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玄同文集（第六卷）—書信》 | |||
| 作者 | 錢玄同 | ||
| 出版社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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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魯迅（致魯迅、周作人） 九封 （1）
致周作人 三十九封 （17）
致胡適 二十五封 （93） 四川的錢玄同選集選兩封 一討論白話小說 一是嘗試集序
致《新青年》同人 一封 （127）
致許壽裳 二封 （129）
致楊樹達 二封 （133）
致吳文祺 六封 （136）
致黎錦熙 十一封 （141）
致江紹原 一封 （155）
致魏建功 三十四封 （157）
致鄭裕孚（錢疑古手札） 六十九封 （185）
致潘景鄭 三封 （301）
錢玄同自撰年譜 （310）
錢玄同（1887年－1939年1月17日），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浙江吳興（現浙江湖州市）人。現代文字學家，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曾主張廢除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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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生平
早年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在日本拜見章太炎（炳麟）於《民報》社，章太炎介紹他加入同盟會，同時聽章太炎講文學音韻學。結識的許多章門弟子，後來都成了著名學者，包括黃侃、魯迅、周作人。回國後，1913年到北京，任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附屬中學國文、經學教員。後又長期在國立北京大學兼課。1917年加入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為會員，兼任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常駐幹事，致力國語運動。錢玄同從1913年到北京高等師範執教，連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專任教授二十餘年。他講授的課程，以音韻學為主，還有「說文研究」「經學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書真偽略說」等。並長期任國文系主任。1917年，他向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投稿，倡導文學革命，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揭幕人之一。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雜誌，錢玄同是輪流編輯之一。在這期間，他曾動員魯迅給 《新青年》寫文章。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就是錢玄同催促他寫出的頭一篇作品，並且頭一次用魯迅作筆名。如眾所周知，《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 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 錢玄同在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的貢獻也是很顯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學音篇》是中國高等學校最早的音韻學教科書。數十年來，影響頗大，迄今仍為音韻學家所稱 引。
當代許多音韻學家如羅常培、魏建功、白滌洲、趙蔭棠、王靜如、丁聲樹等或是他的學生，或受過他的教益。名史家黃現璠曾是他的研究生。錢玄同對於「經學」創見甚多。他有兩句名言：「考古務求其真，致用務求其適。」他發表在《古史辨》上討論上古歷史和儒家經書的文章，獨見很多，影響很大。郭沫若對錢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觀點非常讚賞，說：「這些見解與鄙見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發的。」他早年積極宣傳漢語改用拼音文字，曾採用國際音標制定漢語拼音字母。後來他和趙元任、黎錦熙等數人共同制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1935年他抱病堅持起草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可以說，建國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錢玄同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做過很多奠基工作，他稱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驅。
1922.8.30 胡適日記附錢玄同 於1922.8.27 致胡適的信.
......古義必須用了這個方法，才能"撥雲霧而見青天"。這個方法就是----
(1)從聲音上求字義，不為字形所拘；
(2) 以今語證古義。
自黃生、錢大昕、王念孫發明(1)法，於是弄明白了許多古義；章太炎師作《新方言》發明(2)法，又弄明白了許多古義。我們現在讀古書非用此法不可，而吾兄即用此法*，所以打算作一短序表彰一下，一以證明你用此法將《詩經》中字義講明白了許多，一以指示閱者對於古書難明之字義時須用此法去疏通證明他。你以為何如?
*胡適隔天即想作《詩經新解》. 不過《召南》的"維"字就難倒他. 1922.9.1日記《小雅》《大雅》不可解的字很多.這部《詩經新解》真不知何日可成了.
| 3. 錢大昕 | ||||
| 注音一式 ㄑ｜ㄢˊ ㄉㄚˋ ㄒ｜ㄣ | ||||
漢語拼音 ｑｉ ｎ ｄ ｘ ｎ |
注音二式 ｃｈｉ ｎ ｄ ｓｈ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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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春秋》答錢玄同
玄同兄：
你可考倒我了。我這幾年壓根兒就沒有想過《春秋》的性質的問題，所以對於你的質問，我幾乎要交白卷。但你的信卻使我不能不想想這個問題，想想的結果，略如下方，寫出請你指教。
第一，孟軻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我想，“其文則史”一句似乎是說，以文字體裁而論，《春秋》是一部史，與別國的史正是“一也”。
試看齊國史官記“崔杼弒其君”，晉國史官記“趙盾弒其君”，其文字體裁正與《春秋》相同。況且“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一句，從文法上嚴格說來，應譯作，“至於這裡面的意義，可是我偷了他們的了”。舊注以“竊取”為謙辭，我卻不肯放過這句話。我以為董狐，齊史，都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威權已經成立了，故孔子自認竊取史官“書法”的意義，而建立正名的思想。
第二，所謂“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過是說，孔子始開私家學者作歷史的風氣。創業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使不全是今所傳本）也不見得比“斷爛朝報”高明多少。但私家可以記史事，確有使跋扈權臣擔憂之處。故有“亂臣賊子懼”的話。此事正不須有什麼“微言大義”，只要敢說老實話，敢記真實事，便可使人注意（懼）了。今之爛污報館，尚且有大官貴人肯出大捧銀子去收買，何況那位有點傻氣的孔二先生呢？我的英國朋友佗音比（Arnold Toynbee）每年編一冊“國際關係調查”，頗能據事直書。
這幾年中，每年都有列國外交當局對他的記事表示很關切的注意，往往供給材料，請他更正。這便是“懼”字的“今誼”了。 （崔浩修史的故事，更可藉來印證）
第三，孔門的後人不能繼續孔子以私家學者作史的遺風，卻去向那部比斷爛朝報高明不多的《春秋》裡尋求他老人家的微言大義。於是越鑽越有可怪的議論發現。其實都是像禪宗和尚說的，“某甲只將花插香爐上，是和尚自疑別有什麼事”。 （作《左氏春秋》的那位先生似是例外）
第四，我們在今日無法可以證實或否證今本《春秋》是孔子作的；也不能證明此書是否荀子一派人作的。因為簡短，故頗像“斷爛”；其實我們看慣了殷虛卜辭，更見了董狐齊史所記，似可以假定今本《春秋》不是晚出的書，也許真是孔子仿古史書法而作的。我從前（《哲學史》一○三）曾疑《春秋》有“後來被權門干涉，方才改了的”。現在看來，在那種時代，私家記載不能不有所忌諱，也是很平常的事。即使胡適之、錢玄同在今日秉筆作國史，能真正鐵面不避忌嗎？
毛子水兄恰好在我家中，見了你的原書和我的答書的前半，他寫出了三條意見，如下：（1）《春秋》的底子可以是孔子以前史官所記錄的。
（a）書法是可有的事。
（b）斷爛朝報的性質是古初的著作體裁使然，詳細的必是口傳而非文字。
（2）孔子可以得到這樣的紀錄，並且利用它。
（3）孔子也許公佈古代史官的紀錄，並接續記載當時的事。
子水的意見和我相差不遠。
以上所說，不知能算是交捲了嗎？
謝謝你為我的生日費了那麼多的工夫寫那篇長文。裱成時，還要請你簽字蓋章，使千百年後人可以省去考證的工夫。
適之
十九，十二，二十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五[附錄]錢先生來書
適之兄：今有一事要請問你：你對於《春秋》，現在究竟認它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你的《哲學史》中說《春秋》不該當它歷史看，應該以《公》、《穀》所說為近是，它是孔子“正名”主義的書；後來你做北大《國學季刊宣言》，對於清儒治《春秋》而回到《公羊》的路上，認為太“陋”了，並且和治《易》回到“方士”的路上為同等之譏評。我對於你這個論調，可以作兩種解釋：（一）你仍認《春秋》為正名之書，仍以《公》《穀》所言為近是；但對於莊、劉、龔、康諸公的“《春秋》擴大會議派”，動不動說“微言大義”“張三世”“通三統”“黜周王魯”這些話覺得太討厭了，離開真相太遠了，所以用一個“陋”字來打倒它。 （二）你前後的見解不同了，你後來認為《春秋》只是一部“斷爛朝報”，不但沒有那些微言大義，並且也不是孔子正名之著作。我這兩種解釋未知孰是，請你自己告我。我現在的意見，是主張你前一說而略有不同。我以為《春秋》確是正名之書，但不見得就是孔子的筆削（孔子一生，我以為是並沒有著過書），大概是荀子一派喜歡“隆禮”“正名”的人們幹的把戲，作《公羊傳》者當是此筆削《春秋》者的數傳弟子之類。 《公羊》所言已有些“擴大會議”的意味，到了董道士和何老爹，越說越不可究詰了。至於清代的先生們，則離題更遠，甘脆一句話，他們是“托《春秋》而改制”罷了。我因為覺得《春秋》的稱名上確有些奇怪：如整整齊齊的五等爵位，某也公，某也侯，……永遠不變，今證之於《鐘鼎款識》，實在覺得沒有這麼一回事；尤其是楚國，這“楚子”的稱呼，恐怕只是儒家的玩意兒罷了。此外如那樣的褒揚宋伯姬，也頗可疑。故鄙見以為認《春秋》有爾許微言大義的說法，固然不對；若竟認為是魯國的“政府公報”的原本，似亦未合。你以為然否？希望賜答為荷。弟玄同白十九，十二，十九《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五
錢玄同作者:周作人我近來常想能夠有工夫寫幾節《畸人所知錄》下來，因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會上很有點聲名，當作是個奇人，但是據我所知的事實，卻實在是平平常常的，覺得有說明的必要。第一個我便舉出錢玄同來。錢夏字玄同，後來又名疑古玄同。我們認識他最初在光緒戊申（1908）年，從太炎先生《民報》社聽講《說文》，那時他還用舊號曰“德潛”，及民國六年在北京相見，已改字曰玄同了。他的初期的特色是復古。文字他主張用小篆，事實上不可能，則改用楷書的筆勢寫篆書，給太炎先生寫刻《小學答問》，後來還有《三體石經考》，也是用的這筆法。寫信也是“某人足下，近候何若，……”末了說“某頓首”。至於文章之擬古，那更不用說了。辮子去掉了固然很好，但也不固執的要梳頭，只是這袍子馬褂的胡服總是不好，要復古一下來穿“深衣”。這根據古書來複製，乃是白布斜領，著起來很有點像“孝袍”，看去有點觸目。他卻不顧一切，做了一件，穿了到教育司辦公，不過這個我並沒親見，只是傳聞如此罷了。第一期的“復古”做得很徹底。第二期便來個“反復古”運動，同樣的徹底，不過傳播得更廣遠了。自從“洪憲帝制”以後，一般有心的人都覺得中國這樣情形是很危險的，非有一個大的變更不可，接著是歐戰結束，便引起了中國的那新文化運動來了。《新青年》便當了這運動的代言人，標榜民主和科學，對於國內事物凡是舊的都在反對之列，舉凡人家所稱為國粹的，國學、國文、國醫、國術、國劇，都被看作“國滓”，一律予以痛擊。他的兩句口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一直為舊家者所痛心疾首，尤其是對於舊道德“綱常”之攻擊，更被人視為“洪水猛獸”，欲得而甘心。最有名的林琴南的兩篇小說，在《荊生》裏假借了荊生這一個舊禮教的保護人，對這班人加以懲創，小說裏的“金心異”這人，便是玄同，所以魯迅後來的文章中，就以金心異作玄同的外號。現在看起來，他對於中國文化遺產的某些方面缺乏理解，這是缺點，但在他那時也是無怪的，當時如稍一讓步，便是對於舊派承認妥協，再也不能堅持攻擊了。正如徵求“青年必讀書”的時候，魯迅堅決地主張現代青年不必讀舊書，一部也沒有開，所以玄同也贊成將舊書扔進毛廁去。這極端的反復古主義，玄同堅持到底，雖然他在學術上仍舊弄他的文字學。至於經學，則仍然遵從老師崔觶甫的教訓，相信今文說，別號“餅齋”，表示乃是“賣餅家”何邵公之徒。關於這一方面的學術問題，著有《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篇，最有價值，作為標點本《新學偽經考》的序文，登在原書上面。“經今古文學”的論爭乃是反復古運動之一面，發見於經學方面的，在這問題上他堅持下去，一直沒有變更，雖然在別的藝術上多少有些讓步。他把自己的別號改作“疑古”，表示他的態度。照道理說來，康有為那種《新學偽經考》也是從疑古思想出發的，但是他更推得遠一點，不但是經，便是史的方面，也都處處顯出可疑罷了。他的思想顯得“過激”，往往有人誤解，覺得脾氣一定乖僻，不好對付吧，其實是不然的。他對人十分和平，總是笑嘻嘻的。誠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氣，假如要他去見“大人先生”，那麼他聽見名字，便要老實不客氣的罵起來，叫人下不來台，若是平常作為友人往來，那是和平不過的。他論古嚴格，若和他討論現代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的。他反對國文和藝術，可是他藏書極多，對於古詩文亦多瞭解，又善書法，晚年寫唐人寫經，時時給人家書題封面。說起他來，常把他當作怪人，其實是很平常的，知識廣博，趣味豐富，朋友不可多得的人。一九五七年
| 《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前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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