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讓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帶的地理環境，做個綜合的敘述：
徽州在舊制時代是個“府”，治下一共有六個“縣”。 我家世居的績縣，便是徽州府裡最北的一縣。 從我縣向南去便是歙縣和休寧縣；向西便是黟縣和祁門縣；祁門之南便是婺源縣。 婺源是朱子的家鄉，朱熹原來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卻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區都是山地，由於黃山的秀麗而遠近聞名。 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後注入錢塘江。 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 全年的農產品只能供給當地居民大致三個月的食糧。 不足的糧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 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只有脫離農村，到城市裡去經商。 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注定地成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經商，向東去便進入浙江；向東北則去江蘇；北上則去沿長江各城鎮；西向則去江西；南向則去福建。 我們徽州六縣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門和婺源靠近江西。 近些年來［抗戰前後］，最西的婺源縣，被中央政府併入江西。 但是婺源與安徽的徽州有長久的歷史淵源，居民引以為榮，不願脫離母省，所以群起反對，並發起了一個“婺源返皖”運動。 在中國共產黨統領大陸前幾年，婺源終於被劃回安徽；但是我聽說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婺源又被劃給江西了①。
所以一千多年來，我們徽州人都是以善於經商而聞名全國的。 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勞，累積點基金，逐漸努力發展。 有的就變成富商大賈了。 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 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 有關“徽州幫”其他的故事還多著哩②。
我們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歲時便到城市裡去學生意。 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長輩或親戚的店舖裡當學徒。 在歷時三年的學徒期間，他們是沒有薪金的；其後則稍有報酬。 直至學徒［和實習］期滿，至二十一二歲時，他們可以享有帶薪婚假三個月，還鄉結婚。 婚假期滿，他們又隻身返回原來店鋪，繼續經商。 自此以後，他們每三年便有三個月的帶薪假期，返鄉探親。 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語，叫“一世夫妻三年半”。 那就是說，一對夫婦的婚後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一輩子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③。
當然徽州人也有經商致富的。 做了大生意，又有錢，他們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國性的，並不限於鄰近各省。 近幾百年來的食鹽貿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壟斷了。 食鹽是每一個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貿易量是很大的。 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歡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對象。 你一定聽過許多諷刺“徽州鹽商”的故事罷！ 所以我特地舉出鹽商來說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項大生意便是當舖。 當舖也就是早年的一種銀行。 通常社會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詞，原是專指當舖裡的朝奉來說的，到後來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紳和商人了。 “朝奉”的原義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個人勤儉刻苦；但有時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義，表示一個商人，別的不管，只顧賺錢。 總之，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於全國。 最初都以小本經營起家，而逐漸發財致富，以至於在全國各地落戶定居。 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總可發現許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 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 其他如葉、潘、胡、俞、餘、姚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 當你翻閱中國電話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們的籍貫。 正如在美國一樣，人們一看電話簿，便知道誰是蘇格蘭人，誰是愛爾蘭人，誰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樣的清楚④。
讓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帶的地理環境，做個綜合的敘述：
徽州在舊制時代是個“府”，治下一共有六個“縣”。 我家世居的績縣，便是徽州府裡最北的一縣。 從我縣向南去便是歙縣和休寧縣；向西便是黟縣和祁門縣；祁門之南便是婺源縣。 婺源是朱子的家鄉，朱熹原來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卻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區都是山地，由於黃山的秀麗而遠近聞名。 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後注入錢塘江。 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 全年的農產品只能供給當地居民大致三個月的食糧。 不足的糧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 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只有脫離農村，到城市裡去經商。 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注定地成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經商，向東去便進入浙江；向東北則去江蘇；北上則去沿長江各城鎮；西向則去江西；南向則去福建。 我們徽州六縣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門和婺源靠近江西。 近些年來［抗戰前後］，最西的婺源縣，被中央政府併入江西。 但是婺源與安徽的徽州有長久的歷史淵源，居民引以為榮，不願脫離母省，所以群起反對，並發起了一個“婺源返皖”運動。 在中國共產黨統領大陸前幾年，婺源終於被劃回安徽；但是我聽說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婺源又被劃給江西了①。
所以一千多年來，我們徽州人都是以善於經商而聞名全國的。 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勞，累積點基金，逐漸努力發展。 有的就變成富商大賈了。 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 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 有關“徽州幫”其他的故事還多著哩②。
我們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歲時便到城市裡去學生意。 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長輩或親戚的店舖裡當學徒。 在歷時三年的學徒期間，他們是沒有薪金的；其後則稍有報酬。 直至學徒［和實習］期滿，至二十一二歲時，他們可以享有帶薪婚假三個月，還鄉結婚。 婚假期滿，他們又隻身返回原來店鋪，繼續經商。 自此以後，他們每三年便有三個月的帶薪假期，返鄉探親。 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語，叫“一世夫妻三年半”。 那就是說，一對夫婦的婚後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一輩子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③。
當然徽州人也有經商致富的。 做了大生意，又有錢，他們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國性的，並不限於鄰近各省。 近幾百年來的食鹽貿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壟斷了。 食鹽是每一個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貿易量是很大的。 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歡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對象。 你一定聽過許多諷刺“徽州鹽商”的故事罷！ 所以我特地舉出鹽商來說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項大生意便是當舖。 當舖也就是早年的一種銀行。 通常社會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詞，原是專指當舖裡的朝奉來說的，到後來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紳和商人了。 “朝奉”的原義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個人勤儉刻苦；但有時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義，表示一個商人，別的不管，只顧賺錢。 總之，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於全國。 最初都以小本經營起家，而逐漸發財致富，以至於在全國各地落戶定居。 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總可發現許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 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 其他如葉、潘、胡、俞、餘、姚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 當你翻閱中國電話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們的籍貫。 正如在美國一樣，人們一看電話簿，便知道誰是蘇格蘭人，誰是愛爾蘭人，誰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樣的清楚④。
我的家族——績上莊胡氏(1)
正因為我鄉山區糧食產量不足，我們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裡經商的家人，按時接濟。 接濟的項目並不限於金錢，有時也兼及食物。 例如咸豬油（臘油），有時也從老遠的地方被送回家鄉。 其他如布匹、棉紗，等等，在城市裡購買都遠比鄉間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離鄉撇井，四出經商，對我們徽州人來說，實是經濟上的必需。 家人父子夫婦數年不見也是常事。 同時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於造房屋、置田產，也都靠遠在外鄉的父兄子弟匯款接濟。
不過在經濟的因素之外，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歷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 由於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 徽州人的子弟由於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裡的學校總比山地的學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說，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 因此在中古以後，有些徽州學者——如12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後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的學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佔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⑤。
現在再談談我們績縣。 績是徽州府六縣之中最北的一縣，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縣。 在經商一行中，我們績人也是比較落後的。 績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離鄉遠去大城市。 他們先由雜貨零售商做起，然後漸漸地由近及遠。 所以一般說來，我們徽州人實在都是很落後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來是一家小茶商。 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個叫作川沙的小鎮⑥經營一家小茶葉店。 根據家中記錄，這小店的本錢原來只有銀洋一百元（約合製錢十萬文）。 這樣的本錢實在是太小了。 可是先祖和他的長兄通力合作，不但發展了本店，同時為防止別人在本埠競爭，他們居然在川沙鎮上，又開了一家支店。
後來他們又從川沙本店撥款，在上海華界（城區）又開了另一個支店。 在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城區為匪徒所擄掠和焚毀，川沙鎮亦部分受劫⑦。 先父對這場災難，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難期間，和以後如何掙扎，並以最有限的基金復振上海和川沙兩地店舖的故事，都有詳盡的記錄⑧。 這實在是一場很艱苦的奮鬥。
據1880年（清光緒六年）的估計，兩家茶葉店的總值大致合當時制錢二百九十八萬文（約合銀元三千元）。 這兩個鋪子的收入便是我們一家四房、老幼二十餘口衣食的來源。
在這裡我也順便更正一項過去的錯誤記載。 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拙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曾誤把我家說成是世居績城內胡氏的同宗⑨。 蔡先生指出“績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1782—1849）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⑩。 這個在十八九世紀時便以漢學聞名的書香望族，其遠祖可直溯至11世紀《苕溪漁隱叢話》的作者胡仔。 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將胡宗憲，也是他們一家。 但是這個世居績城內的胡家，與我家並非同宗。
所以離鄉撇井，四出經商，對我們徽州人來說，實是經濟上的必需。 家人父子夫婦數年不見也是常事。 同時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於造房屋、置田產，也都靠遠在外鄉的父兄子弟匯款接濟。
不過在經濟的因素之外，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歷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 由於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 徽州人的子弟由於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裡的學校總比山地的學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說，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 因此在中古以後，有些徽州學者——如12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後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的學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佔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⑤。
現在再談談我們績縣。 績是徽州府六縣之中最北的一縣，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縣。 在經商一行中，我們績人也是比較落後的。 績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離鄉遠去大城市。 他們先由雜貨零售商做起，然後漸漸地由近及遠。 所以一般說來，我們徽州人實在都是很落後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來是一家小茶商。 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個叫作川沙的小鎮⑥經營一家小茶葉店。 根據家中記錄，這小店的本錢原來只有銀洋一百元（約合製錢十萬文）。 這樣的本錢實在是太小了。 可是先祖和他的長兄通力合作，不但發展了本店，同時為防止別人在本埠競爭，他們居然在川沙鎮上，又開了一家支店。
後來他們又從川沙本店撥款，在上海華界（城區）又開了另一個支店。 在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城區為匪徒所擄掠和焚毀，川沙鎮亦部分受劫⑦。 先父對這場災難，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難期間，和以後如何掙扎，並以最有限的基金復振上海和川沙兩地店舖的故事，都有詳盡的記錄⑧。 這實在是一場很艱苦的奮鬥。
據1880年（清光緒六年）的估計，兩家茶葉店的總值大致合當時制錢二百九十八萬文（約合銀元三千元）。 這兩個鋪子的收入便是我們一家四房、老幼二十餘口衣食的來源。
在這裡我也順便更正一項過去的錯誤記載。 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拙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曾誤把我家說成是世居績城內胡氏的同宗⑨。 蔡先生指出“績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1782—1849）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⑩。 這個在十八九世紀時便以漢學聞名的書香望族，其遠祖可直溯至11世紀《苕溪漁隱叢話》的作者胡仔。 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將胡宗憲，也是他們一家。 但是這個世居績城內的胡家，與我家並非同宗。
我的家族——績上莊胡氏(2)
我家世代鄉居。 故宅在績城北約五十華里。 歷代都是靠小本經營為生的。 我家第一個有志為學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 他是個鄉紳兼塾師。 在鄉里頗有名望，但是科場卻不甚得意。
我們的村落［上莊］正與華南其他地區的村落一樣，是習於聚族而居的。 洪楊起事之前，我們聚居的胡氏一族總人口在六千上下——當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經商的族人在內——大半務農為生。 但是大多數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經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帶。
註釋
①根據大陸出版各類分省地圖，婺源均被劃入江西省治。
②"無徽不成鎮"這句話的含意，正和"無湘不成軍"一樣，表示徽州人做生意，和湖南人當兵一樣地普遍罷了。 胡氏上述這段話是解釋給外國讀者聽的。 因為這句話如不加解釋，外國讀者便不能了解；如果兀兀唆唆地解釋，洋人還是不大能理解的，所以胡氏就決定做上項簡單明了但是並不十分正確的解釋。
③我國單音節的方塊字，和舊詩歌的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我們成語、格言以及一般民謠的構造。 所以一般鄉土成語，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兩句平仄十分和諧的小詩或韻文。 有些在農村"說書"或"講古"的民間藝人，他們雖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於聲音是"發乎天籟"，他們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韻和諧，出口成章。 例如王公子進京"趕考"，三千里路，走了好幾個月的艱難旅途，一個"說書"的藝人，兩句話就交代了。 他說："一路行程來得快，說書（的）嘴快風送雲。"這一來，王公子就從杭州府的一間破廟裡，一躍而進入長安城的相府裡招親去了。
胡適之先生的鄉親"徽州朝奉"夫婦的婚後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長，都是說得過去的。 但是為顧全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語，他們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 可是把這句話翻成洋文，洋讀者就多少有點茫然。 他們要問：為什麼中國人結婚之後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 他們就不了解"七字唱"在我們語言表達的方式裡，所起的作用了。 這也是"文化溝"在作祟罷！ 所以胡先生這篇口述自傳，基本的設計是說給洋人聽的。 我們那時並沒有想到後來要把它譯成中文來出版的。
④胡先生畢竟是科舉時代出生的--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說的"生當太后垂簾日"--所以他頭腦裡仍然裝滿了"科舉時代"的許多舊觀念。 在那個"太后垂簾"的宗法社會裡，由於"籍貫"對一個士子的"出身"有極重要的影響，所以"讀書人"一碰頭便要敘鄉里、攀宗親、談祖籍，儘管有些"祖籍"他們連做夢也沒有去過。 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途中的一種社會心理上的後遺症。 這個傳統在一個流動性極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裡，是很難保留下去的。 但是在胡先生的"夫子自道"裡，他卻無意中為我們這個"頗足珍惜"的傳統觀念，保存了很多有價值的第一手社會史料。
我們的村落［上莊］正與華南其他地區的村落一樣，是習於聚族而居的。 洪楊起事之前，我們聚居的胡氏一族總人口在六千上下——當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經商的族人在內——大半務農為生。 但是大多數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經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帶。
註釋
①根據大陸出版各類分省地圖，婺源均被劃入江西省治。
②"無徽不成鎮"這句話的含意，正和"無湘不成軍"一樣，表示徽州人做生意，和湖南人當兵一樣地普遍罷了。 胡氏上述這段話是解釋給外國讀者聽的。 因為這句話如不加解釋，外國讀者便不能了解；如果兀兀唆唆地解釋，洋人還是不大能理解的，所以胡氏就決定做上項簡單明了但是並不十分正確的解釋。
③我國單音節的方塊字，和舊詩歌的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我們成語、格言以及一般民謠的構造。 所以一般鄉土成語，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兩句平仄十分和諧的小詩或韻文。 有些在農村"說書"或"講古"的民間藝人，他們雖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於聲音是"發乎天籟"，他們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韻和諧，出口成章。 例如王公子進京"趕考"，三千里路，走了好幾個月的艱難旅途，一個"說書"的藝人，兩句話就交代了。 他說："一路行程來得快，說書（的）嘴快風送雲。"這一來，王公子就從杭州府的一間破廟裡，一躍而進入長安城的相府裡招親去了。
胡適之先生的鄉親"徽州朝奉"夫婦的婚後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長，都是說得過去的。 但是為顧全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語，他們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 可是把這句話翻成洋文，洋讀者就多少有點茫然。 他們要問：為什麼中國人結婚之後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 他們就不了解"七字唱"在我們語言表達的方式裡，所起的作用了。 這也是"文化溝"在作祟罷！ 所以胡先生這篇口述自傳，基本的設計是說給洋人聽的。 我們那時並沒有想到後來要把它譯成中文來出版的。
④胡先生畢竟是科舉時代出生的--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說的"生當太后垂簾日"--所以他頭腦裡仍然裝滿了"科舉時代"的許多舊觀念。 在那個"太后垂簾"的宗法社會裡，由於"籍貫"對一個士子的"出身"有極重要的影響，所以"讀書人"一碰頭便要敘鄉里、攀宗親、談祖籍，儘管有些"祖籍"他們連做夢也沒有去過。 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途中的一種社會心理上的後遺症。 這個傳統在一個流動性極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裡，是很難保留下去的。 但是在胡先生的"夫子自道"裡，他卻無意中為我們這個"頗足珍惜"的傳統觀念，保存了很多有價值的第一手社會史料。
我的家族——績上莊胡氏(3)
⑤朱熹以後的許多徽州學者如婺源的江永（1681-1762）、休寧的戴震（1724-1777）、黟縣的俞正燮（1775-1840）、歙縣的凌廷堪（1757-1809）和績溪的胡培?（1782-1849），都是清初和中葉不世出的漢學大師。 趙爾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張其昀續編的《清史》，在《儒林傳》裡，他們都有紀錄。 房
兆楹、杜聯夫婦為《清代名人傳》（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所撰的戴、俞、凌諸人的傳記，則尤為翔實，考訂亦遠較一般中文著作，更為審慎，足資參考。
⑥川沙位於上海之東約五十里。 城傍"鹽運河"，距海僅十二里。 其地原屬南匯縣，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駐兵戍守。 清代改為川沙廳。 "廳"是清代縣級單位的地方行政機構。 民國成立，乃改川沙廳為川沙縣。 關於川沙早期建制沿革見諸可寶監製《江蘇全省輿圖》（清光緒二十一年，江蘇書局印行），頁33-34。
⑦太平天國之亂時，小刀會佔據上海縣城至一年半之久（從1853年初秋至1855年初春），清軍無法收復。 其時上海海關原設於英租界之內，小刀會未加干擾，然英領事竟暗助小刀會拖長佔領；並以此為藉口，破壞中國海關，不讓中國政府課稅，直至英人完全控制中國海關管轄權而後已。 筆者曾為英人趁火打劫、破壞我關稅自主之史實，在英美國家檔案裡稍事搜查，以闡明此事真相。 詳 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 Tong,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1860.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兩處的茶葉店被毀，就是這時期的事。 "小刀會"原與"太平天國"無關。 上海所受的糜爛，當時英國的殖民主義者實在應負很大的責任。
⑧根據羅爾綱《師門辱教記》所載，適之先生的父親鐵花先生"全部遺集分為年譜、文集、詩集、申禀、書啟、日記六種，約八十萬字"。 在紐約我看過一部分羅爾綱的抄本。 已 印行的除《台灣紀錄兩種》（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另有1960年"台灣文獻叢刊"重印本）和1931年胡適通過潘光旦於《新月雜誌》所發表的 《一本有趣的年譜》（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記得還看過另一本胡鐵花先生年譜的單行本。 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圖書館中，卻遍索不得。
⑨蔡元培於1918年8月3日，為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寫的序，大意是說，"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胡氏，禀有'漢學'的遺傳性"，云云。 這篇序後來在原書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1929年"萬有文庫"本，和1965年台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本）而重印之時仍被保存。 筆者承乏哥大中文圖書館期間，曾為該館搜得該書1919年第一版的原本，列為該館"珍版書"之一。 不幸此書已自哥大遺失。
⑥川沙位於上海之東約五十里。 城傍"鹽運河"，距海僅十二里。 其地原屬南匯縣，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駐兵戍守。 清代改為川沙廳。 "廳"是清代縣級單位的地方行政機構。 民國成立，乃改川沙廳為川沙縣。 關於川沙早期建制沿革見諸可寶監製《江蘇全省輿圖》（清光緒二十一年，江蘇書局印行），頁33-34。
⑦太平天國之亂時，小刀會佔據上海縣城至一年半之久（從1853年初秋至1855年初春），清軍無法收復。 其時上海海關原設於英租界之內，小刀會未加干擾，然英領事竟暗助小刀會拖長佔領；並以此為藉口，破壞中國海關，不讓中國政府課稅，直至英人完全控制中國海關管轄權而後已。 筆者曾為英人趁火打劫、破壞我關稅自主之史實，在英美國家檔案裡稍事搜查，以闡明此事真相。 詳 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 Tong,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1860.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兩處的茶葉店被毀，就是這時期的事。 "小刀會"原與"太平天國"無關。 上海所受的糜爛，當時英國的殖民主義者實在應負很大的責任。
⑧根據羅爾綱《師門辱教記》所載，適之先生的父親鐵花先生"全部遺集分為年譜、文集、詩集、申禀、書啟、日記六種，約八十萬字"。 在紐約我看過一部分羅爾綱的抄本。 已 印行的除《台灣紀錄兩種》（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另有1960年"台灣文獻叢刊"重印本）和1931年胡適通過潘光旦於《新月雜誌》所發表的 《一本有趣的年譜》（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記得還看過另一本胡鐵花先生年譜的單行本。 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圖書館中，卻遍索不得。
⑨蔡元培於1918年8月3日，為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寫的序，大意是說，"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胡氏，禀有'漢學'的遺傳性"，云云。 這篇序後來在原書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1929年"萬有文庫"本，和1965年台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本）而重印之時仍被保存。 筆者承乏哥大中文圖書館期間，曾為該館搜得該書1919年第一版的原本，列為該館"珍版書"之一。 不幸此書已自哥大遺失。
我的家族——績上莊胡氏(4)
見註⑤。
胡仔著《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十卷，後集四十卷）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據《四庫提要》的記述，該書是"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凡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相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文評類，一。 胡宗憲（1511-1565）為明代抗倭名將。 《明史》卷二○五，有專傳。 房 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憲傳》載《明代名人傳》（C. Carrinton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II, pp.631-638）頗可參考。 參閱《胡鐵花先生家傳》（《台灣紀錄兩種》卷上《代序》。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 李敖的《胡適評傳》（1972年，"文星叢刊"本）寫得很紮實。 也是有關胡適的家庭和幼年時期最好的一本傳記，極有參考價值。 只是在他所製的《胡適一家子的譜系》裡，把"胡星五"列為"胡傳"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1957年適之先生曾為筆者試擬一績上莊胡氏的五代世系表。 此表後來由筆者轉交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保存，現已無法尋覓。 然據《胡鐵花先生家傳》，則胡星五為胡適的"伯祖"；適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親的訂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訂婚時的媒人。 她說鐵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兒三哥"。 所以，李敖書中的"譜系"可能有誤。
胡鐵花先生在他的自述裡提到洪楊亂前，他們績上莊的胡氏，人口總數有六千之眾。 這數字可能是筆誤--羅爾綱抄寫時所發生的筆誤，亦未可知。 績是皖南山區裡的一個小縣，人口甚少，有這樣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像的事。
太平之亂時，李鴻章奉旨回籍組織"團練"。 這些後來發展成為清末有名的"淮軍"的"團
練"，事實上便是皖北一帶--尤其是合肥一縣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動組織的子弟兵。合肥
是當時安徽省，甚至是整個大清帝國里人口最多的一縣；其時充當淮軍骨幹的周、劉、唐、張等大族，似乎沒有一族的人口是超過六千人的。 據此類推，績八都上莊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數目。
胡仔著《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十卷，後集四十卷）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據《四庫提要》的記述，該書是"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凡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相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文評類，一。 胡宗憲（1511-1565）為明代抗倭名將。 《明史》卷二○五，有專傳。 房 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憲傳》載《明代名人傳》（C. Carrinton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II, pp.631-638）頗可參考。 參閱《胡鐵花先生家傳》（《台灣紀錄兩種》卷上《代序》。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 李敖的《胡適評傳》（1972年，"文星叢刊"本）寫得很紮實。 也是有關胡適的家庭和幼年時期最好的一本傳記，極有參考價值。 只是在他所製的《胡適一家子的譜系》裡，把"胡星五"列為"胡傳"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1957年適之先生曾為筆者試擬一績上莊胡氏的五代世系表。 此表後來由筆者轉交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保存，現已無法尋覓。 然據《胡鐵花先生家傳》，則胡星五為胡適的"伯祖"；適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親的訂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訂婚時的媒人。 她說鐵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兒三哥"。 所以，李敖書中的"譜系"可能有誤。
胡鐵花先生在他的自述裡提到洪楊亂前，他們績上莊的胡氏，人口總數有六千之眾。 這數字可能是筆誤--羅爾綱抄寫時所發生的筆誤，亦未可知。 績是皖南山區裡的一個小縣，人口甚少，有這樣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像的事。
太平之亂時，李鴻章奉旨回籍組織"團練"。 這些後來發展成為清末有名的"淮軍"的"團
練"，事實上便是皖北一帶--尤其是合肥一縣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動組織的子弟兵。合肥
是當時安徽省，甚至是整個大清帝國里人口最多的一縣；其時充當淮軍骨幹的周、劉、唐、張等大族，似乎沒有一族的人口是超過六千人的。 據此類推，績八都上莊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數目。
革命的導火線(1)
今天我想談談我對語言和文學裡的各種問題所逐漸發生的興趣，以及我個人怎樣主張以活的通俗語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作為教育工具和文學媒介的經過。 在我的《四十自述》裡，我曾寫有專章討論此事；此處我想再用英文留點記錄，也該是很有趣的罷①。
首先我想指出的便是這一運動時常被人誤解了。 舉個例子來說罷。 前些年［美國的］《展望雜誌》（Look）選出我為全世界一百名聞人之一。 我當然覺得這是一件榮譽。 可是當我一看到我照片的下那一段頌辭，我不禁失笑。 他們選我的原因，是我曾經替中國發明了一種新語言。 這一項榮譽，世界不論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不能承當。 我沒有替中國發明一種語言，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人曾經替任何國家"發明"過一種語言②。
我並且必須先說明，由於我個人的歷史觀念很重，我可以說我經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 我是反對什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 由於歷史觀念很重，我總是告訴我的朋友們，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比宗教更為保守。 這句話已經就說得夠重了。
語言之所以為語言，正如宗教之所以為重要的宗教，它們都必須深入到百萬千萬的廣大群眾中去。 當一種社會上的事物，深入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之時，它就變成非常保守的東西了。 改變它是十分困難的。 語言文字之所以變成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就是它普及於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的緣故。 就中國的語文來說罷。 漢語已成為億萬群眾所接受，因此對漢語要有任何興革的倡導，難免都是要為聽者所誤解的。 因此其結果便是要從事一個［易為億萬群眾所誤解的］語文改革，談何容易？ ！ 在英語裡面從事拼音改革而受到阻力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 在我當學生時代，一些有影響力的要人如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所策動的英語拼音改革運動，毫無成績之可言③〔也是這個道理〕。
上面已經說過，由於我的思想深深地受了歷史的訓練而使我變成個保守的人，所以我對語文改革運動並不十分樂觀。 縱使我才二十來歲的時候，我對語言問題已是相當保守的了。 我反對那些輕言中文字母化的人。 關於這一點，我在《四十自述》裡曾經有過交代［見該書附錄《逼上樑山》第一節］。 我說我是被"逼上樑山"的。 這句中國成語是說一個人為環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違反他本意的非常行為［我原來是個保守分子，被眾人所迫而走上了對中國語文作激進改革的道路］。
［在《四十自述》裡（1954年港版，頁99）］，我說過一個故事：做個庚款留學生，我每月總要收到一張自華盛頓清華學生監督處寄來的支票。 在這張支票的信封裡，總也有一張由主辦書記所私下插入的小傳單。 這位傳單的作者叫鍾文鰲，是位教會學校（［上海］聖約翰）出身的好好先生。 他對改革中國社會具有熱情。 因而他在每月寄出的支票信封內，總夾了一張宣傳品，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不滿二十五歲不娶妻。"
"廢除漢字，改用字母！"
"多種樹，種樹有益。"
平時我們收到這些小傳單，總是把它向紙簍裡一丟就算了。 可是有一次--我想是1915年--我坐下來寫了一張小條子，回敬了他一下。 我說："像你這樣的人，既不懂漢字，又不能寫漢文［而偏要胡說什麼廢除漢字］，你最好閉起鳥嘴！"大致如此④。
首先我想指出的便是這一運動時常被人誤解了。 舉個例子來說罷。 前些年［美國的］《展望雜誌》（Look）選出我為全世界一百名聞人之一。 我當然覺得這是一件榮譽。 可是當我一看到我照片的下那一段頌辭，我不禁失笑。 他們選我的原因，是我曾經替中國發明了一種新語言。 這一項榮譽，世界不論任何人--男人或女人，都不能承當。 我沒有替中國發明一種語言，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人曾經替任何國家"發明"過一種語言②。
我並且必須先說明，由於我個人的歷史觀念很重，我可以說我經常是一位很保守的人。 我是反對什麼知其不可而為之的。 由於歷史觀念很重，我總是告訴我的朋友們，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比宗教更為保守。 這句話已經就說得夠重了。
語言之所以為語言，正如宗教之所以為重要的宗教，它們都必須深入到百萬千萬的廣大群眾中去。 當一種社會上的事物，深入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之時，它就變成非常保守的東西了。 改變它是十分困難的。 語言文字之所以變成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就是它普及於群眾而為群眾所接受的緣故。 就中國的語文來說罷。 漢語已成為億萬群眾所接受，因此對漢語要有任何興革的倡導，難免都是要為聽者所誤解的。 因此其結果便是要從事一個［易為億萬群眾所誤解的］語文改革，談何容易？ ！ 在英語裡面從事拼音改革而受到阻力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 在我當學生時代，一些有影響力的要人如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所策動的英語拼音改革運動，毫無成績之可言③〔也是這個道理〕。
上面已經說過，由於我的思想深深地受了歷史的訓練而使我變成個保守的人，所以我對語文改革運動並不十分樂觀。 縱使我才二十來歲的時候，我對語言問題已是相當保守的了。 我反對那些輕言中文字母化的人。 關於這一點，我在《四十自述》裡曾經有過交代［見該書附錄《逼上樑山》第一節］。 我說我是被"逼上樑山"的。 這句中國成語是說一個人為環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違反他本意的非常行為［我原來是個保守分子，被眾人所迫而走上了對中國語文作激進改革的道路］。
［在《四十自述》裡（1954年港版，頁99）］，我說過一個故事：做個庚款留學生，我每月總要收到一張自華盛頓清華學生監督處寄來的支票。 在這張支票的信封裡，總也有一張由主辦書記所私下插入的小傳單。 這位傳單的作者叫鍾文鰲，是位教會學校（［上海］聖約翰）出身的好好先生。 他對改革中國社會具有熱情。 因而他在每月寄出的支票信封內，總夾了一張宣傳品，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不滿二十五歲不娶妻。"
"廢除漢字，改用字母！"
"多種樹，種樹有益。"
平時我們收到這些小傳單，總是把它向紙簍裡一丟就算了。 可是有一次--我想是1915年--我坐下來寫了一張小條子，回敬了他一下。 我說："像你這樣的人，既不懂漢字，又不能寫漢文［而偏要胡說什麼廢除漢字］，你最好閉起鳥嘴！"大致如此④。
革命的導火線(2)
這張小字條寄出之後，我心中又甚為懊悔，覺得我不應該對這位和善而又有心改革中國社會風俗和語言文字的人這樣不禮貌。 所以我也就時時在朋友們的面前自我譴責，並想在［文字改革］這方面盡點力。 我說假如我們認為像鐘君那樣的人不夠資格談這類問題，那我們這些夠資格的人實在應該在這方面用點功，把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問題都提出來檢討檢討！ 因而我就和我在1910年同時進康乃爾的趙元任談起這些問題。
趙君一直對語言問題有興趣，尤其有關漢字拼音和拉丁化的問題。 事實上我當初並無心反對漢字以字母拼音。 我只覺得像鐘君那樣的人，實在不夠資格來談漢字拉丁化這一類的問題罷了。 換言之，只有像我同學朋友趙元任這樣的人才能以科學分析方法來談談漢字拉丁化這一類的問題。
那一年恰好美東中國學生會新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我是文學股的委員，負有準備年會時分股討論的責任。 我就同趙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本年文學股的論題，由他和我兩個人分做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趙君專論"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我的題目是"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
我二人的論文都在中國學生會中宣讀了。 趙君後來覺得一篇不夠，又連做了幾篇長文討論吾國文字拼音化的問題。 今日大家都知道，趙先生自此繼續深入研究，也就變成了後來漢字注音兩大系統之一的主要編制人。 現在的"國語羅馬字"便是他和其他幾位音韻學家編制出來的⑤。
在我自己的那一篇討論如何使"文言"文字易於教學的論文裡，我也提出了若干條，此處我就不想重複了。 各條之中後來對我研究語言問題有關的一點，便是我指出中國的文言文是個"半死的語言"。 我認為語體（白話）是活的語言，而文言半死的原因，就是文言裡面有許多現在仍在通行的詞彙，同時也有些已經廢棄不用的詞彙。 例如"狗"字今日仍在用，"犬"字就不用了；"騎馬"仍是日常用語，"乘馬"就是個死詞，事實上已不通用了。 所以我說教授活的語體語言的方法，應該和教授半死的語言的方法，大為不同。 這一條便至少可以看出我後來說白話是活的語言，文言是個半死的語言，這一主張便是這個時期開始的⑥。
這是1915年的夏天。 那年秋季我就從康乃爾轉學到哥倫比亞去了。 因而從這次開始之後，以後兩年我致力於語文改革的工作，也就是我在哥大學生生活中的一部分。
當我正準備離開康乃爾之時，我的朋友梅光迪那時在綺色佳度假，正準備去哈佛升學。 梅君也是一位庚款留學生。 他自威斯康星大學讀畢英國文學學士學位之後，便轉入哈佛去跟隨當時有名的文學批評家白壁德（Irving Babbitt）繼續深造。 梅君與我為文學改革引起了一場辯論，也就是因為他對我改革觀念的強烈反對，才把我"逼上樑山"的⑦。
趙君一直對語言問題有興趣，尤其有關漢字拼音和拉丁化的問題。 事實上我當初並無心反對漢字以字母拼音。 我只覺得像鐘君那樣的人，實在不夠資格來談漢字拉丁化這一類的問題罷了。 換言之，只有像我同學朋友趙元任這樣的人才能以科學分析方法來談談漢字拉丁化這一類的問題。
那一年恰好美東中國學生會新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我是文學股的委員，負有準備年會時分股討論的責任。 我就同趙元任先生商量，把"中國文字的問題"作為本年文學股的論題，由他和我兩個人分做兩篇論文，討論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趙君專論"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我的題目是"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
我二人的論文都在中國學生會中宣讀了。 趙君後來覺得一篇不夠，又連做了幾篇長文討論吾國文字拼音化的問題。 今日大家都知道，趙先生自此繼續深入研究，也就變成了後來漢字注音兩大系統之一的主要編制人。 現在的"國語羅馬字"便是他和其他幾位音韻學家編制出來的⑤。
在我自己的那一篇討論如何使"文言"文字易於教學的論文裡，我也提出了若干條，此處我就不想重複了。 各條之中後來對我研究語言問題有關的一點，便是我指出中國的文言文是個"半死的語言"。 我認為語體（白話）是活的語言，而文言半死的原因，就是文言裡面有許多現在仍在通行的詞彙，同時也有些已經廢棄不用的詞彙。 例如"狗"字今日仍在用，"犬"字就不用了；"騎馬"仍是日常用語，"乘馬"就是個死詞，事實上已不通用了。 所以我說教授活的語體語言的方法，應該和教授半死的語言的方法，大為不同。 這一條便至少可以看出我後來說白話是活的語言，文言是個半死的語言，這一主張便是這個時期開始的⑥。
這是1915年的夏天。 那年秋季我就從康乃爾轉學到哥倫比亞去了。 因而從這次開始之後，以後兩年我致力於語文改革的工作，也就是我在哥大學生生活中的一部分。
當我正準備離開康乃爾之時，我的朋友梅光迪那時在綺色佳度假，正準備去哈佛升學。 梅君也是一位庚款留學生。 他自威斯康星大學讀畢英國文學學士學位之後，便轉入哈佛去跟隨當時有名的文學批評家白壁德（Irving Babbitt）繼續深造。 梅君與我為文學改革引起了一場辯論，也就是因為他對我改革觀念的強烈反對，才把我"逼上樑山"的⑦。
革命的導火線(3)
下面我要講的故事便是一連串發生的幾件小小的事件。 這些事件終於促使我走向對中國語文做廢除死的古典語文、改取活的語體語文這一激進的改革方向。 我主張不但用這種老百姓的語言、街坊的語言作為教育工具，並且用它來做文學媒介的改革。 一連串的小意外事件，逐漸地強迫我採取了這個立場。 我是反對歷史單因論的。 我時常開玩笑地說，［歷史上的］意外事件往往比"單因"（monistic cause）--例如經濟、色欲、上帝等--更為重要。 上述這些"單因"對歷史上所有的事件，皆可解釋。 正因為它們對所有的事件皆可加以解釋，它們也就不可解釋任何事件了⑧。
讓我來談一談我做詩送我的朋友梅光迪去哈佛這一件意外的小事。 這首小詩按中國詩的標準來說，算是相當的長了。 在這首替朋友送行的打油詩（informal poem）裡面，我用了十一個外國人的名字，例如埃默森、霍桑、達爾文、拿破崙、凱爾文、牛頓、愛迪生、培根等人。 當時在康乃爾的另一位中國朋友任鴻雋（叔永）把這些外國名字連綴起來，也做了一首打油詩來嘲笑我，說："文學今革命，作詩送胡生！"但是我可不能輕意把他們放過，因為我那首詩立意相當嚴肅，我鼓勵我的朋友們留意今後中國文學的發展。 最後我並且說，致力於中國文學革命，其貢獻並不下於征服自然，我叫它作"縮地戡天"！ 所以我在從綺色佳去紐約的火車上，也做了一首答任鴻雋的詩，表明我對"中國詩歌開始革命"的念頭。
那時我［對文學革命］的觀念，仍然是很模糊的。 但是那首詩卻是我第一次把我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寫下來。 我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這裡我就不再重引全詩來解釋為什麼要"作詩如作文"了。
我那首詩在我的朋友們之間引起了一場是非。 梅、任兩君都參加了對我的辯論。 梅君認為"詩"和"文"是根本不能混為一談的。 "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和"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不論中西）已分道而馳……所以我們辯論不休，愈辯則牽涉愈多，內容也愈複雜愈精湛。 我的朋友們也愈辯愈保守，我也就愈辯愈激進了。
當我在哥大的佛納大樓住定之後，我也有了更多的時間對這些辯難與討論作更嚴肅的思考。 今日回思，在1916年二三月之際，我對中國文學的問題發生了智慧上的變遷。 我終於得出一個概括的觀念：原來一整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個工具。 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個文學上的語言工具變遷史。
同時我也得出［另外］一個結論：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 我認為一種文學的活力如何，要看這一文學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 當一個工具活力逐漸消失或逐漸僵化了，就要換一個工具了。 在這種嬗遞的過程之中去接受一個活的工具，這就叫作"文學革命"⑨。
讓我來談一談我做詩送我的朋友梅光迪去哈佛這一件意外的小事。 這首小詩按中國詩的標準來說，算是相當的長了。 在這首替朋友送行的打油詩（informal poem）裡面，我用了十一個外國人的名字，例如埃默森、霍桑、達爾文、拿破崙、凱爾文、牛頓、愛迪生、培根等人。 當時在康乃爾的另一位中國朋友任鴻雋（叔永）把這些外國名字連綴起來，也做了一首打油詩來嘲笑我，說："文學今革命，作詩送胡生！"但是我可不能輕意把他們放過，因為我那首詩立意相當嚴肅，我鼓勵我的朋友們留意今後中國文學的發展。 最後我並且說，致力於中國文學革命，其貢獻並不下於征服自然，我叫它作"縮地戡天"！ 所以我在從綺色佳去紐約的火車上，也做了一首答任鴻雋的詩，表明我對"中國詩歌開始革命"的念頭。
那時我［對文學革命］的觀念，仍然是很模糊的。 但是那首詩卻是我第一次把我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寫下來。 我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這裡我就不再重引全詩來解釋為什麼要"作詩如作文"了。
我那首詩在我的朋友們之間引起了一場是非。 梅、任兩君都參加了對我的辯論。 梅君認為"詩"和"文"是根本不能混為一談的。 "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和"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不論中西）已分道而馳……所以我們辯論不休，愈辯則牽涉愈多，內容也愈複雜愈精湛。 我的朋友們也愈辯愈保守，我也就愈辯愈激進了。
當我在哥大的佛納大樓住定之後，我也有了更多的時間對這些辯難與討論作更嚴肅的思考。 今日回思，在1916年二三月之際，我對中國文學的問題發生了智慧上的變遷。 我終於得出一個概括的觀念：原來一整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個工具。 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個文學上的語言工具變遷史。
同時我也得出［另外］一個結論：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 我認為一種文學的活力如何，要看這一文學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 當一個工具活力逐漸消失或逐漸僵化了，就要換一個工具了。 在這種嬗遞的過程之中去接受一個活的工具，這就叫作"文學革命"⑨。
革命的導火線(4)
就在那個時候--1916年3月--我寫了一封長信給麻州劍橋的梅君。 在那封信中我就指出，整部中國文學史都說明了［中國］中古以後老的語言工具已經不夠用了。 它不能充分錶達當時人的思想和觀念，所以人們必須要選擇一個新的工具。 事實上這個變遷在唐代便已發生了。 那時的散文在體裁上發生了革命，因而逐漸發展出一種以"白話"來表達"語錄體"的新文學。 這種新體裁，首先為和尚們所採用，後來宋代的哲學家也逐漸地採用它來記錄他們的哲學討論。 最後老百姓更利用它來作歌曲。 他們甚至使用這種活的語言（白話）來編戲劇和寫短篇和長篇的小說。 所以我指出這種用語體文寫的活文學--最明顯的如元曲--便是人民大眾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文學革命的最高潮。 無可否認的，中國文學之復甦，實得力於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之興起。 在那時，我們都以為所有的傳統中國長篇小說皆是元朝的產品。 出我意料之外，我這項由歷史分析出發所得出的結論，竟為我那在哈佛大學的保守朋友梅光迪，所欣然接受了。
所以在1916年的春季，我就寫了一些比較完備的有關我對中國文學史的概念的大綱。 我指出在中國文學史裡面，便曾經有過好多次的"文學革命"。 自"三百篇"而下，三千年來中國詩歌的流變之中，便有過一連串的革命。 有的漸進的，有的卻也相當激進。 在老子和孔子以後所逐漸發展的散文，也是如此。
對這項歷史的研究我特別重視中國戲曲、短篇故事和長篇白話小說等活文學。 我指出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候，一個活文學便已在中國的地平在線出現了。 不幸的是在［明代］仿古文學再度出現之時，這個文學革命受到了挫折和限制。 所以我說，如果這一個趨勢未受到人為的故意的限制和壓抑的話，一個中國文學革命便可能早已出現了。 ［其光彩］足以和促成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但丁（Dante）、領導英國文學興起的喬叟（Chaucer）和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現代德文翻譯《聖經》而開始的現代德國文學等相媲美［亦未可知］。
在1916年的春天，我對中國文學史已得到一個新認識和新觀念--中國文學不是個一成不變的東西，它是一連串的有著生氣勃勃的變動。 我把這些變動叫作"革命"。 遠在元代我們已經看出白話文學的興起。 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極其重要的。 我並且也得出另外一個有關現代文學的結論。 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那唯一可以被稱為活文學的作品便是"我佛山人"（吳趼人）、"南亭亭長"（李伯元）和"洪都百煉生"（劉鶚）等人所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官場現形記》、《九命奇冤》和《老殘遊記》⑩。
所以在1916年的春季，我就寫了一些比較完備的有關我對中國文學史的概念的大綱。 我指出在中國文學史裡面，便曾經有過好多次的"文學革命"。 自"三百篇"而下，三千年來中國詩歌的流變之中，便有過一連串的革命。 有的漸進的，有的卻也相當激進。 在老子和孔子以後所逐漸發展的散文，也是如此。
對這項歷史的研究我特別重視中國戲曲、短篇故事和長篇白話小說等活文學。 我指出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候，一個活文學便已在中國的地平在線出現了。 不幸的是在［明代］仿古文學再度出現之時，這個文學革命受到了挫折和限制。 所以我說，如果這一個趨勢未受到人為的故意的限制和壓抑的話，一個中國文學革命便可能早已出現了。 ［其光彩］足以和促成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但丁（Dante）、領導英國文學興起的喬叟（Chaucer）和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現代德文翻譯《聖經》而開始的現代德國文學等相媲美［亦未可知］。
在1916年的春天，我對中國文學史已得到一個新認識和新觀念--中國文學不是個一成不變的東西，它是一連串的有著生氣勃勃的變動。 我把這些變動叫作"革命"。 遠在元代我們已經看出白話文學的興起。 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極其重要的。 我並且也得出另外一個有關現代文學的結論。 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那唯一可以被稱為活文學的作品便是"我佛山人"（吳趼人）、"南亭亭長"（李伯元）和"洪都百煉生"（劉鶚）等人所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官場現形記》、《九命奇冤》和《老殘遊記》⑩。
革命的導火線(5)
那時我還填了一首詞［"沁園春"，題目叫《誓詩》］。 在這首詞裡我便高呼"詩學革命"了。 我
坦白地指出："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那年的夏季我去俄亥俄州的克里弗蘭城參加"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來回都要路過綺色佳［在那裡一共
住了八天］，因而和在那裡度暑假的老朋友任叔永（鴻雋）、唐鉞（擘黃）和後來中央研究院發起人之一的楊杏佛（銓）重敘舊交。 我們討論了中國各方面的問題，尤其是有關文學方面。 在這兩次訪問之後，我在日記裡記著我們討論中的幾個項目。 這幾項也很準確地總結出我自己對這些問題的主張。 所以在這裡我也把它念出來，做個英文記錄：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
三、白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當然啦，現在我也了解，所謂"俗"vulgar，其簡單的意義便是"通俗"，也就是能夠深入群眾。它和"俗民"folk一字，在文學上是同源的）。
四、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 凡言要以達意為主，其不能達意者，則為不美。
五、凡文言文之所長，白話皆有之。 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文未必能及之。
六、白話並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文言文之進化，其進化之跡，略如下述：
1.從單音的進而為複音的。
2.從不自然的文法進而為自然的文法［例如"舜何人也"變為"舜是什麼人"］。 我並且舉出文法上的變化。 多少年後我又特別地寫了一篇論文，來討論［中國］文法的演變。
3.文法由繁趨簡。 由中古文言的多種文法構造，逐漸簡化。 例如人稱代名詞之逐漸簡化。
4.文言文之所無，白話皆有以補充［例如文言只能說"此乃吾兒之書"，但不能說"這書是我兒子的"］。
七、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 白話已產生小說、戲劇、語錄、歌曲、詩詞。
八、以白話小說、故事、戲曲為代表的活文學，可能是中國近千年來唯一真有文學價值的文學。 其非白話的文學，如古文，如科舉專用的八股、筆記等，在世界文學標準中，皆不足與於第一流世界文學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可說又聽得懂。 凡演說、講學、筆記，文言絕不能應用。 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 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台舞台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皆可懂。 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絕不能成為吾國之國語也：半死的文字絕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也。
以上九條是記載在我1916年7月6日的日記之中，很確切地表達了我對策動中國文學革命的中心思想。 這許多嚴肅性的討論，和我後來所做的歷史性的研析，實在只是由於我寫了一首向去哈佛升學朋友的送別詩所引起的小小偶然事件。 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偶然發生的事件往往會產生歷史性的大事［的實例］。
那時還有一樁值得一提的偶然發生的小事，也引起了連鎖性的反應。 其結果竟使我下定決心不寫舊詩，要寫就用活的語言來寫。 就在我記錄上述九條的同時，我又收到一封從綺色佳的來信，信中告訴我說，又有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在綺色佳的凱約嘉湖畔發生了。
原來那年7月8日我的朋友任鴻雋、莎菲陳（衡哲）--她是沃莎女子學院的學生--梅光迪、楊銓、唐鉞等人在［綺色佳］凱約嘉湖上划船，片雲頭上黑，忽然刮起風暴來了。 他們急忙把船向岸邊劃去，但是雨已經下來了，匆忙之中，他們幾乎把船也給劃翻了。 雖然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但是大家都被淋得狼狽不堪。 這件事對這批中國留學生來說，也可算是件險事，所以我的朋友任鴻雋乃寫了一首［《泛湖即事》］詩，附在他給我的信中寄給我要我批評。 那是一首四言古詩。 其中竟用了些陳腐（archaic）的像［《詩經》裡面的］"言"字一類的老字，恰好我年前又曾做過一篇《言字解》的文章［所以我看到他詩裡那些"言棹輕楫，以滌煩疴"，又有"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一類的句子，有點不舒服］。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
三、白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當然啦，現在我也了解，所謂"俗"vulgar，其簡單的意義便是"通俗"，也就是能夠深入群眾。它和"俗民"folk一字，在文學上是同源的）。
四、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 凡言要以達意為主，其不能達意者，則為不美。
五、凡文言文之所長，白話皆有之。 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文未必能及之。
六、白話並非文言文之退化，乃文言文之進化，其進化之跡，略如下述：
1.從單音的進而為複音的。
2.從不自然的文法進而為自然的文法［例如"舜何人也"變為"舜是什麼人"］。 我並且舉出文法上的變化。 多少年後我又特別地寫了一篇論文，來討論［中國］文法的演變。
3.文法由繁趨簡。 由中古文言的多種文法構造，逐漸簡化。 例如人稱代名詞之逐漸簡化。
4.文言文之所無，白話皆有以補充［例如文言只能說"此乃吾兒之書"，但不能說"這書是我兒子的"］。
七、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 白話已產生小說、戲劇、語錄、歌曲、詩詞。
八、以白話小說、故事、戲曲為代表的活文學，可能是中國近千年來唯一真有文學價值的文學。 其非白話的文學，如古文，如科舉專用的八股、筆記等，在世界文學標準中，皆不足與於第一流世界文學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可說又聽得懂。 凡演說、講學、筆記，文言絕不能應用。 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 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台舞台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皆可懂。 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絕不能成為吾國之國語也：半死的文字絕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也。
以上九條是記載在我1916年7月6日的日記之中，很確切地表達了我對策動中國文學革命的中心思想。 這許多嚴肅性的討論，和我後來所做的歷史性的研析，實在只是由於我寫了一首向去哈佛升學朋友的送別詩所引起的小小偶然事件。 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偶然發生的事件往往會產生歷史性的大事［的實例］。
那時還有一樁值得一提的偶然發生的小事，也引起了連鎖性的反應。 其結果竟使我下定決心不寫舊詩，要寫就用活的語言來寫。 就在我記錄上述九條的同時，我又收到一封從綺色佳的來信，信中告訴我說，又有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在綺色佳的凱約嘉湖畔發生了。
原來那年7月8日我的朋友任鴻雋、莎菲陳（衡哲）--她是沃莎女子學院的學生--梅光迪、楊銓、唐鉞等人在［綺色佳］凱約嘉湖上划船，片雲頭上黑，忽然刮起風暴來了。 他們急忙把船向岸邊劃去，但是雨已經下來了，匆忙之中，他們幾乎把船也給劃翻了。 雖然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但是大家都被淋得狼狽不堪。 這件事對這批中國留學生來說，也可算是件險事，所以我的朋友任鴻雋乃寫了一首［《泛湖即事》］詩，附在他給我的信中寄給我要我批評。 那是一首四言古詩。 其中竟用了些陳腐（archaic）的像［《詩經》裡面的］"言"字一類的老字，恰好我年前又曾做過一篇《言字解》的文章［所以我看到他詩裡那些"言棹輕楫，以滌煩疴"，又有"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一類的句子，有點不舒服］。
革命的導火線(6)
我反對我的朋友把這些陳腐的文字和現代語言夾在一起。 所以我寫信給叔永說他的詩不好，因為他的詩裡"文字殊不調和"！ 任君不服，特別是對我所說的"三千年前之死語"，更感到憤憤不平，因而我們就辯論起來了。 但是更有趣的一點倒不是我詩人朋友任君的強烈抗議，而是另一位哈佛朋友梅君，路見不平來拔刀相助，寫了一封十分激動的信向我反擊。
這時的梅覲莊正受了他那位保守派文學批評老師白壁德教授的影響，所以我的一切激進他都反對到底。 他認為語言必須經過第一流的詩人加以鍛煉，才能成為詩的語言。 ［他堅持］文學的文字--尤其詩的文字--一定要由第一流的詩人和美術家加以美化，才能成為詩之文字。 據此，他便對我的觀念大加撻伐。
梅君這種變化實在是很有趣的。 他的保守主義和激動的評語使我大為欣賞，所以我坐下來寫了一首老長的、約有一百句的滑稽打油詩加以奉答。 這是我生平所寫的最長的一首詩。 開頭我描寫老梅大發脾氣，接著我又討論了一些死文字和活文字不同之點。 我舉了許多例子開玩笑地來駁掉他"文字哪有死活"的理論。 我特別提出了他所說的文字必須經過詩人、美術家長期鍛煉那一點來駁他，我說這正是我所想做的。 我覺得我們這批當代的詩人和作家正應該把這些所謂俗語俗字"鍛煉"起來，提高它們的地位，把它們提到詩歌文學裡來。
我這首打油詩（burlesque）引起了康乃爾的任君和哈佛的梅君大發雷霆，因而他二人皆复信取笑我企圖作白話詩。 但是我在他二人的信裡也發現了他二人也有個共同的論調：他二人都承認白話文的生動可以用到許多別的寫作上去，如評話、故事和長篇小說，但是就是不能用在詩裡面。 例如梅君說，文學之中有各種部門。 在小說和民歌裡面，白話是可以用的，但是在高級散文裡--肯定地是在詩裡面--白話千萬用不得。 任君的信上則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
所以我終於得到個結論，那就是我們一年多的討論已逐漸約束到一個中心議題裡來。 這個中心議題便是：白話文用在文學其他任何部門都很適合，就是不能"用之於詩"。 詩一定要用有鍛煉的文字來寫。
這樣一來，則我的朋友們除了"詩"這個堡壘之外，其他方面已經全部向我讓步了。
這時的梅覲莊正受了他那位保守派文學批評老師白壁德教授的影響，所以我的一切激進他都反對到底。 他認為語言必須經過第一流的詩人加以鍛煉，才能成為詩的語言。 ［他堅持］文學的文字--尤其詩的文字--一定要由第一流的詩人和美術家加以美化，才能成為詩之文字。 據此，他便對我的觀念大加撻伐。
梅君這種變化實在是很有趣的。 他的保守主義和激動的評語使我大為欣賞，所以我坐下來寫了一首老長的、約有一百句的滑稽打油詩加以奉答。 這是我生平所寫的最長的一首詩。 開頭我描寫老梅大發脾氣，接著我又討論了一些死文字和活文字不同之點。 我舉了許多例子開玩笑地來駁掉他"文字哪有死活"的理論。 我特別提出了他所說的文字必須經過詩人、美術家長期鍛煉那一點來駁他，我說這正是我所想做的。 我覺得我們這批當代的詩人和作家正應該把這些所謂俗語俗字"鍛煉"起來，提高它們的地位，把它們提到詩歌文學裡來。
我這首打油詩（burlesque）引起了康乃爾的任君和哈佛的梅君大發雷霆，因而他二人皆复信取笑我企圖作白話詩。 但是我在他二人的信裡也發現了他二人也有個共同的論調：他二人都承認白話文的生動可以用到許多別的寫作上去，如評話、故事和長篇小說，但是就是不能用在詩裡面。 例如梅君說，文學之中有各種部門。 在小說和民歌裡面，白話是可以用的，但是在高級散文裡--肯定地是在詩裡面--白話千萬用不得。 任君的信上則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
所以我終於得到個結論，那就是我們一年多的討論已逐漸約束到一個中心議題裡來。 這個中心議題便是：白話文用在文學其他任何部門都很適合，就是不能"用之於詩"。 詩一定要用有鍛煉的文字來寫。
這樣一來，則我的朋友們除了"詩"這個堡壘之外，其他方面已經全部向我讓步了。
革命的導火線(7)
［為攻克這最後一個堡壘］我開始用的戰術是把他們反對我的原因排個隊。 第一，從來沒有詩人用俗語俗字作過詩。 ［在中國詩詞中］我只能找到一首--甚或一首中的幾句--是用白話文寫的。 所以使他們振振有詞的原因，是白話詩的數量太少。 第二，也是他們更能言之成理的，則是從來沒有中國作家認真著實用白話來做詩作文。 詩人們最多是興之所至，在他們的作品中偶用白話，或者一詩之中偶寫數行白話而已。 他們就對白話有一種下意識的鄙棄，從來沒有認真地用白話做詩。 因而我想我如果要說服我的朋友們，使他們相信白話也可以做詩的話，那我只有以身作則，來認真嘗試用白話作詩。 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在1916年的7月底，我便向我這些朋友寫信說，白話也可以做詩，雖然以往沒有太多的白話詩，今後則可以多寫，寫得它多彩多姿。 所以今日當務之急，便是我們自己認真著實從事寫作"白話詩"的試驗。 縱 使我們失敗一二次，乃至無數次，我們還是可以不斷地試驗下去，試驗到最後證明白話究竟能不能做詩為止，因此在7月26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吾友任君， 說："……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絕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 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接著我又說：
我自信頗能以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於韻文。 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 倘數年之後，竟能用白話作文做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詩文，頗似新闢一文學殖民地。 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 然我去誌已決。 公等假我數年之期。 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
所以在1916年7月底8月初，我就決定不再寫舊詩詞，而專門用活的語言文字來寫白話詩了。 在我還沒有寫出幾首白話詩之前，我已決定把我下一個詩集定名為《嘗試集》了。
這個詩集的名字也明顯地表示出我是受杜威實驗主義的影響，把實驗主義的哲學理論應用到文學改良運動上面來。 "實驗主義"告訴我，一切的理論都不過是一些假設而已；只有實踐證明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同時要證明一個理論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這個理論在實際運用上牽涉各種情況，然後在實驗中觀察這一特殊理論是否能解決某一問題的初步困難，從而進一步找出一個原來所要尋找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的以白話文為活文學這一理論，便是已經在小說、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學］領域裡，得到實際證明的假設。 剩下的只是我的詩界朋友們所設想的韻文了。 這剩下的一部分，也正是我那時建議要用一段實際試驗來加以證明或反證的。
在1916年的7月底，我便向我這些朋友寫信說，白話也可以做詩，雖然以往沒有太多的白話詩，今後則可以多寫，寫得它多彩多姿。 所以今日當務之急，便是我們自己認真著實從事寫作"白話詩"的試驗。 縱 使我們失敗一二次，乃至無數次，我們還是可以不斷地試驗下去，試驗到最後證明白話究竟能不能做詩為止，因此在7月26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吾友任君， 說："……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絕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 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接著我又說：
我自信頗能以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於韻文。 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 倘數年之後，竟能用白話作文做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詩文，頗似新闢一文學殖民地。 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 然我去誌已決。 公等假我數年之期。 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
所以在1916年7月底8月初，我就決定不再寫舊詩詞，而專門用活的語言文字來寫白話詩了。 在我還沒有寫出幾首白話詩之前，我已決定把我下一個詩集定名為《嘗試集》了。
這個詩集的名字也明顯地表示出我是受杜威實驗主義的影響，把實驗主義的哲學理論應用到文學改良運動上面來。 "實驗主義"告訴我，一切的理論都不過是一些假設而已；只有實踐證明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同時要證明一個理論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這個理論在實際運用上牽涉各種情況，然後在實驗中觀察這一特殊理論是否能解決某一問題的初步困難，從而進一步找出一個原來所要尋找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的以白話文為活文學這一理論，便是已經在小說、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學］領域裡，得到實際證明的假設。 剩下的只是我的詩界朋友們所設想的韻文了。 這剩下的一部分，也正是我那時建議要用一段實際試驗來加以證明或反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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