand as a speaker on global issues. He worked with Bertrand Russel on anti-nuclear campaigns; with Johan Galtung he co-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ism in 1967, out of which he emerged the World Feder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He began to develop Future Workshops, in which people envisioned desirable futures and the means of achieving them, as a way of regaining power over their own lives. Then in 1987 he founded the International Futures Library in Salzburg,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specialising in the collection, inter-disciplinary networking and distribution of future-oriented information.
A similar blend of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characterised his peace initiatives. His book 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 was followed by several others on the nuclear theme, including The Nuclear State in 1978. At the same time, Jungk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eace movement, lectur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marches and demonstrations. In 1992, he stood as the candidate of the Green Party in Austria'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ollowing Robert Jungk's death in Salzburg in July 1994, the International Futures Library is continuing its work in the spirit of his efforts, includ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quarterly bulletin Pro Zukunft (For the Future), which he started i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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