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翻譯委員會之約，卞之琳先生翻譯了英國最著名的傳記大師斯特萊契（Lytton Strachey，1880—1932）的名作《維多利亞女王傳》

沈從文曾援手卞之琳：為其詩集寫附記、出資

楊建民

2016年05月13日10:07     來源：人民政協報 

1931年，詩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學兼課，為卞之琳他們上“英詩”課。儘管卞之琳寫詩“總想不為人知”，可大詩人在前，這又是任何想寫詩的人都不願放棄的求教機會。在課餘，卞之琳終於把自己的詩作抄錄一些，交給徐志摩。卞之琳詩作雖主要用口語，但他已開始試著用格律體來約束，同時凝練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詩人中，這個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讀之下，很是喜歡。他將這批作品帶到上海，和沈從文一塊讀了，沈從文也頗為欣賞。兩人便商議將它們匯聚出版。

沈從文

卞之琳

從現代文學史的記述看，詩人卞之琳的第一本詩集為1933年5月出版的《三秋草》。其實，在此前還有一部《群鴉集》由他人編輯出來，可惜最後出版受阻，不然的話他的處女詩集發表時間可前推兩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兩部詩集的編輯或問世，均與已廣有聲譽的小說家沈從文有直接關係。

沈從文為《群鴉集》寫“附記”

卞之琳在《〈雕蟲紀歷〉自序》中，這樣敘述他開始寫詩的動因：“我從鄉下轉學到上海……經過一年的呼吸荒涼空氣、一年的埋頭讀書，我終於又安定不下了。說得好聽，這也還是不滿現實的表現吧。我徬徨，我苦悶。有一陣我就悄悄發而為詩。”

當時的卞之琳，是頗為不自信的。這段時間寫的作品，“自行銷毀的較多”。1931年，詩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學兼課，為卞之琳他們上“英詩”課。儘管卞之琳寫詩“總想不為人知”，可大詩人在前，這又是任何想寫詩的人都不願放棄的求教機會。在課餘，卞之琳終於把自己的詩作抄錄一些，交給徐志摩。卞之琳詩作雖主要用口語，但他已開始試著用格律體來約束，同時凝練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詩人中，這個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讀之下，很是喜歡。他將這批作品帶到上海，和沈從文一塊讀了，沈從文也頗為欣賞。兩人便商議將它們匯聚出版。

為此，與卞之琳還不認識的沈從文給卞寫了很長一封信，說他和徐志摩都認為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冊子。沈從文還拿其中一首題目命名：《群鴉集》。認真讀後，沈從文還為這些詩作寫出一篇頗有見地的“附記”。

《群鴉集》“附記”從一些自以為是的詩人說起，表示自己“卻不喜歡這種詩人，也正如我不喜歡這類文人一樣。”既然表達看法，沈從文當然有喜歡的東西：“詩人同他的詩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便是平淡樸實。他的詩，不是為了安置辭藻而有的。他寫詩，他的詩即或表現到一種最高的德性，作品有不可磨滅的光輝，他也並不以為自己不是一個人……他若是一個年輕人……他的憂鬱，假若說，他是不缺少年輕人的憂鬱的，他一定得喊出難受的苦處，吐出那悶在心上的一團……他用的手段，沒有比用誠實為再好的手段了。”

這段議論甚至牽涉到為文和為人的聯繫。當然，由此引出的自己欣賞的詩人，就應該具備了他讚賞的品質才是：“但棄絕一切新舊辭藻摒除一切新舊形式，把詩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時期文學革命的主張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語寫時，寫得居然極好，如今卻有卞之琳這本新詩。”“然而當我把詩的趣味，放在新詩最初提出的那一個方向上去時，我以為之琳有幾首詩，達到了一個另外的高點，使我覺得更喜歡了。”

1931年，詩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學兼課，為卞之琳他們上“英詩”課。儘管卞之琳寫詩“總想不為人知”，可大詩人在前，這又是任何想寫詩的人都不願放棄的求教機會。在課餘，卞之琳終於把自己的詩作抄錄一些，交給徐志摩。卞之琳詩作雖主要用口語，但他已開始試著用格律體來約束，同時凝練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詩人中，這個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讀之下，很是喜歡。他將這批作品帶到上海，和沈從文一塊讀了，沈從文也頗為欣賞。兩人便商議將它們匯聚出版。

沈從文出資印出《三秋草》

卞之琳的詩有哪些使人“喜歡”的地方呢？“運用平常的文字，寫出平常人的情感，因為手段的高，寫出難言的美。詩的藝術第一條件若說是文字的選擇，之琳在這方面十分的細心，他知道選擇'適當'的文字，卻刷去了那些'空虛'的文字。”

沈從文雖然看出卞之琳的優長，但“這個集子在他還是試作，據說送給人看時還很羞怯，這羞怯處也就正是他有無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個地方走去的好處。他能保留那個態度，並且獨自從那個方向做去，他的成就，決不至於到印一本書以後便完事的。”對於卞之琳的未來，沈從文給予很大期望：“樸素的詩將來的最好成就或者應當歸給之琳的。”沈從文不僅眼光獨到，表達也委婉曲折，是能傳達出豐富生活體驗的畫面感文字。

這篇高度評價卞之琳詩作的“附記”，卞之琳很快讀到了：“不久在創作月刊上意外地發現了從文的一篇群鴉集附記，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冊子名字也有了。”對於一個想從事寫作的學生，鼓勵的程度可想而知。當年11月，徐志摩也致信卞之琳。表示：書“遲至十一月總可出版”。可不久發生了一·二八事變。日本人對中國，尤其上海的文化破壞幾乎是毀滅性的。所以“從此雖然還不時得到出版的消息，卻始終只見到一次預告。”這部《群鴉集》終於胎死腹中。

《群鴉集》最終雖未印出，可徐志摩和沈從文的欣賞，尤其還不認識的沈從文寫出文字指示優長，大大鼓舞了初學寫詩的卞之琳。1933年春假，卞之琳先前翻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惡之花》中的十首，被《新月》雜誌收下，稿酬是幾塊銀元。拿著它，卞之琳“小遊”青島，去看望在那裡任教的沈從文及也寫詩並翻譯的孫大雨。到那就住在沈從文宿舍。談詩論文間，他們一定感嘆《群鴉集》的不濟命運。這一頁揭過，卞之琳又談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時，新寫了十多首與先前作品“風格稍異”的詩歌，想叫做《三秋草》。沈從文一聽，二話沒說，提筆就題寫了“三秋草”幾個字，並馬上從抽屜裡取出三十元錢來，交給卞之琳，讓他快快將《三秋草》印出來。

開抽屜時，卞之琳看到裡面有幾張當票，知道沈從文自己還在典當東西過活，便堅持不接錢，可沈從文堅持讓他拿上。卞之琳後來說：“我終於未能違命”。拿了錢，出版了自己的處女詩集。

這本收有十八首詩作的《三秋草》，印製過程還略有周折。北平印刷廠的人看到這本書太薄，沒多少利潤，也就不大在乎。提起來，總說：“那本小書，那本小書……”作者卞之琳卻偏偏要認真費事。他要用穿釘方式裝訂起來，要不裁邊，即“毛邊”，還要整齊……為買紙，他和羅大岡一起跑了很多家店鋪，又要經濟，還求實惠，可大都不理想。最後羅大岡想到了一種韌性較好的薄吸墨紙，一試之下，大為滿意：“這種紙真妙，鉛字印上去墨色像從裡邊長出來似的，特別平整……”“果然很合適，結果花錢不多，印出來的三百本小書卻不十分寒磣。朋友們見到了都說印得很好……”這樣，卞之琳就在自己大學畢業前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為他以後的文學道路，奠下了一個極為有益的基礎。

因為是沈從文出資印出，《三秋草》的版權頁上卞之琳印上了“發行人：沈從文”的字樣；書店還是用了先前要出版《群鴉集》的新月書店，時間是1933年5月。那時印一本書的時間，還是蠻快的。此時雖然新月書店幾乎支撐不下去了，可這批三百本書，還是交給了他們代售。由於印製早而少，如今要找到這冊小書，已經很不容易了。

沈從文專意寫出《卞之琳浮雕》

1934年，已經很少作詩的沈從文，專意寫出一首新詩《卞之琳浮雕》，對卞的作為和愛好作了別異的描摹：

兩隻手撐定了尖下巴兒，

心裡頭畫著圈子：

(不是兒戲，不是兒戲，)

“我再活個十來年，

或者這時我就應當死？”

說老實話生活有點兒倦，

唉，鐘，唉，風，唉，一切聲音！

(且關上這扇門，得一分靜。)

“天氣多好，我不要這好天氣。

我討厭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

這也許是沈從文感受到的卞之琳吧？或者卞本人不這樣認為，可是閱讀卞之琳的詩歌及其他作品，這樣的狀態倒是挺傳神的。

據資料記載，卞之琳後來還受到沈從文的照拂。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並不順當。沈從文知道了，便給胡適寫信，希望能通過文化基金會，給卞之琳一點可以發揮其特長的翻譯工作：“多數人都承認卞之琳譯書極認真，中文也相當好，外國文基礎也很好。人家都說他是這幾年北大出的好學生！現在做的事似乎不是他宜做的事，對自己無益，對學生也無益。教書不譯書對各方面都是損失。文化基金會每月出一百來塊錢並不是件困難事情，我希望您還能給他這個譯書機會，要他不必再教書。”(見《沈從文全集》18卷223頁)後來卞之琳確實獲得了為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會翻譯文稿的工作*，他本人說是自己的老師餘上沅推薦的。也許是，可見沈從文給胡適寫信為他尋找這份工作的事，並沒有告訴卞之琳。這樣的不張揚作為，真正為君子之風。

沈從文初闖文壇時，艱難異常，後幸得徐志摩、鬱達夫、胡適等人扶持，才漸獲聲譽，並終於成為一代文學大家。由於這段經歷，沈從文對文壇後學，多大力幫助，毫不吝惜精力或金錢。他的弟子汪曾祺說曾見到他為學生的作文寫的批語，有時超過原文；幫助文學愛好者把稿子往外寄，光郵費就是很大一筆。這裡，通過卞之琳兩部詩集的評介或出版，我們又一次看到沈從文這樣的無私推舉。

楊建民



*30年代中期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翻譯委員會之約，卞先生翻譯了英國最著名的傳記大師斯特萊契（Lytton Strachey，1880—1932）的名作《維多利亞女王傳》，董鼎山多年後回憶起來，還不禁驚歎其既信又達，“而在雅的方面，這書成了卞本人的文學作品，而又不失原文的準確性”。