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左翼」的倫理：

從同路人到獨立左翼

錢永祥

 

一、前言

記得是在2009年，我在主持錢理群先生在台北的一次演講時，第一次聽到了「魯迅左翼」一詞。當時雖然有所觸動，但是並沒有跟著錢先生的解說去進一步追索研究，只是擱在心裡。最近讀到錢先生所「選評」的王得后先生文集《魯迅研究筆記》 ，所選的五輯文章中第四輯談「魯迅文學與左翼文學的異同」。當年錢先生在台北演講時，已經說明了這個觀念來自王得后先生。如今有機會讀到王先生關於魯迅左翼的原始文章，自然倍感興奮。拜讀了王先生的書之後，我接著又讀錢理群先生本人關於魯迅左翼的發揮，特別是《魯迅與當代中國》 裡所收當年他在台北的演講。

我對魯迅的作品只是一般的閱讀，並不曾真下功夫研究。對魯迅跟當年左翼文學圈、跟中共的關係所知只是皮毛，更不曾深入幾十年積累下來的浩瀚魯迅研究文獻。所以我身在「魯迅研究」的行外，談魯迅更多是為了藉魯迅開展一些一般性的問題，而不是「魯迅研究」。我要特別關注王、錢兩位先生所談的「魯迅左翼」，直接的原因是，我跟王、錢兩位先生有些過往，對他們一向尊敬。他們身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大學生，經歷建國以來一場接一場的風雨，目睹新中國歷史的各幕，可以說是中國最經淬鍊的一代知識分子。這一代人跟中國革命的關係太緊密，他們的人生跟國史同步，於是不得不保有一份連結，但是他們也經常是看得更深、更透的批評者。我認為，由他們來談左翼，藉著「魯迅左翼」發揮他們自己對左翼的觀點，當然值得重視。

另一層原因則是，我自己對「左翼」作為思想，作為政治運動，一直有一份關注。我在年輕的歲月種下了左翼的興趣，相信某種左翼的理論或者綱領可以回答我對於現實的許多困惑。經過一些探索，我接觸過的各種左翼版本似乎都無法讓我滿意或者放心；我甚至於不敢確定，「左翼」在21世紀的今天是否還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不過我不願意輕言否定或者拋棄；我仍然相信左翼的存在有其真實的社會基礎，而左翼凝聚著一種樸素的人道主義熱情，也是亂世中寄託人性價值的一座磐石。到今天，我的學術工作仍然偏向用左翼設定的價值去詮釋、解讀自由主義。但20世紀左翼運動的浩劫性失敗，也提醒我左翼的倫理意識特別需要重新整理省視。這應該是在今天談「左翼」不能忽視的一個面向。在這方面，我相信魯迅左翼能提供一些參考。

當然，魯迅的左翼意識屬於中國的30年代；他所面對的左翼問題也屬於1920-30年代世界左翼革命的時代。那種環境之下的「左翼」概念，已經無法直接移用到今日。不過在革命的年代，各種考驗愈是真實，於是各種左翼的線條跟輪廓也愈是清晰。用一個相對清晰的時代來對比今天的曖昧含糊，多少還是有一些啟發的。

二、「魯迅左翼」：王得后與錢理群的重建

魯迅並不曾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左翼理論或者論述；他也不會以綱領的形式宣揚自己的左翼觀點。這些都不是他的習慣。那麼「魯迅左翼」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王、錢兩位熟讀魯迅的著作，引述了大量的文本佐證，並且提供了自己的闡釋，整理出了魯迅的左翼觀點，堪稱系統而且深刻。

王得后先生眼中的魯迅左翼倫理，核心的觀念是「立人」，追求「全面的人性，理想的人性」，或可理解為「讓人成為人」。這裡的「人」並不是某種高抬人類地位的人類崇拜。相反，魯迅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人首要是一種生物，「第一要緊的是生命」。生命所要求的則是生存、溫飽，以及發展。這些都是平實的人性需求，卻正是魯迅的立人理想所在。生存與發展要追求個性的張揚、個人的發展，因此也要針對妨礙生存、溫飽與發展的勢力展開戰鬥。魯迅的「立人」目標非常樸素平實。從「立人」思想出發，抨擊眼前的各種壓迫，所用的形象語言是主子與奴隸、闊人和窮人、吃人者和被吃者。

1920年代後期，魯迅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接受了經濟史觀和階級鬥爭等觀點，他原先的立人思想也轉而改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來表達。在認識馬克思主義之前，魯迅用奴隸、吃人等等一般性的字眼，批判各種壓迫人性，阻礙「立人」的力量和制度。一旦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具，他改用階級的概念，不僅賦予各種壓迫更為明確的社會、經濟內容，並且也用階級鬥爭的概念表述反抗跟戰鬥。這個轉變，明確標誌著他進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立場。但是轉變前後，他站在受壓迫者立場這一點並沒有改變。魯迅是在「立人」的思想基礎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因此他的左翼立場包含著一些屬於他自己的限定，跟當時的中共式的左翼有一些分歧，甚至於引發激烈的衝突。

王得后先生整理魯迅的左翼思想，得出了幾項特徵。

第一，魯迅完全接受了階級論，卻不是唯階級論。關於文學的階級性，乃至於人的階級性，魯迅的觀點是「以為若據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於經濟』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換言之，魯迅承認階級乃是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對人性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但在階級性之外，不能不承認人性的存在。階級的壓迫、剝削窒息了人性，而從事階級鬥爭，為的正是恢復和發揚人性。

其次，魯迅認同革命，尤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但是他對革命的手段、目的、性質，都有自己的想法。魯迅眼中當時左聯的左翼以為打打殺殺，消滅敵對階級即是革命。但魯迅強調，「革命並非叫人死而是叫人活的」。王先生認為這句話是「魯迅獨特而卓越的思想，也是切中中國革命的要害的思想。」魯迅自己親歷的歷史情狀是，「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這是一種盲動而虛無的革命觀，不是求解放被壓迫者，而是求消滅敵人，取而代之。魯迅珍惜生命，「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何況激進的革命未必是真誠的革命：「激烈得快的，平和得也快，甚至於也頹廢得快。」

第三，魯迅選擇了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但是他強調，暴力帶有「被迫性」，「立意在反抗」，暴力革命是在壓迫之下的必然反應。但是暴力本身，魯迅認為並不是好事情。因為暴力反抗的代價太高，成果有限，同時暴力會激發人的仇恨跟殘暴性。暴力必然有所破壞，乃至犧牲人的生命，所以魯迅戒慎恐懼。他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們內心有理想的光」；不要「寇盜奴才」，只求取而代之或者「占些小便宜」的暴力。

第四，魯迅的歷史觀深受進化論的影響，強調過程即是一切，不接受歷史的終結或者有其終極目標，反而強調「在進化的鍊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因此他不設計關於未來「黃金世界」的行為法則，不相信有「止於至善」的革命。即使革命之後實現了無階級的社會，歷史也不會停止。另一方面，他也因此把自己看成中間物，希望自己的思想「速朽」，「世界絕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他毫無霸占世界的氣息。

綜合言之，王得后先生筆下的「魯迅左翼」雖然認同革命，但這種革命觀有四項特點：革命只是局部的（革命旨在消除階級壓迫，但不等於實現完整的人性），革命只是工具（革命追求人的解放，革命本身並不是目的），革命帶來倫理的質疑（革命的暴力帶來倫理的難題，必須警惕），以及革命只是過渡（任何革命都只能創建中間物，不會達到終極的黃金世界）。簡單說，王得后先生筆下的魯迅，雖然接受了馬克思左翼的基本主張，卻在關鍵點上都加了限定。結果魯迅左翼跟黨版馬列主義大異其趣，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錢理群先生早在他的《北大演講錄》 裡，已經討論過魯迅跟創造社、太陽社的激烈論戰，整理魯迅對這些激進左翼人物的嘲諷和批評。當時錢先生並沒有用到「魯迅左翼」一詞，不過他的著重點就是魯迅對於「革命」以及「民眾」兩個左翼概念有自己的認知，跟當時的左翼「革命知識階級」有很大的不同。

到了錢先生在台灣講「魯迅左翼」的時候，他的表述更為系統。在演講中他從四個面向，分析他心目中的「魯迅左翼」。

    一、永遠不滿意現狀，因此是永遠的批判者，保持黨外、體制外的獨立性和主體性。

二、永遠站在平民的一邊，也就是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

三、強調實踐、行動，和學院裡的左翼有其差別。

    四、身為「歷史的中間物」，自己亟需批判，別人「打鬼」，魯迅「鬼就在我心中」。

我們可以說，錢先生筆下的魯迅左翼，所突出的是革命者本身的一些特色，這包括了他們的批判態度，跟被壓迫者站在一起，重視實踐與行動，以及身為「中間物」的過渡角色。

綜合兩位先生的描述，所謂魯迅左翼，主要是提出一種對左翼革命這件事的看法，也勾勒出這種左翼革命者本身的精神特色。它跟一般所理解的左翼不同，並不是一套革命理論；事實上，魯迅本人並沒有提出完整的革命理論，沒有設定革命的主體，沒有關於革命終極目標的想像，他當然也不會有最起碼的政治綱領。這種左翼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卻又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提出了幾個方面的限制。魯迅的左翼觀點，與其說是一種政治立場，更像是一種對左翼政治本身，以及各種左翼政治立場的態度。這裡所謂的「態度」，我解讀為魯迅左翼的倫理意識。

三、「左翼」的倫理？

細想一下，如果把左翼限定在馬列主義，那麼「左翼的倫理」乃是一個曖昧甚至於矛盾的概念。左翼當然帶有明顯的道德性格。左翼的動力是一種強烈的道德熱情，同情弱者，對社會的不公義感到憤慨。左翼的目標，高懸公平正義，打倒壓迫與剝削，也以理想性為特色，具有強烈的道德色彩。在基本動力以及終極目標兩個方面，左翼的主要訴求都包含著濃烈的道德氣息。愈是激進的左翼，其動機和目標的道德性格也更形高亢刺耳。

但是另一方面，左翼卻又排斥道德，對社會上的種種道德觀，抱持著嘲諷、批判的態度，認為一切道德規範其實都屬於上層支配結構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工具，支撐自身的霸權地位，不僅對弱勢者不利，並且哄騙他們繼續接受壓迫，麻痺反抗的意志。愈是激進的左翼，對主流道德的不信任和對抗也更形激烈而徹底。換言之，左翼並不輕易認同「倫理」或者「道德」；反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隨處可以見到他們對近代的各種道德觀念例如人權、正義、平等之屬，都是嘻笑怒罵，嘲諷以對的。

這種情形，英國學者陸克斯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詭論」：一方面強調自身所追求的目標具有高度的道德性，賦予自身高度的使命感，甚至於挾帶著一種道德優越感；另一方面卻質疑一般的道德，特別是不承認道德可以拘束他們的革命事業。 這中間的矛盾，到了革命政治的行動時刻，往往形成了一種目的跟手段的分裂：革命的動機跟目的是設法實現再無壓迫與剝削的美好世界，因此道德色彩濃厚；可是手段上卻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拒絕任何道德的拘束。在當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採取激烈的手段，從農村的血腥集體化，古拉格體制，特別是到了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以及莫斯科大審，引起了外界的許多批評。指責之一，就是布爾什維克高舉革命目標的神聖，將革命高度道德化，行動上卻是不擇手段，違反了一般的道德規範。以革命的目的為名，「為了目的不擇手段」，成為許多人批評布爾什維克的理由之一。

以真正布爾什維克自居的托洛茨基，身為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接下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道德確實分成兩種：但區分並不是「目的的道德」跟「手段的道德」割裂，而是「他們的道德」跟「我們的道德」的截然不同。 布爾什維克基於唯物論，認為道德必然帶有階級的性格，在資本主義時代，主流的道德觀為資產階級服務，維繫著資本主義的剝削體制，這些都是「他們的道德」，對於革命者當然沒有拘束力。至於「我們的道德」，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倫理，並不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革命者的道德是：「凡是真正趨向於人類之解放的手段，都是允許的。」他的行為規範，來自社會發展也就是階級鬥爭的法則，允許甚至於要求一切有利於工人階級解放的手段，但是鄙棄那些分裂工人階級、破壞鬥爭意識的手段。換言之，托洛茨基認為，「我們的道德」是一種很明確的道德；它並不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而是「根據目的決定手段」；既然它的目標在道德上是正當的，因此達成這個目標所需要的手段在道德上也就是正當的。

正如當年的杜威以及後來的陸克斯針對托洛茨基的批評所言，這種辯詞有兩個問題。第一，革命行動的後果，跟採取這個行動時想要達成的目標，並不是同一件事；為了追求革命的目標所採取的一件行動，得到的後果很可能是相反的、甚至於嚴重錯誤的。而托洛茨基之所以天真地相信革命的目標跟後果是同一回事，只是因為第二，他深信「一切法則的法則──階級鬥爭的法則」，保證了「目的與手段之辯證式的相互依存」，也就是既保證了革命的目標可以清楚地證明手段是對的，也保證了這個手段確實可以實現革命的目標。但是左翼革命的歷史跟高昂的代價顯示，「階級鬥爭的法則」不會有這種神奇的效果：目的決定手段，但是手段所帶來的後果，跟目的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不確定的。布爾什維克式的左翼認為自己有一套「我們的道德」。但是這套道德並沒有擺脫上面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詭論」，也就是在高度道德化的目的，跟不受道德節制的手段之間的緊張矛盾。 我們要如何瞭解這種明顯矛盾的道德心態呢？

四、「同路人」：魯迅的左翼定位

魯迅本人並沒有對「階級鬥爭的法則」表示過懷疑，不過他也不會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全盤接受階級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他當然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但是如前面我根據王得后先生的說法所綜合出來的四點，魯迅式的左翼對革命分別在其局部性、工具性、倫理性，以及過渡性四個方面有所限定跟保留。這些限定跟保留，已經表示魯迅對唯物史觀以及階級鬥爭的接受是有限度的。如果如此，那麼魯迅左翼還能算是一種「左翼」嗎？這樣的「左翼」，又是用什麼樣的倫理態度，去看自己的左翼介入的？

晚近長堀祐造 以及楊姿 的著作，都指出魯迅的左轉深受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 一書的影響，從1925年開始，魯迅不僅進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從托洛茨基書中的「同路人」概念，找到了自己的定位。魯迅學界在多大的程度上接受「同路人魯迅」的說法，我身在行外，並沒有把握；王得后與錢理群兩位也不曾談過這個問題。不過我認為這個說法有一定的可信。而由於「同路人」的觀念有助於說明魯迅左翼的倫理，我願意把它作為一個暫時的假設。 

托洛茨基是這樣說明同路人的：

他們全都接受革命，各人以各自的方式接受它。不過在各個不同的接受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將他們和共產主義分隔開來，且常使他們有反對共產主義的危險。他們不是將革命當作一個整體來把握的，而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又格格不入。所以同路人的問題是：他會走得多遠？ 

魯迅本人則這樣介紹同路人：

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徹底為革命而鬥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 

長堀祐造跟楊姿認為，「同路人」這個概念給魯迅提供了重要的幫助。綜合他們兩位的意見，加上我自己的解讀，這可以分幾方面談。第一，如托洛茨基所言，同路人具有兩面性，雖然面向未來，但也回顧過去，甚至於保留著過去。因此「同路人」讓魯迅能夠坦然接受自己的身分定位：他出身舊社會，對舊社會雖然激烈批判，卻並不否定身上的舊社會、舊階級的烙印。相反，新舊之間的這種身分，反而讓他自許可以發揮積極的「中間物」功能，成為新舊之間的橋梁。其次，托洛茨基認為，同路人的文學，幾乎是蘇聯革命時期唯一可以稱道的文學成就；「清除了他們，我們還剩下什麼？」 他並不認為有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學，革命當下不會有，革命成功了進入無階級社會，由於已經消滅了階級區分，一樣沒有無產階級文學可言。托洛茨基對同路人的肯定，為魯迅以及他的許多文學同道找到了自身的正當性，可以坦然面對所謂革命文學家的攻擊。 第三，托洛茨基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對同路人採取「驕傲蠻橫態度」；他認為「藝術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運用它自己的方法。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藝術方法並不是一個東西。黨領導無產階級，但不領導歷史的全部過程。」藝術領域「不是靠黨的號令行事的。」他要求黨在藝術方面的政策「清楚明白地規定自己的活動界限」，「寬廣而融通」，「不應該帶有小派別的惡毒意氣的」。黨能夠而且必須保護藝術與幫助藝術，尊重文學的自由和自主。 這完全符合魯迅最根本的內心自由與創作自由的信念，也幫他找到了自己和中共黨的不疏遠但也不必親近的關係。

五、「性格與氣質」：政治人的精神面貌

為什麼我要談到魯迅作為「同路人」的身分和定位？同路人有很多種，魯迅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類，遠不足以說明他的左翼有何特殊。但是魯迅找到自己的同路人身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托洛茨基的影響。而托洛茨基在說明同路人跟布爾什維克左派的對比時，強調的差別之一，就是兩者在性格、氣質上的不同。我認為，魯迅在「性格與氣質」這一點上的獨特，正好跟革命左翼形成鮮明的對比。性格、氣質的不同包括了不同的倫理觀，一方面可以說明上述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詭論，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魯迅左翼的獨特性格。

談到倫理觀，一般會著眼於一套抽離出來的道德原則，很少有人談到精神氣質的層面。但20世紀初葉，韋伯談政治倫理的時候，便認定不能從「是不是服膺一般道德法則」看政治倫理，而是從另外兩個角度評量政治行動：信念，以及後果，並由此提出了「訴諸信念的純潔高貴」以及「對後果負責任」的兩種政治倫理。從這個角度看，前面談到過革命左翼的道德詭論，確實抓到了革命左翼的弱點。韋伯對意圖倫理的批評，認為意圖不能保證後果，已經足以說明革命左翼無法用目的的道德性來為自己的手段辯解。托洛茨基的「我們的道德」，則是一種企圖將意圖跟後果混為一談的解套方式：由於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法則」的保證，意圖跟後果是注定合一的，從而革命理想跟革命行動的後果也是合一的。但是即使相信「階級鬥爭法則」的存在，誰能保證一件政治行動完全符合這套法則的要求呢？韋伯的後果倫理，相對忽視意圖跟信念，但是也不要求後果必須符合道德的要求。韋伯所要求的是：革命者不要去吹噓動機多麼純潔，理想多麼高貴，後果多麼輝煌偉大，而是要考慮到後果是自己所造成的，要對後果負起責任，承擔其代價。換言之，韋伯認為政治行動者本身的責任意識，負責任的心態，才是政治倫理的核心。

韋伯談政治倫理的角度，竟然切入了心態、意識的面向，可以幫助我們給魯迅的倫理觀找到定位。我認為，魯迅左翼跟革命左翼之間的區別，同樣不是在原則、意圖、結果這些屬於行動的層面上。這是因為，無論是原則、意圖，還是對後果的考慮，都是圍繞著行動而談的。但是魯迅左翼跟革命左翼的區別，並不在用這些角度可以描述的層次上，而是在行動者本身的心態、性格上。魯迅不是理論家，也不會抽象思考道德問題。他身為文學家，反而會注意到心態、性格的層面上，毋寧說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們必須跳出規則、動機以及後果這三方面的考量，而進入心態、性格（或者精神氣質）的層面，來了解左翼的倫理觀。確實，在政治立場、政治行動的背後，還有另一個範疇的問題有待探討。事實上，無論政治行動者是不是有固定的道德觀點，也無論他遵守哪些道德規範，行動者在行動中都會表現出自己的性格、情感、心態、做事情的方式，也就是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最激進的職業革命家，其實正是最能貫徹一種革命者心態、性格的人。但是這一類問題，一般談政治倫理的時候很少受到重視。我們要如何從這類問題出發，理解魯迅左翼的特色呢？

最近讀到一位美國年輕學者契尼斯的新著《黑暗時代的自由主義：20世紀的自由主義氣質》 ，對上述「對政治的態度」，提供了一個比較複雜的思考架構，給了我一些啟發。契尼斯注意到，20世紀出現了一種新型態的政治運動，不惜以極端的暴力，追求極端崇高的理想，從人道主義出發，卻導致反人道的結局。18世紀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時期堪稱先行者，20世紀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則是經典的例子。這一類運動的意識形態、主張、目標雖然南轅北轍，相差極大。不過積極參與這類行動的人，往往表現了一種契尼斯稱為「專注而無情」ruthlessness的心態或者說氣質，專注地追求某種終極的目標，某種最高的理想，即使代價是對他人或自己造成了嚴重的犧牲或者傷害，也毫無猶豫、懷疑、躊躇、懊悔。契尼斯認為，無論意識形態上的左右，凡是具有強烈理想主義、全心追求理想的人，都有可能沾染上這種「專注而無情」的心態。對比之下，自由主義則往往意識到了「節制」的必要：不僅在制度上設計了權力分置、法治、基本人權等障礙，也認為「有所節制」是一種針對個人性格以及為人處事方式的根本要求，鼓勵人們培養有所節制的習性。在契尼斯看來，「專注而無情」的態度，跟強調「節制」的政治態度，其實表現了兩種政治倫理，兩種從事「政治」這件事的態度。由於「政治態度」一詞過於含混，為了具體的分析，契尼斯借用了古希臘哲學的一個字眼，稱之為兩種「精神氣質」ethos。這個概念揭露了一些含義豐富的議題，有助於我們回頭去充實和發展「魯迅左翼」的含意。

從事政治需要考慮所謂的「氣質」嗎？政治的範圍很廣，包括了主張什麼學說、理論、意識形態，包括了制度的選擇跟安排，策略跟戰術的考量，說服和動員群眾，政治要分配利益，還要設法維繫和捍衛手裡的權力。但是，當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難道不會表現出自己的心態、情感、性格，以及做事情的方式？不會表現了他的價值觀，他是如何判斷是非、對錯、好壞的？不會顯現出他對於自己作為政治參與者有什麼看法跟要求嗎？換言之，在從事政治的時候，除了上述那些政治活動本身之外，行動者的情感傾向，性格傾向，簡單說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也在發揮著作用。但是這些問題，在政治哲學、政治理論裡不會受到注意。談政治氣質，正是要正面思考這些問題。

六、魯迅左翼與革命左翼的氣質差異

我用「性格與氣質」翻譯 ethos 這個字眼，未必能夠達意。契尼斯在書裡用到了諸如性格、風格、心態、性向、做事情的方式等一系列字眼，設法掌握一個人的精神面貌，最重要的就是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什麼情感在推動著他，他是用什麼樣的態度和方式去從事政治行動。無論「性格與氣質」能不能達意，這個概念想要指出來的廣泛現象顯然很真實：政治行動者的精神氣質，確實會表現在他們的主張跟行動之中，甚至於決定了他們的信念，他們的作為。上面引用契尼斯所談的「專注而無情」，作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左翼的精神特徵，也並不離譜。

果然，在《文學與革命》書中，托洛茨基指出，十月革命的基本特點，羅列出來就是

目的明晰，現實主義，思想發揮出物理的力，無情的一貫性（merciless consistency），路線的明確與堅定。可是這些特點完全不為「同路人」所理會（foreign to，對同路人來說是陌生而無法理解的）。這就是他們祇能成為同路人的緣故。 

托洛茨基列出十月革命的基本特點，著眼點居然是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氣質，而不是任何馬列主義的信條。在另一方面，這些基本特點，跟契尼斯所描繪的「專注而無情」也若合符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雖然在一些方面相當肯定了同路人，卻也看出了同路人並不具有這種精神面貌；甚至於會排斥職業革命家的這些性格跟心態。

        那麼魯迅是不是在這個精神氣質的層面上拒絕了革命左翼呢？要真正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魯迅的著作以及生平進行細緻、深入的分析。不過參考王得后、錢理群兩位整理出來的「魯迅左翼」對革命的態度，我相信肯定的答案雖不中亦不遠。魯迅自認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學說，對中共的革命高度同情和支持。但是他自始至終不願意入黨，跟左聯的關係緊張，對左翼文學家的攻擊毫不遲疑地以嘻笑怒罵的方式猛烈反擊。換言之，他認同左翼的革命本身，卻不認同革命左翼的革命方式與革命作風。

        在這些態度的後面，魯迅這個人的政治氣質，跟托洛茨基所描述的布爾什維克氣質，構成了鮮明的對比。相對於目的的明晰，魯迅拒絕將革命的目的絕對化，掩蓋了人性的其他價值和理想；相對於現實主義，魯迅不會只考慮暴力、策略，和輸贏得失，無視道德和情感的要求；他也想要將思想當成武器，可是他仍堅持每個人思想的自主；至於「無情的一貫性」，魯迅的考慮總是太多，毫無英雄主義的心態；最後，在路線問題上， 無法想像魯迅謹守一條「路線」，特別是由黨所制定的路線。

        魯迅如何形成了這樣的政治氣質，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但一個關鍵，可能就在於他看事情總是從兩面性著眼：例如對於自己不能不追求的理想，他有所懷疑；對人民充滿憐憫和關懷，但經常擔心「暴民」和「愚民」；相信進化論，不過所謂「進步」似乎並不真實；甚至於他對自己也充滿懷疑，「我也吃過人」，一般的啟蒙思想家要「打鬼」，他卻要打自己心中的鬼。一個人如果把自己界定為「中間物」，認為一切都注定是中間物，有正與反、舊與新、好與壞、進步與異化等等兩面性，當然不可能秉持清晰的目的，明確而堅定的路線，「無情的一貫性」；他的政治氣質注定做不到「專注而無情」，而是有所節制，有所疑慮，無法「勇往直前」的。這些，構成了魯迅左翼的特色。

七、結語

        寫作這篇文章的動機很有限，只是想根據王得后、錢理群兩位所描述的魯迅左翼，提出一點自己的領會跟思考，作為今天想像「左翼」的一種參考。上文對魯迅左翼的理解跟描述，當然很浮面，很一般，對於「魯迅左翼」的倫理含意也許稍有體會，但是「魯迅左翼」在今天的環境之下究竟具有什麼政治意義和政治可能，我並沒有答案。在革命的時代，它有同路人這條從他人借來的道路可以走；到了後革命的時期，已經無路可同，魯迅左翼能不能從同路人進展成有現實意義的獨立左翼，就是很大的考驗了。

        不過文章得找個結尾，還是回到「氣質」。錢理群先生在談〈陳映真和「魯迅左翼」傳統〉時，引用了陳映真先生的一段話：

從文學出發的左傾，從藝術出發的左傾，恐怕會是比較柔軟，而且比較豐潤，不會動不動就會指著別人說，是工賊、叛徒、是資產階級走狗，說魯迅的阿Q破壞了中國農民的形象，像那種極「左」的。我想我比較不會走向枯燥的、火柴一划就燒起來的那種左派。

        錢先生引伸說：「魯迅大概也是屬於『比較柔軟，而且比較豐潤』的左派吧。」 魯迅是不是「柔軟、豐潤」，我想會很有爭議。我倒是認為，魯迅給許廣平信中的自我解剖，也許更能點出魯迅左翼的氣質所在，也值得今天的左翼參考：

希望我做一點什麼事的人，也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王得后先生曾用毛筆將這段話錄寫送我。暫時，我就用魯迅這段話來作為本文的結語。

錢永祥，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員，並擔任《思想》總編輯。研讀政治哲學、近代思想史，以及道德哲學和動物倫理學。近年來回溯中國革命裡的「同路人」，尋找一種獨立左翼的倫理氣質。著有《縱欲與虛無之上》、《動情的理性》《人性之鏡：動物倫理的歷史與哲學》，翻譯過韋伯的兩篇「志業」演講、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