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胡適之》董橋讀了一百遍 (張伯存)

《憶胡適之》董橋讀了一百遍 

 張伯存 發表於2014-06-15 07:23

如果做一個調查：你最喜歡張愛玲的哪篇（部）作品？應答者肯定眾說紛紜。如果問董橋，他的答案一定是《憶胡適之》。---本blog收錄

　　

　　　胡適寫給傅漢思、張充和的字

　　如果做一個調查：你最喜歡張愛玲的哪篇（部）作品？應答者肯定眾說紛紜。如果問董橋，他的答案一定是《憶胡適之》，張愛玲的一篇晚期散文，不引人注目，發表於1968年，後收入《張看》。董橋認為張愛玲的這篇文章最好,自稱看了有一百遍（《董橋談寫書、讀書、藏書》，《上海書評》2012.3.24）。董橋一向用心揣摩張愛玲的文字，他認為她的後期散文“才情高華，文字凝練，文白神出鬼沒，允稱撒豆成兵。一部《張看》可以醫好現代中國散文的厭食症” （《說文，解字》，見《英華沉浮錄》五）。評價甚高。他的隨筆《張愛玲不聽電話》（見《英華沉浮錄》六）基本上轉引自《憶胡適之》，這是向張愛玲致敬之作。

　　董橋喜歡張愛玲的這篇散文固然有天才女作家文筆高妙的原因，而更主要的是，她表達出了對一代文化大師、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巨擘的真摯情感，還有，胡適是董橋心中的偶像。香港書評人黃俊東在《獵書小記》中也說最喜歡張愛玲的《憶胡適之》，“文隨意發揮，意隨筆到，文字樸實平淡，意境深遠”。黃俊東和董橋曾是《明報》月刊的同事，二人相交甚篤。黃俊東和張愛玲還有一層關係，他做過張愛玲《張看》的責編，二人有過通信往來。在所有回憶胡適的文章中，張愛玲的《憶胡適之》也許是最好的；相映成趣的是，在所有回憶魯迅的文章中，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也許是最好的，女作家的敏銳善感和女弟子的情真意切成就了至情至美之文。

　　《憶胡適之》是回憶體散文，回憶套回憶，又牽帶出家族記憶，有胡適給張愛玲的信，也有張給胡的信，還有對《紅樓夢》《海上花》的評論文字，是一個混合式雜糅型文本，表徵了張愛玲時空交疊中的心理錯綜和復雜、豐沛的情感。文中談《海上花》的文字其實還是暗寫胡適，是在心裡與他探討這部中國小說佳作，是與他的《〈海上花列傳〉序》構成潛對話關係。胡適可堪是張愛玲的精神導師，她在此文中指出大陸“批胡運動”是對“五四”傳統的遺棄：“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儘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裡。”可以看出，張愛玲是有著明確的歷史意識的，她將胡適看作“五四”傳統的靈魂人物，她在心理上繼承胡適的衣缽，自覺地賡續“五四”傳統，把自己當作“五四”的傳人。而這一點被世人所忽視，沒有把她納入“五四”傳統的歷史譜系裡加以應有的觀照。

　　張愛玲在文中提到胡適批閱過她的《秧歌》。那時，在紐約做寓公的胡適，虎落平原，英雄無用武之地，寂寞、抑鬱，可想而知。胡適圈點天才作家張愛玲的小說傑作，這也是他在寂寞的人生歲月裡的一抹心理慰藉，同時也是兩個大師級人物思想火花的碰撞，這樣的因緣際會在中國現當代思想史、文學史上並不多見。

　　張愛玲還寫到胡適的書房：“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制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如果胡適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這些資料一定會變成他的精彩著述。搬家時，光是這些資料的整理、搬運、郵寄就大不易。董橋在《胡適的牽掛》（見《今朝風日好》）一文中提道，胡適1961年年底寫信給夫人詳細囑咐離開紐約寓所要注意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字畫、書籍的處理。

　　董橋在多篇散文隨筆中都寫到胡適，因為“胡先生是我們當年的偶像，從《四十自述》到《胡適文存》都熟讀”（《輪到我在春風裡》，《英華沉浮錄》六）。“胡適之寫的白話文書信我很喜歡，清楚明白之餘還很有感情。”（《連胡先生都要請人過目》，《英華沉浮錄》五）

　　董橋收藏了胡適寫給他學生張充和的兩幅書法：元朝貫雲石的《清江引》和自作白話詩《生查子》，遺墨生香，情感所寄。他對上學時有幸聆聽胡適演講一事一提再提，津津樂道：“我從小讀胡適的書看胡適的字，他的學問儘管領略偏淺，他讀書做人的事蹟畢竟很可思慕。在台灣求學之初偶然坐在台下遠觀台上的胡先生，感覺和張愛玲相似：'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胡適在晚輩眼裡成了一種傳說和傳奇。“沒有他，中國新文化運動難免少了一份久遠的光和久遠的熱。”（《胡適的字》，見《景泰藍之夜》）“胡先生講國語真是腔圓，字正不敢說。”（《和高先生談天》，見《立春前後》）“我做學生的時候聽過胡先生晚年的一次講話，談吐堅定誠摯，風度儒雅親切，眼神偶爾流露的是他仁厚而寂寞的內心世界。”（《胡適看不下去的一本書》，見《舊日紅》）董橋回憶在台南成功大學讀大二時，得知胡適逝世的消息，在佈告板前看新聞的情景及社會反響，稱他為“中國一代完人”；“幾十年來讀遍胡適和關於胡適的文章，看到的是一位永遠講真話的人、永遠有教養的人”；“他總是堂堂正正面對自己的信仰和別人的權利”（《講真話的人》，《英華沉浮錄》六）。董橋在榮休前的最後一篇文章《珍重》中寫道：“胡適之終究是胡適之：淵博而執著，溫煦而剛毅，誠摯而挑剔。我在台灣讀書頭幾年胡先生健在，報上常常看到他的消息，偶爾光臨學院講學，風采瀟灑，月明星稀，一笑一嗔皆文章。”他還寫有《胡適之到哪裡去了？》《胡適還是回台灣好》等文。如此連篇累牘，拳拳之心可鑑。

　　繼張愛玲之後，我們能看出董橋對胡適的深摯感情，以及胡適傳統得以接續的又一明證；在大陸斷裂的，在台港及海外接續著，那一脈思想的薪火幸而不至於熄滅，並在二十世紀末重在內地燃起。這正印證了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一文中的比方：“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這就是這位“五四”文化巨人在中國的歷史命運。

　　現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中一直面臨著一種兩難的困境：胡適還是魯迅？有學者這樣自我期許：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作為一種倡議也未嘗不可；其實也可以有其他選擇：讀胡適的書，走魯迅的路；或者讀魯迅、胡適的書，走自己的路。這些都有可討論之處，但首先是我們要賡續那個“偉大的傳統”，像張愛玲、董橋明示給我們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