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雜憶 (唐德剛)

讀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1926 指出唐德剛的胡適參加哥倫比亞博士畢業典禮的回憶與史實衝突
我想唐的問題是不知道可以選擇"不參加典禮"
事實上 第一冊就指出 唐著的錯誤不勝枚舉 譬如說 江冬秀屬虎 不是唐說的屬兔.....


胡適雜憶 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9*

胡適雜憶（增訂本），唐德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胡適雜憶 作者：唐德剛作品集/著出版社：遠流出版日期：2005年


**目錄
周策縱先生序
夏志清先生序
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
「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政治
三分洋貨．七分傳統
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
「新詩老祖宗」與「第三文藝中心」
傳記．史學．行為科學
國語．方言．拉丁化
「我的朋友」的朋友
較好的一半
歷史是怎樣口述的？
曹雪芹底"文化衝突"
佛光山座談教外禪機
附錄：
論"轉型期"與"啟蒙後"
胡適與"中國文藝復興運動"
胡適父親胡鐵花先生無頭疑案
"爭議"再議
曹氏三代為清室絲官淺說
中國郡縣起源考 (附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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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周策縱先生序
夏志清先生序
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
「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政治
三分洋貨．七分傳統
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
「新詩老祖宗」與「第三文藝中心」
傳記．史學．行為科學
國語．方言．拉丁化
「我的朋友」的朋友
較好的一半
歷史是怎樣口述的？
附錄：論胡適的詩──論詩小札之一／周策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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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雜憶》原是唐德剛教授在撰錄《胡適口述自傳》之餘，打算自寫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筆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牽惹到的無數問題與糾葛，幾乎無 所不談，談無不痛快，一寫就是一、二十萬言，結果「頭」大不掉，不能印在書前，序文成了專書，獨立出版。且不論二人同寓紐約期間深厚的「忘年之交」，即憑 唐德剛教授自己的「職業」、「訓練」和「娛樂」，他實在是為胡適作評傳最理想的人選。本書最大的特色即是憑唐德剛教授的回憶和當年自己日記上的紀錄，給胡 適先生留了一個最忠實的晚年寫照。
本書不止是篇回憶錄，它暢談歷史、政治、哲學、文學、文字學，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比起 《李宗仁回憶錄》來，更令人見到唐德剛才氣縱橫、博學多智的這一面。由於唐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 妙趣橫生。在這裏他把胡適寫得生龍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裝飾什麼英雄超人。他筆下的胡適只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錯誤和缺點的真實人物。讀了 唐德剛的胡適，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語談辯，不知夜之將盡，人之將老，也在胡適裏找得到唐德剛。

●作者介紹 唐德剛，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 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 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 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 清七十年》和《袁氏當國》（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TOP--

●他序 □周策縱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剛教授前些時告訴我， 他在撰錄胡適之先生口述歷史之餘，打算自寫一篇「短序」。我聽了一心想到我們時常在紐約十八層高樓高談闊論，一談就不知東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 著看他這序會怎麼短法。果然在《傳記文學》裏見他下筆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牽惹到了的無數問題與糾葛，幾乎無所不談，談無不痛快。我正在連續欣賞，大過其 癮，還幸災樂禍；不料突然收到他的來信，說現在真是沒空，必須結束了，而劉紹唐先生急於要把他這已長達十餘萬言的「短序」出版成專書，他自己實在不能再為 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來拉伕。這確實是晴天霹靂，使我不免有大禍臨頭之感。 大家都知道，從前蔣方震先生寫了一冊《歐洲文藝復興史》， 要梁啟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寫就是數萬言，與原書一般長，結果「頭」大不掉，不能印在書前，序文成了專書《清代學術概論》，獨立出版，反而要蔣方震來為 這「序」寫了一序。這樣看來，德剛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傳招惹出來的，這「序」的序，本來應該請胡先生來寫纔算合史例，纔能了卻這件公案。但上海 靈學會既已不存，那就只好讓牽著黃牛當馬騎罷。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經對胡先生說過：「你以前曾對梁任公說：晚清今文學運動對思想界影響很大，梁先生既然曾 經躬與其役，應該有所記述。後來任公便寫了《清代學術概論》那冊書。現在我要說，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學運動，對中國近代思想社會的影響，比今 文學運動恐怕更大更深遠，你也是躬親其役的人，你也應該把這幾十年來的思想潮流，做一番全盤的、徹底的、有系統的敘述、檢討和批判，寫一冊《五四時期思想 學術概論》，纔算適合大眾和時代的需要。」胡先生聽了直望了我一眼，笑著說：「你這話很對，現在一般人對這一時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誤解的很多。我將來也許 要寫些東西來澄清一下。不過你們年輕一代責任更大了，總結、檢討、批判還要你們來做。」後來他還要我代他找一些資料。不幸胡先生以後未能如願寫出這書來。 現在德剛這篇「序」，也許可說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輕一代做出檢討批判的一部分。這樣說來，唐「序」便有點像我所提議的那種「概論」的引子，而我這篇 「序」的序，也就不是毫無關係了。 我想讀者都會同意，唐德剛教授在這裏把胡適寫得生龍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裝飾什麼英雄超人。他筆下的胡適 只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錯誤和缺點的真實人物。這作法承襲了古今中外傳記文學的優良傳統。中國第一個最出色的傳記文學家司馬遷早就用好的例 子教導了我們。他筆下的人物多是活的、立體的、可愛可佩的、可嗔可斥的，或可憐可笑的，但沒有使你打瞌睡的。在西洋，像鮑斯威爾的《強生博士傳》，主角也 是活生生的，還在強生裏找得到鮑斯威爾。讀了德剛的胡適，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語談辯，不知夜之將盡，人之將老，也在胡適裏找得到唐德剛。 當 然，我們不必要同意作者所說的一切。因為我知道，他所提倡的，正是要大家各自去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他如能引起你多去想一想，那他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一大半 了。至於你做出什麼結論，那只是你自己的事。不論如何，他和他的朋友們，原先是白馬社的也好，《海外論壇》月刊社的也好，至少包括我自己，大概都會拍手叫 好的。 大凡文字寫得最美最生動的，最難同時得事理的平實，因為作者不能不有藝術的誇張。這在王充的《論衡》裏便叫做「藝增」。德剛行文如行 雲流水，明珠走盤，直欲驅使鬼神，他有時也許會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們不可因他這滔滔雄辯的「美言」，便誤以為「不信」。德剛有極大的真實度，我們最 好在讀他所說某一點時，再看看他在另一個所在說了些什麼，要看他如何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盡情極致、窮態裝妍地描繪和辯論，如此，你纔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 意。德剛的「藝增」運用在不同的角度，這是他最好的絕招和自解。 德剛不信神鬼，也不怕神鬼，所以他敢說自己要說的話。你看他能「批孔」，也 能尊孔，更能尊、能批要隻手打倒或支持孔家店的好漢。不但如此，還敢尊、敢批「周公」！因此不論你同意不同意他，德剛這獨行俠的高風傲骨不能不令人欽佩。 他能替胡先生打抱不平，多已在胡死後，這點已不容易。更難得的是，他既不掩飾事實，又能恕道處理胡先生的某些白璧微瑕。我個人已受益不淺，我在給他的信裏 指出胡先生新詩某些文字上的缺失，不免誇大，這固然只是友朋間的閒談，但真有點像「詩律傷嚴近寡恩」了。在另一方面，我卻素來不曾認為五四時代是「時無英 雄，遂使孺子成名」；相反的，我嘗說，五四時代產生的人才濟濟，比任何別的短時期可能都多些。德剛指出胡先生用「素斐」做他女兒的名字可能是紀念陳衡哲女 士，這點確已補充了我之不及；至於胡先生那首詩是否也意味著陳女士在內，我看不能無疑，如是這樣，他恐怕就更不合情理了。德剛對這點似乎有進一步「求證」 的必要。 我在前面已說過，胡適之先生一生牽惹的問題與瓜葛已非常多，而德剛對他的娓娓描述和檢討，不能不更多面和更複雜。胡適已經是中國近 代史上一個箭垛式人物，德剛現在真實地把他畫得多采多姿，人們也許更會把他當成活箭垛了。如果我這裏再提出一些與胡適有關的問題來討論，那這篇「短序」的 短序可能也要變成專書，豈不又要德剛來替我寫序？想來想去，時不我與，這種序還是讓讀者諸君來寫了，這也正如胡先生所說的，要年輕的一代來檢討批判罷。我 想這也正是唐德剛教授寫作的初意，我便帶著這個期望，把這津津有味的好書鄭重推薦給讀者。 周策縱 一九七八年七月於美國威斯康辛陌地生之棄園 □夏志清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剛 《胡 適雜憶》，原題「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曾在《傳記文學》上連載了十期（第一八三～一九三期）。每期航郵寄來，我總先把《回憶》讀了，才去拆看其他 的報章雜誌。記得讀完第一章，實在興奮，當晚就寫信給唐德剛、劉紹唐，向二位好友致賀：這樣文筆生動而饒有趣味的回憶錄實在難得在國內雜誌上見到的。翌晨 授「中國現代文學」這門課，也不顧當天應講的題目，先講兩則胡適之太太的故事給學生聽。我同胡老太太僅有兩面之緣，但讀了這兩則故事（大叫一 聲"GO！"，嚇退「大黑賊」返國定居前，囑附德剛、王紀五二人搬運她那隻笨重的舊床到新澤西州碼頭），真覺得德剛兄把她寫活了。 《胡適雜 憶》我特別愛讀，當然不僅因為德剛兄記載了好多有關胡氏夫婦的掌故。一九六二年暑期我搬居曼哈頓後，即同德剛交識，對他的學問見識早已佩服。祇可惜他封筆 了二十年，近兩年來才能看到他的長篇撰述（德剛整理的另一部稿子：《李宗仁回憶錄》，連載香港《明報月刊》，已一年有半）。《胡適雜憶》不止是篇回憶錄， 它暢談歷史、政治、哲學、文學、文字學，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比起《李宗仁回憶錄》來，更令人見到德剛才氣縱橫、博學多智的這一面。胡適自承 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hobby）。德剛十幾歲時即已圈點了一遍《資治通鑑》，在哥大研究院主修美國史、西洋 史，近年來一直在紐約市立學院主講中國史、東亞近代史，「歷史」自是他的「職業」。他中西哲學的底子當然比不上胡適，但他受過「社會科學」這方面的嚴格 「訓練」。本書引錄了好幾首德剛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期寫的新詩、舊詩，表示他同留學生胡適一樣，功課愈忙碌，愈感到有寫詩、同朋友酬唱詩詞的需要：「文學」 也是他的「娛樂」。且不論二人同寓紐約期間深厚的「忘年之交」，即憑德剛自己的「職業」、「訓練」和「娛樂」，他實在是為胡適作評傳最理想的人選。 同胡適一樣，唐德剛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詩詞寫得更好。《胡適雜憶》出版後，我想他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且舉一個小例為證： 可 別小視「跑龍套」！紐約市有京戲票房五家之多。平時公演，粉墨登場，鑼鼓冬倉，琴韻悠揚，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龍套」一出，則馬腳全露。那批華洋混編的 「龍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寧死EF好不熱鬧！筆者在紐約看國劇，最愛「龍套」，因為它能使你笑 得前仰後合，煩惱全消！ 引文下半節，可說是段韻文（跑、鬧、套、消），但若在「有的各『跑』其『跑』」下面跟著就寫「好不熱 鬧」，同韻字太多，讀起來反而單調。德剛在「各『跑』其『跑』」下面，添了兩句三字經──「不自由，毋寧死……」，真可謂是神來之筆。這種寫法，全憑作者 一時的靈感，和聯想的豐富。凡在紐約市看過票房演出京戲的，讀這段文字，想都會出聲大笑的。 但看來是遊戲文字，「龍套」在本書七十二節裏是 一個「有機」的譬喻（metaphor）。有博士學位的人才能在學術舞臺上「井井有條」的跑龍套，沒有博士「訓練」的教員，跑跑龍套也會出洋相的。但真正 在京劇、學術舞臺上唱「大軸」的，如梅蘭芳、胡適二人，倒不一定是「科班出身」。德剛二十六年前寫的成名作是〈梅蘭芳傳稿〉，所以既提到了「龍套」，他會 把梅、胡二博士的名字聯在一起。最近重讀〈梅蘭芳傳稿〉，我也同胡先生一樣，覺得「稍嫌渲染」，文筆太濃艷一點，雖然德剛兄的確參閱了不少資料，尤其關於 梅氏美國演出的那段史實。封筆二十年後，文章的境界雖然大為提高，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聽，我覺得十分可喜。 五十年代的胡適 《胡 適雜憶》我讀來特別有親切之感，因為書中提到好多五十年代身在紐約的中外人士，這些人我來哥大後大半也認識。德剛為德國老教授魏復古（Karl Wittfogel）、日文老講師角田柳作這兩位突出人物畫像，一點也沒有「渲染」，真可謂呼之欲出。「『新詩老祖宗』與『第三文藝中心』」這一章專介紹 德剛「白馬文藝社」裏的朋友，「新詩老祖宗」反而屈居配角，可能會有讀者覺得喧賓奪主，不太合傳記文學的體例。但事實上，胡適自己在《四十自述》、《留學 日記》二書裏也講起他好多朋友，抄錄了他們的詩詞酬唱之作。蟄居紐約期間，他既愛參加白馬社的集會，德剛把社員一一點將，並選錄他們一部分詩作，我認為是 應該的。我們也藉此體會到這前後兩代的留學生處境多麼不同。胡適早期一批詩友－－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朱經農、陳衡哲－－回國後都幹了一番事業。他晚 年結交的那批文藝小友－－唐德剛、周策縱、吳訥孫、周文中、黃伯飛－－雖在美國學術界各有建樹，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教導美國學生；大陸變色，他們不可能回國 大幹一番，真可說是國家的損失。白馬社裏三位新「莎菲」女士，我只認識何靈琰，她是徐志摩的乾女兒，在上海時期曾跟錢鍾書習寫詩詞，跟魏蓮芳學唱青衣，可 惜這幾年不常寫詩，也難得登臺一露身手了。其他兩位，心笛僅聞其詩名，不知人在何處；「才氣最高」的蔡寶瑜一年前我連她的名字也沒有聽見過。她短命而死， 我讀到德剛的記載，也不免為之歎息。 胡適在紐約做寓公期間，愛同年輕朋友來往，真如德剛所說的，年齡相等的朋友間，除了李書華先生外，可同胡適促膝長談的真的絕無僅有。魯迅在晚年，雖有文壇盟主之名，喜結交的也祇是蕭軍、蕭紅這輩比較純潔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在《明報月刊》上看到了張愛玲〈憶 胡適先生〉文，深為感動，想不到張愛玲從小就崇拜胡先生，也想不到胡適這樣看重張愛玲。在我想像中，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胡適早已同當代文學脫了節，也不太 關心文學的前途了。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張愛玲抵達紐約後，曾去拜訪過胡先生兩次，可惜張不善辭令，為人木訥，談話並不投機。翌年感恩節，胡適還有意請她到中 國館子吃飯，隔一陣還到一家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去看她。可是張愛玲跟胡適談，「確是如對神明」，不知如何逗他開心。二人關係，見面後反而疏遠了。 胡 適同他的安徽小同鄉唐德剛一見如故，倒可說有緣。後來德剛身任胡適「口述歷史」的記錄員，更是日常見面，無話不談。本書最大的特色即是憑德剛的回憶和當年 自己日記上的紀錄，給胡先生留了一個最忠實的晚年寫照。一九五一年胡適才六十歲，其實不能算老，但到德剛所見的胡先生，顯然已開始衰老了。他當然在搞他的 《水經注》，也寫了一部《丁文江的傳記》，且不斷關注共產國家的所作所為以及自由世界的前途。但比起剛回國的二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三七）來，紐約那幾 年，他治學的成績實在太少了。張愛玲未去美國前，從香港寄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讀了，還寫了封懇切的回信。同樣情形，姜貴從臺灣寄他一冊《今檮杌 傳》（即《旋風》），他也真的讀了，也寫了很長的回信。胡適識拔張、姜二人，當然是文壇佳話，也證明他讀當代小說，確有卓見。但話說回來，對胡適而言，這 兩位作家都是毫無名望的；他有時間讀他們的贈書，表示他手邊沒有急急要辦的正事。普通名學者，自己忙於著作，心有餘而力不足，收到的贈書太多，即使想看， 也抽不出空來，何況中國當代小說，並非胡適研究的主要對象（胡適晚清小說讀得極熟，他文章裏絕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少數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連 茅盾、老舍、巴金的長篇他都沒有碰過）。最使我詫異的，胡先生竟常去哥大圖書館看中文報紙，連「美國兩岸所發行和贈閱的『僑報』」也看，而且把它們的「副 刊」看得很仔細，而這些副刊，德剛說的一點也不錯，「實在不值得浪費太多時間的。」目今臺灣《聯合報》、《中國時報》特別在編排副刊上用心計，可讀的文 章、報導、小說實在不少。我平日沒有時間全讀，又捨不得把那些副刊丟掉，只好把它們保存起來，日積月累，保存著想讀而未讀的文章實在多不勝言。胡先生有時 間批閱紐約、舊金山出版的僑報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歲月，實在好不了多少。 胡適這樣「遊手好閑」，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幾年他少了一份配合 他身份的工作。他在普林斯登大學任格斯德中文藏書部（Gest Library）「館長」（curator）之職，那是一份閒差，每年領取幾千美金貼補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國著名學府做過短期講學，零星演講的機會當然更 多，但這些都算不上是長期性的工作。「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德剛這句沉痛的感慨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五十年代， 胡適同林語堂先生（辭掉南洋大學校長之職以後）大半時期留在紐約，而且經常來哥大借書，假如哥大有意聘請他們為中日文系教授，他們是一定樂意接受的。但中 日文系的主管人哪裏會有此度量，胡、林二人來了，那些美國漢學教授豈不相形見拙？所以美國著名學府樂於聘用趙元任、李方桂這等專門人才（語言學比較冷門， 吸引的學生較少），而不敢聘用胡適、林語堂這樣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適如能在中日文系開講中國哲學史、文學史的課程，一定特別賣力，很可能提起精 神寫出一兩本英文著作來。當然他不可能再有時間去看中文僑報了。 胡江冬秀 任何學人，除了家裏的書房外，總得有一間辦公室，不能老窩在家裏。偏偏在紐約那幾年，胡適少了一間辦公室，在家裏伴著老妻，事事得遷就她，不免影響到他工作的情緒。他在精神上顯出老態，這也是一個原因。 在表面上看來，胡適夫婦恩愛白首，非常幸福，但我總覺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們一代宗師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識水準相差太遠了。早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胡適記了下面這則日記： 得冬秀一書，辭旨通暢，不知係渠自作，抑係他人所擬稿？書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數年，此大可喜也。 胡 適十三歲就訂了婚。他事母至孝，當時無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憑這段日記，我們顯然看出，胡適曾去信句他母親或江冬秀，纏足已放大了沒有？想來江女士以 往給他的信，文字欠通，這封信「辭旨通暢」，雖不免疑心是別人「擬稿」的，但胡適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進，至少足已放大，他心裏是高興的。可是婚後三、四十 年，江冬秀顯然沒有多大進步。《傳記文學》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蹟，那幾個字實在是見不得人的。（連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標點，她都會用錯！）居留紐約 期間，她還停留在看武俠小說的階段，胡適的學問、思想她是無能力欣賞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傭人可使喚，家務不必胡適操心。住在紐約，胡太太既不懂英 語，他老人家還得上街買菜，實在是夠辛苦的。二者住「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裏客人多，胡適既無辦公室可去，要靜心讀書寫文章，也不 可能了。這樣長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適即使有早年的壯志雄圖，也消磨殆盡了。 一九五八年秋，胡適返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他任內的秘書－－王志維先生－－寫過一篇〈記胡適先生去世前的談話片段〉，載「聯合副刊」（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我讀後感慨很多。臨死前兩天，胡老先生為了太太打牌，囑咐王秘書」幫我買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這裏是臺灣大學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來，是要你在我出國期間，在和平東路溫州街的附近，幫我買一所房子，給我的太太住。 胡適是愛面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規矩，公家宿舍不准打牌，院長寓所內卻常聽到牌聲，不免於心不安。想來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臺北市區，老是坐計程車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長才有意在臺北置屋。胡適待他的老伴是夠好的了，但胡太太長年打牌，我總覺得對不起他。 早在民國九年，胡氏夫婦生日碰在一天，胡適寫了一首〈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的詩（《胡適的詩》，頁九七～九八）： 他干涉我病裏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啍﹝哼﹞！又做什麼詩了？」 要不是我搶的快，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這 雖是首幽默詩，我們也看得出二人婚後精神上毫無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讀書的樂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讀書了。胡適多麼希望他的太太能在「雙生日」那 天，和他一首詩啊，但太太不會作詩，看樣子真會把詩撕掉。胡適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訂約，永不吵嘴，「今天不許吵」平平安安過一天生日就夠了。胡適的確是好脾 氣，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傳》裏的李超女士一樣，立志求學上進，婚後進學校或者在家裏自修，胡適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種閨房樂趣。只可惜江冬秀真是 個舊式鄉下女子，辜負了胡適在留學期間對她的期望。 女友韋蓮司 德剛兄說得對：「適之先生是位發乎情、止乎禮的 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出什麼『大膽作風』。」但德剛認為留學期間的胡適真追過韋蓮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假如韋女士真有意嫁給他，江冬秀就只好活守寡了。但事實上，胡適既是「止乎禮」的膽小君子，看樣子並沒有同韋蓮司談過什麼戀愛，雖然 二人通信很勤。徐高阮先生在《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臺北地平線出版社，一九七○）這本書裏告訴我們，胡先生去世後三年，韋蓮司女士曾「將一九一四年至 一九一六年青年胡適寫給她的信（收藏了整整半個世紀，一百幾十件）寄給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有幾封曾在『胡適紀念館』分兩次（五十四、五十五年）陳列 過。」（頁二九）胡夫人去世後，這些信件想已由中央研究院保管。如有人想研究胡適留學期間的生活和思想，真不妨把這些信件研讀一番，胡、韋二人有沒有談戀 愛，真相也可大白。其實胡適一生英文文章也寫了不少，連同這一百幾十件信札，都應該收集成書，供中外學者閱讀之便。魯迅去世才兩年，就有《魯迅全集》二十 冊問世。胡適去世十六年了，我們還看不到他的全集，這是說不過去的。 德剛認為在一九一五年那年，「胡氏顯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為韋女所峻拒。……她奉勸胡郎，斬斷情絲，懸崖勒馬；應著重較『高級』的情級之交；勿岌岌於『色慾之誘』（sex attraction）。……可是韋女士雖是止乎禮，她並沒有絕乎情。最後棒打鴛鴦的似乎還是韋女士那位『守舊之習極深』的媽媽。」我認為德剛兄這兩個假 設－－胡適追韋女士遭拒；韋母「棒打鴛鴦」－－都是站不住的。胡適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假如真正追過韋女士，他決不會「正色」呵斥德剛的假設為「胡說」。 胡適既無意反背母親的意志，他決不肯毀除婚約，讓老人家傷心的。細讀《留學日記》，胡適誠然愛同有腦筋的洋女子談話、通信，可是一點也看不出同她們有論婚 嫁之意。韋蓮司的服飾儀表，德剛在書裏已交代得很清楚。另一位同胡適通信頗勤的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ant），「業英文教授」，有兩個夏天來康南耳大學暑期班進修，這樣才同胡適認識的。她「年事稍長，更事多，故談論殊有趣味。」胡適哪裏會同她 談戀愛？ 德剛認為他的假設有理，主要證據是《留學日記》裏節錄的兩封英文信。一封是韋女士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寫給胡適的；一封是胡適自己一 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寫給韋老夫人的回信。本書讀者如細審二信的部分原文（《留學日記》頁五三五～五三七，八三五～八三六），一定也會同意，德剛誤解了它 們的涵義。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日記》頁五二四），胡適訪「韋蓮司女士於其寓，縱談極歡。女士室臨赫貞河，是日大霧，對岸景物掩 映霧中，風景極佳。以電話招張彭春君會於此間。五時許與女士同往餐於中西樓。余告女士以近年已決定主張不爭主義（Nonaresistance）……女士 大悅，以為此余輓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 者惟一人耳。」 讀這段劄記，我們無法肯定張彭春有沒有跟胡、韋二人一起去中西樓吃晚飯。但在一個「縱談極歡」的下午，胡適如真有意追韋女 士，怎麼會打電話邀張彭春來會談？可見胡適對女士毫無所求，還要邀他的朋友來同賞她「見地之高」。這次縱談之後，想來隔不多天，胡適又去韋女士那裏「縱 談」了一次。韋蓮司原是不顧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鍾情於胡適。那次談話，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動手動腳，倒把我們的「膽小君子」嚇壞了。 胡適招架不住，祇好直言早已訂了婚，如同韋女士有不軌行動，與「禮」（propriety）不合云云。事後韋女士很氣，也有些老羞成怒，二月三日寫了那封 「論男女交際之禮」的信，責備胡適不夠開通而拘於「禮」（blocked by a "sense of propriety"）。在她看來，像他們二人這樣超脫世俗的「最高級人才」（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 being），祇要「思無邪」（propriety of thought）就好了，行為上的「非禮」（impropriety）倒是毫無關係的。德剛兄若細品此信，即可看出，韋女士採用的完全是嶼姑在《老殘遊 記》裏教訓申子平的口吻。胡適原則上是反宋明理學的，雖然在日常生活上還遵守「非禮勿動」的原則。他看了這封信後，對她的「卓識」更為佩服，認為「此論即 在所謂最自由放任之美國亦足駭人聽聞。」但想來韋女士覺得胡適不識抬舉，以後只同他論學問，談思想；生活上需要「放浪形骸」一下，另找別的男人了。 韋 蓮司一人在紐約「放浪形骸」，她母親有所聽聞，實在有些著急了。差不多一年之後，她寫信囑胡適去規勸她。胡適既是個少年老成、非禮勿動的「東方人」（an Oriental），對她女兒的某些行為一定看不慣罷？何不勸勸她呢？她是最看重你的！胡適雖是「膽小君子」，對韋女士的「卓識」、「狂狷」原則上是佩服 的，回信理直氣壯地斥責韋夫人虛偽。責問她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兒，既如此把她關起來，不給她行動自由好了。德剛引譯那一段信裏的「我們」一詞（「我們為 什麼要顧慮『別人』對我們怎樣想法呢？……」），乃所謂editorial "we"，非胡適、韋蓮司二人。德剛看不出這一點，把胡適致韋夫人書完全曲解了。 胡適與陳衡哲 胡適同陳衡哲女 士留學期間的關係，德剛分析得入情入理，讀後十分折服。但同時德剛故作妙論，認為陳衡哲是他提倡「詩國革命」、「文學改良」的煙絲披里純，「所以新文學、 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那就言過其實了。在〈逼上梁山〉文裏胡適說得明明白白，他倡導白話文學的靈感得自鍾文鰲，他是清華學生監督處駐華府 的書記。陳衡哲未同他通信之前，胡適早已在試寫白話詩了。 中國大學生、留學生間，的確有個「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傳統。莎菲女士既為任叔 永所發現，胡適又是任君的摯友，當然不便去追她。但我認為假如胡適尚未訂婚，他一定會努力去追求莎菲女士的；論才情任不如胡，看樣子莎菲也會嫁給胡適的。 當然任氏夫婦一直是胡適的至交，也是他事業上最親信的左右手，他對任太太是不存一絲羅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陳婚姻如此美滿，胡適自己家裏有個病中不准他 看書、寫詩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艷羨他們的幸福。他騙過江冬秀，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雖不能說紀念他同陳衡哲那段舊情，至少也 希望女兒長得像瓦莎學院優等生莎菲一樣的聰明好學，而一點也不像她生母那樣的庸俗。德剛道破胡適為愛女取名用心良苦這一點，實在令人心折。 胡、 陳二人尚未見面前，即可說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有一次，任叔永從麻州劍橋寄兩首陳衡哲的詩給胡適看，要他猜是何人寫的（陳衡哲《小雨點》任序，則謂 故意騙胡適「是我作的。」）胡適對其中一首詠「月」詩特別激賞（「初月曳輕雲，笑隱寒林裏。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回信寫道（《日記》頁一○五 八～一○五九）： 兩詩妙絕。……「風」詩吾三人（任、楊及我）若用氣力尚能為之，「月」詩絕非吾輩尋常蹊徑。……足下有此情思，無此聰明。杏佛有此聰明，無此細膩。……以適之邏輯度之，此新詩人其陳女士乎？ 任 叔永如未把此信轉寄陳衡哲，也一定會把胡適評語抄給她看的。她看到後，一定感到十分光榮，且視胡適為生平知己。當時美國東部，留學生間成績最優異的要算上 趙元任、胡適二人，但胡適到處演說，發表英文文章和讀者投書，風頭比趙更健。這樣一位當代才子盛讚其詩才，莎菲怎可能不被其感動？ 同樣情 形，胡適也認為莎菲是他的生平知己。任、楊、梅、朱都反對胡適搞文學改良、寫白話詩，真正響應他就只有陳衡哲一人。新文學史上最早一篇短篇小說即是她的 〈一日〉，載一九一七年出版的一期《留美學生季報》，同時期她也寫了不少白話詩（我另有長文論陳女士，將刊《現代文學》季刊）。很可能陳衡哲有雄心為新文 學開路；但她見到胡適給眾朋圍剿，特地試寫些白話詩、白話小說，助他一臂之力，以取悅於他，這也是大有可能的。 陳衡哲返國後，在一九二四年 十月號《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一篇題名〈洛綺思的問題〉的小說，集《小雨點》。這篇小說我認為影射了陳、胡二人不尋常的關係，至少也透露了陳自己對胡的一番 愛慕。德剛謂胡適到老還一口咬定莎菲女士「當時抱的是獨身主義」，我相信莎菲的確對他說過這樣的話，而洛綺思的「問題」即是知識女子的獨身問題。小說的原 來樣子已無法看到，因為出版前陳衡哲聽取胡適的意見，已把初稿加以增刪。胡適在《小雨點》序上寫道：該小說「我和叔永最先讀過，叔永表示很滿意，我表示不 很滿意，我們曾有很長的討論，後來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刪改了幾部分。」（《小雨點》胡序，頁一）莎菲別的小說，胡適都很滿意，惟獨這篇他堅持要刪改，還同 任氏夫婦做了「很長的討論」，我想決非技巧上的問題，而是胡適心虛，恐人家看出小說裏有所影射。 其實，小說男女主角都是美國白種人，任叔永 就給他太太瞞過了。男主角瓦德白朗是位哲學教授，洛綺思是同校同系的研究生。洛綺思的原名似應作Lois，但也必然使我們聯想到愛洛綺思 （Heloise），那位因熱戀老師而青史垂名的女學生。陳衡哲專攻歐洲史，對中世紀的人物很熟悉。她寫過一篇介紹僧尼孽侶「亞波拉與愛洛綺思」的文章， 收入《衡哲散文集》（一九三八）。亞波拉（Abelard）最後屈服於教會的權威而甘願與愛洛綺思永別，陳衡哲對他的懦弱表示非常憤慨。盧騷的長篇小說 《新愛洛綺思》（Julie,ou La Nouvelle Heloise,一七六三），不知陳衡哲有沒有讀過。女主角同她的家庭教師熱戀，後來嫁了人還是愛他。她的丈夫非常開明，竟邀太太舊情人同他們一起長住。 假如莎菲真的私下裏愛過胡適，任、陳、胡三人持久的情誼倒真有些像盧騷小說裏的三主角。 陳衡哲筆下的洛綺思當然是個獨身女子。「獨身主義」 在當年西洋職業婦女間是一個極時髦的風尚，莎菲在瓦莎那幾年，通信的男友這樣多，她明言抱獨身主義是南很可信的。那時留學美國的中國女子人數極少，總想回 國幹一番事業，不輕易談婚嫁。當然也很可能，陳衡哲獨在胡適面前表明獨身主義，表示她對任叔永並不在乎，想用「激將法」鼓起胡適的勇氣來，同江冬秀解除婚 約，一心一意追她自己。任叔永一九一六年暑假開始追莎菲，但他同胡適一樣，也是翌年夏季即返國的。二人返國後，同樣祇能以通信方式同莎菲保持友誼。可是一 九一七年底，胡適即同江冬秀結了婚，從此莎菲死了一條心，雖然她同任叔永結婚已是一九二○年下半年的事了，在她修完芝大碩士學位返國之後。胡適結了婚，總 不得不鄭重其事的寫封信給他的瓦莎女友，表明一番心跡。假如莎菲一直在愛他，希望他返國後同江女士解除婚約，收到這封信，心裏該是十分難受的。她那時候的 心境，即給她寫〈洛綺思〉這篇小說的最初靈感，雖然她把這則故事藏在心頭好多年，才敢把它寫下來。 在小說裏，瓦德同洛綺思互相愛慕三年之後，宣告訂婚。但洛綺思怕結婚生子妨礙她的學問事業，旋即反悔。瓦德竟答應解除婚約，悽然說道（《小雨點》，民國二十八年三版，頁七一）： 洛綺思：我的愛你，我的崇拜你，便是為著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若是為了我的緣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那是我萬萬不能忍受的。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樣自私的人。若能於你有益，我是什麼痛苦都肯領受，什麼犧牲都能擔當…… 三、四月之後，堂堂哲學教授瓦德白朗竟同「一位中學校的體操教員」結了婚。蜜月之後，他寫封表明心跡的信給洛綺思（同書，頁七六～七七）； 我的親愛的朋友： 瓦德結婚了！蜜妮－－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快樂的女子，雖然略有點粗鹵。她當能於我有益，因為我太喜歡用腦了，正需她這樣一個人來調調口味。 有許多我的朋友們，以為我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做終身的伴侶。我豈不願如此，但是，洛綺思，天上的天鵝，是輕易不到人間來的。這一層不用我說了，你當能比我更為明白。 我 不願對於我的妻子有不滿意的說話，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當盡我丈夫的責任，但我心中總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給她的。 那一角之中，藏著無數過去的悲歡，無限天堂地獄的色相。我常趁無人時，把他打開，回味一回，傷心一回，讓他把我的心狠狠的揉搓一回，又把他關閉了。這是我 的第二個世界，誰也不許偷窺的。他是一個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願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貪戀那個又苦又酸的泉水，勝於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請你恕我的亂言。我實願有一個人，來與我同遊這個世界。我怎敢希望這個人是你呢？但你卻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沒有你便沒有牠，所以牠是純潔的、出世的、不染塵滓的。 我不多寫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雖是結了婚，但他不曾因此關閉了他的心；尤其是對於洛綺思，他的心是永遠開放著的。 我永遠是你的，瓦德 但 他寫完這封信之後，忽然又覺得不妥。他更自思量，覺得他和洛綺思的交情，是不應該這樣的。洛綺思不是他的一個敬愛的朋友嗎？但這信中的情意，卻是已經越出 朋友範圍之外了。這豈不是把洛綺思待他的高尚純潔的感情，拋到污泥中去了嗎？他將何以對她呢？他將何以對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有權可以保存這個心中的 秘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傷損的，但他卻無權去傷害他人的心。他只應把這個秘密的種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應把他種到肥土裏去，讓他去受那 日光雨露的滋養；因為他所開的花，是要給洛綺思以極大的痛苦的。他想到這裏，便決意把這粒種子收回他的心之秘處去，永不讓牠再見天日了。 於是瓦德寫封比較大方的信寄給她，表示「除了切磋學問、勉勵人格之外，在他們兩人中間，是沒有別的關係可以發生」的了。 假 如胡適返國後，曾同陳衡哲通過情書，那麼他在完婚之後，寫一封如怨如訴的信給她，調子一如引文裏的那封未寄之信。是很可能的。當然，也很可能胡適一直抱著 「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宗旨，從未同莎菲通過情書，而這篇小說僅表示在陳衡哲的想像中胡適應該寫一封這樣的信給她。她不僅對胡適沒有勇氣追她表示失望 （怎能輕信她會抱「獨身主義」的話呢？），也對胡、江二人的結合，表示極大的憐憫。當世第一才子，怎可同一個纏足村姑胡亂結了婚呢？美國沒有纏足女子，在 陳衡哲的想像中，江冬秀變成了一個「中學校的體操教員」，比她再「粗鹵」的女子，就更不適合哲學教授太太的身份了。信中有好些話，諸如「我不願對於我的妻 子有不滿意的說話，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我想胡適初讀原稿，一定感慨萬千。胡、陳二人可能沒有通過情書，但〈洛綺思的問題〉本身 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跡的情書。專攻化學的任叔永讀了初稿還看不出苗頭，胡適自己倒緊張起來，硬教她把小說加以增刪。「添了一章」，瓦德不再出現，小說重點 放在多少年後老處女洛綺思的身上了。 德剛認為胡太太是同時代「千萬個苦難少女中，一個最幸運、最不尋常的例外」，這句話說得很對。但德剛認 為胡適自己也是「『三從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後的一位『福人』」，倒不見得。胡適如能同陳衡哲這樣的女子結婚，當然生活要美滿的多。且不說住在紐約那幾 年，胡適定不下心來做研究；即在二、三十年代，胡適自己太忙，太太沒有現代醫學常識，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愛女夭折，二兒子思杜從小身體虛弱，教不成 器－－一個家庭裏產生了這兩大悲劇，總不能算是美滿的。假如在〈夢見亡女〉詩裏，胡適真如德剛所說的「一石雙鳥，悼亡、懷舊，」那末他寫詩時最不可告人的 感觸即是：假如太太是莎菲，素斐也不至於夭折了。 「當代第一人」 近年來我為朋友寫序，借用胡適一句話，「覺得 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每篇序總言之有物，不是說兩句空泛的捧場話就算數的。寫《胡適雜憶》的序，我用氣力更多，等於自己做了一番胡適 研究，不得不把書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設和論點，加以評審。我覺得這樣做才對得住作者，也對得住讀者。德剛兄認為胡適在哥大研究院兩年，絕無可能把博士學位 修完，這一點我完全不同意，已在另文〈胡適博士學位考證〉（見《傳記文學》第一九八期）裏加以辯正，在序文裏不再加以討論。德剛兄對有關胡適的資料看得極 熟，但寫《胡適雜憶》時，每月要趕出一篇，有些早已讀過的書反而沒有時間去查看。在〈七分傳統、三分洋貨〉這一章裏，德剛認為哈佛博士格里德 （Jerome B. Grieder）講到少年胡適不信鬼神這一點，特別把范縝「神滅論」搬出來，有些小題大做，「不知輕重」。其實《四十自述》裏即有〈從拜神到無神〉這個專 章，胡適「十一、二歲時便已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的確是受了司馬光、范縝二人的影響。胡適父親誠然是個理學家，不信鬼神，且與「僧道無緣」。但胡老先生 過世，胡適才三歲零八個月。他母親和其他女眷們都是迷信神佛的。胡適不信鬼神地獄，自己歸功於范縝的啟示。 序文雖已寫得很長，我所討論的主 要是「五十年代的胡適」和「胡適及其太太和女友」這兩個題目。但《胡適雜憶》不單提供了不少胡適傳記的珍貴資料，也不單是他晚年蟄居紐約那一長段時間最忠 實的生活素描和談話實錄，它也是胡適一生多方面成就的總評。三、四十年來，「胡適批判」是個熱門題目，但縱橫暢談其思想和為人，與其整理中國哲學史、文學 史，推動文學革命，提倡科學、民主、自由之得失功過，像德剛這樣面面俱到，既同情而又客觀，敬愛其人而不袒護其短的，實在還沒有第二個人。胡適在美國求學 期間，吸收了不少西方新知識，但返過以後，一方面整理國故，忙於考證，一方面關心時事，多寫政論，簡直沒有時間吸收西方的新學問和新學說。四十年前金岳霖 即敢說：「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到了五十年代，唐德剛更可以說：「西洋史學亦非胡先生之所長。」我自己也可以說：「胡先生返國以後，早無意 追逐西洋文學的現代潮流，現代西洋文學批評他也一竅不通。」留學七年，胡適讀了那幾本西洋文學名著，《日記》上大半都有記載。一九一七年返國後，實在沒有 餘力顧及西洋文學。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胡適第一次從美國飛臺灣，做了不少次演講，也接受了好多次訪問。有一位記者問他美國文壇概況，胡適做了如下的答覆： 第 二個問題，我要完全繳白卷了。幾年來因為世界政治形勢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棄了對於文學的研究。關於美國文壇的情況，紐約時報和論壇報每週都有一張銷行 最廣的書目表分送，表內所列的新書，一面屬於小說的，一面是非小說的。這兩張表所列的新書，小說方面，十部中我頂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說的，十部中頂多看三 四部。我對於美國文壇還沒有做過系統的考察，諸位有興趣，我去美後如有時間，當加以研究，隨時向國內文藝界做簡單的報告，現在祇好繳白卷了。 －－《胡適言論集》（甲編），頁一一三（自由中國社，民國四十二年初版） 胡 先生對美國文域概況一無所知，一點也沒有什麼難為情。他在座談會上逼得說謊，且說了不少外行語，倒令我很為他難過。胡適哪裏會有功夫去每季選讀一兩部暢銷 小說？這類小說的絕大多數算不上是文學，連美國嚴肅的批評家也不讀它們的。美國高級文藝刊物這樣多，胡適僅能提一提當年紐約兩大日報所刊載的暢銷書目表， 實在太不合我國新文學開山祖師的身份了。 到了五十年代，胡適同西洋文學、史學早已脫了節，二次大戰以還倡行於歐美學院間的各派新興哲學，想 來他也所知極淺。胡適自信心很強，而且講究「前後一致」（德剛討論此點，極精采），他既早已歸奉杜威的「實驗哲學」，西洋哲學界的新動態，他就覺得不值得 注意了。假如自己的思想在晚年有所轉變，豈非胡適為人前後不一致了？同樣情形，他講中國文學史，就抓住「白話」這個觀點，視之為評判古代作品優劣之基本考 慮，雖然那幾部稱得上白話文學里程碑的古典小說，不一定就是他真心喜愛的作品。骨子裏他同周作人一樣厭惡古老中國的「非人文學」，《紅樓夢》、《水滸傳》 所刻劃的中國社會都是極不人道的，所以他對二書都不喜歡。《紅樓》更表揚了釋道的虛無思想，也是他所不喜的（胡適對德剛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 因為《紅樓夢》裏面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其實plot 之有無，對胡適來說，是不重要的，《老殘遊記》比起《紅樓》來，更無plot 可言，他卻特別喜歡）。但《紅樓》的白話文體實在太漂亮了，他在考證《紅樓》的論文裏就不敢對它加以劣評，免得顯出自己批評觀點前後不一致。《三國演義》 是用淺近文言寫的，所以他敢放膽罵它「平凡淺薄」、「創造力太薄弱」。假如《三國》也是部白話小說，他就不便放膽去罵它了。胡適執著於「白話」這個觀點， 做為小說評論家，有些地方天真得可愛。 胡適太講究為人、立說前後一致，「今日之我」從不與「昨日之我」挑戰，即在三十年代對國外新興之學說就不太注意。但綜觀其一生之成就，我完全同意德剛給他的蓋棺定論：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EF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 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胡 適是「當代第一人」，一方面因為「他的為人處世，真是內聖外王地承繼了孔孟價值的最高標準」，另一方面因為不論國粹派也好，共產黨也好，反胡陣營中竟找不 出一位學問、見解（且不談人品）比胡適更高明的主將堪同他匹敵。相比起來，胡適對我國傳統的批判，對國家現代化提出的種種建議，不由得我們不聽取採納。目 前海內外不少中國學者，被西洋漢學家牽了鼻子，也跟著大吹我國的「玄學」、「理論」；更有些人，因為李約瑟（Joseph Needham）推崇中國固有文化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沾沾自喜起來，認為古老中國代表了一個科學昌明的文化。這些人不去反省一下，歐洲國家文藝復興以來 在科技文藝各方面如何突飛猛進，而同時期明清讀書人又在幹些什麼？從沒有人說過（胡適當然沒有說過），中國人的天賦才智比不上別的民族，但漢代以還，專制 政體逼著讀書人走上兩三條狹路－－先秦時代那股朝氣勃勃、自由探究真理的精神直到二十世紀才能復甦。 胡適雖是「當代第一人」，在德剛看來， 他的「中學」止於乾嘉，「西學」亦未超過赫胥黎、杜威二人。德剛自己在五十年代受了嚴格的史學訓練，他所接觸到的理論、學說，和治學方法，已和胡適當年在 哥大接觸到的大不相同。本書另一特色，即是德剛借題發揮，提到胡適任何那一方面的學問和貢獻，也把自己對這項學問多少年來所匯積的心得和見解提供給大家。 〈傳記、史學、行為科學〉這一章份量特別重，直言胡適對各種社會科學所知極淺，對經濟學可說一竅不通。但德剛想來也同意，即憑他那種專做考證的治學方法， 胡適在「整理國故」方面的貢獻實在太大了。假如一九一七年返國後，不輕易發表文章，化他十年功夫來自修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這樣壯志磨盡，雖 然可說學問更有長進了，胡適也不再是胡適了，他變成了在社會上影響力極微的純學者了。惟其胡適有他的自信，有他的衝動，絕對信任他的「科學的治學方法」， 絕對樂觀，才能在返國後二十年間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 胡適提倡白話，也贊助過「漢子拉丁化」運動。但因為他一向對「文言」抱了最大 的偏見，在文字學、語言學這兩方面貢獻並不大。在中國語言文字的沿革史上，他認為「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卻是頑固黨」。二千年來小百姓「把中國語 的文法修改完善了」，同時創造了不少「破體字」，算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德剛說得很對，小百姓貪省力，提倡幾個「破體字」，又算得上是什麼「驚人的 革新事業」呢？ 本書最精采的一章是〈國語、方言、拉丁化〉這一章。想不到德剛因為要補充、修正胡適對中國語言文字沿革史的瞭解，竟寫了一篇 面面俱到、極有深度的宏論。在這一章裏，德剛對中西文字、中西文化做了比較研究，最能使我們看得出他史學家的修養，和愛護方塊字、堅決反對漢字拉丁化的愛 國熱誠。 該章第一要點是：拼音文字鼓勵方言發展，「方塊字」則維繫了中華民族的統一： 要言之，我們有了方塊字，教育愈普及，則民族愈團結；民族愈團結，則政治統一便愈容易推動。政治、文字、教育有其一致性，它也就限制了方言的過分發展。如今世界，四個人之中，便有一個是「炎黃子孫」，豈偶然哉？ 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便適得其反。他們教育愈發達，則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則政治愈分裂。這就是今日白鬼種族繁多之所以然也。這也就是兩種不同文字「偶然」的發展，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所發生不同的「必然」後果！ 該 章第二要點是：秦朝一統天下後，廢除篆字，推行隸書，「其惠百世不斬，餘澤及於我輩！它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文字大改革』。」德剛認為漢字可以再簡 化，但絕對不可以「拉丁化」。一旦拉丁化，古書就變成無法看懂的「有字天書」了。中國文化也要中斷了，「我們亞洲的黃人，也就變成美洲的紅人了。」 德剛的第三點：方塊字不難學，拼音文字也不容易。主要問題在中小學教育；目今紐約市文盲特別多，這是市政府教育制度之大失敗。 數 月前初讀這一章，我對德剛兄的胸襟見識，更加由衷的欽佩。胡太太稱許德剛為胡老師「最好的好後學」，一點也沒有說錯。同《胡適文存》裏好多名文一樣，〈國 語、方言、拉丁化〉是篇「立言」之作。唐德剛一如其師，用了「明白曉暢的文字」來報告他的心得，「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中國文字的特 點和長處。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完稿 --TOP--

●推薦 □夏志清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剛 《胡 適雜憶》，原題「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曾在《傳記文學》上連載了十期（第一八三～一九三期）。每期航郵寄來，我總先把《回憶》讀了，才去拆看其他 的報章雜誌。記得讀完第一章，實在興奮，當晚就寫信給唐德剛、劉紹唐，向二位好友致賀：這樣文筆生動而饒有趣味的回憶錄實在難得在國內雜誌上見到的。翌晨 授「中國現代文學」這門課，也不顧當天應講的題目，先講兩則胡適之太太的故事給學生聽。我同胡老太太僅有兩面之緣，但讀了這兩則故事（大叫一 聲"GO！"，嚇退「大黑賊」返國定居前，囑附德剛、王紀五二人搬運她那隻笨重的舊床到新澤西州碼頭），真覺得德剛兄把她寫活了。 《胡適雜 憶》我特別愛讀，當然不僅因為德剛兄記載了好多有關胡氏夫婦的掌故。一九六二年暑期我搬居曼哈頓後，即同德剛交識，對他的學問見識早已佩服。祇可惜他封筆 了二十年，近兩年來才能看到他的長篇撰述（德剛整理的另一部稿子：《李宗仁回憶錄》，連載香港《明報月刊》，已一年有半）。《胡適雜憶》不止是篇回憶錄， 它暢談歷史、政治、哲學、文學、文字學，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比起《李宗仁回憶錄》來，更令人見到德剛才氣縱橫、博學多智的這一面。胡適自承 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文學是他的「娛樂」（hobby）。德剛十幾歲時即已圈點了一遍《資治通鑑》，在哥大研究院主修美國史、西洋 史，近年來一直在紐約市立學院主講中國史、東亞近代史，「歷史」自是他的「職業」。他中西哲學的底子當然比不上胡適，但他受過「社會科學」這方面的嚴格 「訓練」。本書引錄了好幾首德剛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期寫的新詩、舊詩，表示他同留學生胡適一樣，功課愈忙碌，愈感到有寫詩、同朋友酬唱詩詞的需要：「文學」 也是他的「娛樂」。且不論二人同寓紐約期間深厚的「忘年之交」，即憑德剛自己的「職業」、「訓練」和「娛樂」，他實在是為胡適作評傳最理想的人選。 同胡適一樣，唐德剛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詩詞寫得更好。《胡適雜憶》出版後，我想他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且舉一個小例為證： 可 別小視「跑龍套」！紐約市有京戲票房五家之多。平時公演，粉墨登場，鑼鼓冬倉，琴韻悠揚，也真煞有介事。可是「龍套」一出，則馬腳全露。那批華洋混編的 「龍套」，有的不推就不「跑」；有的推也不「跑」；有的各「跑」其「跑」，不自由，毋寧死EF好不熱鬧！筆者在紐約看國劇，最愛「龍套」，因為它能使你笑 得前仰後合，煩惱全消！ 引文下半節，可說是段韻文（跑、鬧、套、消），但若在「有的各『跑』其『跑』」下面跟著就寫「好不熱 鬧」，同韻字太多，讀起來反而單調。德剛在「各『跑』其『跑』」下面，添了兩句三字經──「不自由，毋寧死……」，真可謂是神來之筆。這種寫法，全憑作者 一時的靈感，和聯想的豐富。凡在紐約市看過票房演出京戲的，讀這段文字，想都會出聲大笑的。 但看來是遊戲文字，「龍套」在本書七十二節裏是 一個「有機」的譬喻（metaphor）。有博士學位的人才能在學術舞臺上「井井有條」的跑龍套，沒有博士「訓練」的教員，跑跑龍套也會出洋相的。但真正 在京劇、學術舞臺上唱「大軸」的，如梅蘭芳、胡適二人，倒不一定是「科班出身」。德剛二十六年前寫的成名作是〈梅蘭芳傳稿〉，所以既提到了「龍套」，他會 把梅、胡二博士的名字聯在一起。最近重讀〈梅蘭芳傳稿〉，我也同胡先生一樣，覺得「稍嫌渲染」，文筆太濃艷一點，雖然德剛兄的確參閱了不少資料，尤其關於 梅氏美國演出的那段史實。封筆二十年後，文章的境界雖然大為提高，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聽，我覺得十分可喜。 五十年代的胡適 《胡 適雜憶》我讀來特別有親切之感，因為書中提到好多五十年代身在紐約的中外人士，這些人我來哥大後大半也認識。德剛為德國老教授魏復古（Karl Wittfogel）、日文老講師角田柳作這兩位突出人物畫像，一點也沒有「渲染」，真可謂呼之欲出。「『新詩老祖宗』與『第三文藝中心』」這一章專介紹 德剛「白馬文藝社」裏的朋友，「新詩老祖宗」反而屈居配角，可能會有讀者覺得喧賓奪主，不太合傳記文學的體例。但事實上，胡適自己在《四十自述》、《留學 日記》二書裏也講起他好多朋友，抄錄了他們的詩詞酬唱之作。蟄居紐約期間，他既愛參加白馬社的集會，德剛把社員一一點將，並選錄他們一部分詩作，我認為是 應該的。我們也藉此體會到這前後兩代的留學生處境多麼不同。胡適早期一批詩友－－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朱經農、陳衡哲－－回國後都幹了一番事業。他晚 年結交的那批文藝小友－－唐德剛、周策縱、吳訥孫、周文中、黃伯飛－－雖在美國學術界各有建樹，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教導美國學生；大陸變色，他們不可能回國 大幹一番，真可說是國家的損失。白馬社裏三位新「莎菲」女士，我只認識何靈琰，她是徐志摩的乾女兒，在上海時期曾跟錢鍾書習寫詩詞，跟魏蓮芳學唱青衣，可 惜這幾年不常寫詩，也難得登臺一露身手了。其他兩位，心笛僅聞其詩名，不知人在何處；「才氣最高」的蔡寶瑜一年前我連她的名字也沒有聽見過。她短命而死， 我讀到德剛的記載，也不免為之歎息。 胡適在紐約做寓公期間，愛同年輕朋友來往，真如德剛所說的，年齡相等的朋友間，除了李書華先生外，可同 胡適促膝長談的真的絕無僅有。魯迅在晚年，雖有文壇盟主之名，喜結交的也祇是蕭軍、蕭紅這輩比較純潔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在《明報月刊》上看到了張愛玲〈憶 胡適先生〉文，深為感動，想不到張愛玲從小就崇拜胡先生，也想不到胡適這樣看重張愛玲。在我想像中，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胡適早已同當代文學脫了節，也不太 關心文學的前途了。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張愛玲抵達紐約後，曾去拜訪過胡先生兩次，可惜張不善辭令，為人木訥，談話並不投機。翌年感恩節，胡適還有意請她到中 國館子吃飯，隔一陣還到一家救世軍辦的女子宿舍去看她。可是張愛玲跟胡適談，「確是如對神明」，不知如何逗他開心。二人關係，見面後反而疏遠了。 胡 適同他的安徽小同鄉唐德剛一見如故，倒可說有緣。後來德剛身任胡適「口述歷史」的記錄員，更是日常見面，無話不談。本書最大的特色即是憑德剛的回憶和當年 自己日記上的紀錄，給胡先生留了一個最忠實的晚年寫照。一九五一年胡適才六十歲，其實不能算老，但到德剛所見的胡先生，顯然已開始衰老了。他當然在搞他的 《水經注》，也寫了一部《丁文江的傳記》，且不斷關注共產國家的所作所為以及自由世界的前途。但比起剛回國的二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三七）來，紐約那幾 年，他治學的成績實在太少了。張愛玲未去美國前，從香港寄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讀了，還寫了封懇切的回信。同樣情形，姜貴從臺灣寄他一冊《今檮杌 傳》（即《旋風》），他也真的讀了，也寫了很長的回信。胡適識拔張、姜二人，當然是文壇佳話，也證明他讀當代小說，確有卓見。但話說回來，對胡適而言，這 兩位作家都是毫無名望的；他有時間讀他們的贈書，表示他手邊沒有急急要辦的正事。普通名學者，自己忙於著作，心有餘而力不足，收到的贈書太多，即使想看， 也抽不出空來，何況中國當代小說，並非胡適研究的主要對象（胡適晚清小說讀得極熟，他文章裏絕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說－－少數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連 茅盾、老舍、巴金的長篇他都沒有碰過）。最使我詫異的，胡先生竟常去哥大圖書館看中文報紙，連「美國兩岸所發行和贈閱的『僑報』」也看，而且把它們的「副 刊」看得很仔細，而這些副刊，德剛說的一點也不錯，「實在不值得浪費太多時間的。」目今臺灣《聯合報》、《中國時報》特別在編排副刊上用心計，可讀的文 章、報導、小說實在不少。我平日沒有時間全讀，又捨不得把那些副刊丟掉，只好把它們保存起來，日積月累，保存著想讀而未讀的文章實在多不勝言。胡先生有時 間批閱紐約、舊金山出版的僑報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歲月，實在好不了多少。 胡適這樣「遊手好閑」，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幾年他少了一份配合 他身份的工作。他在普林斯登大學任格斯德中文藏書部（Gest Library）「館長」（curator）之職，那是一份閒差，每年領取幾千美金貼補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國著名學府做過短期講學，零星演講的機會當然更 多，但這些都算不上是長期性的工作。「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德剛這句沉痛的感慨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五十年代， 胡適同林語堂先生（辭掉南洋大學校長之職以後）大半時期留在紐約，而且經常來哥大借書，假如哥大有意聘請他們為中日文系教授，他們是一定樂意接受的。但中 日文系的主管人哪裏會有此度量，胡、林二人來了，那些美國漢學教授豈不相形見拙？所以美國著名學府樂於聘用趙元任、李方桂這等專門人才（語言學比較冷門， 吸引的學生較少），而不敢聘用胡適、林語堂這樣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適如能在中日文系開講中國哲學史、文學史的課程，一定特別賣力，很可能提起精 神寫出一兩本英文著作來。當然他不可能再有時間去看中文僑報了。 胡江冬秀 任何學人，除了家裏的書房外，總得有一間辦公室，不能老窩在家裏。偏偏在紐約那幾年，胡適少了一間辦公室，在家裏伴著老妻，事事得遷就她，不免影響到他工作的情緒。他在精神上顯出老態，這也是一個原因。 在表面上看來，胡適夫婦恩愛白首，非常幸福，但我總覺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們一代宗師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識水準相差太遠了。早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胡適記了下面這則日記： 得冬秀一書，辭旨通暢，不知係渠自作，抑係他人所擬稿？書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數年，此大可喜也。 胡 適十三歲就訂了婚。他事母至孝，當時無意拂逆母意，也就算了。但憑這段日記，我們顯然看出，胡適曾去信句他母親或江冬秀，纏足已放大了沒有？想來江女士以 往給他的信，文字欠通，這封信「辭旨通暢」，雖不免疑心是別人「擬稿」的，但胡適知道未婚妻在努力改進，至少足已放大，他心裏是高興的。可是婚後三、四十 年，江冬秀顯然沒有多大進步。《傳記文學》第一九二期影印了她晚年的手蹟，那幾個字實在是見不得人的。（連她先夫提倡的新式標點，她都會用錯！）居留紐約 期間，她還停留在看武俠小說的階段，胡適的學問、思想她是無能力欣賞的。住在北平、上海，她有傭人可使喚，家務不必胡適操心。住在紐約，胡太太既不懂英 語，他老人家還得上街買菜，實在是夠辛苦的。二者住「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太太一打牌，家裏客人多，胡適既無辦公室可去，要靜心讀書寫文章，也不 可能了。這樣長期伺候太太打牌，胡適即使有早年的壯志雄圖，也消磨殆盡了。 一九五八年秋，胡適返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他任內的秘書－－王志維先生－－寫過一篇〈記胡適先生去世前的談話片段〉，載「聯合副刊」（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我讀後感慨很多。臨死前兩天，胡老先生為了太太打牌，囑咐王秘書」幫我買一所房子」： 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這裏是臺灣大學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來，是要你在我出國期間，在和平東路溫州街的附近，幫我買一所房子，給我的太太住。 胡適是愛面子的人，傅孟真先生留下的規矩，公家宿舍不准打牌，院長寓所內卻常聽到牌聲，不免於心不安。想來胡太太的朋友都住在臺北市區，老是坐計程車去南港也不方便，胡院長才有意在臺北置屋。胡適待他的老伴是夠好的了，但胡太太長年打牌，我總覺得對不起他。 早在民國九年，胡氏夫婦生日碰在一天，胡適寫了一首〈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的詩（《胡適的詩》，頁九七～九八）： 他干涉我病裏看書， 常說：「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惱他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啍﹝哼﹞！又做什麼詩了？」 要不是我搶的快，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這 雖是首幽默詩，我們也看得出二人婚後精神上毫無默契。胡太太既不懂讀書的樂趣，丈夫在病中，更有理由不准他讀書了。胡適多麼希望他的太太能在「雙生日」那 天，和他一首詩啊，但太太不會作詩，看樣子真會把詩撕掉。胡適自知不可能同太太訂約，永不吵嘴，「今天不許吵」平平安安過一天生日就夠了。胡適的確是好脾 氣，但江冬秀如能像《李超傳》裏的李超女士一樣，立志求學上進，婚後進學校或者在家裏自修，胡適一定感激莫名，享受到另外一種閨房樂趣。只可惜江冬秀真是 個舊式鄉下女子，辜負了胡適在留學期間對她的期望。 女友韋蓮司 德剛兄說得對：「適之先生是位發 乎情、止乎禮的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出什麼『大膽作風』。」但德剛認為留學期間的胡適真追過韋蓮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假如韋女士真有意嫁給他，江冬秀就只好活守寡了。但事實上，胡適既是「止乎禮」的膽小君子，看樣子並沒有同韋蓮司談過什麼戀愛，雖然 二人通信很勤。徐高阮先生在《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臺北地平線出版社，一九七○）這本書裏告訴我們，胡先生去世後三年，韋蓮司女士曾「將一九一四年至 一九一六年青年胡適寫給她的信（收藏了整整半個世紀，一百幾十件）寄給胡夫人江冬秀女士，有幾封曾在『胡適紀念館』分兩次（五十四、五十五年）陳列 過。」（頁二九）胡夫人去世後，這些信件想已由中央研究院保管。如有人想研究胡適留學期間的生活和思想，真不妨把這些信件研讀一番，胡、韋二人有沒有談戀 愛，真相也可大白。其實胡適一生英文文章也寫了不少，連同這一百幾十件信札，都應該收集成書，供中外學者閱讀之便。魯迅去世才兩年，就有《魯迅全集》二十 冊問世。胡適去世十六年了，我們還看不到他的全集，這是說不過去的。 德剛認為在一九一五年那年，「胡氏顯有所求（made some proposition）而為韋女所峻拒。……她奉勸胡郎，斬斷情絲，懸崖勒馬；應著重較『高級』的情級之交；勿岌岌於『色慾之誘』（sex attraction）。……可是韋女士雖是止乎禮，她並沒有絕乎情。最後棒打鴛鴦的似乎還是韋女士那位『守舊之習極深』的媽媽。」我認為德剛兄這兩個假 設－－胡適追韋女士遭拒；韋母「棒打鴛鴦」－－都是站不住的。胡適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假如真正追過韋女士，他決不會「正色」呵斥德剛的假設為「胡說」。 胡適既無意反背母親的意志，他決不肯毀除婚約，讓老人家傷心的。細讀《留學日記》，胡適誠然愛同有腦筋的洋女子談話、通信，可是一點也看不出同她們有論婚 嫁之意。韋蓮司的服飾儀表，德剛在書裏已交代得很清楚。另一位同胡適通信頗勤的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ant），「業英文教授」，有兩個夏天來康南耳大學暑期班進修，這樣才同胡適認識的。她「年事稍長，更事多，故談論殊有趣味。」胡適哪裏會同她 談戀愛？ 德剛認為他的假設有理，主要證據是《留學日記》裏節錄的兩封英文信。一封是韋女士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寫給胡適的；一封是胡適自己一 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寫給韋老夫人的回信。本書讀者如細審二信的部分原文（《留學日記》頁五三五～五三七，八三五～八三六），一定也會同意，德剛誤解了它 們的涵義。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日記》頁五二四），胡適訪「韋蓮司女士於其寓，縱談極歡。女士室臨赫貞河，是日大霧，對岸景物掩 映霧中，風景極佳。以電話招張彭春君會於此間。五時許與女士同往餐於中西樓。余告女士以近年已決定主張不爭主義（Nonaresistance）……女士 大悅，以為此余輓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 者惟一人耳。」 讀這段劄記，我們無法肯定張彭春有沒有跟胡、韋二人一起去中西樓吃晚飯。但在一個「縱談極歡」的下午，胡適如真有意追韋女 士，怎麼會打電話邀張彭春來會談？可見胡適對女士毫無所求，還要邀他的朋友來同賞她「見地之高」。這次縱談之後，想來隔不多天，胡適又去韋女士那裏「縱 談」了一次。韋蓮司原是不顧世俗的奇女子，也可能早已鍾情於胡適。那次談話，很可能她露出了她的「狂狷」本色，動手動腳，倒把我們的「膽小君子」嚇壞了。 胡適招架不住，祇好直言早已訂了婚，如同韋女士有不軌行動，與「禮」（propriety）不合云云。事後韋女士很氣，也有些老羞成怒，二月三日寫了那封 「論男女交際之禮」的信，責備胡適不夠開通而拘於「禮」（blocked by a "sense of propriety"）。在她看來，像他們二人這樣超脫世俗的「最高級人才」（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 being），祇要「思無邪」（propriety of thought）就好了，行為上的「非禮」（impropriety）倒是毫無關係的。德剛兄若細品此信，即可看出，韋女士採用的完全是嶼姑在《老殘遊 記》裏教訓申子平的口吻。胡適原則上是反宋明理學的，雖然在日常生活上還遵守「非禮勿動」的原則。他看了這封信後，對她的「卓識」更為佩服，認為「此論即 在所謂最自由放任之美國亦足駭人聽聞。」但想來韋女士覺得胡適不識抬舉，以後只同他論學問，談思想；生活上需要「放浪形骸」一下，另找別的男人了。 韋 蓮司一人在紐約「放浪形骸」，她母親有所聽聞，實在有些著急了。差不多一年之後，她寫信囑胡適去規勸她。胡適既是個少年老成、非禮勿動的「東方人」（an Oriental），對她女兒的某些行為一定看不慣罷？何不勸勸她呢？她是最看重你的！胡適雖是「膽小君子」，對韋女士的「卓識」、「狂狷」原則上是佩服 的，回信理直氣壯地斥責韋夫人虛偽。責問她是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女兒，既如此把她關起來，不給她行動自由好了。德剛引譯那一段信裏的「我們」一詞（「我們為 什麼要顧慮『別人』對我們怎樣想法呢？……」），乃所謂editorial "we"，非胡適、韋蓮司二人。德剛看不出這一點，把胡適致韋夫人書完全曲解了。 胡適與陳衡哲 胡 適同陳衡哲女士留學期間的關係，德剛分析得入情入理，讀後十分折服。但同時德剛故作妙論，認為陳衡哲是他提倡「詩國革命」、「文學改良」的煙絲披里純， 「所以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那就言過其實了。在〈逼上梁山〉文裏胡適說得明明白白，他倡導白話文學的靈感得自鍾文鰲，他是清華學 生監督處駐華府的書記。陳衡哲未同他通信之前，胡適早已在試寫白話詩了。 中國大學生、留學生間，的確有個「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傳統。莎 菲女士既為任叔永所發現，胡適又是任君的摯友，當然不便去追她。但我認為假如胡適尚未訂婚，他一定會努力去追求莎菲女士的；論才情任不如胡，看樣子莎菲也 會嫁給胡適的。當然任氏夫婦一直是胡適的至交，也是他事業上最親信的左右手，他對任太太是不存一絲羅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陳婚姻如此美滿，胡適自己家裏 有個病中不准他看書、寫詩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艷羨他們的幸福。他騙過江冬秀，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雖不能說紀念他同陳衡哲那 段舊情，至少也希望女兒長得像瓦莎學院優等生莎菲一樣的聰明好學，而一點也不像她生母那樣的庸俗。德剛道破胡適為愛女取名用心良苦這一點，實在令人心折。 胡、 陳二人尚未見面前，即可說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有一次，任叔永從麻州劍橋寄兩首陳衡哲的詩給胡適看，要他猜是何人寫的（陳衡哲《小雨點》任序，則謂 故意騙胡適「是我作的。」）胡適對其中一首詠「月」詩特別激賞（「初月曳輕雲，笑隱寒林裏。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回信寫道（《日記》頁一○五 八～一○五九）： 兩詩妙絕。……「風」詩吾三人（任、楊及我）若用氣力尚能為之，「月」詩絕非吾輩尋常蹊徑。……足下有此情思，無此聰明。杏佛有此聰明，無此細膩。……以適之邏輯度之，此新詩人其陳女士乎？ 任 叔永如未把此信轉寄陳衡哲，也一定會把胡適評語抄給她看的。她看到後，一定感到十分光榮，且視胡適為生平知己。當時美國東部，留學生間成績最優異的要算上 趙元任、胡適二人，但胡適到處演說，發表英文文章和讀者投書，風頭比趙更健。這樣一位當代才子盛讚其詩才，莎菲怎可能不被其感動？ 同樣情 形，胡適也認為莎菲是他的生平知己。任、楊、梅、朱都反對胡適搞文學改良、寫白話詩，真正響應他就只有陳衡哲一人。新文學史上最早一篇短篇小說即是她的 〈一日〉，載一九一七年出版的一期《留美學生季報》，同時期她也寫了不少白話詩（我另有長文論陳女士，將刊《現代文學》季刊）。很可能陳衡哲有雄心為新文 學開路；但她見到胡適給眾朋圍剿，特地試寫些白話詩、白話小說，助他一臂之力，以取悅於他，這也是大有可能的。 陳衡哲返國後，在一九二四年 十月號《小說月報》上發表了一篇題名〈洛綺思的問題〉的小說，集《小雨點》。這篇小說我認為影射了陳、胡二人不尋常的關係，至少也透露了陳自己對胡的一番 愛慕。德剛謂胡適到老還一口咬定莎菲女士「當時抱的是獨身主義」，我相信莎菲的確對他說過這樣的話，而洛綺思的「問題」即是知識女子的獨身問題。小說的原 來樣子已無法看到，因為出版前陳衡哲聽取胡適的意見，已把初稿加以增刪。胡適在《小雨點》序上寫道：該小說「我和叔永最先讀過，叔永表示很滿意，我表示不 很滿意，我們曾有很長的討論，後來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刪改了幾部分。」（《小雨點》胡序，頁一）莎菲別的小說，胡適都很滿意，惟獨這篇他堅持要刪改，還同 任氏夫婦做了「很長的討論」，我想決非技巧上的問題，而是胡適心虛，恐人家看出小說裏有所影射。 其實，小說男女主角都是美國白種人，任叔永 就給他太太瞞過了。男主角瓦德白朗是位哲學教授，洛綺思是同校同系的研究生。洛綺思的原名似應作Lois，但也必然使我們聯想到愛洛綺思 （Heloise），那位因熱戀老師而青史垂名的女學生。陳衡哲專攻歐洲史，對中世紀的人物很熟悉。她寫過一篇介紹僧尼孽侶「亞波拉與愛洛綺思」的文章， 收入《衡哲散文集》（一九三八）。亞波拉（Abelard）最後屈服於教會的權威而甘願與愛洛綺思永別，陳衡哲對他的懦弱表示非常憤慨。盧騷的長篇小說 《新愛洛綺思》（Julie,ou La Nouvelle Heloise,一七六三），不知陳衡哲有沒有讀過。女主角同她的家庭教師熱戀，後來嫁了人還是愛他。她的丈夫非常開明，竟邀太太舊情人同他們一起長住。 假如莎菲真的私下裏愛過胡適，任、陳、胡三人持久的情誼倒真有些像盧騷小說裏的三主角。 陳衡哲筆下的洛綺思當然是個獨身女子。「獨身主義」 在當年西洋職業婦女間是一個極時髦的風尚，莎菲在瓦莎那幾年，通信的男友這樣多，她明言抱獨身主義是南很可信的。那時留學美國的中國女子人數極少，總想回 國幹一番事業，不輕易談婚嫁。當然也很可能，陳衡哲獨在胡適面前表明獨身主義，表示她對任叔永並不在乎，想用「激將法」鼓起胡適的勇氣來，同江冬秀解除婚 約，一心一意追她自己。任叔永一九一六年暑假開始追莎菲，但他同胡適一樣，也是翌年夏季即返國的。二人返國後，同樣祇能以通信方式同莎菲保持友誼。可是一 九一七年底，胡適即同江冬秀結了婚，從此莎菲死了一條心，雖然她同任叔永結婚已是一九二○年下半年的事了，在她修完芝大碩士學位返國之後。胡適結了婚，總 不得不鄭重其事的寫封信給他的瓦莎女友，表明一番心跡。假如莎菲一直在愛他，希望他返國後同江女士解除婚約，收到這封信，心裏該是十分難受的。她那時候的 心境，即給她寫〈洛綺思〉這篇小說的最初靈感，雖然她把這則故事藏在心頭好多年，才敢把它寫下來。 在小說裏，瓦德同洛綺思互相愛慕三年之後，宣告訂婚。但洛綺思怕結婚生子妨礙她的學問事業，旋即反悔。瓦德竟答應解除婚約，悽然說道（《小雨點》，民國二十八年三版，頁七一）： 洛綺思：我的愛你，我的崇拜你，便是為著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若是為了我的緣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那是我萬萬不能忍受的。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那樣自私的人。若能於你有益，我是什麼痛苦都肯領受，什麼犧牲都能擔當…… 三、四月之後，堂堂哲學教授瓦德白朗竟同「一位中學校的體操教員」結了婚。蜜月之後，他寫封表明心跡的信給洛綺思（同書，頁七六～七七）； 我的親愛的朋友： 瓦德結婚了！蜜妮－－這是我的妻子的名字－－是一個爽直而快樂的女子，雖然略有點粗鹵。她當能於我有益，因為我太喜歡用腦了，正需她這樣一個人來調調口味。 有許多我的朋友們，以為我應該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做終身的伴侶。我豈不願如此，但是，洛綺思，天上的天鵝，是輕易不到人間來的。這一層不用我說了，你當能比我更為明白。 我 不願對於我的妻子有不滿意的說話，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我既娶了妻子，自當盡我丈夫的責任，但我心中總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給她的。 那一角之中，藏著無數過去的悲歡，無限天堂地獄的色相。我常趁無人時，把他打開，回味一回，傷心一回，讓他把我的心狠狠的揉搓一回，又把他關閉了。這是我 的第二個世界，誰也不許偷窺的。他是一個神秘的世界，他能碎我的心，但我是情願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貪戀那個又苦又酸的泉水，勝於一切俗世的甘泉。 我的朋友，請你恕我的亂言。我實願有一個人，來與我同遊這個世界。我怎敢希望這個人是你呢？但你卻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沒有你便沒有牠，所以牠是純潔的、出世的、不染塵滓的。 我不多寫了。我要求你明白，瓦德雖是結了婚，但他不曾因此關閉了他的心；尤其是對於洛綺思，他的心是永遠開放著的。 我永遠是你的，瓦德 但 他寫完這封信之後，忽然又覺得不妥。他更自思量，覺得他和洛綺思的交情，是不應該這樣的。洛綺思不是他的一個敬愛的朋友嗎？但這信中的情意，卻是已經越出 朋友範圍之外了。這豈不是把洛綺思待他的高尚純潔的感情，拋到污泥中去了嗎？他將何以對她呢？他將何以對世上的女子呢？固然，他是有權可以保存這個心中的 秘密的；固然，他的已碎的心是不怕再受傷損的，但他卻無權去傷害他人的心。他只應把這個秘密的種子保存在他自己的心中，不應把他種到肥土裏去，讓他去受那 日光雨露的滋養；因為他所開的花，是要給洛綺思以極大的痛苦的。他想到這裏，便決意把這粒種子收回他的心之秘處去，永不讓牠再見天日了。 於是瓦德寫封比較大方的信寄給她，表示「除了切磋學問、勉勵人格之外，在他們兩人中間，是沒有別的關係可以發生」的了。 假 如胡適返國後，曾同陳衡哲通過情書，那麼他在完婚之後，寫一封如怨如訴的信給她，調子一如引文裏的那封未寄之信。是很可能的。當然，也很可能胡適一直抱著 「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宗旨，從未同莎菲通過情書，而這篇小說僅表示在陳衡哲的想像中胡適應該寫一封這樣的信給她。她不僅對胡適沒有勇氣追她表示失望 （怎能輕信她會抱「獨身主義」的話呢？），也對胡、江二人的結合，表示極大的憐憫。當世第一才子，怎可同一個纏足村姑胡亂結了婚呢？美國沒有纏足女子，在 陳衡哲的想像中，江冬秀變成了一個「中學校的體操教員」，比她再「粗鹵」的女子，就更不適合哲學教授太太的身份了。信中有好些話，諸如「我不願對於我的妻 子有不滿意的說話，但我又怎能欺騙自己，說我的夢想是實現了呢？」我想胡適初讀原稿，一定感慨萬千。胡、陳二人可能沒有通過情書，但〈洛綺思的問題〉本身 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跡的情書。專攻化學的任叔永讀了初稿還看不出苗頭，胡適自己倒緊張起來，硬教她把小說加以增刪。「添了一章」，瓦德不再出現，小說重點 放在多少年後老處女洛綺思的身上了。 德剛認為胡太太是同時代「千萬個苦難少女中，一個最幸運、最不尋常的例外」，這句話說得很對。但德剛認 為胡適自己也是「『三從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後的一位『福人』」，倒不見得。胡適如能同陳衡哲這樣的女子結婚，當然生活要美滿的多。且不說住在紐約那幾 年，胡適定不下心來做研究；即在二、三十年代，胡適自己太忙，太太沒有現代醫學常識，也不知如何管教子女，弄得愛女夭折，二兒子思杜從小身體虛弱，教不成 器－－一個家庭裏產生了這兩大悲劇，總不能算是美滿的。假如在〈夢見亡女〉詩裏，胡適真如德剛所說的「一石雙鳥，悼亡、懷舊，」那末他寫詩時最不可告人的 感觸即是：假如太太是莎菲，素斐也不至於夭折了。 「當代第一人」 近年來我為朋友寫序，借用胡適 一句話，「覺得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每篇序總言之有物，不是說兩句空泛的捧場話就算數的。寫《胡適雜憶》的序，我用氣力更多，等於自 己做了一番胡適研究，不得不把書中有些不敢苟同的假設和論點，加以評審。我覺得這樣做才對得住作者，也對得住讀者。德剛兄認為胡適在哥大研究院兩年，絕無 可能把博士學位修完，這一點我完全不同意，已在另文〈胡適博士學位考證〉（見《傳記文學》第一九八期）裏加以辯正，在序文裏不再加以討論。德剛兄對有關胡 適的資料看得極熟，但寫《胡適雜憶》時，每月要趕出一篇，有些早已讀過的書反而沒有時間去查看。在〈七分傳統、三分洋貨〉這一章裏，德剛認為哈佛博士格里 德（Jerome B. Grieder）講到少年胡適不信鬼神這一點，特別把范縝「神滅論」搬出來，有些小題大做，「不知輕重」。其實《四十自述》裏即有〈從拜神到無神〉這個專 章，胡適「十一、二歲時便已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的確是受了司馬光、范縝二人的影響。胡適父親誠然是個理學家，不信鬼神，且與「僧道無緣」。但胡老先生 過世，胡適才三歲零八個月。他母親和其他女眷們都是迷信神佛的。胡適不信鬼神地獄，自己歸功於范縝的啟示。 序文雖已寫得很長，我所討論的主 要是「五十年代的胡適」和「胡適及其太太和女友」這兩個題目。但《胡適雜憶》不單提供了不少胡適傳記的珍貴資料，也不單是他晚年蟄居紐約那一長段時間最忠 實的生活素描和談話實錄，它也是胡適一生多方面成就的總評。三、四十年來，「胡適批判」是個熱門題目，但縱橫暢談其思想和為人，與其整理中國哲學史、文學 史，推動文學革命，提倡科學、民主、自由之得失功過，像德剛這樣面面俱到，既同情而又客觀，敬愛其人而不袒護其短的，實在還沒有第二個人。胡適在美國求學 期間，吸收了不少西方新知識，但返過以後，一方面整理國故，忙於考證，一方面關心時事，多寫政論，簡直沒有時間吸收西方的新學問和新學說。四十年前金岳霖 即敢說：「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到了五十年代，唐德剛更可以說：「西洋史學亦非胡先生之所長。」我自己也可以說：「胡先生返國以後，早無意 追逐西洋文學的現代潮流，現代西洋文學批評他也一竅不通。」留學七年，胡適讀了那幾本西洋文學名著，《日記》上大半都有記載。一九一七年返國後，實在沒有 餘力顧及西洋文學。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胡適第一次從美國飛臺灣，做了不少次演講，也接受了好多次訪問。有一位記者問他美國文壇概況，胡適做了如下的答覆： 第 二個問題，我要完全繳白卷了。幾年來因為世界政治形勢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棄了對於文學的研究。關於美國文壇的情況，紐約時報和論壇報每週都有一張銷行 最廣的書目表分送，表內所列的新書，一面屬於小說的，一面是非小說的。這兩張表所列的新書，小說方面，十部中我頂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說的，十部中頂多看三 四部。我對於美國文壇還沒有做過系統的考察，諸位有興趣，我去美後如有時間，當加以研究，隨時向國內文藝界做簡單的報告，現在祇好繳白卷了。 －－《胡適言論集》（甲編），頁一一三（自由中國社，民國四十二年初版） 胡 先生對美國文域概況一無所知，一點也沒有什麼難為情。他在座談會上逼得說謊，且說了不少外行語，倒令我很為他難過。胡適哪裏會有功夫去每季選讀一兩部暢銷 小說？這類小說的絕大多數算不上是文學，連美國嚴肅的批評家也不讀它們的。美國高級文藝刊物這樣多，胡適僅能提一提當年紐約兩大日報所刊載的暢銷書目表， 實在太不合我國新文學開山祖師的身份了。 到了五十年代，胡適同西洋文學、史學早已脫了節，二次大戰以還倡行於歐美學院間的各派新興哲學，想 來他也所知極淺。胡適自信心很強，而且講究「前後一致」（德剛討論此點，極精采），他既早已歸奉杜威的「實驗哲學」，西洋哲學界的新動態，他就覺得不值得 注意了。假如自己的思想在晚年有所轉變，豈非胡適為人前後不一致了？同樣情形，他講中國文學史，就抓住「白話」這個觀點，視之為評判古代作品優劣之基本考 慮，雖然那幾部稱得上白話文學里程碑的古典小說，不一定就是他真心喜愛的作品。骨子裏他同周作人一樣厭惡古老中國的「非人文學」，《紅樓夢》、《水滸傳》 所刻劃的中國社會都是極不人道的，所以他對二書都不喜歡。《紅樓》更表揚了釋道的虛無思想，也是他所不喜的（胡適對德剛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 因為《紅樓夢》裏面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其實plot 之有無，對胡適來說，是不重要的，《老殘遊記》比起《紅樓》來，更無plot 可言，他卻特別喜歡）。但《紅樓》的白話文體實在太漂亮了，他在考證《紅樓》的論文裏就不敢對它加以劣評，免得顯出自己批評觀點前後不一致。《三國演義》 是用淺近文言寫的，所以他敢放膽罵它「平凡淺薄」、「創造力太薄弱」。假如《三國》也是部白話小說，他就不便放膽去罵它了。胡適執著於「白話」這個觀點， 做為小說評論家，有些地方天真得可愛。 胡適太講究為人、立說前後一致，「今日之我」從不與「昨日之我」挑戰，即在三十年代對國外新興之學說就不太注意。但綜觀其一生之成就，我完全同意德剛給他的蓋棺定論：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EF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 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胡 適是「當代第一人」，一方面因為「他的為人處世，真是內聖外王地承繼了孔孟價值的最高標準」，另一方面因為不論國粹派也好，共產黨也好，反胡陣營中竟找不 出一位學問、見解（且不談人品）比胡適更高明的主將堪同他匹敵。相比起來，胡適對我國傳統的批判，對國家現代化提出的種種建議，不由得我們不聽取採納。目 前海內外不少中國學者，被西洋漢學家牽了鼻子，也跟著大吹我國的「玄學」、「理論」；更有些人，因為李約瑟（Joseph Needham）推崇中國固有文化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也沾沾自喜起來，認為古老中國代表了一個科學昌明的文化。這些人不去反省一下，歐洲國家文藝復興以來 在科技文藝各方面如何突飛猛進，而同時期明清讀書人又在幹些什麼？從沒有人說過（胡適當然沒有說過），中國人的天賦才智比不上別的民族，但漢代以還，專制 政體逼著讀書人走上兩三條狹路－－先秦時代那股朝氣勃勃、自由探究真理的精神直到二十世紀才能復甦。 胡適雖是「當代第一人」，在德剛看來， 他的「中學」止於乾嘉，「西學」亦未超過赫胥黎、杜威二人。德剛自己在五十年代受了嚴格的史學訓練，他所接觸到的理論、學說，和治學方法，已和胡適當年在 哥大接觸到的大不相同。本書另一特色，即是德剛借題發揮，提到胡適任何那一方面的學問和貢獻，也把自己對這項學問多少年來所匯積的心得和見解提供給大家。 〈傳記、史學、行為科學〉這一章份量特別重，直言胡適對各種社會科學所知極淺，對經濟學可說一竅不通。但德剛想來也同意，即憑他那種專做考證的治學方法， 胡適在「整理國故」方面的貢獻實在太大了。假如一九一七年返國後，不輕易發表文章，化他十年功夫來自修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這樣壯志磨盡，雖 然可說學問更有長進了，胡適也不再是胡適了，他變成了在社會上影響力極微的純學者了。惟其胡適有他的自信，有他的衝動，絕對信任他的「科學的治學方法」， 絕對樂觀，才能在返國後二十年間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 胡適提倡白話，也贊助過「漢子拉丁化」運動。但因為他一向對「文言」抱了最大 的偏見，在文字學、語言學這兩方面貢獻並不大。在中國語言文字的沿革史上，他認為「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學者文人卻是頑固黨」。二千年來小百姓「把中國語 的文法修改完善了」，同時創造了不少「破體字」，算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德剛說得很對，小百姓貪省力，提倡幾個「破體字」，又算得上是什麼「驚人的 革新事業」呢？ 本書最精采的一章是〈國語、方言、拉丁化〉這一章。想不到德剛因為要補充、修正胡適對中國語言文字沿革史的瞭解，竟寫了一篇 面面俱到、極有深度的宏論。在這一章裏，德剛對中西文字、中西文化做了比較研究，最能使我們看得出他史學家的修養，和愛護方塊字、堅決反對漢字拉丁化的愛 國熱誠。 該章第一要點是：拼音文字鼓勵方言發展，「方塊字」則維繫了中華民族的統一： 要言之，我們有了方塊字，教育愈普及，則民族愈團結；民族愈團結，則政治統一便愈容易推動。政治、文字、教育有其一致性，它也就限制了方言的過分發展。如今世界，四個人之中，便有一個是「炎黃子孫」，豈偶然哉？ 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便適得其反。他們教育愈發達，則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則政治愈分裂。這就是今日白鬼種族繁多之所以然也。這也就是兩種不同文字「偶然」的發展，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所發生不同的「必然」後果！ 該 章第二要點是：秦朝一統天下後，廢除篆字，推行隸書，「其惠百世不斬，餘澤及於我輩！它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文字大改革』。」德剛認為漢字可以再簡 化，但絕對不可以「拉丁化」。一旦拉丁化，古書就變成無法看懂的「有字天書」了。中國文化也要中斷了，「我們亞洲的黃人，也就變成美洲的紅人了。」 德剛的第三點：方塊字不難學，拼音文字也不容易。主要問題在中小學教育；目今紐約市文盲特別多，這是市政府教育制度之大失敗。 數 月前初讀這一章，我對德剛兄的胸襟見識，更加由衷的欽佩。胡太太稱許德剛為胡老師「最好的好後學」，一點也沒有說錯。同《胡適文存》裏好多名文一樣，〈國 語、方言、拉丁化〉是篇「立言」之作。唐德剛一如其師，用了「明白曉暢的文字」來報告他的心得，「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中國文字的特 點和長處。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完稿 --TOP--

●精采試閱 「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政治 六 胡適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為有守的白面書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為他缺乏搞中國政治主觀和客觀的一切條件。 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做政論家的眼光！ 做 個大政治家，在主觀條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種「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碼的條件。更重要的是還要有鐵一般的肩膀，如此他纔能頂住政治上的驚濤駭浪，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地負荷起天降大任，然後任勞任怨，為國為民，死而後已。但是在胡先生的個性上是沒有這種擔當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問李宗仁 先生對胡先生的看法，李說，「適之先生，愛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廢言，則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 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書生，則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受五鼎烹，那還能做什麼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沒有做官僚的臉 皮。民國以後有清望的學者們下海從政是需要相當臉皮的，因為這些名學者出山之前，一個個都是以帝王之師自命的，認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樣才應徵 辟，乘安車，入朝為官的。但是官場亦另有官場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這批高人隱士，對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對中層就不得不結黨羽，對下也難免不作威作福。本 來，官場中這些惡習和陋規，也不算什麼天大的壞事，因為那本是我國兩千年來，自上而下的單線官僚體系中的必然現象，同時也是講求傳統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 儀和官箴。我國古代的政治家有見及此，乃因勢利導，乾脆把他們制度化起來，以禮節之，使其發而中節。 民國肇建，這些原也是煞費苦心的制度，被目為封建殘餘，通盤廢除，但是製造這些陋規和惡習的單線官僚體系，反因科舉之廢除而變本加厲的單線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東西，至此反變成無原則和規章可循的官僚主義，俗語所謂上拍下壓。 三十年代底初、中期，適之先生的朋友們，一個個脫青衫、換紅袍，都當起官僚來了。初入官場做學徒，有時還有點臉紅，出師之後，就樂此不疲了。「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試問「獨立評論社」這個山洞出身的「幹員」和「能吏」，有幾個是例外的？ 胡 適之先生本人，倒的確是個例外。他老人家雖然也曾下海，他卻仍能保持了他底清譽，而沒有淪為官僚。「看他風裏儘低昂，這樣腰肢我沒有！」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缺少那種「終始參差，蒼黃反覆」的臉皮！所以胡先生縱想做官，也只能做個「泛舟於赤壁之下」、吟風弄月的閒太守，做個太平盛世的點綴罷了。 不 特此也。胡氏縱有心為國為民，真想當一員「循吏」，他也辦不到。他不特對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臉皮，他甚至不是個搞行政管理的幹才。像胡先生那樣溫情主 義極重的人，他怎能搞「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呢？以他底盛名卵翼了一點小小「庚款」的管理權，已經被梅貽琦先生等所包圍，而弄到「跳進黃河洗不清」的 程度，遑論其他？當胡先生的令名為「庚款問題」的流言所累之時，筆者在一個偶然場合之下，問一問顧維鈞先生的意見。顧先生說，「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複雜 的問題。」其實胡先生何嘗不知？他只是門戶之見在作祟，拉不下臉皮去約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們罷了。 再者，一位學者如變成了「政客」，他就必 然有「政敵」。如果政敵一旦背信棄義，那末兵來將擋，大家耍起政治手腕來，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顧不得許多了。胡適之先生是位老實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於 耍。事實上，以胡氏的秉賦，他縱想耍，也無此天才；勉強一試，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絕的程度。這兒筆者不是說，胡適之是怎樣的一個天大好人。坦白地說，胡 先生也並不就那樣老實，不過他始終沒有不老實到做政客的程度罷了。「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以胡適來遍比時賢，則「山高水長」，先生的風範，也就是百 年難一遇的了！ 七 胡先生不但不會耍那些他所不應該耍的政治手腕，縱使是那些正當的──有時也是應該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 節，為著母國利益而在駐在國的政潮中，投機取巧的活動，亦非胡氏之所長。他做大使時每向友好傾吐他那一番「行萬里路，講百次演」的苦差事。胡先生後來亦常 向筆者提到。其實那種「苦差事」，如行之者為「胡適教授」，政府對這種成績斐然的國民外交，自然要傳令嘉獎。但如行之者為「胡適大使」，那政府就應把他撤 職才對。胡先生故鄉的農民就有一句土話說：「撈魚摸蝦，耽誤莊稼！」胡氏身為中國抗戰期中的駐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莊稼」他丟下不做，而拚命去「撈 魚摸蝦」，豈不該撤職？ 幸好胡先生是個福人，在他做大使期中，正是美國孤立派最囂張之時。胡氏在華盛頓的「莊稼」也不會太多。所以他和當年十四條失敗後的威爾遜總統一樣，在華府「道不得行」，乃直接訴諸美國人民，因而他底撈魚摸蝦的外交，也就功不可沒了。 可 是一旦珍珠港事件爆發，中美成為正式盟友，並肩作戰。為著扭轉盟邦外交上的「重歐輕亞」底策略；為著與英蘇等國爭搶「租借法案」裏的美援物資；為著促進美 國國會通過更多的親華立法，那樣，華府內的莊稼就忙不勝忙了。你不耍外交手腕──甚至跡近下流的外交手腕，那你底母國，立刻就要吃眼前虧，因而這位不習於 耍手腕的學者大使就丟官了。 有一次我告訴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戰的史學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　．畢爾在他底名著《羅斯福總統與 大戰之序幕》一書中，竟把胡適說成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畢爾大意是說美日之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而羅氏為著維護美國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的上了 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才惹起日軍前來偷襲的1。 胡先生聽了這故事大為高興。他連忙要我把這本書借來，並在對他「不虞之譽」的 那一段下面，劃了一道道的紅線。但是當我問他當年究竟是耍了些什麼圈套終於使羅斯福總統上鉤的，他想來想去也無法對我的問題做圓滿的交代。其實畢爾先生的 那一頂帽子，實在是對我們胡老師的「求全之毀」。我們這位「言忠信，行篤敬」的學者大使，哪裏會玩什麼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羅斯福何等滑頭！我們胡先生哪 有這樣的本領來請他入甕啊！ 總之胡先生天生是個「教書料」。大學底講堂和圖書館才是他最感到樂趣，和最該去的地方，官僚衙門裏本是沒有他的 份的。事實上早年的胡適之也是反對搞政治的。他認為他和陳獨秀的基本區別也在此。陳獨秀和當年的「新文化運動」，在胡適看來，都是「政治」的犧牲品。胡先 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五四運動」把它政治化了的結果。胡氏顯然不瞭解，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本來就是一個銅元 的兩面，二者是分不開的。 事實上胡適之這位大文化人之與政治，情形也是相同的。在他底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終於變成胡適的兒子，弄成個「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適之真是「愛其少子，甚於婦人！」他對搞政治的興趣，確是老而彌篤的。 國 府行憲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總統了。但他終於做不成。主觀的條件之外，他還缺少搞政治最起碼的客觀條件──與執政黨實力派的歷史淵源。胡氏做了一輩子 政治票友。他對執政黨的諍言固多，閒話也不少。如今無功受祿，以票友登臺來領導科班，揆諸情理，豈可謂平？「你們國民黨反對我！」難道還有什麼不應該的 嗎？胡先生是聰明的。他自知可以做總統而不能做行政院長。讀歷史的人，讀到胡適婉卻做閣揆這一段，真也要鬆口氣，胡適之如做了行政院長，豈不天下大亂？！ 八 或 者有人要說，胡適做個政論家，應該是沒話說的罷！的確，「談」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筆者在紐約出入絳帳的時間也不算太短。平時就很少聽到胡先生和他 同輩的朋友或訪客們談過多少學問。他們所談所論的幾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雞毛蒜皮的政治。學問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導後輩的東西。 其實胡先 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所以從方法學上說，他那種「有疑處不疑」的政論，正是他 「無徵不信」底治學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適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貢獻，與其說是他底學術「理論」和政治「行為」，倒不如說是他篤信自由主義的「身教」和 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國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會聯想到「胡適」。胡適那一臉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無恐怖自 由」──的象徵。而崇尚獨裁專政的人們，一聞胡適之名，也就忸怩怯步；一碰到他底「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觸原子幅射塵，逃避唯恐不及，封鎖 唯恐不周！死諸葛嚇走生仲達，他羽扇一搖，真是「片語能傾百萬師！」好不壯哉！ 胡適之就真有這麼大的魔力嗎？非也。他只是個近代中國的「時 勢」和勤勞偉大的老百姓所製造出來的、文化交遞時代裏學術思想上的「英雄」。適之先生常常勉勵後輩說，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穫。他強調 「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這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司馬遷那個刑餘之人，就不相信這句話，說「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胡適之這個樂觀主義者， 對「天道」的公正，倒是篤信不移的。 社會對胡適的報酬既然遠大於胡適對於社會的貢獻，則社會對胡適的需要，將不因胡氏之死而結束。他底真正的影響力，現在可能還沒有完全發揮。等到全中國人民「衣食足，禮義興」，從而憧憬「人權」的時候，胡適的幽靈，恐怕又要大叫「還我頭來」，而開始在雲端「顯聖」了。 所以從主觀條件上看，就事論事，胡氏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那種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當之的。但是四周環顧，學術思想界芸芸眾生之中，胡適而外，又誰能當之？就憑這一點，適之！適之！也就足垂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