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復興的四重意義(1)
事實上語言文字的改革，只有一個［我們］曾一再提過的更大的文化運動之中，較早的、較重要的和比較更成功的一環而已，這個更廣大的文化運動有時被稱為"新文化運動"，意思是說中國古老的文化已經腐朽了，它必須要重新生長過。 這
一運動有時也叫作"新思想運動"，那是著重於當代西洋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潮流的介紹--無政府主義者便介紹西洋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社會
主義者則介紹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德國留學的哲學家們則介紹康德、黑格爾、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等一流的德國思想家。 英國留學的則試圖介紹洛克、休謨、貝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更摩登的美國留學生則介紹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和杜威等人。
我本人則比較歡喜用"中國文藝復興"這一名詞。 那時在北大上學的一些很成熟的學生，其中包括很多後來文化界知識界的領袖們如傅斯年、汪敬熙、顧頡剛、羅家倫等人，他們在幾位北大教授的影響之下，組織了一個社團，發行了一份叫作《新潮》的學生雜誌。 這雜誌的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ce"（"文藝復興"）。
他們請我做新潮社的指導員，他們把這整個的運動叫作"文藝復興"可能也是受我的影響。 這一批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的北大學生，在幾位青年教授的指導之下，從不同的角度來加以思考，他們顯然是覺得在北京大學所發起的這個新運動，與當年歐洲的文藝復興有極多的相同之處。
他們究竟發現了一些什麼相同之處呢？ 我們如果回頭試看一下歐洲的文藝復興，我們就知道，那是從新文學、新文藝、新科學和新宗教之誕生開始的。 同時歐洲的文藝復興也促使現代歐洲民族國家之形成。 因此歐洲文藝復興之規模與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實在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更具體地說，他們都清晰地看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對新語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達的工具之需要。 雖然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尚未涉及藝術，而文學革命對這批成熟的北大學生來說，也已經是雙方極其相同之點的一環了。 這實在是個徹頭徹尾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項對一千多年來所逐漸發展的白話故事、小說、戲劇、歌曲等活文學之提倡和復興的有意識的認可。
中西雙方［兩個文藝復興運動］還有一項極其相似之點，那便是一種對人類（男人和女人）一種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 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自由的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
在中國新思想運動的第一年之中，我們已清楚地看出這一運動對解放婦女和爭個人權利的要求。 我的同事周作人先生就認為光是主張用語體文來產生文學是不夠的。 新的文學必須有新的文學內容，他把這"內容"叫作"人的文學"。 "人"--一個生物學上的"人"，他是有感情、觀念和喜怒哀樂的。 他既有缺點，也有長處。 這些都是新文學的基礎，那時我們不但對人類的性生活、愛情、婚姻，貞操等問題，都有過很多的討論；同時對個人與國家、個人與家庭與社會的關係也都有過討論。 "家庭革命"這句話，在那時便是流傳一時的名言。
這些［中西雙方］相同之處，便是促使那批成熟的學生們的刊物叫作《新潮》的道理。 我必須再補充說一句，這份《新潮》月刊表現得甚為特出，編寫皆佳。 互比之下，我們教授們所辦的《新青年》的編排和內容，實在相形見絀。
說了這許多題外的話，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歡喜用"文藝復興"這一名詞，認為它能概括這一運動的歷史意義。 所以在其後的英文著述中，我總歡喜用"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這一題目。 雖然Renaissance 這個詞那時尚沒有適當的中文翻譯。 我猜想這批北大學生也替他們的刊物找不到一個恰當的中文名字，而姑名之曰"新潮"的，但是他們毫無猶豫地用Renaissance 來作他們刊物的英文名字。
在這一［文化］運動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之後，當然有人想把它的意義確定下來。 1919年初，《新青年》的編輯陳獨秀先生便寫了一篇文章。 在這文章裡他倒沒有替這運動下個定義，他只是把我們這雜誌的"罪案"做了個承諾。 在那時以北大為中心的很多保守派或反動派，對這一文學運動批評至多。 陳獨秀認為"兩大罪案"有承認之必要。 他說，第一，我們擁護賽因斯（科學）先生；第二，我們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 因為我們擁護德先生，我們必須反對儒教--反對舊家庭傳統、舊的貞操觀念、舊的道德和舊的政治。 因為我們擁護賽先生，我們一定要提倡新文學、新藝術和新宗教。 正因為我們要擁護德、賽二先生，我們只有去反對所謂"國粹主義"。
1919年11月1日，我也寫了一篇長文叫《新思潮的意義》。 在我引用了一些時下的定義之後，我總結了一下，認為這些定義都太籠統、太普通了。 我說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或許可以叫作"評判的態度"。
我並且指出這一評判態度已在許多方面運用了。 它被運用來評判傳統的製度和風俗，用之於對古聖先哲的研究，最後則用來批判那許多下意識地接受了但是卻很欠智慧的行為規範。
總而言之，正如尼采所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tion of all values），這句話大概就可包括了我們這個運動的真義。 在實行方面，這種批判的態度在這一廣義的文化運動中的三個具體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第一是研究當前具體和實際的問題。 我指出許多活生生的問題來。 例如以儒教為國教，以儒教為國家道德標準的問題（在民國初年，尤其是袁世凱做總統的期間，曾有一股反動的潮流，要以儒教為國教。袁氏死後，新憲法的起草人也討論到以孔教為中國人民道德教育的標準）。 其他方面如語言文字的問題，如何去改良中國文學，以及國語統一的問題、婦女解放問題、傳統貞操問題。 其餘為婚姻、教育、父子關係、舊劇［改良］，尤其是改良京戲等問題。 這些都是當時有待研究的實際問題。
第二點我叫它作"輸入學理"，也就是從海外輸入新理論、新觀念和新學說。 我指出這些新觀念、新理論之輸入，基本上為的是幫助解決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我們的《新青年》雜誌便曾發行過一期"易卜生專號"，專門介紹這位挪威大戲劇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 在這期上我寫了首篇專論叫《易卜生主義》。
《新青年》也曾出過一期"馬克思專號"。 另一個《新教育》月刊也曾出過一期"杜威專號"。 至於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日耳曼意識形態、盎格魯·薩克遜思想體系和法蘭西哲學等等的輸入，也早就習以為常了。
但是我說那還有個第三方面，那就是我們對傳統學術思想的態度。 我認為對傳統的學術思想也要持批判的態度。 這第三點我叫作"整理國故"。 "國故"這一詞那時也引起了許多批評和反對。 但是我們並沒有發明這個名詞，最先使用這一名詞的卻是那位有名望的國學大師章炳麟。 他寫了一本名著叫《國故論衡》。 "故"字的意思可以釋為"死亡"或"過去"。 章氏也是位革命黨，為著"蘇報案"曾在上海"會審公廨"受過審判，並且坐過牢。 《蘇報》便是革命黨在上海租界中發行的一家報紙。 章氏和該報一位比他小得很多的青年編輯鄒容一起坐了幾年的牢。 鄒容坐牢［兩年］結果瘐死獄中。 章氏［於三年期滿］獲釋，［1903年］出獄後章氏東渡日本，被選為當時革命黨機關報《民報》的編輯。 《民報》後來對青年學生髮生極大的影響。 中國留日學生用盡方法把它偷運回國，並深入內地，章氏是位國學大師，門生甚多。 其中有些人也在北大教書。 北大教授錢玄同便是章的學生，為治"小學"的名家之一。 章氏門人中也有很多反對以"俗文學"代替古文的，其中之一便是湖北人黃侃［季剛］。 黃也是一位知名的文字學家，對中國文字學有其原始性的貢獻。
但是在我看來這個［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環，便是對我國固有文明做有系統的嚴肅批判和改造。
在這篇論文裡，我指出既有這上述三方面，勢必要產生個第四方面。 這第四方面便是"再造文明"。 通過嚴肅分析我們所面臨的活生生問題，通過由輸入的新學理、新觀念、新思想來幫助我們了解和解決這些問題，同時通過以相同的批判的態度對我國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們這一運動的結果，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文明來⑤。
這就是我對這一項，我叫它作"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這一廣泛的運動所下的定義。
在以後幾個錄音紀錄裡，我預備把這點再來詳細說說，並多舉出幾方面來說明我怎樣和那些相信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等教條主義者，尤其是我的主要反對派的共產主義者，在1919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年前衝突的經過。 就在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察到，"第二方面"［"輸入學理"］，已有走向教條主義的危險了。
註釋
①本篇裡面的故事，適之先生生前雖然說了無數次，但是在"五四"六十週年的今天，我們把它重新翻出，讓老、中、青三輩讀者，再來溫讀一遍，平心靜氣，檢討一番，可能還是有其極重要的意義。
第一，文學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樣，它的功過如何，是不能讓"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 "是非留待後人評！"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後人"才能做"蓋棺之論"。 中國的文學革命，今日也該是"蓋棺論定"的時候了。
第二，這場推行白話文運動--尤其是以白話文為中小學"教育工具"這一點--其建設性和破壞性究竟孰輕孰重，最好還是讓在這個運動影響最重的時期受中小學教育的過來人，來現身說法，因為他們是這場"教育實驗"中的"實驗豚鼠"（guinea pig）。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是禍是福，親身感受，最為真切。
筆者不敏，便生在"禍福身受"這一輩之中。 所以近年來個人論胡之作雖然已寫了數十萬字，久思擱筆，然在劉紹唐先生和一些嚴肅批評指教的前輩、平輩和晚輩讀者們的鼓勵之下，稍有管見，仍不敢藏拙，也是這個道理。
請先從個人親身的感受說起
筆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稱許的當年在"新學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學生"之一。 不幸我是個鄉下孩子。 那時最近的"國民小學"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 上不了公立小學，就只好留在家裡，在祖父延師設立的"改良私塾"上學，由塾師分授英、漢、算三門功課。
先祖原是位"革命黨"，後來又是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 因而他在家中一旦當政，便把祖宗遺留的封建稱呼、磕頭儀式，全部豁免。 可是他對我們這個"改良私塾"裡的"漢文"一課的教學卻十分"反動"：他規定我們要背誦短篇的古文選讀，作文也以文言為主，不許用白話。
啟蒙之後，筆者便在這個改良私塾之內，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 我們的"漢文"也就從"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誦到"若稽古帝堯"。 最後連《左傳選粹》到《史記菁華錄》也能整本的背。 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 我的同班"同學"，除了兩三位"實在念不進去"的表姊表弟之外，大多數的孩子，均不以為苦。 最後在家中長輩的"物質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動地讀起《通鑑》、《文選》等"大部頭"書來。
在我們十二歲的那一年春天，家人為要送我們投考初中，乃把我和兩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學。 插班入六年級下學期，以便取得一張"小學文憑"。
這所小學是兩位留美鄉紳籌款設立的。 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樓房，操場上"足籃排網"一應俱全，校舍內"圖書館"、"實驗室"也應有盡有。 筆者等三個土孩子初入此"洋學堂"，真是眼花繚亂，自慚土氣熏人。
我記得我們小學之中國語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適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說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 我清楚地記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國語課，便是一位黃慰先老師教的，有關"早晨和雄雞"的"白話詩"。 那首詩的開頭幾句，似乎是這樣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聽富人笑，哪聞窮人哭……
喔喔喔……
喔喔喔……
那時表兄和我雖然都已經能背誦全篇《項羽本紀》，但是上國語班時，我們三人還是和其他"六年級"同學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們這個"畢業班"樓下那一間便是"初小一年級班"。 他們的國語課，我也還記得幾句：
丁當丁，上午8點鐘--了！
我們上學去。
丁當丁，下午3點鐘--了！
我們放學回。
那時的小學生們念國語還有朗誦的習慣。 所以早晨上"晨課"，晚間上"自習"，只聽全樓上下幾十個孩子們，一邊"喔喔喔……"，一邊"丁當丁……"，好不熱鬧！
小學畢業後，表兄和我又考進當地的初中。 我記得初一國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適之先生北大里"成熟的學生"所翻譯的，俄國盲詩人"艾羅先珂"所寫的《時光老人》。 我也記得其中幾句像是：
時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無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這國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學年。
學齡兒童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實是他們本能上記憶力最強的時期，真是所謂出口成誦。 要一個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點中、西文學和文化遺產，這個時候實在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尤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與研讀。 這時如果能熟讀一點古典文學名著，實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兒童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他們一生將來受用不盡的訓練。 這個黃金時代一過去，便再也學不好了。
如果我們把一些智力上能夠接受這些寶貴文化遺產的學齡兒童們的黃金時代，給"喔喔喔"或"丁當丁"丁當去了，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胡適之先生他們當年搞"革命"，非過正，不能矯枉，原是可以理解的。 加以他們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決策人"，原不知"民間疾苦"。 在他們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們將來是"禍"是"福"，不是他們可以想像出來的。 本來一個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應該可以從想像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長期實踐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過去了。 今後的教育家，千萬不可再講大話、講空話。 辦教育的人一定要實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兒童的真正需要才好。
②胡適之先生在這兒還有一條他沒有完全 " 證實 " 的 " 假設 " ，那就是文言文已經 " 全死 " ，它絕對不可與白話文在同一本教科書中 " 並存 " 。 這句話是當時歐美留學生以夷比夏、想當然耳的老說法，因為在歐洲古 " 希臘文 " 、 " 拉丁文 " 確已 " 全死 " 。 那些古文字原是當年希臘、羅馬 " 公民 " 和 " 士大夫 " 所通用的語言。 可是後來希臘、羅馬不但亡了國，甚至亡了社稷。 代之而起的卻是千百萬入侵的 " 蠻夷 " （現代西歐白人的老祖宗）。 原先那小撮希臘、羅馬的 " 公民 " ，早已自歷史上煙消雲散。 入侵的蠻夷自有他們的蠻夷舌之音。 他們最後偷用一點希臘、拉丁字母就夠了（現在越南、菲律賓還不是如此？）。 可是日子久了，方言進步了，夠用了，他們也就不再用希臘、拉丁這些死文字的 " 外國話 " （ foreign language ）了。
還有，在中國方言里為什麼只有"官話"（或"國語"、"白話"）裡出了些偉大的小說？ 近千年來才子如林的蘇州、杭州反而出不了一兩部"方言文學"呢？ 廣州、福建、台灣也都是人文薈萃之區，為什麼也出不了什麼"方言文學"呢？ 難道我們的蘇州佬、廣州佬、福州佬、台灣佬……就一定比他們巴黎佬、普羅旺斯佬、托斯卡納佬更笨，更沒有文采？ 非也！ 我們方言文學之不能滋長，是因為我們有個全國一致通用的記錄文字把它們規範了、約束了。 這種記錄文字也輔助了我們的"官話"的傳播。 一傳播便是自哈爾濱直達昆明！ 拿歐洲來比，那就是自莫斯科直下馬德里，說的都是大同小異的"官話"。
五四時代《新青年》派裡的啟蒙大師們，和新潮社里那批啟蒙小師們，那時都是一些聞一以知十的才人。 大家都歡喜思而不學地做大假設，下大結論。 事實上那時我國的"現代學術"尚未萌芽。 他們的"啟蒙"之功不可沒，但是那時的"現代學術"（著重"現代"二字）還不足以支持那樣大的結論。
民族有福，現在差不多可算是國泰民安的時候了。 希望青年一輩知識分子能多做點基本功夫，少講點大話就好了。
④胡適之先生說中國傳統的"俗文學"被人鄙視了一千多年，文人學士不願對它作有意識的提倡也是基本原因之一。 這句話也值得商榷。 若論對"俗文學"的提倡，17世紀的金聖嘆（1608-1661）比20世紀的胡適之可能就有過之無不及。 但是金、胡二公的下場何以如此不同？ 就頗值得吾人深思了。 他二人如易時而處，試問胡適之又能玩出什麼花樣來？ 這就是筆者一再認為，中國文學史不能與中國社會發展史分開來讀的基本原因。
⑤我國自鴉片戰後，國人為救亡圖存，富國強兵，乃至復興中華，再度領袖天下所發動的大大小小的運動，也不下數十個了。 就大體說來，這些運動的遠大目標都是大同小異的。 但是為達到這目標的方法和手段則大有出入，甚或相互水火。 然吾人細思他們不同之間的癥結所在，實不外乎"中""西"兩字。 大家都主張去自己之糟粕，採西方之精華。 如此兩相配合，便是中國"新文化"的遠景了。
殊不知近百年來，西方百貨店櫥窗內的精華太多了，我們在何擇何從之間，早已自己打得頭破血流。
至於我們自己這個漢家老店裡的貨色，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傳家之寶，這個標準也難以確定。
一般說來，似乎保守派問題比較大，他們對新貨的選擇，縮手縮腳，不敢大量地採購；對自己老店裡的東西，樣樣都是祖宗所遺傳，陳筐籃，破瓦罐，總是捨不得丟。 結果老店依然，換了些西式門面，而內容如舊--店內送往迎來的，還只是一批戴瓜皮小帽的老掌櫃。
激進派的工作似乎比較容易做。 他在西洋百貨店中，目不斜視，單刀直入，只買他認為是最好的。 其實這一選擇往往為廣告所騙，搬回家全不適用；一切又得全行拆過改裝，結果徒勞無功。 他們對自己老店裡的東西，原意也是採精取華，大量清除糟粕。 但是精華糟粕的界限如何，他們並沒有受過鑑賞家的訓練，結果老店之內玉石俱焚之後，卻把個最大的糟粕--萬惡之源的"帝王專制"保留下來。
記得那該是三十年前的事，一次蔣廷黻先生皺著眉頭在談論"組黨"。 我坐在一旁插了一句不知輕重的嘴："Will can move mountains."（意志可以移山）。 蔣氏瞥了我一眼，微笑一下說："But will cannot move tradition."（意志不能動搖傳統）。
"傳統"--尤其是中世紀農業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不合時宜的傳統，對我們現代化的阻力太大了。 早期的孫中山先生也曾慨嘆："破壞難於建設！"
還有，縱使我們把所有妨礙現代化的反動傳統都"破壞"了，但是怎樣才能把中西之長熔於一爐，也還是個大問題。 就以蓋房子而論罷。 蓋了座五十層西式大洋樓，再加上個黃金色的宮殿式大屋頂，就算是保存了"民族形式"、兼採"中西之長"了嗎？ 最近的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就慨乎言之。 那隻是個穿西服戴瓜皮帽的不倫不類的"唐人街建築"，哪能算是兼採東西之長？
中華民族如果想復振漢唐之盛，在21世紀文明里領袖群倫，它一定要真能把中西文明的精華，融會貫通起來，來鑄造個嶄新的中國文明。 否則，我們便是夜郎自大，坐井觀天。
胡適之先生六十年前便說過，我們要用批判的精神，檢討輸入的學理，重新估定固有文明的價值，適應時代的潮流，來鑄造個新文明--一個真正融會中西之長的新文明，而不是一個穿西服戴瓜皮帽，或著人民裝佩尚方寶劍的古怪制度！
聞鼙鼓而思將帥，在"五四"六十週年的今日，把胡老師當年對我們的教導改進提升到80年代上來研究研究，還是有其極新鮮的意味。
我本人則比較歡喜用"中國文藝復興"這一名詞。 那時在北大上學的一些很成熟的學生，其中包括很多後來文化界知識界的領袖們如傅斯年、汪敬熙、顧頡剛、羅家倫等人，他們在幾位北大教授的影響之下，組織了一個社團，發行了一份叫作《新潮》的學生雜誌。 這雜誌的英文刊名便叫"Renaissance"（"文藝復興"）。
他們請我做新潮社的指導員，他們把這整個的運動叫作"文藝復興"可能也是受我的影響。 這一批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的北大學生，在幾位青年教授的指導之下，從不同的角度來加以思考，他們顯然是覺得在北京大學所發起的這個新運動，與當年歐洲的文藝復興有極多的相同之處。
他們究竟發現了一些什麼相同之處呢？ 我們如果回頭試看一下歐洲的文藝復興，我們就知道，那是從新文學、新文藝、新科學和新宗教之誕生開始的。 同時歐洲的文藝復興也促使現代歐洲民族國家之形成。 因此歐洲文藝復興之規模與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實在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更具體地說，他們都清晰地看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對新語言、新文字、新［文化交通］工具--也就是新的自我表達的工具之需要。 雖然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尚未涉及藝術，而文學革命對這批成熟的北大學生來說，也已經是雙方極其相同之點的一環了。 這實在是個徹頭徹尾的文藝復興運動，是一項對一千多年來所逐漸發展的白話故事、小說、戲劇、歌曲等活文學之提倡和復興的有意識的認可。
中西雙方［兩個文藝復興運動］還有一項極其相似之點，那便是一種對人類（男人和女人）一種解放的要求，把個人從傳統的舊風俗、舊思想和舊行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 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了他自己的獨立自由的人格，維護了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
在中國新思想運動的第一年之中，我們已清楚地看出這一運動對解放婦女和爭個人權利的要求。 我的同事周作人先生就認為光是主張用語體文來產生文學是不夠的。 新的文學必須有新的文學內容，他把這"內容"叫作"人的文學"。 "人"--一個生物學上的"人"，他是有感情、觀念和喜怒哀樂的。 他既有缺點，也有長處。 這些都是新文學的基礎，那時我們不但對人類的性生活、愛情、婚姻，貞操等問題，都有過很多的討論；同時對個人與國家、個人與家庭與社會的關係也都有過討論。 "家庭革命"這句話，在那時便是流傳一時的名言。
這些［中西雙方］相同之處，便是促使那批成熟的學生們的刊物叫作《新潮》的道理。 我必須再補充說一句，這份《新潮》月刊表現得甚為特出，編寫皆佳。 互比之下，我們教授們所辦的《新青年》的編排和內容，實在相形見絀。
說了這許多題外的話，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歡喜用"文藝復興"這一名詞，認為它能概括這一運動的歷史意義。 所以在其後的英文著述中，我總歡喜用"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這一題目。 雖然Renaissance 這個詞那時尚沒有適當的中文翻譯。 我猜想這批北大學生也替他們的刊物找不到一個恰當的中文名字，而姑名之曰"新潮"的，但是他們毫無猶豫地用Renaissance 來作他們刊物的英文名字。
在這一［文化］運動已經進行了好幾年之後，當然有人想把它的意義確定下來。 1919年初，《新青年》的編輯陳獨秀先生便寫了一篇文章。 在這文章裡他倒沒有替這運動下個定義，他只是把我們這雜誌的"罪案"做了個承諾。 在那時以北大為中心的很多保守派或反動派，對這一文學運動批評至多。 陳獨秀認為"兩大罪案"有承認之必要。 他說，第一，我們擁護賽因斯（科學）先生；第二，我們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 因為我們擁護德先生，我們必須反對儒教--反對舊家庭傳統、舊的貞操觀念、舊的道德和舊的政治。 因為我們擁護賽先生，我們一定要提倡新文學、新藝術和新宗教。 正因為我們要擁護德、賽二先生，我們只有去反對所謂"國粹主義"。
1919年11月1日，我也寫了一篇長文叫《新思潮的意義》。 在我引用了一些時下的定義之後，我總結了一下，認為這些定義都太籠統、太普通了。 我說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或許可以叫作"評判的態度"。
我並且指出這一評判態度已在許多方面運用了。 它被運用來評判傳統的製度和風俗，用之於對古聖先哲的研究，最後則用來批判那許多下意識地接受了但是卻很欠智慧的行為規範。
總而言之，正如尼采所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tion of all values），這句話大概就可包括了我們這個運動的真義。 在實行方面，這種批判的態度在這一廣義的文化運動中的三個具體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第一是研究當前具體和實際的問題。 我指出許多活生生的問題來。 例如以儒教為國教，以儒教為國家道德標準的問題（在民國初年，尤其是袁世凱做總統的期間，曾有一股反動的潮流，要以儒教為國教。袁氏死後，新憲法的起草人也討論到以孔教為中國人民道德教育的標準）。 其他方面如語言文字的問題，如何去改良中國文學，以及國語統一的問題、婦女解放問題、傳統貞操問題。 其餘為婚姻、教育、父子關係、舊劇［改良］，尤其是改良京戲等問題。 這些都是當時有待研究的實際問題。
第二點我叫它作"輸入學理"，也就是從海外輸入新理論、新觀念和新學說。 我指出這些新觀念、新理論之輸入，基本上為的是幫助解決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我們的《新青年》雜誌便曾發行過一期"易卜生專號"，專門介紹這位挪威大戲劇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 在這期上我寫了首篇專論叫《易卜生主義》。
《新青年》也曾出過一期"馬克思專號"。 另一個《新教育》月刊也曾出過一期"杜威專號"。 至於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日耳曼意識形態、盎格魯·薩克遜思想體系和法蘭西哲學等等的輸入，也早就習以為常了。
但是我說那還有個第三方面，那就是我們對傳統學術思想的態度。 我認為對傳統的學術思想也要持批判的態度。 這第三點我叫作"整理國故"。 "國故"這一詞那時也引起了許多批評和反對。 但是我們並沒有發明這個名詞，最先使用這一名詞的卻是那位有名望的國學大師章炳麟。 他寫了一本名著叫《國故論衡》。 "故"字的意思可以釋為"死亡"或"過去"。 章氏也是位革命黨，為著"蘇報案"曾在上海"會審公廨"受過審判，並且坐過牢。 《蘇報》便是革命黨在上海租界中發行的一家報紙。 章氏和該報一位比他小得很多的青年編輯鄒容一起坐了幾年的牢。 鄒容坐牢［兩年］結果瘐死獄中。 章氏［於三年期滿］獲釋，［1903年］出獄後章氏東渡日本，被選為當時革命黨機關報《民報》的編輯。 《民報》後來對青年學生髮生極大的影響。 中國留日學生用盡方法把它偷運回國，並深入內地，章氏是位國學大師，門生甚多。 其中有些人也在北大教書。 北大教授錢玄同便是章的學生，為治"小學"的名家之一。 章氏門人中也有很多反對以"俗文學"代替古文的，其中之一便是湖北人黃侃［季剛］。 黃也是一位知名的文字學家，對中國文字學有其原始性的貢獻。
但是在我看來這個［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環，便是對我國固有文明做有系統的嚴肅批判和改造。
在這篇論文裡，我指出既有這上述三方面，勢必要產生個第四方面。 這第四方面便是"再造文明"。 通過嚴肅分析我們所面臨的活生生問題，通過由輸入的新學理、新觀念、新思想來幫助我們了解和解決這些問題，同時通過以相同的批判的態度對我國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們這一運動的結果，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文明來⑤。
這就是我對這一項，我叫它作"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這一廣泛的運動所下的定義。
在以後幾個錄音紀錄裡，我預備把這點再來詳細說說，並多舉出幾方面來說明我怎樣和那些相信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等教條主義者，尤其是我的主要反對派的共產主義者，在1919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年前衝突的經過。 就在那個時候我已經覺察到，"第二方面"［"輸入學理"］，已有走向教條主義的危險了。
註釋
①本篇裡面的故事，適之先生生前雖然說了無數次，但是在"五四"六十週年的今天，我們把它重新翻出，讓老、中、青三輩讀者，再來溫讀一遍，平心靜氣，檢討一番，可能還是有其極重要的意義。
第一，文學革命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樣，它的功過如何，是不能讓"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 "是非留待後人評！"只有能看到"革命成果"的"後人"才能做"蓋棺之論"。 中國的文學革命，今日也該是"蓋棺論定"的時候了。
第二，這場推行白話文運動--尤其是以白話文為中小學"教育工具"這一點--其建設性和破壞性究竟孰輕孰重，最好還是讓在這個運動影響最重的時期受中小學教育的過來人，來現身說法，因為他們是這場"教育實驗"中的"實驗豚鼠"（guinea pig）。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是禍是福，親身感受，最為真切。
筆者不敏，便生在"禍福身受"這一輩之中。 所以近年來個人論胡之作雖然已寫了數十萬字，久思擱筆，然在劉紹唐先生和一些嚴肅批評指教的前輩、平輩和晚輩讀者們的鼓勵之下，稍有管見，仍不敢藏拙，也是這個道理。
請先從個人親身的感受說起
筆者本人便是胡先生所稱許的當年在"新學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學生"之一。 不幸我是個鄉下孩子。 那時最近的"國民小學"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 上不了公立小學，就只好留在家裡，在祖父延師設立的"改良私塾"上學，由塾師分授英、漢、算三門功課。
先祖原是位"革命黨"，後來又是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 因而他在家中一旦當政，便把祖宗遺留的封建稱呼、磕頭儀式，全部豁免。 可是他對我們這個"改良私塾"裡的"漢文"一課的教學卻十分"反動"：他規定我們要背誦短篇的古文選讀，作文也以文言為主，不許用白話。
啟蒙之後，筆者便在這個改良私塾之內，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 我們的"漢文"也就從"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誦到"若稽古帝堯"。 最後連《左傳選粹》到《史記菁華錄》也能整本的背。 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 我的同班"同學"，除了兩三位"實在念不進去"的表姊表弟之外，大多數的孩子，均不以為苦。 最後在家中長輩的"物質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動地讀起《通鑑》、《文選》等"大部頭"書來。
在我們十二歲的那一年春天，家人為要送我們投考初中，乃把我和兩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學。 插班入六年級下學期，以便取得一張"小學文憑"。
這所小學是兩位留美鄉紳籌款設立的。 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樓房，操場上"足籃排網"一應俱全，校舍內"圖書館"、"實驗室"也應有盡有。 筆者等三個土孩子初入此"洋學堂"，真是眼花繚亂，自慚土氣熏人。
我記得我們小學之中國語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適之先生在本文中所說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 我清楚地記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國語課，便是一位黃慰先老師教的，有關"早晨和雄雞"的"白話詩"。 那首詩的開頭幾句，似乎是這樣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聽富人笑，哪聞窮人哭……
喔喔喔……
喔喔喔……
那時表兄和我雖然都已經能背誦全篇《項羽本紀》，但是上國語班時，我們三人還是和其他"六年級"同學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們這個"畢業班"樓下那一間便是"初小一年級班"。 他們的國語課，我也還記得幾句：
丁當丁，上午8點鐘--了！
我們上學去。
丁當丁，下午3點鐘--了！
我們放學回。
那時的小學生們念國語還有朗誦的習慣。 所以早晨上"晨課"，晚間上"自習"，只聽全樓上下幾十個孩子們，一邊"喔喔喔……"，一邊"丁當丁……"，好不熱鬧！
小學畢業後，表兄和我又考進當地的初中。 我記得初一國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適之先生北大里"成熟的學生"所翻譯的，俄國盲詩人"艾羅先珂"所寫的《時光老人》。 我也記得其中幾句像是：
時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無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這國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學年。
學齡兒童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實是他們本能上記憶力最強的時期，真是所謂出口成誦。 要一個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點中、西文學和文化遺產，這個時候實在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尤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與研讀。 這時如果能熟讀一點古典文學名著，實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兒童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他們一生將來受用不盡的訓練。 這個黃金時代一過去，便再也學不好了。
如果我們把一些智力上能夠接受這些寶貴文化遺產的學齡兒童們的黃金時代，給"喔喔喔"或"丁當丁"丁當去了，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胡適之先生他們當年搞"革命"，非過正，不能矯枉，原是可以理解的。 加以他們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決策人"，原不知"民間疾苦"。 在他們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們將來是"禍"是"福"，不是他們可以想像出來的。 本來一個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應該可以從想像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長期實踐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六十年過去了。 今後的教育家，千萬不可再講大話、講空話。 辦教育的人一定要實事求是，去研究出受教育兒童的真正需要才好。
②胡適之先生在這兒還有一條他沒有完全 " 證實 " 的 " 假設 " ，那就是文言文已經 " 全死 " ，它絕對不可與白話文在同一本教科書中 " 並存 " 。 這句話是當時歐美留學生以夷比夏、想當然耳的老說法，因為在歐洲古 " 希臘文 " 、 " 拉丁文 " 確已 " 全死 " 。 那些古文字原是當年希臘、羅馬 " 公民 " 和 " 士大夫 " 所通用的語言。 可是後來希臘、羅馬不但亡了國，甚至亡了社稷。 代之而起的卻是千百萬入侵的 " 蠻夷 " （現代西歐白人的老祖宗）。 原先那小撮希臘、羅馬的 " 公民 " ，早已自歷史上煙消雲散。 入侵的蠻夷自有他們的蠻夷舌之音。 他們最後偷用一點希臘、拉丁字母就夠了（現在越南、菲律賓還不是如此？）。 可是日子久了，方言進步了，夠用了，他們也就不再用希臘、拉丁這些死文字的 " 外國話 " （ foreign language ）了。
我國的文言文是一種一脈相承、本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 它和語體是有血肉難分的關係，它不是像希臘文、拉丁文那種 " 全死 " 的 " 外國文字 " 。 孔老夫子在兩千五百年前發了脾氣，罵人 " 老而不死是為賊 " ！ 現在人民罵那些該死不死、禍國殃民的老頭子，用的還不是這一句嗎？ 你說它是文言呢？ 還是白話呢？
一千多年來，全國人民雅俗共賞的唐詩宋詞，什麼 " 床前明月光 " 、 " 清明時節雨紛紛 " 、 " 車如流水馬如龍 " ……是死文字呢？ 還是活文字呢？
寫長篇小說，當然以白話文最為適宜，但是那些以淺顯文言所寫的《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和《聊齋誌異》也有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暢銷的歷史。 蘇曼殊的小說也多半是以淺近的文言寫的。 那時的中學生幾乎是人手一冊，絕對是一部 " 暢銷書 " （ best seller ）。 以文言而寫暢銷書，這至少證明文言並未 " 全死 " 。
至於敘事文、紀錄文、政論文等等的寫作，則淺近的文言反往往比 " 純白話 " 更為生動有力！ 筆者幼年即時常聽到祖父的 " 清客 " 朋友們說要指導我們孩子們寫 " 報紙文 " 。 及長讀各大報社論，才逐漸領悟什麼叫作 " 報紙文 " 。 抗戰期間最具影響力的《大公報》，我們一日不讀就若有所失。 如不敏記憶無訛，則抗戰八年中的 " 大公報社論 " ，就沒有一篇是用 " 純白話 " 寫的。 能寫出那樣撼搖四億同胞心靈的 " 文體 " ，你能說它是 " 死文字 " ，不能做公共關係的媒介（ public medium ）？
總之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的特徵。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吸收他人之精華，剔除自己之糟粕，原是義無反顧的；但是我們斷然不可，因為洋人怎樣，我們一定也要怎樣。
洋人語文一致的道理，便是他們的傳統上沒有產生過像我們那樣簡捷的文言。 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我們也就一定要搞掉我們自己的極有效率的大眾傳播工具呢？ 在海外久 居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知道，我們如要舉行個英語（或其他歐美語）講演，我們可先把講稿寫好，由女祕書打得整整齊齊，然後上台照本宣讀，宣讀之後的 " 講稿 " 便立刻可付印出版。
中文講演可就不行了。 講中文實在不能把每個字都在講稿上寫出來。 寫出來了的講稿，也不應該不加刪減，便全部付印出版。 這實在不是因為我們 " 口語 " （ spoken language ）嚕囌，而是我們的 " 記錄文 " （ language for record; written language ）太簡潔。 舍簡潔而就嚕囌，那算得是 " 進步 " 或 " 現代化 " 嗎？
大陸的作家們，太相信毛澤東的老師胡適之了，結果迷胡不化，把我們中國美好的語言傳統，弄成個那樣不堪一讀的、不三不四的東西！
胡先生告訴我： " 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 毛澤東 " 寫得最好 " 的原因便是 " 我的學生毛澤東 " 沒有完全遵從他 " 老師 " 指導。
③我國早期留學生，一般都犯了些不自覺的時代性的錯覺，他們總歡喜在文化上以"英國"、"法國"、"意國"等和"中國"相提並論。 這一錯覺所形成的原因，第一便是這些國家也是些"文明古國"，文化輝煌，比中國進步得多；第二，它們在世界上也都張牙舞爪，儼然"列強"焉，比中國也強盛得多。 因而做起比較文化研究來，他們也就和中國平起平坐了。 這是個時代錯覺！ 那時他們太"抖"，我們太"魯"。 兩兩相比，我們還自慚形穢呢！ 胡適之先生在本篇裡所做的中西"方言"比較研究，也就帶著了不可避免的、他老人家青年時代的錯覺。
胡氏所舉的巴黎方言、普羅旺斯方言、托斯卡納方言、英格蘭中土方言（我們還可另外舉出十幾種）是什麼回事呢？ 我們如翻開地圖，用比例尺來量量，便知道這些方言所流傳的幅度，最多不過一二百公里。 再把它們和中國一些方言來比，那它們之間的區別，直如我國的上海話與蘇州話、成都話與重慶話、福州話與廈門話、廣州話與台山話一類的區別罷了。 它們怎能和我們--正如胡氏所指出的--自哈爾濱向昆明畫一直線，綿延四千英里的"官話"（白話）相提並論呢? 還有，在中國方言里為什麼只有"官話"（或"國語"、"白話"）裡出了些偉大的小說？ 近千年來才子如林的蘇州、杭州反而出不了一兩部"方言文學"呢？ 廣州、福建、台灣也都是人文薈萃之區，為什麼也出不了什麼"方言文學"呢？ 難道我們的蘇州佬、廣州佬、福州佬、台灣佬……就一定比他們巴黎佬、普羅旺斯佬、托斯卡納佬更笨，更沒有文采？ 非也！ 我們方言文學之不能滋長，是因為我們有個全國一致通用的記錄文字把它們規範了、約束了。 這種記錄文字也輔助了我們的"官話"的傳播。 一傳播便是自哈爾濱直達昆明！ 拿歐洲來比，那就是自莫斯科直下馬德里，說的都是大同小異的"官話"。
五四時代《新青年》派裡的啟蒙大師們，和新潮社里那批啟蒙小師們，那時都是一些聞一以知十的才人。 大家都歡喜思而不學地做大假設，下大結論。 事實上那時我國的"現代學術"尚未萌芽。 他們的"啟蒙"之功不可沒，但是那時的"現代學術"（著重"現代"二字）還不足以支持那樣大的結論。
民族有福，現在差不多可算是國泰民安的時候了。 希望青年一輩知識分子能多做點基本功夫，少講點大話就好了。
④胡適之先生說中國傳統的"俗文學"被人鄙視了一千多年，文人學士不願對它作有意識的提倡也是基本原因之一。 這句話也值得商榷。 若論對"俗文學"的提倡，17世紀的金聖嘆（1608-1661）比20世紀的胡適之可能就有過之無不及。 但是金、胡二公的下場何以如此不同？ 就頗值得吾人深思了。 他二人如易時而處，試問胡適之又能玩出什麼花樣來？ 這就是筆者一再認為，中國文學史不能與中國社會發展史分開來讀的基本原因。
⑤我國自鴉片戰後，國人為救亡圖存，富國強兵，乃至復興中華，再度領袖天下所發動的大大小小的運動，也不下數十個了。 就大體說來，這些運動的遠大目標都是大同小異的。 但是為達到這目標的方法和手段則大有出入，甚或相互水火。 然吾人細思他們不同之間的癥結所在，實不外乎"中""西"兩字。 大家都主張去自己之糟粕，採西方之精華。 如此兩相配合，便是中國"新文化"的遠景了。
殊不知近百年來，西方百貨店櫥窗內的精華太多了，我們在何擇何從之間，早已自己打得頭破血流。
至於我們自己這個漢家老店裡的貨色，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傳家之寶，這個標準也難以確定。
一般說來，似乎保守派問題比較大，他們對新貨的選擇，縮手縮腳，不敢大量地採購；對自己老店裡的東西，樣樣都是祖宗所遺傳，陳筐籃，破瓦罐，總是捨不得丟。 結果老店依然，換了些西式門面，而內容如舊--店內送往迎來的，還只是一批戴瓜皮小帽的老掌櫃。
激進派的工作似乎比較容易做。 他在西洋百貨店中，目不斜視，單刀直入，只買他認為是最好的。 其實這一選擇往往為廣告所騙，搬回家全不適用；一切又得全行拆過改裝，結果徒勞無功。 他們對自己老店裡的東西，原意也是採精取華，大量清除糟粕。 但是精華糟粕的界限如何，他們並沒有受過鑑賞家的訓練，結果老店之內玉石俱焚之後，卻把個最大的糟粕--萬惡之源的"帝王專制"保留下來。
記得那該是三十年前的事，一次蔣廷黻先生皺著眉頭在談論"組黨"。 我坐在一旁插了一句不知輕重的嘴："Will can move mountains."（意志可以移山）。 蔣氏瞥了我一眼，微笑一下說："But will cannot move tradition."（意志不能動搖傳統）。
"傳統"--尤其是中世紀農業社會所遺留下來的不合時宜的傳統，對我們現代化的阻力太大了。 早期的孫中山先生也曾慨嘆："破壞難於建設！"
還有，縱使我們把所有妨礙現代化的反動傳統都"破壞"了，但是怎樣才能把中西之長熔於一爐，也還是個大問題。 就以蓋房子而論罷。 蓋了座五十層西式大洋樓，再加上個黃金色的宮殿式大屋頂，就算是保存了"民族形式"、兼採"中西之長"了嗎？ 最近的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就慨乎言之。 那隻是個穿西服戴瓜皮帽的不倫不類的"唐人街建築"，哪能算是兼採東西之長？
中華民族如果想復振漢唐之盛，在21世紀文明里領袖群倫，它一定要真能把中西文明的精華，融會貫通起來，來鑄造個嶄新的中國文明。 否則，我們便是夜郎自大，坐井觀天。
胡適之先生六十年前便說過，我們要用批判的精神，檢討輸入的學理，重新估定固有文明的價值，適應時代的潮流，來鑄造個新文明--一個真正融會中西之長的新文明，而不是一個穿西服戴瓜皮帽，或著人民裝佩尚方寶劍的古怪制度！
聞鼙鼓而思將帥，在"五四"六十週年的今日，把胡老師當年對我們的教導改進提升到80年代上來研究研究，還是有其極新鮮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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