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比容忍重要
－－懷念高錕校長
周保松
高錕校長逝世後，我偶然在《壹週刊》網頁讀到一篇陳惜姿寫於1999年的高校長專訪，上面有一張一般讀者不會留意，但卻教我難以平靜的照片。
照片中的高校長，身穿深色西裝，雙手拿著一冊剛出版的《中大三十年》，眼睛卻盯著一位穿著黑色T恤的男同學遞過來的一隻吹漲了氣的透明避孕套，一臉尶尬。高校長身後不遠處，是面帶笑容的高太太黃美芸女士。高校長當時並沒有接過避孕套，不過如果他接過並打開的話，他將發現裡面裝著一張捲起的小紙，上面畫著一位象徵標準中大學生的卡通，旁邊還寫滿各種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的字句。以我理解，這些同學希望藉著他們的行動，刺激大家對大學教育有更深的反思。
相片攝於1993年11月13日下午四時多，地點是百萬大道，場景是中大建校三十周年開放日。高校長當天早上剛經歷完開幕致辭遭學生衝上台搶咪，下午便又若無其事地回到百萬大道參觀學生團體的攤位，結果再次受到同一批學生的抗議。相片所見，高校長身邊沒有任何保安，百萬大道陽光燦爛，人群熙來攘往，氣氛平和。
為什麼我那麼清楚？因為我當時就在相片旁邊，並將學生報剛剛出版的《中大三十年》遞給高校長。雖然已是二十五前的舊事，因為這張相片，高校長的音容身影，彷彿又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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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長走了，歷史又被重提。1993年，我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的記者兼編輯，因此見證了和高錕校長相關的兩件大事，即三月的港事顧問事件和十一月的開放日事件。由於年代久遠，今人對於事件發生的歷史脈絡，不甚了了也興趣不大，因此媒體在懷念高校長的時候，往往也就是大而化之地讚美高校長具有異於常人的涵養和氣量，卻甚少往前多問一句：高校長當年的應對和選擇，到底反映了怎樣的一種大學理念。
先說明一個事實。今天大家都在頌讚高校長，但當年高校長對開放日抗議學生不作任何處分的決定，在大學管理層和校友組織，幾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不少教師也認為他軟弱無能和治校無方，因此在他離任時對他評價甚低。
事情倘若發生在今天，我相信高校長承受的壓力一定會更大，得到的支持將更少。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許多關心中大的人看來，高校長這樣是做錯了，他的寬容其實是縱容，而自由必須要有限度和底線。越過了底線，便不應該再忍，否則只會壞了大學聲譽，同時害了學生。
這類言論並非那麼難以理解。看看中大和各書院的校訓，「博文約禮」也好，「誠明」也好，「止於至善」也好，都是要求大學培養學生成為有德之人。學生離德，便須教；不教而縱，便是師之過。從傳統儒家教育的觀點看，自由不是教育的最高目標，做個有德有禮的人才是。更何況，自私一點想，這些學生也在當年三月大力反對高校長出任港事顧問，如果校長利用這個機會懲誡一下他們，外界肯定不會非議，說不定還能提升他的管治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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