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5日 星期四

”丁文江這個人”到《“少数人”的责任: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 》

「我覺得丁在君之死,對胡先生影響很大。也可能是他不再談文學的一個心理因素。

胡先生在紐約的書齋不大,但掛著一個獨有的小像,很奇怪的鬍子。我問這誰,他說你猜是誰,我說這難道就是丁先生嗎

他以提高的笑聲,壓下自己心中的寂寞,與對朋友的癡情。」──陳之藩《在春風裡‧第二信》(196232日適之先生大殮日寫於曼城)




現在Wikipedia有篇很簡略的”丁文江”*

 很顯然作者沒參考過 ”丁文江這個人” 台北:傳記文學1970
”丁文江這個人”一書有4頁圖 內文229頁

我們必須感謝唐先生幫我們蒐集這些資料 很方便而難得(38/39篇中 每篇都提供不同的角度認識傳主) 不過實在很陽春 編者連一句話都沒說
還有它們需要很多的注解/校正(他的好友還有誤以為丁先生是牛津畢業生) 包括傅思年兩篇中的幾個重要的英文字/詞


"2011年 我因為讀到傅先生在”丁文江這個人”
提到丁君在常人眼中 as dry as sawdust
查一下 Shorter O.E.D. 對SAWDUST 的界定除"鋸屑"之外還說它的三個主要用途嚇一跳.."sawdust-strewn, Provençal demon , heirloom


傅斯年稱友人說他是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一肚子大矛盾
這可以有許多解釋 英文有 bundle of nerves 說法 膽小而緊張者
bundle 也有許多俗語 如指 胖女子 小孩等等
bundle, bundle of nerves

傅斯年指丁先生在英國學會recitation" 一次在北大聚會中手舞足蹈的把杜甫的兵車行照樣一辦 大家大樂" (p.109) recitation, breviary,citation,


目錄
一. 獨立評論第188期部分 (1936/2/17 編輯 胡適 十九篇)
丁文江這個人 (胡適 原題”丁在君這個人” 原在第2篇) 1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傅孟真 傅先生此文提到丁文江很重要的統計(學)觀念 --讓我們多少可知那一代的學者和知識份子的真正科學方法的深度到那 我認為傅先生的兩篇都相當精彩 當初丁文江過逝時 胡適和傅斯年都有野心為丁立傳 兩人都沒多寫) 12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 24



編輯後記 適之 101 頁
二.獨立評論第189-211期部分 (1936/2/23- 1936/7/26 九篇)
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傅孟真 ) 105





三. 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輯部分 (1956年12月 逝世20周年特刊 七篇 )



四其他部分 (四篇)

---


丁在君这个人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只有在君当得起这样一篇好文章。孟真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

这都是最确切的评论,这里只有“抹杀主观”四个字也许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误会。在君是主观很强的人,不过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说他“抹杀私意”,“抹杀个人的 利害”。意宝坚强的人都不能没有主观,但主观是和私意私利说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个绰号,叫做theconclus-ionist,可译做“一 个结论家”。这就是说,在君遇事总有他的“结论”,并且往往不放松他的“结论”。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结论”多少总带点主观的成分,意志力强的人带的主观 成分也往往比较一般人要多些。这全靠理智的训练深浅来调剂。在君的主观见解是很强的,不过他受的科学训练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关节目上终本愧是一个 科学时代的最高产儿。而他的意志的坚强又使他忠于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松,就决心去行,所以成为一个最有动力的现代领袖。

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 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 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 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 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 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 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 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前 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烟绝了。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 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 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他接受凇沪总办之职时,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饭店,我看见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荐书。他叫一个书记把这 些荐信都分类归档,他就职后,需要用某项人时,写信通知有荐信的人定期来受考试,考试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们的原荐人。他写信最勤, 常怪我案上堆积无数未覆的信。他说:“我平均写一封信费三分钟,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写信起码要半点钟,结果是没有工夫写信。”蔡孑民先 生说在君“案无留牍”,这也是他的欧化的精神。

罗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钱太重,有寒伧气。其实这正是他的小心谨慎之处。他用钱从来不敢超过他的收入,所以能终身不欠债,所以能终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终身 保持一个独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时和朋友打牌,总把输赢看得很重,得很重,他手里有好牌时,手心常出汗,我们常取笑他,说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罗文干 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伧。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从 无怨言,也从不久债;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这正是他的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 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真不配批评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谨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预备。民国十一年,他在《努力周报》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说,我们若想将来做政治生活,应做这几种预备:

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消极的讲,就是不要“作为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

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

看前面的三条,就可以知道在君处处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养。民国十一年他和我们几个人组织“努力”,我们的社员有两个标准: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 己的职业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当时有一句名言:“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沪总办时,一面整顿税 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记会计制度。他是第一个中国大官卸职则半天办完交代的手续的。

在君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说他“真是一位理学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
      

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

他自己曾说:

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 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 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 所能梦见?(《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学与科学》)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更不 佩服张君劢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民国十二年四月中在君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的动机其实只是 要打倒那时候“中外合壁式的玄学”之下的精神文明论。他曾套顾亭林的话来骂当日一班玄学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同上)

这一场的论战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因为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学又早已被一批更时髦的新玄学“取而代之”了。然而我们在十三四年后回想那一场战的发难者,他终身 为科学1力,终身奉行他的科学的人生观,运用理智为人类求真理,充满着热心为多数谋福,最后在寻求知识的工作途中,歌唱着“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 清”,悠然的死了,──这样一个人,不是东方的内心修养的理学所能产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叙述他在淞沪总办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他那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 朋友的家里,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孟真和我都有这种野心)必定可以有详细公道的的记载给世人看,我们此时可以不谈。我现在要指出晚只是在君的政治兴趣。十年 前,他常说:“我家里没有活过五十岁的,我现在快四十岁了,应该趁早替国家做点事。”这是他的科学迷信,我们常常笑他。其实他对政治是素来有极深的兴趣 的。他是一个有干才的人,绝不像我们书生放下了笔杆就无事可办,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他在民国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的讲演(《努力》 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对于政冶的自信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他开篇就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 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很大胆的说: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来替代他们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处的境 遇,都是同从前不同的。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他又说: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侍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诉我们四条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条最可注意。他说: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

这是在君久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实业教育都办不好。所以他要我们少数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担子来。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坏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说:

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实他的意思是要说,

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训练看来,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责任,而下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这句自嘲的话,也正是在君自赞的话。他毕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办的事,无一事不能办的顶好。他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就可以造出 许多奠定地质学的台柱子;他办一个地质调查所,就能在极困难的环境之下造成一个全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总办,就能建立起一个大上 海市的政治,败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式基础;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就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他这 二十多年的建设成绩是不愧负他的科学训练的。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 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 从认得了你,我方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 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他认得我不久之后,有一次他看见我喝醉了酒,他十分 不放心,不但劝我戒酒,还从〈尝试集》里挑了我的几句戒酒诗,请梁任公先生写在扇子上送给我。(可惜这把扇子丢了!)十多年前,我病了两年,他说我的家庭 生活太不舒适,硬逼我们搬家;他自己替我们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说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 他自己代我垫付十元!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 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他对于青年学生,也是这样的热心:有过必规劝,有成绩则赞不绝口。民国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个宴会上遇见在君,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来,你来, 我给你介绍赵亚会!这是我们地质学古生物学新出的一个天才,今年得地质奖学金的!”他那时脸上的高兴快乐是使我很感动的。后来赵亚会先生在云南被土匪打死 了,在君哭了许多次,到处为他出力征募抚恤金。他自己担任亚会的儿子的教育责任,暑假带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责他补工课;他南迁后,把他也带到南京转学,使 他可以时常督教他。

在君是个科学家,但他很有文学天才;他写古文白话文都是很好的。他写的英文可算是中国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许多学英国文学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爱读英法文 学书;凡是罗素,威尔士,J.M.Keynes的新著作,他都全购读。他早年喜欢写中国律诗,近年听了我的劝告,他不作律诗了,有时还作绝句小诗,也都清 丽可喜。朱经农先生的纪念文里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纪游诗》四首,其中至少有两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骂竹子的五言诗,被林语堂先生登在 《宇宙风》上,是大家知道的。

民国二十年,他在秦王岛避暑,有一天去游北戴河,作了两首怀我的诗,其中一首云: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后来我去秦王岛住了十天,临别时在君用元微之送白乐天的诗韵作了两首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这三首诗都可以表现他待朋友的情谊之厚。今年他死后,我重翻我的旧日记,重读这几首诗,真有不堪回忆之感,我也用元微之的原韵,写了这两首诗纪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惜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侍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响,他的流风遗韵,是永永留在许多后死的朋友的心里的。

廿五,二,九夜。



*********************************************************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三年十二月號 總第 21 期 2003年12月31日 學術與政治之間:丁文江這個人 ⊙ 谷小水**---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10080.htm
***


《丁文江研究》=“少数人”的责任:丁文江的思想与实践
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谷小水

出 版 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丛书标题: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


2005

引言 
 一 丁文江研究的学术史
 二 方法论与材料状况检视
 三 “知识分子”视野中的丁文江形象
第一章 学术界的政治家“
 一 中学与西学之间
 二 “学术界的政治家”
 三 “丁大哥”
第二章 “努力”政治
 一 “我们的政治主张”
 二 统一与裁兵
 三 “少数人的责任”
第三章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一 中西互动与论战源起
 二 拯救青年与起而论战
 三 众声喧哗与曲终评价
第四章 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
 一 南北地域之辨与“救援江苏”运动
 二 丁文江与孙传芳
 三 关于会审公廨部分挽回的交涉
第五章 “独立”评论(上)
 一 《独立评论》的创刊
 二 国联调查团
 三 张学良与蒋介石
第六章 “独立”评论(下)
 一 读书与救国
 二 国与共
 三 “独裁”与“民主”
结语
附录:丁文江著述系年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 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蘇泰興縣人,地質學家、社會運動家。

丁文江出身富紳,1902年留學日本,後赴英國,研究動物學和地質學,於1911年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回國後在上海南洋公學任教。1913年任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赴山西、雲南等地進行地質礦藏調查。1921年起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發起中國地質學會,任副會長;主編《中國古生物志》。1923年發表《玄學與科學》論文,與張君勱開展了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否定「科學對人生哲學無所作為」的論點。1925年丁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經過談判,於1926年8月1日代表江蘇省政府與外國駐上海領團簽訂《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1931年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1933年翁文灝曾世英合編《中華民國新地圖》以及《中國分省新圖》並出版,此舉對中國的近代邊疆研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34年6月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36年,他在湖南勘探煤礦時煤氣中毒,至友傅斯年聞訊第一個從北京趕去看護。1月5日在長沙湘雅醫院逝世。按其遺囑,葬於嶽麓山

丁著《動物學教科書》,所遺地質考察材料,編成《丁文江先生地質調查報告》,於1947年出版。 丁著《梁任公年譜長編》為研究梁啟超之重要參考書。 丁文江還是中國第一個系統研究彝文的人。胡適曾著有《丁文江的傳記》一書,胡適說他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胡適:《丁文江這個人》)。

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的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是丁文江的侄女。

[編輯] 外部連結

  • Magnus FISKESJO 馬思中 and CHEN Xingcan 陳星燦合著. 中國之前的中國: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國史前史的發現 /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A companion volume for the new exhibit at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ilingual ed. English/Chinese. 159 pages, numerous B&W and color illustrations.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Ostasiatiska Museet; 瑞典斯德哥爾摩, 東方博物館2004年出版); ISBN 91-970616-3-8 hardback.
--

Ding Wenjiang (Chinese: 丁文江; March 20, 1887 - January 5, 1936), courtesy name Zaijun, was a Chinese geologist and social activist.

Ding was born into a wealthy family in Taixing, Jiangsu Province. He went to study in Japan in 1902, and later studied in Britain, majoring in zoology and geology. In 1911, Ding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Glasgow.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e taught at Nanyang Public School (now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in Shanghai. In 1913, Ding became the geological section chief in Mining 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went to Shanxi and Yunan, conducting geological and mineral exploitation. In 1921, he became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Beipiao Mining Company, and founded Chinese Geological Society. He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and was the editor-in-chief of "Chinese Palaeobiology". He published a paper, "Mythology and Science", in 1923, arguing with Zhang Junmai o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 which he fought against the view that "science is irrelevant to human philosophy". In 1925, Ding was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of Shanghai Commercial Bureau. He represented Jiang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negotiate with foreign delegates to Shanghai. They signed "The Temporary Regulation on Reclamation of Juridical Rights in Shanghai by China" on August 1, 1926. In 1931, Ding became a professor of ge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Weng Wenhao and Zeng Shiying, he edited and published "New Geographic Map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Provincial Maps of China". In June, 1934, Ding served as the chief staff of Academia Sinica. When he was exploiting a coal mine in Hunan in 1936, he was intoxicated by the coal gas. Fu Sinian came from Beijing to take care of him. On January 5, Ding died in Xiangya Hospital in Changsha. Following his will, he was buried on Yuelu Mountain.

Ding authored The Textbook of Zoology. His geological exploitation materials were compiled into Mr. Ding Wenjiang's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published in 1947. Ding was also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written words of Yi ethnicity. Hu Shih wrote Biography of Ding Wenjiang, and commented that he is "a most europeanized Chinese, and a most scientifically styled Chinese." (Hu Shih: The Guy Called Ding Wenjiang).



學術與政治之間:丁文江這個人

⊙ 谷小水

  民國時期,國勢阽危,眾多專家學者「思出其位」,他們競相通過影響國民思想、甚至直接參政問政的方式來干預形塑國家的政治運行。如果不完全是比擬不 倫,這一游走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特定群體似已非常符合西方語境中關於知識分子的本質規定。根據西方學界的通常理解,知識分子是一個開放性的範疇,「成為一 個知識分子」的意向性意義在於,超越對自身所屬專業或所屬藝術門類的局部性關懷,而參與到一些更具普遍性問題的探討中來。「是否決定參與到這種特定的實踐 模式中,永遠是判斷『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尺度。」1

  民國時期具備知識分子性格的一干學者,具體因緣各各不一,特定事功異彩雜呈。迄至目前,學界對這一問 題的研究已得廣泛推展,對一些個案的分析更是細致入微;與此同時,有些在歷史實態中曾引起較大影響的人物,卻長期得不到後起研究者的足夠關注。筆者發現, 以科玄論戰中「科學派」主將名世的丁文江,從事的雖是專業性極強的地質學研究,卻能不為所囿,他廣聞博覽,識見宏通,在政治、學術行政、實業諸領域均有所 建樹,其事功之博雜蓋時人中罕有能出其右者。丁文江知識分子性格的個性化實踐,為我們觀察這一特定群體了解他們的生存樣態提供了極好的範本。

一  「學術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出生於江蘇泰興的一個士紳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為將來走科舉道路作準備。1899年,丁時年十三,「出就學院試」,適遇知縣龍璋,「龍大嘆異,許為國器,即日納為弟子,並力勸游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東留學之議,乃自此始。」2龍璋先生的知遇實為文江一生事功之始。

  1902年,在龍璋的大力促動下,丁文江赴日留學。但此時留日學生群體關心國事的熱情明顯超過吸納新知,在這樣的氛圍中,文江過了兩年「談政治,寫文 章」的生活。1904年,受吳稚暉來信的激發,文江一行三人於是年夏天轉抵英倫。經過幾年中學階段的學習後,1907年他免試入讀格拉斯哥大學,並於四年 後順利畢業,獲動物學、地質學雙科證書。在英期間,丁文江關心時政興趣廣泛,大量涉獵各類書籍,尤其對維多利亞朝以來的英國思想家屬意有加,他對英國思想 的取捨、提煉和接受,與自專業訓練中獲得的科學實證主義精神、方法相融合,最終內化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準則。在英七年間丁文江已鍛煉成一個「歐化最深」、 「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3

  1911年,丁文江回到國內,於家小住後,明年起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講授地質學入門。1913年1月,其教學活動引起了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司長張 軼歐的注意,「急約入部」。2月,丁氏到京,就任地質科科長。當時科學主義在中國雖已落地生長,但儒家人文主義的偏見仍在知識界高居統治地位,地質學這類 專門之學尚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文江履新之初,實可謂篳路藍縷,他後來懷想這段經歷時說:「我這一科裏有一個僉事,兩個科員,都不是學地質的。『科』是一個 辦公文的機關,我的一科根本沒有公文可辦。我屢次要求旅行,部裏都說沒有經費。只有兩次,應商人的請求,由請求人供給旅費,曾作過短期的調查。」4

  丁文江入主地質行政部門,應當視作中國地質學科興盛的關鍵性事件。他在該領域的重要貢獻,不僅在於通 過自身的研究為本學科具體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範,更具深遠意義的是,他放棄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一己私學,充分利用個人的辦事才具,積 極營建出一個學科成長的健康環境,直接致使地質學的發展成就遠邁同時期的大多數學科。附庸最終蔚為大國。

  入掌地質行政之初,千頭萬緒,百端待興,丁文江在權衡後決定以培養人才為入手之方。1913年6月, 他利用北京大學地質門停辦後閑置的圖書標本,由農工商部出面開辦了一個地質研究班(後改稱研究所),首批學員很多是他在南洋中學時的學生。教學過程更是傾 注了其無數心血,他不拘一格網羅師資,還在自己承擔的教學工作中創造性地引入了西方先進的教學方式。待研究所的工作步上正軌,文江即辭去所長一職,改由章 鴻釗繼任,自己則轉闢戰場,接手剛剛起步的部屬地質調查工作。研究所的學制為三年,1916年畢業的這批學生大多留在地質調查所工作,後逐漸成長為各部門 的骨幹力量。說地質研究所是中國早期地質人才之淵藪,絕非過譽。

  1913年12月,丁文江借農工商部總長張謇推行棉鐵政策之機,會同梭爾格、王錫賓等調查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填繪分幅地質圖。「這是中國人進行系統的野外地質和地質填圖的開端,值得大書特書。」5次年,又轉赴滇東調查,繪制地質分圖多幅。他在這一領域作出的眾多實績,對中國地質學研究的展開具有典範性的意義。

  1916年,地質調查所經改組充實後正式成立,丁文江眾望所歸被推任為所長。他於蒞任之始,「先扎硬功夫」,「從訓練學生起;訓練調查人員;先叫他們下煤礦做苦力工作,訓練完了,成績不合的,仍是不用他們。一切野外工作,他都領導先幹,以身作則。」6調查所日常事務的處理,文江也是親力親為,始終堅持和提倡「案無留牘」、「今日事今日畢」的精神。在他堅持不懈銳意革新的努力下,地質調查所短時間內被改造成一個生機勃勃的科研機構,進而發展為「中國地質學的建立和按步發展的領導中心」。7

  正是丁文江這位先驅的系列拓荒舉措,有力推動了地質學科的快速發展。胡適在1922年時即已指出:「中國學科學的人,只有地質學者,在中國的科學史上可算得已經有了有價值的貢獻。」8丁 自己也曾頗為自得地對陶孟和說:「中國地質學已經進步到這個地步,就是無論在中國或外國畢業的地質系學生,無論他是學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認識他在中國地質 學界的地位。現在中國地質學工作的質與量都擺在這裏,任何人來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決定了。」當然就文江個人而言,這種對學科發展環境營建的傾力必 然影響到自身研究的開展,箇中得失,李濟有中肯的評斷:「以在君的才力和學力,要是生在已經現代化的國家,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績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 線。……但中國的社會卻不讓他盡全力於這個方向。他想征服這種遺憾的困難,於是犧牲了自己的興趣,想法子造出一種環境,使來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機 會。到現在,至少在地質學方面,青年有為的都有一條康莊大道可走。……丁在君是在這個開荒時期的最大領袖之一,雖說他未能見全功,他已經為中國學術開闢了 一個新紀元。」9正是出於對其「在二十年間,在惡劣的軍閥時代,在腐敗的衙門空氣之中,不特維持而且發展了一個服務而兼研究的科學組織」的充分肯定,陶孟和蓋棺論定道:「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10

  丁文江在地質調查所長任上僅呆了五年時間,隨因家累較重離職出任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前後差不多又是五年。之後又因政治或他事牽纏,再也沒有回到地質部門的行政崗位,但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放棄對地質學科建設的關注。

  丁文江重回學術部門,擔當行政要職發揮其辦事長才,已屆3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他還在中英庚款委員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多個團體中出任委員之 職,積極參與文化教育、學術研究間的資源分配。對於他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胡適有一段評價最為親切平正。胡在回覆丁氏關於中基會諸事不盡如人意的信函時規 勸道:「你的意見雖然有些太偏,有些是自己矛盾的,但大體上都是很可以作為多數人的antidote〔解毒劑〕。」11

  1934年,丁文江受蔡元培堅邀,繼楊杏佛遺缺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研院因所從事的高深專門之學無立即濟於時艱之用,長期不受政府重視,自成立之日起就因經費短絀處境尷尬。前任楊杏佛為爭取政府資金挹注,甚至不惜隨同蔣介石前往江西赴「剿匪秘書長」之任。12楊 死丁繼,難局依然。丁文江在獲蔡元培的堅決支持後,重拾治理地質調查所的思路,在盡力爭取政府支持的同時,側重從內部大刀闊斧地對中研院進行改革,收效顯 著。如通過整頓全院的行政中心─總辦事處,提高了辦事效率;設置評議會,而後研究院體制始成;組織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經費的統籌管理等等。上述諸項, 用院長蔡元培的話說,「均為本院定百年大計」。

  與在政界的束手束腳難得施展相比,丁文江在學界真正是得心應手。「學術界的政治家」用「他的大量,他的遠見,他的廣博知識,他的魄力,他的愛護青年」 先後為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構築了持續發展的基礎。難怪有「用人雅量」的蔡元培在丁任職不足兩年遽爾去世時痛心疾首,他在歷數各項實績後不禁感嘆:「使 再假以年,不知進步到何種狀況。今丁先生撒手而去,本院豈不受一最大的打擊麼?」13

二  「少數人的責任」

  丁文江與實際政治發生瓜葛,粗略可追溯到與梁啟超的交往,但此種往還約限於「座主」與「門生」(丁師禮梁氏,而梁視丁為亦弟亦友)的私人層次,他對以梁為核心的研究系的活動並不熱心,參與也較為有限,外界對丁乃研究系幹將的觀感實嫌證據不足。14

  與梁啟超等政壇健將們的交往,當然有可能促發丁文江問政的興趣,1918年經陶孟和介紹與胡適結識頓 成莫逆後更是加強了這一傾向。除此而外,丁文江在1920年代後積極議政的誘因尚部分來源於此前的專業工作經歷所獲得的體驗。他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 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捨,不集中全力 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15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努力周報》的發起是丁文江超越專家身份履行知識分子職責的顯性開端。五四運動後,中國自由主義者開 始結集,對於他們的早期活動,丁文江並未預聞其事,不過《努力周報》的創辦丁氏確有首倡之功:「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 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16《努力》第二期推出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是以胡適、丁文江為首的小群體矢力於政治的綱領性文件,該主張宣示的改革進路,「第一步在於好人需有奮鬥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以戮力促成「好人政府」目標的實現。

  宣言發表後,引起了知識階層的廣泛關注,包括《努力周報》、北京《晨報》、《益世報》、上海《民國日 報》以及《先驅》等各具背景的報章雜誌發表了多篇回應之作,由此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好政府主義」的討論。丁文江積極參與其間,並就有關觀點往返辨 析,使自身的立場得到了進一步的明晰澄清。〈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涵括了其在《我們的政治主張》基礎上的進一步發皇思考,他在摧陷廓清間為知 識階層確立了一條「救火」興邦的問政途徑。簡括言之,在丁文江看來,政治糜爛是凡百事業不可為之的主因,因此改良政治實為變革社會的首要之圖,也是最易著 手最易見效的環節;知識階層應肩負起議政的責任,與此同時不忘加強自身修養,尤其應用科學的態度盡可能地研究政治的各相關層面,以作改良政治之依據。17

  大綱經絡已備,從而為翌年《少數人的責任》這一思想集大成之作的最終面世準備了條件。丁文江在這次面 向燕京大學青年學生的講演中直接將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歸諸於「少數人」(「好人」)的袖手旁觀,他認為遺傳及境遇都有「相當遭際」的人理所當然的成為 「社會的天然領袖」、「國家的中流砥柱」,自然應負起相應的責任;他相信只要這些「少數人」能夠空其所傍咬定牙關,不再把政治視作軍閥官僚的私物而能戮力 合心積極問政,政局必將為之一變。18

  丁文江之所以將政治改良寄托於「少數人」的奮袂而起,造因多端,除「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傳統士大夫 意態隱約作用、與個人「實幹家」的秉性若合符節外,還建基於他對近代中國各權勢集團的分析判斷。近代式訓練的匱乏幾乎是他對所有權勢集團的共同診斷。長久 縈繞其心間的創辦新式軍官學校的願望就是一個極具提示性的例子:軍閥的割據稱雄各逞其私是近代中國的禍亂之源,丁文江並未對一般時論隨聲附和,他在分析後 認識到軍人中雖不乏愛國志士,但受制於近代知識的缺乏,致使在事態之判斷與應對時往往為盲動顢頇所奪,成為政治社會中的消極力量。所以創建一所「最新式的 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將軍人集團改造成責任心及能力兼備的建設性力量,相當長時期內在其心間躍躍欲動。1925年8月,他在與孫傳芳杭州晤面談及自己 的「出山」設想時就明確表達了這樣的願望。19

  職是之故,丁文江認為,在當前條件下,只有極少部分人經過了足夠的訓練從而真正具備了參政問政的能力,國家不滅民族振興的希望也只能暫時寄望於「少數人」的努力。

  以《努力周報》的創刊為始點,丁文江之後較多涉足政事,在其長達十數年的與政治剪不斷理還亂的姻緣中,他或通過向政府當軸建言或偶一出而從政的方式,構成了「少數人」思想在特定條件下的雙重實踐。

三  「亂世之飯桶」

  《努力周報》批評時政的兩年實踐對現實政治的「低微」影響,讓努力社同仁有「向壁」之嘆,但丁文江並未氣餒,繼續對政治事務表現出積極的關注。 1926年,更是在奉直爭衡的大局中應孫傳芳邀請赴上海躬行「好人」政治。丁履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雖不過半年,卻為孫氏所累被時人及後世研究者詬病不 已,甚至還影響到對其參政問政的總體性評斷,因此對這一經歷的梳理,似為認識丁文江所有政治活動的關鍵。

  丁文江為孫傳芳羅致實與江蘇地方及旅外人士在軍閥徵逐政局動盪情勢下,為救助地方免遭奉張蹂躪所行之「救援江蘇運動」直接相關。1925年7、8月 間,受其中主要奔走出力的陳陶遺和劉厚生委托,丁文江分馳岳州、杭州試圖運動吳佩孚、孫傳芳出兵反奉。孫早有反奉之心,自五卅運動以還就一直積極備戰,因 此應允於適當時機出兵。在此次面晤時,「他曾問在君,奉軍趕出江蘇之後,他自己肯不肯來幫幫他的忙」,丁文江在考慮後表示同意。

  次年2月,丁文江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三代表之一──另兩人為胡適及王景春,再次南下上海與英國為應對五卅慘案後中英關係的新變化而派出的 「衛靈敦中國訪問團」進行磋商,正是在這次行程中他接受了孫傳芳的邀請,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一職。不過丁開始對出就公職還是持謹慎態度,據胡適說, 他首先就商於己與王景春,隨後又向英方代表、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衛靈敦子爵(Viscount Willingdon)請教,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才接受了孫的邀請。

  5月3日,孫傳芳由寧抵滬,次日自任淞滬督辦,並公佈督辦公署組織大綱,以丁文江為總辦。5日,孫在上海總商會招待滬上各界的茶會上發表演講,對任命丁氏之事有所澄清,他說:

  我找得來幫我忙的丁總辦,不是我的私人,他本來是為英國庚款委員會的事來的,我相信他不肯謀自己的私利,相信他能實行我的政策,我才肯找他來,他贊成我的政策,他方始肯來。20

  丁文江協助孫傳芳的初旨,原為通過創建主持一所「最新式的,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將軍人集團改造 成責任心及能力兼備的建設性力量;而孫看重的則是丁的行政專才,是以對其委諸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的重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設置的基本思路,孫傳芳在多次 講話時均有涉及,從中可以看出,公署總辦的主要使命不外有二:第一,捏合改良市政,為大上海的最終造成準備條件;第二,解決因毗鄰租界而牽扯進的外交糾葛 及相關事務。總體說來,「地位性質與市長相似」的丁文江任職雖暫,上述使命還是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實現。

  然而,1926年後半年激烈動盪的內外環境,明顯干擾了丁文江的施政方向,並最終為其這次出山從政匆匆劃上了句號。

  丁文江任職督辦公署恰在五卅慘案發生一年之後,由五卅慘案引發的五卅運動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民族主義的民眾運動,其顯著特點之一就是工人階級的廣泛 參與。工業發達洋人聚集的上海自然成為這一風暴的中心。丁蒞任未久,工人罷工潮即因工作條件的惡化、米價騰貴致使生活維艱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而愈演愈烈。局 勢的動盪使丁文江被動卷入了對罷工問題的處理。6月27日,上海總工會以「調停工潮不力」為由被查封,這項命令直接來自孫傳芳,執行機關為公署轄下擁有相 當自主權的上海警察局。共產黨人對這一事件的「責任方」心知肚明,不過他們也認為丁負有不可推卸的連帶責任。所以當丁文江往返穿梭於各相關部門力圖「根本 解決工潮」並有啟封總工會之意時,共產黨人並不抱有太大的希望,因為在他們看來丁所提出的限制米價高漲和改善工人待遇的方案根本是卑之無甚高論,「老早就 是上海工人自己提出來的辦法,只是官廳與資本家都拒絕不理」。

  的確,在當時複雜的局勢下,丁文江「根本」解決工潮的資源非常有限。撇開其他關聯不論,僅就其與工人們的雙方立場而言,各自懸的就相差玄遠:「孫傳芳丁文江要的是『大上海』,我們(工人)要的是『革命的上海』」21。是年11月28日其致胡適的信函也提示我們,丁所謂「根本」解決工潮的方案無外乎通過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試圖將工人運動納入法律所許可的範圍之內。22無 論從哪方面來說,這在20年代的中國只能是一種空想。事實上,隨著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戰爭的順利推展,國民黨在上海等地擾亂孫氏後方策略的積極推行,孫傳芳 逐漸加強了對東南五省的專制統治且日漸倒向奉張集團,丁文江在局勢變動中也被迫轉向以厲行地方治安為職志,在一段時間內奉命查封了眾多國民黨在滬機關。

  孫傳芳日益加強與「胡子」合作的動向,引起了丁文江等人的強烈不安。據現有材料看,他至少在9月、11月先後兩次與陳陶遺等往勸孫氏試圖有所挽回,但後者的「啃窩窩頭」認同令丁文江等人一再無功而返,在孫氏政權中任職的江蘇人去意漸起。2312月15日,陳陶遺辭去江蘇省長一職,遁而不見。長期對去留之事難以自決的丁文江這時也屢屢收到胡適、任鴻雋敦促抽身離去的電報、信函,友好們的姿態顯然起到了作用,翌年1月,丁文江離開上海,結束了這段躬行「好人」政治的歷史。

  如前略及,丁文江此次從政的思想基礎實為其心中扎根已久的對「好人政治」的企望。支持他在左支右絀的困境中默默為之的主因同樣是「好人政治」的信念, 他始終深信「好人」出山參與政事是政治清明社會改良的唯一進路。1926年11月底,局勢已是極其困難,丁此時致函胡適:「我細讀你的信,覺得你到了歐 洲,的確是吃了一劑補藥,心裏異常的高興。不肯frivolous(隨俗浮沉),真可說是你的覺悟,我們處中國目前環境,真要立定了腳跟,咬緊了牙齒,認 真做事,認真做人。」24雖為針對胡氏的思想變化立言,何嘗不是觸景生情有感而發的夫子自道。

  從丁氏任職期間事功的主要取向而言,其著眼點較集中於行政層面的改進,這實際上相當程度地體現了丁文 江行政改革者而非政治家的特質,庶幾近乎丁氏關於「我們這班人」只可作「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的自謂。離職半年後,身居北京已無掛礙的丁文江似能平心 靜氣地看待這場糾葛,他反省道:「當革命的時代,如我這種人實在不適用。我不大很會說謊話,而且疾惡過嚴,又好管閑事。行政方面,我自信頗有能力,在上海 的試驗,尤足以堅我自信,但是目前不是建設的時代,不妨留以有待」,「政治是危險的事,我固然不怕危險,但是我現在有許多心願未了。」25丁之心願如其所說,主要是回到書桌前清理前一階段遺留下來的學術債務。

  從上海黯然而退後,丁文江過了一段稍稍「遠離」政治的生活,但在私人場合,與胡適眾朋友的話題依然是不離政治。1931年8月,胡適應丁文江之邀赴秦皇島消夏時,二人已覺察到日本的狼子野心必有一逞之日。下月,沈陽事變即告發生。

  日本的蚕食鯨吞對胡適、丁文江等造成了很大的刺激,「總而言之,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日益深重的國難危機給這些感受最為銳敏、平日以「好 人」自居的知識分子提出了新的課題,該群體以何種方式參與救亡已是迫在眉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希望向全社會貢獻「一些公心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的《獨立評論》應時而生。《獨立評論》為國難時期丁文江的發言議政書生救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平台,以文章數量計算,該刊的作者群體中,丁是僅次於胡適的最 活躍的撰稿人。

  丁文江這一時期問政的相關議論覆蓋了時局所有重要方面,並適成體系呈現出一個相對嚴密的整體。簡括言 之,即是以有效率的政體(後逐漸明晰凸顯為「新式獨裁制」)為核心,國共息爭,在最為有利的時機給日軍以重大打擊,且運用一切可能力量以延緩並最終消除日 益深重的國難危機。丁氏這些配合著時勢逐漸彰顯的政治、軍事主張因只眼獨具頗有乖違於時論之處,在得到一干學者遙相呼應的同時,卻一直遭人非議。如在發表 〈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後,前努力社友人湯爾和寫信給胡適直接譏其為「紙上談兵」;26在對國難時期青年責任的冷靜觀察中,丁文江因主張只有回到書齋讀書才有可能更有效率地達成救國目標的言論,也受到一些青年的嚴詞指斥,認為現今學生運動的萬馬齊瘖,丁等實在是難辭其咎應當「痛切自責」的。27

四 餘論:出山要比在山清

  1936年1月5日,正值盛年的丁文江在勘探途中因煤氣中毒後救治失當於長沙去世,結束了其亦學亦政為人眾說紛紜的一生。

  平情而論,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因「才智出眾」、「道德高超」,所行所思所想必然與「凡夫俗子」的興趣取向形成對比。28「國家所待甚多」的丁文江在本業之外的「餘暇」問政,貫注了自身關於國事的獨立思考,1935年夏間他所作之諷竹詩,實為自身卓而不群獨立無依精神的最好寫照:29

竹似偽君子,外堅中卻空;   
成群能蔽日,獨立不禁風;
根細善攢穴,腰柔慣鞠躬;
文人都愛此,聲氣想相同。

不過此種依靠自身的「獨立」立場對現實政治所作的特定觀察,在近代中國這樣的亂世中實已不受歡迎,對於這 種狀況的造成,徐復觀有一非常形象的總括,他說,相比於五四時期學者問政「有兵有將,即是有青年,有朋友」的情況,「民國十四五年以後,卻有將無兵,即是 有朋友而無青年。」丁文江努力問政時代恰值「有將無兵」,他的系列主張雖得到一干朋友的遙相呼應,但絕大多數的青年似已不感興趣,並屢有微詞。以此觀照徐 先生所謂「在真正的民主自由未實現以前,所有的書生,都是悲劇的命運」的親切體認,確為不刊之論。30

  丁文江去世後,蔡元培、胡適在不同場合所作的評定最為知論,均一言勘破了其一生遇合窮通的根本所在。蔡元培說:「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的科學家,普 通科學家未必長於辦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於科學;精於科學而又長於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希(稀)有的人物」;31胡適在回覆周作人的信函裏所見略同,也說:「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損失。此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只能拿筆桿,不能做事」32。四年後,胡適在評點近代中國「受這個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時,將丁文江列為有資格入選的十三人之一,稱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33這種轉型時期的文化落差及超出於常的辦事才具自然不允許他困坐書齋孤芳自賞,注定成就了他為時人及後世評說不已的諸項事功,但這一切丁文江早已釋然於內。此引1935年12月丁文江瞻仰先師龍研仙先生墓當晚所作《麻姑橋晚眺》詩作以為本文之結:

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註釋
1

鮑曼(Zygmunt Bauman)著,洪濤譯:《立法者與闡釋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2。

2 丁文濤:〈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收入胡適等著:《丁文江這個人》(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77。
3 傅斯年:〈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21。
4 丁文江:〈太行山裏的旅行〉,《獨立評論》,第13號(1932年8月14日)。  
5 黃汲清:〈丁文江──二十世紀的徐霞客〉,《中國科技報》,1986年8月25日。
6 李濟:〈懷丁在君〉,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59。  
7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434。
8 胡適:〈這一周〉,《努力周報》,第12期(1922年7月23日)。
9 同注6,頁60。
10 陶孟和:《追憶在君》,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56。
11 〈胡適致丁文江(稿)〉,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71。
12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337。
13 蔡元培:《丁文江追悼會致詞》,載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6。
14 彭鵬在其研究論著中也持此見。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1920年前後為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頁31-32、109。
15 同注9。
16 同注7,頁442-443。
17 丁文江:〈答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努力周報》,第6期(1922年6月11日)。
18 宗淹(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努力周報》,第67期(1923年8月26日)。
19 同注7,頁474-475。
20 〈孫傳芳昨假總商會招待各界〉,《申報》(1926年5月6日)。
21 獨秀:〈革命的上海〉,《向導周報》,第160期(1926年6月30日)。  
22 〈丁文江致胡適〉,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410。
23 傅斯年:〈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110;《丁文江的傳記》,頁483。
24 〈丁文江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410。
25 〈丁文江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上)》,頁434。
26 〈湯爾和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132-133。  
27 〈吳世昌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276-279。
28 薩義德(Edward S.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12。  
29 〈林語堂記丁文江諷竹〉,《傳記文學》(台北),第94號(1934年4月1日)。
30 朱文華編:《自由之師──名人筆下的胡適 胡適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頁181-182。
31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的貢獻〉,收入《丁文江這個人》,頁52。
32 〈胡適致周作人〉,《胡適來往書信選》(中),頁298。
33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四冊(台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1940年1月3日(原文無頁碼)。

谷小水 1973年生,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現為中山大學歷史系講師。學術簡介:在國內核心期刊發表文章十數篇。《丁文江研究》是作者在博士後流動站工作期間的研究課題,明年將以專著形式出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