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
(跋日本京都堀川興聖寺藏北宗惠昕本《壇經》印本)
去年十月我過日本橫濱,會見鈴木大拙先生,他說日本有新發現的北宋本《六祖壇經》。後來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鈴木先生寄贈的京都堀川興聖寺藏的《六祖壇經》的影印本一部。此本為昭和八年 (民國二十二年 1933) 安宅彌吉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鈴木大拙先生的「解說」一小冊。
興聖寺本為翻刻宋本,已改原來每半頁七行之摺帖式為每全頁二十一行之方冊本。但原本之款式完全保存,不過合併三個半頁為一全頁而已。每行二十二字。全書分二卷,上卷六門,下卷五門,共十一門。
末頁有興聖寺僧了然墨筆兩行跋,第一跋云:
慶長四年(1599)五月上中旬初拜誦此經伺南宗奧義了次為新學加朱點而已 了然志之
第二跋云:
慶長八年(1603)三月朔日至八日一遍拜讀之次加和點了 記者同前
鈴木先生說,慶長四年到今年(去年),已有三百三十四年了。
此本前面有手鈔《六祖壇經‧序》看其筆跡,似是了然所補鈔。序文二十七行半,不分段,首行云:
依真小師邕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述。
而序末題云:
紹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右奉議郎權通判蘄州軍州事晁子健記。
細分析之,這裏本是兩篇序,了然誤合為一。
第一篇為惠昕序,共一百六十一字:
原夫真如佛性,本在人心。心正則諸境難侵,心邪則眾塵易染。能止心念,眾惡自亡。眾惡既亡,諸善皆備。諸善要備,非假外求。悟法之人,自心如日,遍照世間,一切無礙。見性之人,雖處人倫,其心自在,旡所惑亂矣。故我六祖大師廣為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後來,同見佛性云。
第二篇是晁子健的後記,共二百八十二字:
子健被旨入蜀,回至荊南,於族叔公祖位見七世祖文元公所觀寫本《六祖壇經》,其後題云:「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以至點句標題,手澤具存。公歷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引年七十,累章求解禁職,以太子少保致仕,享年八十四。道德文章具載國史。冠歲過道士劉惟一,訪以生死之事。劉曰:「人常不死。」公駭之。劉曰:「形死性不死。」公始寤其說。自是留意禪觀,老而愈篤。公生平所學,三教俱通。文集外,著《昭德編》三卷,《法藏碎金》十卷,《道院 集》十五卷,《耄智餘書》三卷,皆明理性。晚年尚看《壇經》孜孜如此。又子健來佐蘄春郡,遇太守高公世叟,篤信好佛,一日語及先文元公所觀《壇經》,欣然 曰:「此乃六祖傳衣之地,是經安可闕乎?」乃用其句續,鏤版刊行,以廣其傳。《壇經》曰:「後人得遇《壇經》,如親承吾教。若看《壇經》,必當見性。」咸 願眾生,同證此道。
據此兩序,可知此本的底本是惠昕所改定的兩卷十一門的本子。惠昕自記改定此書的年月為「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鈴木先生推想此「丁卯」應是宋太祖乾德五年(西曆967)但他不能證實此說。按蕤賓為五月;二十三日辛亥,則此月荊為己丑。我檢查陳垣的《廿史朔閏表》,只有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有五月丑朔,故可斷定惠昕改定二卷十一門是乾德丁卯的事(967)。此本的祖本是十世紀的寫本,距離那敦煌寫本應該不很遠了。
晁子健序中所說「七世祖文元公」,即是晁公武(字子止)《郡齋讀書志》自序中「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為業者七世」的文元公,即是晁迥,是北宋前期大文家,他死後諡「文元,」《宋史》(卷三○五)有傳。《宋史》所記與晁子健所述略同。(《耄智餘書》,《宋史》耄作耆。)《宋史》所記也有可供此 本考證的。本傳說:
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
子宗愨為知制誥,侍從,同預宴。
據畢沅《續衷鑑》卷三十八,晁宗愨知制誥是在天聖九年(1031)正月;太清樓賜宴在同年閏十月。據此可知他八十一歲正是天聖九年。此本的原寫本 有晁迥自題「時年八十一,第十六次看過」的話,題字之年(1031)和惠昕改訂之年(967)相隔只有六十四年,也可以說是十世紀的寫本。
我們現在可以稱此本的原刻本為南宋紹積二十三年(1153)蘄州刻本,刻本所據的寫本為北宋天聖九年(1031)晁迥八十一歲時第十六次看過的十世紀寫本;而其祖本為北宋乾德五年(967)惠昕改訂為兩卷十一門的寫本。
這個惠昕改訂為兩卷十一門的本子,是晁迥看過又題過的,是晁子健刻的。刻的年代是紹興二十三年。最可注意的是,在此本刻印的前兩年──紹興二十一年(1151)──晁迥的另一個七世孫,晁子健的堂弟兄,晁公武正寫成他的《郡齋讀書志》的自序。在《郡齋讀書志》的衢州本的卷十六,有這樣的記載:
《六祖壇經》三卷(王先謙校:三,袁州本作二。)
右唐僧惠昕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復有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五十四,轉錄此條如下:
《六祖壇經》三卷。
晁氏曰:唐僧惠眇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後有序。
《通考》之惠眇是惠昕之偽,周希後是周希復之偽。但最可注意的是「三卷」「十六門」兩項,可證衢州本《讀書志》所記不誤。依此看來,在蘄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門本之前,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門的惠昕本在社會上流通了。《讀書志》成於紹興二十一年以前,所以晁子止沒有看見他的從堂兄刻印的他的七世祖文元 公句讀題記的兩卷十一門的惠昕真本。
晁公武的記載使我們知道一件重要事實,就是:在1031年到1151年,在這120年之間,惠昕的二卷十一門《壇經》,已被人改換過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門了。
那部三卷十六門的惠昕本,我們沒有見過,不能下確定的推論。但我們可以推測那個本子也許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契嵩和尚的改本。契嵩的《鐔津文集》裏有郎侍郎的《六祖寶記‧敘》──此序當然是契嵩自己作的,──說契嵩得了一部「曹溪古本」,用來校改俗本《壇經》,勒成三卷。契嵩的「曹溪古本,」我在前幾年已證明即是《曹溪大師別傳》。他所用的「俗本」也許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門,他改定之後,仍用惠昕之名。幸有晁迥句讀本保存到十二世紀中葉,被晁子健刻出來,流傳到日本,保留到如今,使我們知道惠昕的原本是只有十一門分兩卷的。
《壇經》的普通傳本都是契嵩以後又經後人增改過的。現今只有兩個本子是契嵩以前的古本。
一、敦煌的不分卷寫本。
二、北宗初年惠昕改訂二卷十一門本。
這個惠昕真本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
我在《壇經考》裏,曾指出敦煌本慧能臨終的「懸記」被契嵩用《曹溪大師別傳》的懸記來改換了。今檢此惠昕本的臨終懸記,與敦煌本還相同。今抄此本的懸記,而校註敦煌本異文如下:
法海上座問曰:(敦煌本作「上座法海向前言:」)
「和尚(敦煌本作「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直至今 日,抄錄流行,名《法寶壇經記》,汝等守護,度諸眾生,但依此說,是真正法。」(此段話,凡三十七字,敦煌本無)。吾滅度後二十年間,邪法撩亂,惑我正宗,(敦煌本「年間」作「餘年」,「正宗」作「宗旨」。)有一人出來,不惜身命,定於佛法,(敦煌本作「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此下敦煌本有 「正」字)法,弘於河洛,此教大行。若非此人,(以上十二字,敦煌本無。)衣不合傳。」
此條懸記,明指神會獨力攻擊北宗,豎立南宗宗旨的故事。(看《荷澤大師神會傳》,頁253-257,又頁276-282。)此本添「弘於河洛,此教大行,」原意更明顯了。契嵩不知道此段重要歷史,妄依《曹溪大師別傳》,改作如下的懸記:
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依明藏本,今本又都刪去此條懸記了。)
此惠昕本還保存那指神會的懸記,可證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是未經契嵩妄改的古本。
試再舉一個證據。敦煌本法海問:
此頓教法傳受,從上以來,至今幾代?
六祖答詞,列舉七佛以來四十代傳法世系。今將敦煌本,惠昕此本,及明藏本的傳法世系表示如下:
敦煌本 | 惠昕本 明藏本 | 附唐僧宗密所記世系: |
| |
六佛 7釋伽牟尼佛(第七) 8大迦葉 9阿難 10末田地 11商那和修 12優婆掬多 13提多迦
14佛陀難提 15佛陀蜜多 16脅比丘 17富那奢 18馬鳴 19毗羅長者 20龍樹 21迦那提婆 22羅[目+侯]羅
23僧伽那提 24僧伽耶舍 25鳩摩羅馱 26闍耶多 27婆修盤多(天秋) 28摩拏羅 29鶴勒那 30師子比丘 31舍那婆斯 32優婆掘多 33僧迦羅(叉) 34婆須蜜多 35菩提達摩 36惠可 37僧璨 38道信 39弘忍 40 惠能 | 六佛 釋伽(第七) 迦葉 阿難 末田地 商那和修 優婆掬多 提多迦
佛陀難提 佛陀蜜多 脅比丘 富那奢 馬鳴 毗羅尊者 龍樹 迦那提多 羅[目+侯]羅多
僧伽那提 僧伽耶舍 鳩摩羅馱 闍夜多 婆修盤多 摩拏羅 鶴勒那 師子比丘 婆舍斯多 優婆掘多 婆須蜜多 僧迦羅叉 菩提達摩 同 同 同 同 同 | 六佛 釋伽文佛 1迦葉 2阿難
3商那和修 4優婆掬多 5提多迦 6彌遮迦 7婆須蜜多 8佛陀難提 9伏馱蜜多 10脅比丘 11富那夜奢 12馬鳴 13 迦毗摩羅 14龍樹 15迦那提婆 16羅[目+侯]羅多 17僧伽那提 18伽耶舍多 19鳩摩羅多 20闍夜多 21婆修盤多 23鶴勒那 24師子比丘 25婆舍斯多 26不如蜜多 27般若多羅
28菩提達摩 29同 30同 31同 32同 33同 |
1迦葉 2阿難
3商那和修 4優婆掬多 5提多迦 6彌遮迦
7佛陀難提 8佛陀蜜多 9脅比丘 10富那奢 11馬鳴 12毗羅尊者 13龍樹 14迦那提婆 15羅[目+侯]羅
16僧伽那提 17僧伽耶舍 18鳩摩羅多 19闍夜多 20婆修盤陀 21摩奴羅 22鶴勒那夜遮 23師子比丘 24舍那婆斯 25優婆掘 26婆修密 27僧迦羅叉 28菩提達摩 29同 30同 31同 32同 33同 | |
此表最可注意的是敦煌本的印度諸祖與惠昕本全同,所不者只有兩點:
一、敦煌本的舍那婆斯(31),此本作婆舍斯多。
二、敦煌本僧迦羅叉(33)與婆須蜜多(34),此本兩人的次第互倒。證以宗密所記,敦煌本是誤倒的。此本不誤。
此可證此本尚未經契嵩的改竄。(廿八祖的改定,已見《景德傳灯錄》。我當時主張今本《傳灯錄》廿八祖次第與名字,可能都是後人用契嵩來追改道原? 《傳灯錄》無北宋傳本,故此問題不易有定論? 山西趙城出現的”金藏”《寶林傳》的二十八祖已與《傳灯錄》相同了,很可能的,晚唐時代已有人改訂二十八祖了。適之──四九、二、五夜)契嵩作《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及《傳法正宗定祖圖》,於嘉祐六年(1061)進上;次年(1062),奉仁宗旨,收入藏經內,他的重要改定,是
一、改舊世系的第三十三人婆須蜜多為第七祖。
二、刪去舊世系的第三十二人優波掘多,因為他知道優波掘多即是前面的第十二代優婆掬多。
三、刪去舊世系的第三十四人僧迦羅叉,因為僧迦羅叉(即僧伽羅剎)的年代太分明了,不容易接上菩提達摩。契嵩自稱根據僧祐的《出三藏記》所收的 薩婆多部世系,而僧祐所記僧伽羅叉在第二十九,而弗若蜜多(契嵩的不若蜜多)在第四十九。所以他不能不刪去僧伽羅叉了。(僧伽羅叉的年代,我曾考定為西曆紀元二世紀的人;看《胡適文存》三集,頁四一二以下。)
四、他刪去了師子下面的四個人,改定為三人:
婆舍那多(此是依惠昕本改的)
不如蜜多(此即《出三藏記》的弗若蜜多)
般若多羅(此即《出三藏記》的不若多羅)
五、敦煌本與惠昕本皆無彌遮迦一人,而中唐宗密所傳世系已有此名,大概唐人所傳世系,或有末田地而無彌遮迦,或有彌遮迦而無末田地,不是契嵩添入的。
我從前疑心舍那婆斯之改為婆舍斯多,也是契嵩幹的事。今見惠昕本已這樣改了。舍那婆斯即是商那和修,他在僧祐《出三藏記》的薩婆多部世系表裏,列在第四,在末田地之下,優婆掬多之上,正當舊表之商那和修。故惠昕本已改為婆舍斯多。此名不見于唐人所傳各表中,亦不見于日本所存各表中,大概是惠昕捏造的,而契嵩沿用此名。這更可證我上文說的契嵩所用「俗本」即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門本。
惠昕本雖已改換了舍那婆斯一名,但其餘各祖都與敦煌本相同,這又可見此本之近古了。
但用此本與敦煌本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惠昕已有很大的改動,已有很多的增添了。上文引慧能臨終的懸記,已可見惠昕增添了許多字句。惠昕自序說:
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
可見他不滿意於古本。但他不曾說明他知何改動。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話,好像他的改定是刪繁為簡。試比較敦煌本與此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後來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還不很多,不過兩千字罷了。今試表《壇經》各本的字數,作一個比較:
一、敦煌本──────────12,000字(實止有11500字)
二、惠昕本──────────14,000字 (實有15200字,多出3700字左右)
三、明藏本──────────21,000字
這可見惠昕加了不過二千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九千字了。這個比較表雖是約略的計算,已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膽真可令人駭怪了。
我們試取一段,用這三本的文字作一個對勘表:
敦煌本 | 惠昕本 | 明藏本: |
| |
大師欲更共議,見左右在旁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惠能,令隨眾作務。
---------- 時有一行者遂差惠能於確坊踏確,八個餘月。
| 大師欲更共惠能久語,且見徒眾總在身邊,乃令隨眾作務。惠能啟和尚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常是福。未審和尚教作何務?」五祖言:「這 根性大利。汝更勿言,且去後院。」
----- 有一行者差惠能破豺踏確,八個餘月。五祖一日忽見惠能,言:「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知之否?」惠能言:「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
| 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常是福。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 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
----- 有一行者差惠能破豺踏確,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 |
我們看這種對勘,可知惠昕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而契嵩以後多沿用他的改本。(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略有元朝和尚宗寶增入的部分。我另有考。)倘使我們不見敦煌古本與惠昕本,這種後世增改的痕跡就不容易考出了。
惠昕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刪節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分的次第的地方。
惠昕增添的地方都是很不高明的;但他刪去的地方都比原本好的多。如惠能的心偈,敦煌本有兩首,惠昕本刪併為一首。又如敦煌本惠能臨終時,誦 「先代五祖傳衣付法頌,」自達摩至惠能,六人各有一頌,又續作二頌,共八頌,都是很惡劣的偈頌。惠昕本只存達摩一頌,惠能一頌,共刪去了六頌。這些地方, 雖然都是改變古本面目,在文字技術上卻是一進步。
他改變原本各部分的次第,是在惠能說法的部分。他論坐禪兩段之後的各部分,此本與敦煌本的次第不同,比較如下:
敦煌本 惠昕本
(1)說自性三身佛 (1)增添「傳自性五分法身香」一段
(凡二百十一字,為敦煌本所無。)
(2)發四弘誓願 (2)無相懺悔
(3)說無相懺悔 (3)四弘誓願
(4)說無相三歸依戒 (4)無相三歸依戒
(5)一體三身自性佛
這種改動,大概是因為惠昕添入了「傳香」一大段,故移「懺悔」一段到前面去,又改移其他各段落,先傳香,次懺悔,次發願,次傳無相戒,次說自性三身佛。這個順序確是稍勝于原來的次第。後來各本都依惠昕改本。此又可證契嵩改本所用的本子是惠昕的改本。
最後,我們要指出惠昕本與敦煌本的跋尾的異同。敦煌本跋尾云:
此《壇經》,法海上座旡常,付同學道際;道際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如付山法,須德(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經以為衣(依)承,於今不絕。
惠昕本跋尾云:
洎乎法海無常,以此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現也。
兩本的傳授如下表:
(敦煌本)法海
└道際──悟真
(惠昕本)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圓會
我們看了這兩個不同的跋尾,可以作怎麼樣的解釋呢?我想,我們可以得這樣的結論: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這個祖本大概成於神會和尚未死之前。神會在滑臺大雲寺開始攻擊神秀門下的大師,宣傳慧能的「頓宗」教義,樹立「南宗」宗旨,是在慧能死(713)後二十餘年內的事。此經內有此事的預言,故其製作至早當在開元(713-741)晚年,或天寶(742-755)初年。我們假定此經作 於天寶年間神會在東京(洛陽)最活動的時代,(神會在東京當天寶四年至十二年,745-753),約當西歷745。此經大概是神會做的(詳考見《荷澤大師神會傳》,頁282-290),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於一個已死了的同學法海;又說此本由法海傳給同學道際,道際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受此法」。這就是說,當此祖本傳寫時,悟真還活著。法海與道際為同學,為慧能下一代;悟真為第二代。慧能死在713年,神會死在760年。神會活了93歲,他盡可以和他的師姪悟真同時,──假定真有法海、道際、悟真三個和尚的話。敦煌本所記此本的傳授不過兩代三人,可見此本的祖本傳寫時還在神會的時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昕本所記傳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還有一個圓會;悟真之上兩個傳人與敦煌本不同,這一點應該如何解釋呢?我想,這也許是 因為惠昕本的《壇經》傳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維的碑銘,又提到「元和十一年(816)詔追諡曰大鑒師師,事具劉禹鍚碑。」這些事實都不是《壇經》最可本所能有的。王維作《能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三二七)是神會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會,遇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托。……
「猶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證此碑作在神會被御史盧弈彈劾,或已被貶逐的時候(天寶十二年,753),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壇經》已寫成之後,所以敦煌本只說「韶州剌史韋據立碑,至今供養,」──其實並無此碑──而不曾提到王維的碑文:這是一證。王維碑內提起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慧能和他辨論,而《壇經》敦煌本不提此事:這是二證。碑文中說「則天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這是三證。但惠昕改本卻不但用了王維的碑文,並且提到劉禹錫的碑文了,元和追諡已在慧能死後一百零幾年,所以舊本裏的兩代三個《壇經》傳人是不夠的了。所以惠昕改了這個傳世系, 從兩代三人改為五代五人,可以夠一百零幾年了。我們可以推斷惠昕所見的原本,其跋尾的傳經人也只是法海、道際、悟真三個,悟真一名還可以保存他當時增改的痕跡。
總之,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為「去古未遠」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的那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那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後的人增改的。
二十三,四,五夜改定稿。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