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真偽》的提要與批評
一，著者珂羅倔倫先生
二，作序的因緣
三，什麼叫作“左傳的真偽”
四，論《左傳》原書是焚書以前之作
五，從方法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
六，關於這一部分的批評
七，下篇的最後兩部分
| Zuozhuan zhenweikao ji qita 左傳真偽考及其他.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Chinese] |
| Author |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889-1978 Lu Kanru 陸侃如, 1903-1979 | ||
| Pub. Location | Shanghai 上海 | Publisher | Shangwu yinshuguan 商務印書館 |
| Date | 1936 | Phys. Desc. | 2, 1, 194 p. ; 22 cm. |
| Location | Stacks | Call Number | PL2470.Z6 K37 1936 |
| 左傳真偽考及其他 / 高本漢著 ; 陸侃如譯.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Translation of: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chuan ;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 and The pronoun Küe in the Shu-king. 本書包括除左傳真偽考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chuan)外, 再加中國古書的真偽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及書經中的代名詞厥字 (The pronoun Küe in the Shu-king) 兩篇, 附錄4篇. Di 1 zhang Zhongguo gushu de zhenwei--Di 2 zhang Shujing zhong de daimingci "Que" zi--Di 3 zhang Zuozhuan zhenwei kao--Fu lu 1. Zuozhuan zhenweikao de tiyao yu piping (Hu Shi)-- 2. Ba Zuozhuan zhenweikao (Wei Juxian)--3. Lun Zuozhuan yu Guoyu de yidian (Feng Yuanjun)--4. Du Lun Zuozhuan yu Guoyu de yidian yihou (Wei Juxian). 第1章. 中國古書的真偽 -- 第2章. 書經中的代名詞"厥"字 -- 第3章. 左傳真偽考 -- 附錄1. 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 (胡適) -- 2. 跋左傳真偽考 (衛聚賢) --3. 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 (馮沅君) -- 4. 讀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以後 (衛聚賢) |
| Subject(s) | Zuoqiu Ming 左丘明. Zuozhuan 左傳--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Zuoqiu Ming 左丘明. Zuozhuan 左傳--Criticism, Textual Jue 厥 (Pronoun) | ||||
| Rec. Type | Book | Language | Chinese 中文 | ||
| Collection | Bibl. Sinensis Soc. Iesu | Edition | 初版 | Rec. # | 14015 |
| OCLC | 36259232 | ||||
戴燕《往來以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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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戴燕教授在學術隨筆《往來以禮》中提到的一段學術史往事。“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之所以名為“往來以禮”，大概是因為作者覺得，那個時代中外的學術交往相當及時、深入而又誠摯坦率，學術工作者之間的往來主要以學術本身為其目的，而非僅僅是酬酢吹捧或敷衍應付。就以高本漢為例，作者所見高氏論著的中文譯本，“大多都和《左傳真偽考》一樣有著或詳或略的提要和評論，甚至於是對原著錯誤的更正”，以這種態度和方法所進行的翻譯，當然也就超出了單純語言迻譯的價值，本身即構成學術進步的一種載體與手段。 翻譯如果只是單純地引起此地學者對彼國同行的注意與了解，而沒有學術觀點的甄別、批評與發展，那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根據作者的描述，高本漢對中文譯者的工作充分尊重，他在《中國音韵學研究》的《著者贈序》中說，三位譯者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全是在這門學問裡極精彩的工作者，對於中國語言史上全有極重要的論著，全給過我許多的益處”，而譯者在書前所寫的《提綱》更其精審中肯，魏建功的書評稱這篇提綱甚至超過《四庫提要》的水準，理應成為“譯書的人和做提要的人”的榜樣。比起法文原書，中文本除了一篇《譯者提綱》而外，還增加了《字體及標點條例》、《名詞表》、《音標對照及說明》、《常引書名表》等幾個部分，對正文所做的潤色及改訂亦不一而足，這都是從讀者和專業研究者的需要出發，而從事的創造性工作。經過此一番動作，《中國音韵學研究》不惟有了一個準確完善的中文譯本，而且等於有了一個修訂升級版。 經過清代數代學者的努力，漢語音韵學已然成為一門相當成熟的專門之學。高本漢以外人而治“小學”，其優長在於挾西方語言學之方法，利用漢語中無比豐富的語言素材，而做綜合性整理性的研究。高本漢對中國本土學者的學術積累充分利用，而他的研究方法與結論也引起了同時中國語言學家的廣泛反響，如傅斯年為《中國音韵學研究》所寫的序中所說，學問之道不限於國界，國人應當“接受此書，一如高本漢先生之接受中土學人之定論也”。這大概就是“往來以禮”的最好說明吧。 再回到《左傳真偽考》。《往來以禮》的作者沒有提到的是，1927年中譯本出版之後，1936年4月商務印書館又出了一個增訂本，題作《左傳真偽考及其他》，除了初版本的所有內容之外，還增加了高本漢的兩篇論文：一是《中國古書的真偽》（原文於1929年發表在斯德哥爾摩的《遠東博物館年刊》上，全文中譯本首次發表於《師大月刊》1933年第2期），二是《書經中的代名詞“厥”字》（原文於1933年發表在《哥德堡大學年鑒》，中譯本首次發表於北京《文學年報》1936年第2期），以及兩篇中國學者接續討論《左傳》問題的論文：馮沅君《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及衛聚賢《讀〈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以後》。譯者陸侃如為這個擴充增訂本所寫的序中說，《左傳真偽考》出版以後，引起中國史學界很大的反響，而高本漢也不斷地寄新作給他，所以才有這本新書的誕生。 何以一部討論古籍音韵的著作，會在中國史學界引發如此強烈的影響和持久的往複討論？那原因看起來並不複雜，首先是漢語音韵學有著深厚的積累，中外學者存在討論的共同基礎；二是高著以語言學方法考訂古書真偽，既是其音韵學成就的一次試練，也是古籍辨偽方法的一次推進，對於中國學者而言是以新手段解決舊問題；第三，自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以來，《左傳》的真偽就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它涉及到中國政治和思想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主題，所以高本漢的著作才能引發中國學人的極大興趣。 不過，如果再深入一層，也許還有別因素存在。《往來以禮》提到，胡適對《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寫於1927年4月11日，那時胡適在太平洋舟中讀了高本漢的贈書，立刻節譯了出來，並且寫了幾十頁的提要，寄給時在廈門大學的顧頡剛，並且請顧頡剛轉給錢玄同。胡適當月的日記沒有保留下來，不過他寫給顧頡剛的信還在。信中說：“你們看了此文，作何感想？如有地方可以發表，我想大可以發表出來，供大家的討論。標題可用原題。如須發表，最好請你先整理字句，然後付印，能得你和玄同加上討論，然後發表，那就更好了。”最終，這封包含有提要和批評的長信發表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的第1期，而這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前身。 不巧，那時顧頡剛因為魯迅的關係，已經不在廈門大學，而就傅斯年之招，前往廣州了。據顧頡剛在1926年8月寫給錢玄同的信，他在廈門大學本來的計劃是“在這一年中專讀《左傳》、《國語》二書，立起春秋史的骨幹，並將二書並成一書”。不料那年他為人事上的糾紛纏身，成績有限，在複胡適的信中顧頡剛說：“現在不但不能做《東壁遺書》的序，恐即侃如所譯之《左傳考》也不能做跋。”這也是顧頡剛、錢玄同沒能參與對高本漢《左傳真偽考》討論的原因。即便如此，在《左傳真偽考》印出單行本以後，胡適曾寄給顧頡剛一册，顧氏還是特別複信指出高本漢論“及”字的錯誤，他對於高本漢的看法是相當重視的。 胡適得到高本漢的贈書，首先想到的是顧頡剛、錢玄同，與當時國內學界的格局密不可分。1926年6月，與《左傳真偽考》英文版的發表幾乎同時，《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立刻就引起了思想界的大風暴。這部著作的主體部分由數十封關於古史辨偽的書信構成，胡適、顧頡剛、錢玄同是三位最主要的作者。胡適對《左傳真偽考》的重視，固然源於他本人對漢語語言學的持久興趣，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正在蓬勃興起的古史辨運動所引發的考訂偽史風潮。換句話說，在上古典籍辨偽這一點上，高本漢與中國學界產生了共振。 |
後人追慕當年中外學術交流的誠摯和坦率，當然是有感於今天學術溝通的種種亂象。不過也有兩點是該注意的：第一，當年西方的漢學研究以語言學為其出發點，而語言學本身是門技術性很強的學科，一般來說較少受到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影響（當然在泛政治化時代也難逃羅網）；第二，那時中國文史研究儘管正在經歷方法的重大轉換，但從總體的規模和深度上來講，西方漢學仍無法與中國本土學者的研究相比擬。高本漢相當急切地想讓中國同行了解他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毫無障礙地將西方同行的研究納入學術積累，都有上述兩個前提做鋪墊。如今，這兩個前提都不再理所當然，研究理念的分化、政治立場的壁立、民族情緒的干擾，種種觀念的、意氣的、利益的因素都摻雜期間，中外學者各其面臨的問題，各有其複雜的語境，道術已為天下裂的時代，學者間的交往還能往來以禮嗎？
去年，《往來以禮》與作者的其他近二十篇學術隨筆一道收進了同名的作品集，在中華書局出版。作者的學術背景與日本較為密切，所以書中大部分的內容都與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有關，許多內容並一定為中國文史學界所熟悉。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理解是交流的第一步，而準確深入的認知則是理解的前提，這部小書的重點並不在於提供關於域外中國研究者的具體知識，卻是開在界墻上的一扇窗，讓人窺見原來別人家的花園也同樣豐富而精彩。
（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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